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朝鲜的“诗圣”

中国唐代有三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王维是“诗佛”。他们三人中，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最大、最持久的，还是杜甫。可以这样说，杜甫既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诗圣”，也是古代朝鲜人心目中的“诗圣”。

前面已经说过，朝鲜的古代文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三国并立及新罗的统一。杜甫的诗歌，大概就是在统一新罗时传入朝鲜的。在统一新罗时期，朝鲜派遣许多留学生留学唐朝，然后通过这些留学生向朝鲜介绍已经成熟了的唐诗。唐朝太宗时贞观十三年增设“大学”允许外国弟子入学，至唐文宗时，朝鲜来唐留学的学生多达一百零五名，这些留学生对李白、杜甫的诗很感兴趣，回国时便将杜甫的诗带回朝鲜。从统一新罗时开始，到高丽中叶，杜甫的诗在朝鲜已广为传诵了。

时至李朝时期，杜甫的诗因为和当时在朝鲜流行的“崇儒斥佛”思想相符，则得到更加广泛的流传。1481 年，杜甫的诗集《杜工部诗谚解》分十九卷被翻译成朝鲜文出版，这件事意义重大，通过这部翻译的诗集，具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杜甫的诗，以它真实感人的形象，更广泛地深入到朝鲜人民的心中。杜甫的诗传入朝鲜后，不仅影响朝鲜的诗歌创作，而且对朝鲜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不仅影响朝鲜的汉诗，而且对用朝鲜语写作的时调和歌辞也有较大的影响。下面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在每一个时期，选取一位有代表性的朝鲜诗人，来详细地介绍诗圣杜甫对朝鲜古代文学的影响。先说新罗时期。新罗时期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崔致远（857—？），他也是

朝鲜汉诗文学的鼻祖，他的诗居于他自己所属时代的文学高峰。崔致远年仅十二岁就到唐朝长安留学，十八岁时应科举状元及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因而名声大振，深受唐僖宗宠爱。崔致远在留学唐朝期间写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公元 885 年，二十八岁的崔致远回到了他日夜怀念的祖国，一回国就被当时朝鲜的统治者委以重任。四十二岁以后，崔致远隐入海印寺，作了出家人。他何时逝世，不得而知。

我们将崔致远和杜甫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诗人，思想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杜甫受到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民要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首先当代的君主要成为象尧舜那样的圣明天子，“终年忧民”。崔致远对自己国家的君主也是抱着同样的希望，也希望他们能够“终年忧民”，救民于水火之中。然而，当他雄心勃勃地从长安回到祖国时，国内的情况却使他非常失望。社会的、阶级的矛盾十分尖

锐复杂，独占国权的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面对这种种社会弊端，忧国忧民的崔致远写了不少现实主义诗篇，讽谏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比如他的诗《江南女》，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骄奢淫逸的富家妇女的生活和日夜劳作倍受虐待和蔑视的贫家女子的生活。富家妇女过着寄生生活还嘲笑贫家女子：

终朝弄机杼，机杼纵劳身，罗衣不到汝。

当然，这些诗句借富家妇女之口，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思想：社会的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自然地使我们想起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诗句：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同样是写织女，同样对劳动妇女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对统治阶级表现出批评或批判的态度。

我们在前面谈到高丽时期的代表诗人李齐贤。李齐贤二十八岁来燕京（今北京）留学，一直到五十四岁才回国，在中国逗留了整整二十六年。因为他在中国留学的时间长，所以，他对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文学以及社会状况都非常了解。他在参观了杜甫的故居之后，写到：

百花潭上但荒烟，秋草犹想君家。

屋鸟好记当年远道，华发归来妻子冷。短褐天吴颠倒，卜居少尘事。

留得衷钱买酒，寻花被春恼。造物亦何心，枉了贤才长羁旅。

浪生虚老却不解消，磨尽诗名百代下，令人暗伤怀抱。

——《杜子美草堂作，洞仙歌词》

李齐贤在这首诗中，以沉痛的心情回忆了杜甫的一生，回忆诗圣如何从战乱中逃脱，如何投奔唐肃宗并被任为左拾遗，又如何因力谏触怒了肃宗而被放还奉先县探亲⋯⋯从这位朝鲜诗人充满伤感气氛的描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杜甫曲折坎坷饱经忧患的人生际遇，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诗圣的敬慕与理解。杜甫的山水诗是写得非常精彩的，比如他的《秋兴》、《江汉》、《宿

