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 20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 1928 年成立②时，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 1928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 1925 年首次提出的。1927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 1927 年 2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

② 国民政府成立于 1927 年 4 月——译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 129 页，又 130、149—151、155 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 1933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

（1928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1929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 1934 年辞职；1934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如，1928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1931 年，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1935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 拨款 300 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 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

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106—109 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 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 130、209、120—211 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2 卷，第 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 1933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 1937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17000 人，而农、工、医、理合在一起只有 8000 多一点，②但到 1937 年，文科的人数为 15227 人，而理、

工科则为 15200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1933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费有 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10%。1934 年，中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 32.5%，公债还本付息占 24.1%。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 1929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学生 1000 至 2000 人，月拨款为 15 万至 16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 3500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 9 万元⋯⋯。③

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39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126 页。

④ 同上书，第 125 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25、138 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130 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503 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3—176 页。

② 同上，第 175－177 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 1928 年至 30 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9 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 年后，国民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 1931 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 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

化，发展为 30 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所激励，势必在 1935 年和 1936 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

1934—1935 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 4），表明高等教育自 1922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 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 年后从 5 所增加到 23 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 1934 年，上海在全国 110 所高校中占

24 所（21%），北平次之，占 17 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

学校数量最多，以 9 所（8.2%）居首位；广东以 8 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

表 4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 年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 191—201 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 年 6 月 27 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63 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第 5 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

《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 世纪 20 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 94－170 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 (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 504—514 页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 108 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模与教育部的 1934－1935 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 所；公立技术，2 所；省立，28 所；市立，2 所； 私立，52 所。这些总数可同 1928－1931 年院校 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 59 所，其中国立15 所，省立 17 所和私立 27 所；技术学校 27 所，其中公立 21 所和私立 6 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

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 年 8 月至 1931 年 7 月）》，表 1。

*中央政府直辖市。（1928 年 6 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 1 的图和

统计表 9。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1934 年各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我们表明了 30 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 1929—1930 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

低下，①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1934 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省籍的报表表明，有 945 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44%在省外国立大学就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①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动。例如，闻一多在 1926—1930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

大学，最后于 1931 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②

在民国成立后的 1/4 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1932—1933 年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 42710 名，1933－1934 年增加到 46785 名。③

1933 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 7311 名，1934 年为 7552 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

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 1935 年编制的

26 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1934 年每万人中只有 0.88

名大学程度的学生。④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 25 位的土耳其，1928 年（凯末尔

政权的第 5 年）每万人中有 3 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 1927 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 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1928 年 6 月 9 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 73—75 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 年）， 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 400 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100—101 页，表 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 73—101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4 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2 部分，“表”，第 2—3 页，表 1，《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 1928 年到 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 年）居

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73 人，而日本居第 22 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9 人。

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①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②研究所一成立， 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他们的研究项目。③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 1929 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

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 20 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 19 世纪 90 年代发现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素来自工商部②于 1916 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的自然资源。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 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 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 20 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发掘，并于 1929 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

—1923 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 1928 年到 1937 年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7

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 1935 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 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 10 个研究所

的所长，同上，第 9—11 页。

③ 同上，第 33—36 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 （1978 年），第 17

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 190 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3 卷，第 67 页；和李济：《安阳》，第 34—48 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①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 1915 年至 1947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

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 300 多名毕业生，在 1924 年后帮助国家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 1921 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20 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②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 1931 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 1928 年的耶鲁博士，

他在 1929 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3 版，1977 年，第 3—18 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民教育、农业研究、图书馆及其他方面的事业，特别是在 30 年代。

③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 397 页。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31 页。

② 成志会出版了会史和会员名录，现在已不再是秘密。会员有冀朝鼎、蒋廷黻、 蒋梦麟、方显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邹秉文、翁万戈、晏阳初。据 1979 年 8 月翁万戈私人通信。

济研究委员会的委员。①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们都成为知名的经济学研究员。

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它具有财政独立和行政稳定的优点，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应何仿照伦敦经济学院制订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计划。为了办成研究所，何个人捐赠 500 元和自己的藏书，而 1929 年太平洋学会的 2000 元赠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这也标志着南开研究所图书馆的开始，这个图书馆后来以中国经济方面的藏品丰富而闻名。②这时伦敦的托尼教授来到南开大学从事研究，并在 1929 年—1930 年间的冬天讲学。③这样获得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中有高学术水平的证据，导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1932 年给

予一笔为期五年的资助。研究所得到这些帮助后，在 1937 年战争爆发及南开

校园被破坏前，出版了大约 20 种颇有见地的专著（包括大量的实地数据。）

④

康乃尔大学开创的土地利用研究，在 20 年代由卜凯等人在金陵大学继续进行，他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抽样数据展示了农艺技术的全部领域。从1934 年起，这项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继续进行。①

