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一百零一”与“一千零一”
标题中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两部文学名著。 “一百零一”,代表古代伊朗大诗人海亚姆的诗歌《鲁拜集》,因为这
部诗歌集正好一百零一首;“一千零一”则代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分别是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之作。更有趣的是,
《一千零一夜》受到了波斯文学的影响,它中间的故事,主要来自波斯故事集《一千个故事》;而《鲁拜集》在艺术形式方面(如韵律、节奏等等), 又受到了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因此,这两部名著本身,又是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相互影响和促进的极好例证。
我们在绪论部分已经讲到,阿拉伯波斯文化是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而且,在诸多的东方民族中,直接对欧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阿拉伯波斯文化。在介绍阿拉伯波斯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要花一点篇幅, 谈谈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关系。
七世纪上半叶,在亚洲西部发生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阿拉伯半岛上,处于氏族社会晚期的各部族,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很快征服波斯、拜占庭等世界大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就建立起了东起信德河西至大西洋的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伊朗人引为骄傲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 224—615 年),在阿拉伯圣战者的刀锋下结束了她的光辉历史,从此后,波斯开始了二百年被异族统治的历史。就文化和文学来说,一方面,被征眼的波斯民族,逐渐伊斯兰化; 另一方面,阿拉伯征服者又逐渐地波斯化。总之,阿拉伯与波斯两个民族的文化,是相互交汇、相互融合,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
阿拉伯与波斯文学的相互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在中世纪,所谓思想意识,主要就是指宗教和神学。一个民族,如果她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意味着她的整个意识形态都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首先要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出来。阿拉伯人给波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在半强制半鼓励的政策的推动下,伊斯兰教最终于十世纪末在伊朗人民中间获得了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歌颂与赞美真主的作品。请看下面这段诗:
仆人最好承认自己的过错, 在主的座前请求宽恕,
我们无论怎样对他赞美, 也比不上他的恩威。
他的仁慈的甘霖广大无垠,
他给我们的食禄无穷无尽。——萨迪《蔷薇园》
在这类表现宗教意识的作品中,还特别强调教徒自身的修养,也就是说,要排除内心的杂念,要修身养性,这种内心的修养,甚至比完成宗教仪式还要重要,诗中写到:
呀,朝拜的人们,你们向何处去?
意中人就在这里,快来这里,快来这里。意中人原本与你毗邻而居,
你为何还四野彷徨,到处寻觅? 你要朝拜那无影无形的真主,
主仆本在一身,天房是你们自己。
显然,阿拉伯人是以伊斯兰世界观作为统治波斯的思想武器。同时,波斯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高举起自己的旗帜,这旗帜就是在波斯人中间产生的爱国思潮——舒毕思想。什么叫“舒毕思想”?“舒毕”是阿拉伯语词汇, 意为“部族”。原来《古兰经》上有一段经:
人们呵,我创造了你们,把你们分成男女,把你们分成不同的种族和部族,愿你们互相了解,你们的尊严是安拉给的。
这段普通的经文,被波斯人加以引用,成了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波斯人引申这段文字的涵意,他们说,既然真主无一例外地赋予一切种族的男女以尊严,那么,不同的种族与个人之间,就不应该有贵贱之分。伊斯兰教(以及真主)应该属于所有教徒,不应该由任何种族或个人所专有,这样就从理论上剥夺了阿拉伯民族优越的口实,动摇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可以这样说,“舒毕思想”实质上是波斯人反对阿拉伯人侵略与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来读下面这首诗,
我的根基深厚,荣誉崇高, 我的语言如同锋利的钢刀。凭借它,我维护人的尊严,
哪个头顶王冠的人也休想来侵扰。
它所表达的就是波斯诗人的“舒毕思想”。
在“舒毕思想”的推动下,出现了波斯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王书)。
《王书》的作者叫菲尔多西(940—1020),出身于伊朗一个没落贵族家庭, 在波斯民族苦难深重而又不甘忍受折磨的政治气氛中长大。他的《王书》, 就是在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产生的一部民族英雄史诗。《王书》卷帙浩繁,结构宏伟,全诗总长二十一万行,描写公元 651 年萨珊王朝灭亡以前波斯帝国的历史传说,其中包括五十个国王统治的兴衰, 中间穿插许多曲折生动的传说故事。这部作品一向被誉为古代波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关于这部伟大史诗的意义,作者自己说得非常深刻:“三十年我辛苦不倦,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诗人的这两句评语,准确地说明了当年伊朗所面临的危险和《王书》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在诗人看来,他的祖国正处于亡国灾难之中,他的史诗中所歌颂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民,鼓励他们去争取民族的独立。
