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部门

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 3/4——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 6%，产业工人的 7%，工业总投资的 4%，电力的 4%。①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 1940 年，食品价格远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

利润幅度高。在 1942 年 3 月滇缅公路被封闭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

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②这些有利因素导致 1943 年以前

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 12），而工业生产量在 1938 年至 1945 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 12%。1944 年棉纱、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 5.3%、8.8%和 5.3%。①更有甚者，1943—1944 年工业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 年生产显著下降。表 13 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况。1939 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然下降。大约在 1940 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②这些小规模的薄利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 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 928 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 82%。

虽然 1943 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 1940 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

首次引起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 1943 年 9 月以后的工业危机。③通货膨胀

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 1938 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④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 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 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回。有时光是

表 12 中 国 非 沦 陷 区 的 工 厂

①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23 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下册，第 659 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

第 258 页；《中华志，1937 年— 1943 年》，第 437 页。

①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 109 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第 94 页。

②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 39 页。

③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79 页；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5 年 7 月 1 日），

第 32 页。

④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 239—240 页。

1936 年

及以前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开办日期

合计

不确定

设厂数 a 300 63 209 419 571 866 1138 1049 549 102 5266

按 1937 年货币

计算的新工厂投117950 22166 86583 120914 59031 45719 9896 14486 3419 7317 487481

资 a （千元）

实际开工的工厂— — — — 1354b — 2123c — 928d —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1. 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 1 日），第 206 页。

1. 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 47

   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2. 《中华志，1937—1945》，第 433、41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 系 1942 年

   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

的工厂（98）和到 1942 年 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d．《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两类。

资料来源：

1. 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 卷第 3 期（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0 页。

2.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110 页。

3. 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

   年》，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5 年》，第 214 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是，资料 c 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 a 和 b 两者确实表明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 1940 年和 1941 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月升高 13%，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 年占同类资本的 86%——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

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 30 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 3 卷第 1 期（1946 年 1 月 1 日），第 206 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 47 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 年》， 第 433、44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 1942 年 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 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 1942 年 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 年》， 第 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只是 1938—1939 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投机。①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表 14 （1938 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0 页。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 20 年代以前—— 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 1940 年，只有大约 42000 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 1940 年每月大约有 10%的熟练工人，18%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 年 5 月， 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 23%。这种惊人的不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 60—85%。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是在上海时的 1/3。

①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 1942 年以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 41 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 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85 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 55—56、112 页，表 58；陈达：

《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 1 卷第 4 期（1948 年 8 月 1 日），第 17 页；李紫翔：

《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 43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 20—

28 页。

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②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 1938 年 12 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 1941 年 10 月， 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失败”③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 1942 年 10 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 1943 年 1 月 15 日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专卖。从 1942 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响日用必需品

（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出口品

（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①。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 年平均为14%，1945 年平均为 67%。②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 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

—不种棉花而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 年，生产一吨铁耗费 35000 元；政府的铁价为 30000 元一吨。1944 年，开采一吨煤的费

用从 1870 元至 5000 元不等；煤的限定市价为 1200 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

15000 元；但它只能以 12000 元出售。①

最后，1944—1945 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 1/4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 15%以上。它还切断了国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 79 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 8 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 25 期（1944 年 3 月），第 11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

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 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36—37 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 135—137、345—349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345—346 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 149 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 7—9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 217 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37 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3 月 15 日），第 72 页。

缩，引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一种迹象， 1944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 55%开工。重庆80—90%的钢铁厂在 1943 年春到 1945 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 年 320 家机械

厂中有 50 家倒闭；主要的煤产地嘉陵江地区 250 家煤矿中，大约有 185 家在

1943 年至 1945 年间倒闭。②

到 1945 年 3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 年矿业生产只是 1942 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1944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13）。

①

1944 年 11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 年 11 月与 1945 年 5 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 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 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 1942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17.5%，资本的 70%， 工人的 32%和马力的 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府银行。1935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到 1944 年 12 月，它经营 92 个工业单位——33 家工厂，38 个

矿和 21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11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从 1938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 年和 1944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141、 316 页；

《商务日报》， 1945 年 1 月 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 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315—317 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 1940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 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 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 227 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 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 34—37 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

本》，《经济学周报》第 4 卷第 6 期（1947 年 2 月 6 日），第 9—11 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85—12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