社会学在燕京大学得到发展，从社会调查开始，起初这是受基督教青年会一位干事的启发，这位干事在 1912 年组织了北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使

会员更多接触中国生活的现实。到 1915 年，这个团体已对北京 320 名人力车夫进行了首创性研究，这是对人类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小说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参看第 9 章）。1928 年燕京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学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农村建立了农村研究站。②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以这次社会调查为起点，在燕京继续为中国的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它在燕京的成长是由 1929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吴文藻领导的。吴在该校遇到步济时，并研究社会学。吴文藻的领导和规划以及派遣学生出国培养了一批发展本专业的主要人物。美国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访问燕京， 并在那里授课也刺激了它的成长。③

社会研究往往需要历史知识和制度知识的基础。陶孟和（1912 年获伦敦大学文学士学位）于 1928 年负责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的北平社会

①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36、39—40 页。方显廷指出， 张伯苓为南开大学聘请了许多有能力的教职员，“特别从他自己的团体成志会 的会员中聘请”。同上书，第 38 页。

②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41、42、45 页。

③ 同上书，第 45 页。托尼的研究写成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2 年）一书。托 尼又同 C.H.贝克尔（柏林）、M.法尔斯基（波兰）和 P.郎之万（巴黎）一起写了 一份国际联盟报告，题为《中国的教育改革》， 报告提出许多问题，包括美国教 育模式对中国的适应性。

④ 方显廷：《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七十岁的回忆录》，第 45—47 页。赠款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刚从美国回来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吴大业、李卓敏、林同济和丁佶。

① 见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又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这是一个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训练的本领域的带头人的著作。

② 在这项调查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项目代表步济时同许世连（音）一起工作。 步济时和甘博在 1921 年出版《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见江勇振：《燕京大学社会 系：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工程，1919—1945 年》

（未刊论文，1984 年，得到著者同 意引用）。又见戴维·阿库什：《费孝通与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③ 吴文藻的学生有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的著者）、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 义的社会学研究》的著者）和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的著者）；又见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的文化与人格》。

调查所。④该所研究人员除其他事务外，开始为社会和经济制度史查阅新开放的清朝档案。1934 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中国营造学社也从事实地考察。该社于 1928 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员（朱

启钤）建立，但在 1930 年前主要从事图书资料研究，此后才由两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培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养的同事刘敦桢领导该社的实地调查，以发现古迹——庙宇、塔、桥。在这里， 得到了引进的方法帮助的新的科学兴趣又一次导致了历史性的发现。①

表 5 1928—1940 年蔡元培主持期间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员

④ 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的档案。

① 见威尔马·费尔班克为梁思成著《中国建筑画史：其结构方式的发展和其形式演变之研究》写的序。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 33—36 页。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气象台——译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学——译者。

研究的资助

30 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业迅速扩大。中央研究院的 10 个研究所的所长（见表 5）是五四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严肃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由不同的研究和专业机构主办的科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见表 6）增加了好几倍；在主要期刊中有 9 种属地质学和古生物学，6 种属生物学，两种属气象学，两种属化学和化工，还有一种属物理学。①这些科学家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国科学放在与其他现代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并对科学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同时在地质学、有机和无机化学以及营养学等先进领域中，其进步受到工业化目标的直接鼓舞。②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树立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学术研究的高标准。

这里不可能评价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广泛的工作。（前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 1933—1937 年间曾任教育部长）。该部负责推行全国学校体制，开展识字运动，以及制订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的标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教育部无关，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得以从中央政府获得稳定的资金，负责资助高级训练和研究。由于基金会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活动不断扩大并渗透到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基金会在1926—1945 年的 20 年间拨款一览表显示，有 96 个机构，包括大学和学院、

研究机构和文教组织，得到总数达 24250893 元和 392795 美元的资助。表 6 主要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1916—1944 年）

①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91—198 页。

②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创办日期 研究机构 主要出版物

1916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

《地质专报》；《中国矿业纪要》；

《地震专报》；《燃料研究专报》；

《土壤专报》

1922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论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1926 中国气象学会 《气象学报》

1927 静生生物调查所 《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28 中央研究院相继建立的各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工程》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天文研究所

创办日期 研究机构 主要出版物气象研究所 《气象研究所集刊》

地质研究所

工程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

社会科学研究所

1929 动植物研究所 《动植物研究所集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

心理研究所

1929 北平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1930 镭学研究所

1932 药物研究所

1931 中央工业试验所

南开经济研究所 《南开经济研究所集刊》及专著

1932 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4 各大学研究室 各种专业，如《中山大学森林植物学杂志

（广州）

1940 中国地理学研究所

1943 生理心理学研究所 《中国生理学杂志》

来源：根据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第 188—189 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 7 页。