江边阁》等等。而李齐贤在自己的山水诗中也显示出同样的才华：

万壑烟光动，千林雨气通。

五冠西畔九龙车，水墨右屏风。岩树浓凝翠，溪花乱泛红。

断红残照有天中，一鸟没长空。

——《北山烟雨》

朝鲜诗人的这首山水诗，写的是雨景，迷蒙淡雅，意境幽深，犹如在我们面前晨现出一幅烟雨濛濛的山水画。当我们在欣赏这幅“山水画”时，会很自然地想起杜甫的一首也是写“雨景”的诗：

暮春三月巫峡长，晶晶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防。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

杜甫的这首诗，同样为我们绘出了一幅烟雨迷濛的山水面，同样显示出山水诗“诗中有画”的艺术特征。中国古代诗歌十分讲究“诗中有画”，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汉字，为读者“画”出一幅幅图画。我们知道，诗歌和绘画是两种不同的种类，使用不同的表现手段，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诗歌用的是语言、韵律、节奏，而绘画用的是线条、色彩、构图。但二者又有着一个很重要的相通之处，那就是都要创造出艺术形象，都要表现出创造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我们看一位诗人是否伟大，是否真有才华，除了他的人格魅力之外，艺术方面的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的诗歌能否为读者展现意境幽远、引人入胜的图画，也就是看他的诗歌是否“诗中有画”。在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杜甫和朝鲜的李齐贤，都是伟大的、才华卓越的文学家。

最后介绍一位李朝时期的诗人。李朝时期，朝鲜文学圈内，学习杜甫的风气更加浓厚；而在众多的受杜甫影响的朝鲜诗人中，较为突出的是徐居正。

徐居正（1420—1488）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东人诗话》，是朝鲜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表作。《东人诗话》不仅对朝鲜本国自新罗、高丽以来的诗歌作品进行了比较，而且对中国唐朝以后有名的诗人、诗作也进行了比较。徐居正在比较研究中，阐明了每首诗的思想内容，具体分析了诗歌的韵律、文体、语言、节奏等艺术方面的特征。徐居正把杜甫视为“诗圣”：

古人诗不厌改，少陵诗圣也。

其曰：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屡经删改。

《东人诗话》171 页

可见诗圣的诗，也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才创造出来的。杜甫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诗之所以能千古不朽，与他创作时反复修改、勤于推敲是很有关系的。

徐居正还评论了杜甫的山水诗。他说：

洞庭湖和巴陵，为天下之壮观，诗人文人所谈诗中，杜甫之诗，首屈一指。又不若少陵：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杜甫五言绝句《登岳阳楼》中的两句。杜

甫的这首诗，描写了洞庭湖壮阔的风景、雄伟的气势，抒发了作者悲壮的情怀。在古今中外，所有描写洞庭湖的诗句中，没有谁能够超过杜甫的这首诗。就这一点而言，《东人诗话》的评论是非常准确非常有见地的。

其实，同徐居正一样，杜甫也是一位诗人兼文论家，杜甫也有属于他自己的文学思想。诗圣的文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戏为六绝句》中。这组诗大约是杜甫在公元 762 年左右创作的，在这组诗中杜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六朝作家庾信和初唐“四杰”。杜甫批评了当时一些轻薄文人对前人作品妄加讥评、嘲笑的不良习气，指出对前人的遗产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主张要继承前人优秀的文学传统，具体地说，就是要继承和学习《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在唐代初年，有一些作家和理论家热衷于六朝华丽词藻的形式主义文风，陈子昂站出来大胆地批判形式主义，倡导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这当然是文学和历史的进步。然而，在这种批判中，又隐藏着否定艺术形式的倾向。杜甫指出，对陈子昂的诗文理论要作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要学习《诗经》和《楚辞》以来的优秀传统，不要热衷于六朝的形式主义；但同时，对六朝的作品也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比如，庾信的作品，就为骈俪文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杜甫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朝鲜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不仅是李朝的徐居正，前前后后有不少的朝鲜文学家都发表了他们各自对文学的看法。比如李奎报在一篇用五言诗的形式写成的《论诗》中，系统地论述了有关诗歌理论的一些问题。李奎报和杜甫一样，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认为一味地追求词藻的华丽，就会“斯文垂堕地”，就会导致“李杜不复生”的局面。李奎报还继承了杜甫主张诗歌创作要有独创性的思想，反对那种模拟、抄袭的文风。徐居正也反对诗歌创作中的模仿主义，也提倡发挥创作主体的独创性。他指出：“诗忌蹈袭。古人曰文章，当出机杼，成一家风骨”。我们前面提到的李齐贤，在他的文论著作中，也谈到了相同的观点。

从九世纪的新罗时期，到十九世纪的李朝时期，历史行进了十一个世纪。在这一千多年中，杜甫在朝鲜的影响经久不衰，杜甫作为“诗圣”，一直活在朝鲜人民的心中，活在朝鲜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与朝鲜，在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交往与联系是多么密切，这种相互影响的历史又是多么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