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与《诗三百》

《万叶集》是日本古代诗歌总集。关于“万叶集”的“万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叶”即日语的“言叶”，也就是“言语”之意，那么“万叶集”就是“万言集”了；有认为“叶”指时代，与我们常说的“中叶”、“后叶”同类，由此，“万叶集”就是“万代集”或“万世集”之意了；也有人认为“叶”指树叶，诗集喻为诗林，“万叶集”是“万首集”的意思。无论是“万言”、“万代”或“万首”，都强调了《万叶集》所收作品之多以及作品跨越时期之长。《万叶集》共有二十卷，收入诗歌四千五百多首，其中长歌二百六十五首，短歌四千二百零七首，旋头歌六十二首。所收诗歌，最早为仁德天皇时代（公元 5 世纪前半期），最晚是天平宝字三年（公元 759 年），成书于八世纪后叶，在时间上跨越了三个世纪。

作为日本古典诗歌名著，《万叶集》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万叶集》是用汉字写成的。当然，《万叶集》使用汉字的方法十分复杂，主要有下面三种用法：一是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使用，就是用相当于日语的汉字或直接用汉字书写，读则是日语的音；二是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即借用汉字的音来代表日语词汇的发音，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三是用猜谜的方法，象做文字游戏一样。此外，《万叶集》之中还有汉诗四首，汉文二十二篇。

第二，《万叶集》既然是一部有四千多首诗歌的巨型作品，那么就要进行分类，否则后人无法阅读和欣赏。《万叶集》的分类，采用了中国《文选》的分类法。《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是南朝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选的，因此也叫《昭明文选》。《文选》先按体裁分成大类，比如，“诗”是一大类，“赋”是一大类，“骚”又是一大类。每一大类，又按作品的内容，分为不同的小类，比如，在“诗”这一大类中，又分为“游览”、“赠答”、“挽歌”、“杂歌”等若干小类。《万叶集》借鉴了《文选》的分类方法，分为挽歌、相闻歌和杂歌三类。挽歌是关于死亡的歌，即悼念死者及辞世之作。相闻歌则“正述心绪，寄物陈思”，是表现人们情感交流的歌，包括君臣、父子或兄弟之间，更多地则是描写夫妻或恋人之间的爱情之作，类似于《文选》的“赠答诗”和“情赋”。其它内容的诗则归入杂歌，其题材范围广泛，四季风物，宴饮狩猎，皆属此类。谈到

《万叶集》与《昭明文选》的关系，还要补充一点。《文选》所收集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万叶”一词，有时为“万代”之意，有时形容诗文众多茂盛，日本的诗人们在取“万叶”作本民族的诗歌总集之名时，显然是兼采二义，合二为一。

第三，《万叶集》诗歌的结构，有不少地方是对中国诗歌的模拟或摹仿。

《万叶集》中有些诗歌带有用汉文写成的“序”，比如，大伴旅人的《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在三十二首“梅花歌”之前，有一百多字的“序言”，记叙了作者写作的时间、地点、时令、心情以及写作的心理动机。诗歌而有序，最早起源于中国汉代的古诗，如流传千古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原名便是《为焦仲卿妻作并序》，这是古诗中第一篇有“序”的乐府诗。《万叶集》的诗歌带序，显然是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万叶集》的“诗歌带

序”，不仅在形式上模拟了汉诗，而且在“序”的内容方面（诸如篇章布局、遣词造句、气氛烘托、心情表达等等），与汉诗也有相似之处。至于诗歌本身的结构，其相似之处就更多更显著了。比如《万叶集》卷一《天皇登香具山望国之时御制歌》，一共七句，开头三句写作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处），中间二句写作者视听范围内的情景（所见），最末两句写作者的心情与感慨

（所思），《万叶集》中行旅、登高一类作品，常用这种三段式的结构手法。追根溯源，这种“所处——所见——所思”的三段式，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写景抒情、登高述怀一类作品常用的布局手法。比如众所周知的崔灏的《黄鹤楼》，起首两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诗人之“所处”；中间四句写汉阳树写鹦鹉洲，为诗人之“所见”；收尾二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有人愁”则是诗人之“所思”。

以上从“文字使用”、“作品分类”和“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概述了日本的《万叶集》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为了更透彻更细致地了解日本古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的相互关联，我们来将《万叶集》同《诗经》作一点分门别类的比较。

1，历史地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收集了周初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合乐歌词。《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她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影响。同样，《万叶集》作为日本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对于本国的文学也有着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两部文学巨著，在各自民族的文学乃至文化史上，有着大至相同的历史地位。