由该基金会发起或资助的项目有下列数类。①（1）从 1931 年到 1937 年

与国立北京大学直接合作，每个项目每年由此捐赠 20 万元以补助教职员薪金并支持他们腾出时间从事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大幅度减少了在其他学校兼职的教授人数；而教授们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北大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进，有多位杰出的学者被吸引来任教。（2）按照地理差异在沈阳、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选定 6 所主要高等师范学校，并设立理科教授职位。（3）向高级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资深造；这些资助（表 7） 是长期的，给予专业成就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数量有限的个人。（4）向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科学研究基金，以便在国内或国外接受高级培训。在 1928—1945 年共拨研究基金 723 笔，特殊奖金 3 笔（表 8），其中327 名研究人员在国内从事高级研究；在出国的研究人员中，208 名去美国，64 名去法国，56 名去德国，39 名去英国。他们的专业分布甚广，从农业和考古学，经植物学、化学，以及数十种其他领域，到动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在这期间收到 15 笔研究基金，而在人

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一个领域超过 10 笔。战争开始后，工程学作为颁奖领域崭露头角。（5）在中华基金会赞助下建立了一些机构和组织，其中有几个逐渐演变为科学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 1928 年为纪念基金会首任干事长范源濂而建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 年与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以及在美国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华美协进社。

教会院校的教师根据特长可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而另一个基金会，即哈佛燕京学社，则特别支持教会学校中的汉学研究。这个以哈佛为基础的机构于 1928 年由燕京大学负责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学院负责人（沃利斯·B. 多纳姆）发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学洪业领导下的汉学经典文史方面的学术培训和研究计划。目的是按照欧洲汉学采用的方法运用现代标准和装备（如索引）以促进在中国的研究。拨款还帮助其他教会学校研究汉学；基金还提供给中国学者在哈佛接受训练。

1931—1949 年间为大众所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起初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个特别项目，后来发展为一项中国文化的主要财富。①

表 7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基金，1930—1945 年

① 这一说明根据同上书，第 6—16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16—1936 年》，第 221、224 页。

① 到 1926 年，据报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是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176000 册），清华 第二（87000 册），岭南第三（68000 册），金陵第四（61000 册），以下是交通、南 开及其他。《中华年鉴，1926 年》，第 430 页。

来源：根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 8 页。

表 8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研究基金的专业分配，1928—1945 年

来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 第 10 页，表 1。

1928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出资建立北京图书馆，作为建立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步，把临时馆址设在北海公园，并任命袁同礼（1923 年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为馆长。三年后该基金会提供 1374000 元建造了一栋宽阔的新图书馆大楼，同时教育部建议北海图书馆与原国立图书馆合并；后一机构于 1909 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国翰林院和军机处大库转来的珍贵图书。这样，1931 年新楼落成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成立了。①袁同礼使北平图书馆成为中国图书馆活动中心，带头引进新技术，如编辑联合目录、联

① 任鸿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2—13 页。袁成（音）：

《袁同礼：赞颂》，第 53—54 页。

合期刊表、馆间互借、影印服务，与其他国家的机构交换资料以及交换馆员。

②此外，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发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图书季刊》、文献汇编，

以及汉学、文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评价。袁在 1925 年协助建

立中华图书馆协会后，在出版两种图书馆学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①袁和 30 年代其他有远见的图书馆员大力参与中国现代化，认为他们的作用对发展科学和现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 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它最终成为接受别国政府交换资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 年召开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由科学社和中国数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植物学等学会联合发起，在分组会上提出了 250 篇论文，其中大约 60%反映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财政资助的机构所做的工作。②

到 1937 年，学术界领导人物通过积极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政策，并在发展现代研究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③从表面看，中国似乎已经到达起飞点，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学和研究所里忙于学习和研究，并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30 年代中期大多数领导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名词——坚信进步是可能的。他们也是有意或无意仍保留儒家社会伦理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样相信他们有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任。在中国建立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校相比的学术机构，是大多数这些学术带头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习时，形成一个终生不渝的理想：为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应当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学术机构，如达到哈佛、牛津、剑桥、巴黎大学水平的大的国立大学，以及地区、省和国家级的公共图书馆， 后者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媲美。罗家伦在1927 年负责中央政治学校时表示，他想把这个学校变为四年制的学校，兼具伦敦经济学院和法国政治学院的特色。①有几年，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认为， 他们为现代中国所做的设计是颇见成效的。

然而，这个互相联系并紧密结合的学术带头人的世界的消极面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为全部学术机构是建立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势之上的。尽管这些科学家和学者竭尽全力从事机构建设，但把他们的目标转变成现实的机会却取决于他们左右政权的能力，1928 年后，这是指国民党。许多学术领导人参加过孙逸仙领导的共和革命，他们能依靠这种联系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工作；民族主义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共同语言和普遍情绪，它也能缓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与政府当局之间潜在的破坏性对抗。然而矛盾却时有表面化的危险，例如在国民政府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之间，关于控制基金会基金却有低度的然而接连不断的紧张现象出现。②