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波斯人争相把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还希望以统治者的语言保存本民族的文明精华。
公元 750 年,穆格法把印度《五卷书》的巴列维语译本经过加工,翻译成阿拉伯语,题名为《卡里来与笛木乃》,从而把这部寓意深刻的伦理道德寓言故事引进阿拉伯文学。由于这部作品内容生动,再加上译文优美传神, 很快就成了作家效法的典范,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位翻译家还把伊朗神话传说及历史著作《帝王纪》翻译成阿拉伯文。我们刚才提到的《王书》,它的第一种外文译本也是阿拉伯文译本。
大家都知道《一干零一夜》这部书,它的成书过程,也表明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密切关系。据专家们考证,这部世界级的名著,它的故事有三个来源,其中波斯巴列维语的《一千个故事》是其重要的来源之一。这部名著中某些故事带有浓厚的波斯色彩,其主干故事中的主人公仍保留了波斯人的名字。如山鲁亚尔意为“王”、“一城之主”,沙宰曼意为“当代之王”, 山鲁佐德意为“城市人之女”,敦亚佐德意为“世人之女”等。
波斯文学家还将阿拉伯文学中的人物,移植到本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来。杰出的波斯诗人内扎米最著名的爱情叙事诗《蕾莉与马杰农》,其中的情节与人物,都是取自一段阿拉伯、民间口头创作。这段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凄婉动人的故事,经过这位波斯诗人的生花妙笔,铺陈渲染,使得它胜过一千部爱情诗歌,使得它成为公认的世界名著,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伊斯兰化以后,大量的阿拉伯文词进入波斯语,于是,波斯语诗歌也采用阿拉伯诗歌“阿鲁兹”韵律。从诗歌形式上看,早期波斯诗歌的两种诗体,即“格绥德”与“卡扎尔”也都是源于阿拉伯诗体。所谓“格绥德”是一种颂体诗, 为宫迁诗人所广泛采用,适于表现庄重严肃的内容,多用于歌颂英雄,描写战争,欢呼胜利和哀悼亡灵。而所谓“卡扎尔”,本来是“格绥德”体诗歌的开头抒情段落,后来逐渐分化独立,成为一种通用的诗体。“卡扎尔”这种诗体形式短小灵活,适用于表达瞬间的感情,也适用于描述某一场景或风光。这种诗体在波斯诗人笔下得到高度发展,成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
十二世纪以后,“卡扎尔”这种诗体的普及程度逐渐超过了“格绥德” 及其它诗体,而成为波斯诗歌的主要形式。一直到今天,这两种形式仍然在被使用。除了诗歌的韵律与形式之外,波斯散文中韵文的对仗与压韵规律“萨治”,也是从阿拉伯引进的。波斯作家利用这种形式创作了许多优美典雅的散文作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萨迪的名作《蔷薇园》,还有安萨里(1005
—1088)的《心声》,都是韵文作品的典范。
谈到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的关系时,有一位埃及的著名学者使用了“借贷”这个词。他指出:“假如硬要说有个民族向别的民族借贷了什么,那这个借贷者决不是阿拉伯民族,恰恰是波斯民族,正是它求助了阿拉伯民族。” 他还说:“回历一、二、三世纪,在波斯吟诵的都是阿拉伯诗歌,⋯⋯阿拉伯文学取代了波斯文学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一个波斯人,若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就必须懂得阿拉伯语⋯⋯波斯人一开始就在模仿阿拉伯人,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作诗的技巧和从事科学的办法,或许你们已经察觉到波斯诗歌流传至今,乃至未来,靠的就是阿拉伯诗歌的韵律。”
埃及学者的这番话,说对了一半。从文学的形式因素来看,波斯人的确学习并运用了阿拉伯语,而且采用了阿拉伯诗歌的韵律。根据这一事实,可
以说波斯文学是阿拉伯文学的借贷者。但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一种语言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内容,利用同一种韵律可以创作出思想倾向截然不同的诗歌。波斯文学“借贷”了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却表达了反对阿拉伯侵略与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想。波斯人用阿拉伯语所创作的诗歌,洋溢着爱国激情,当读者为这激情所感染时,就不会过分强调阿拉伯文学对波斯文学的影响了。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埃及学者发表了比较公允的意见:阿拉伯人受波斯文学影响特别深,这也是限制他们接受希腊文学的一个原因。因为波斯人已溶化于阿拉伯国家之中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亲睹波斯人的社会生活,并知道很多东西,对于波斯人的文学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接受。一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另一方面,我们考察各民族文学的关系,要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点上着眼。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东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才能够把握东方各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在考察了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相互关系之后,我们来分别探讨波斯文学与中国、阿拉伯文学与中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