2，时间跨度。前面已讲到，《万叶集》所收集的诗歌作品，其创作的时间，跨越了三个多世纪，共计四百四十多年；而《诗经》的时间跨度，大约有五百年。巨大的时间跨度，决定了这两部作品，在历史容量、思想内涵、人生画面、人文景观、美学尺度等等方面，均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她们既是艺术作品，又是对各自民族之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军事、外交、农业以及民族成员之日常生活的真实的艺术记录。

3，作者构成。《万叶集》和《诗经》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有着数不清的作者。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其数量之多，身份之复杂，地位之悬殊，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比如《诗经》的作者，既有天子诸侯的贴身近臣、史官、武将，也有猎手、农夫、弃妇、乞丐，既有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也有落魂失魄的怨男怨女⋯⋯《万叶集》作者的构成更加复杂：上至天皇、皇后、皇子，下至官吏、僧侣、文人学士以及农民、工匠、商人、浪人、游女⋯⋯

4，题材特征。如此众多的作者，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有着各自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因此，将这些作者所写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必然构成题材上的重要特征：广泛、多样、复杂、丰富。读中国的《诗经》，既能感受到上层社会的腐败贪婪、相互倾轧，又能感受到下层官吏的落落寡欢、忧愤不平，更能感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贫穷、艰辛、困苦、无助。读日本的《万叶集》，我们可以看到“班田制”下农民饥寒交迫的惨状，也可以看到被征调而远离家乡的防人对恋人的思念，还可以看到皇族内激烈的派系争斗和宫廷内的苦闷与哀痛，还可以看到东方女子缠绵的情意，富士山迷人的风光。

5，写实风格。《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和代表作，诚如中国

古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说：“风雅之作，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诗经》中的优秀之作，言志抒情，针砭社会，讽刺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并不是骚人墨客的无病呻吟，也不是达官贵人的假意虚情。写实，也是《万叶集》的风格，集子中的作品，反映社会生活而不加粉饰，吐露真情实感而不扭怩作态，读者从一首首和歌中，能听到歌人的心声，能感受到歌人脉搏的跳动。除去奈良中期以后的宴饮、相闻、季节歌以外，《万叶集》的大部分和歌都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素材，真实而真诚地抒情写意，而不是着眼于营造梦幻、臆构虚境、陈述空想。

6，民歌味道。两部作品都有很浓的民歌味道，《诗经》中的《国风》，本来就是当时的采诗官，在各个诸侯国中采集到的民歌；《诗经》中的《小雅》，也有一些和风诗相近的作品。这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的歌谣，纯朴、直率、真挚。比如，同是恋歌，既有大胆坦诚的表白，也有微妙细腻的心理活动，还有弃妇赘婿的悔恨与愁怨。《万叶集》中，卷十四的东歌，卷二十的防人歌，卷十三的歌谣，都是产生于水滨山乡的民谣。这些民谣，直接使用方言的乡音，直接抒写社会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还能感受到日本劳动人民纯朴、诚挚、善良的情怀。

7，比兴手法。“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以此物比彼物；兴，就是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的首篇《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起首两句，既是“比”，又是“兴”。用洲中睢鸠这一“他物”，引出诗的爱情之词，这是“兴”；用睢鸠快乐的鸣叫，来比喻“君子”与“淑女”的爱情追求，用睢鸠这种情感专一的水鸟，来象征人世间的伉俪之情，这是“比”。《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用了比兴手法，所以汉代的《毛诗序》（一篇关于《诗经》的重要的评论）讲诗之“六义”时，专门谈到了“比”和“兴”。日本的《万叶集》，不仅也采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而且有些作品同样用“睢鸠”来比来兴。请看这首《寄物陈思》：

睢鸠在海滨，大海茫茫波涛涌，拍岸浪纷纷。不知你亦往何方，我的心上人。

同样是描写爱情，同样是用鸠睢来比兴，不同之处，只是将睢鸠从河之洲移到了海之滨。再看这首《悲别歌》：

睢鸠在河洲，洲畔有条离岸船，架起船去远。心上人儿可在船，日后难相见。

用“睢鸠”引出“离岸船”，又由“离岸船”引出“心上人”，虽说是更曲折的起兴，但同样是借用了《诗经》的艺术手法。

日本《万叶集》与中国《诗经》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以上七个方面。

《万叶集》成书之时，正是我国的唐代，正是我国的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读《万叶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是怀着怎样的文化兴趣和艺术欲求，如饥似渴地学习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文艺作品。他们写的诗，象《诗经》一样清新明快，一唱三叹，像唐诗一样意象丰富，节奏流畅；他们作的文，骈四俪六，辞采华艳，颇具齐梁遗风⋯⋯日本的文学艺术家为了吸收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汉文学的影响，又大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