1933 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在中国突然出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

② 《袁同礼：赞颂》，第 55 页。

① 《袁同礼：赞颂》，第 56—57 页。

② 同上书，第 23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 3 卷，第 583 页。罗家伦：《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 见《逝者如斯集》， 第 146 页。

① 载《逝者如斯集》，第 146 页。

② 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223—224 页。

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国的效法者（见第 3 章），独裁主义的学说正在涌现，而五四运动的学术派虽然避开了革命政治，但决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们。这两种党派专政的持续对抗，使国民党动员和镇压的力量增强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杨铨（杨杏佛，1898—1933 年），他曾一度担任孙逸仙的秘书，毕业于康乃尔和哈佛大学，1919—1922 年任科学社干事，自 1928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总干事。在杨的众多活动中，他曾与宋庆龄一起投身人权事业，并曾帮助建立短暂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 年 6 月杨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外公然遇刺，凶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杀死。与 1913 年宋教仁被暗杀不同，

这次行动的指使者从未受到追查。蔡元培虽然在 1940 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但 1933 年后他选择了保持低的公开形象。①谋杀杨铨后，国民

政府开始了消灭江西的共产党的最后战役，并于 1937 年最终发动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时国民党的主要组织者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

总之，自由主义教育家在共和中国的成就，是在来自国内外的暴力尚未占优势的短暂时期取得的。学术界的领导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间工作，他们的相对成就足以助长他们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现实所支持。然而这种自信和共通的意识，在这些领导人与他们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数专家外，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和问题依然未被学术工作触及。黄炎培昔日是张謇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向需要职业训练者开放的自由选择；然而，因为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个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部份城市居民，而且 1928 年后职业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普通学校了。②30 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在陶行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和南京附近的一个模范县）等人领导下刚刚开始。③蒋廷黻，一位在清华任教的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开拓者，在1935 年向伦敦听众说，“我们有过失，在生活上脱离人民⋯⋯我们不能使自己被中国的乡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为农民领袖”。①

就学术界的领导人而言，使中国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现代化， 是一项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识更新和机构建设的任务。他们按照传统，相信学者有责任过问政府的政策。30 年代有关舆论的杂志中，《独立评论》是著名的。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的。包括许多学术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驌、陶孟和、任鸿隽、陈衡哲、蒋梦麟、蒋廷黻和陈之迈。编辑部会议每月轮流在一名成员家召开，讨论可能持续到深夜。编辑们对当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意见，适足以增强《独立评论》作为 30 年代早期中国自由主义改革家观点的发

① 见费正清：《专心研究中国：50 年回忆录》，第 71—76 页。艾伦·B.林登：《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和教育： 大学院个案，1927—1928 年》，《亚洲研究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1968 年 8 月），第 763—776 页提到蔡元培与陈果夫间的不和。

② 马戈·S.格武尔茨：《社会现实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 1927 年》，第 157—174 页。

③ 见孔斐力在本书第 7 章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述；又见吴相湘：《晏阳初传》， 第 3、5、6 章；和查尔斯·海福：《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哈 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3 年）。

① 蒋廷黻：《中国之现状》，《国际事务（1935 年 7 月 14 日）；关于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培养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专门人才，见查理斯·R.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 年》（马里兰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第 8、9 章。

言人的作用。②

对日战争的威胁形成了爱国的大团结。以前避免为南京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接受了蒋介石下面的职位。翁文灏和蒋廷黻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③（蒋梦麟战后也担任同样职务）。胡适出任战时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其他人则在重庆任职。

同时，平津地区的学生带头唤起国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 年 12 月 9 日

和 16 日反对成立由日本授意设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④的示威，再次使清华、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学校学生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①日本人发现大学生和培养大学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他们召唤北大校长蒋梦麟到使馆区的日本兵营，并指责他进行“广泛宣传”反对日本。蒋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绪自然会消除；蒋被迫表示个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②恐吓的努力失败了，但它预示了 1937 年 7 月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中国大学校园的野蛮破坏。

② 《独立评论》的主张的倾向在尤金·卢博特《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中华民国 的新文化自由主义者，

1919—1937 年》中有分析。

③ 翁文灏于 1935 年 12 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于 1936 年 3 月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译者。

④ 确切名称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译者。

① 弗雷恩：《战争序幕：1935—1936 年中国学生的反抗》；伊斯雷尔和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

② 蒋梦麟：《来自西方的潮流》，第 204 页。这个情节罗家伦《蒋梦麟先生传略》中也提到，见《逝者如斯集》，第 98—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