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 年 2 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 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 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 1941 年 3 月组织了民主政

团同盟，这是六个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 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 1942 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

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 年

9 月 14 日，附件一，第 1 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339，1939 年 2 月 28 日，第 1—9 页；高思致国务院：《川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 年 9 月 18 日附件，第 8 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1、19 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 56 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69、 174—175 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 1938 年 3 月 12 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 3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 1939 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①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 1940 年 12 月被捕。虽然他在 1942 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 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 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 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 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 38—55 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 年》，第 132－ 151 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 5 卷第 5 期（1941 年 1 月），第 210—213 页；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第 139—141 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19（1944 年 3 月 14 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第 6 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 年》，第 306— 308 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 106—111 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 1935 年的 1700 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 4—5 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 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 1935 年至 1945 年间

有 130 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 1944 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 年和 1941 年，那里庄稼歉收，而 1942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1942—1943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 300 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 300 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 100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 5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①

年》，第 386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0—347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议》，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08/1（1943 年 3 月 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2/8— 3144（1944 年 8 月 31 日），第 2 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 25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102— 106 页；董显光：《中

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180—181 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5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的“劳工营”》，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678（1943 年 12 月 24 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 91 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第 3、23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66—178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9—19 页；江上清：

《政海秘闻》，第 157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251，附件 1（《1943 年 12 月 26 日国务卿关于西安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2 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

1943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1943 年春，大约有 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 4000 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 1944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①

1945 年 5 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 1938 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 年 4 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

XL2032 （1944 年 9 月 4 日），第 1—2 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征募、待遇、训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 116311，第 2 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 3 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第 132 页；《胡上将宗南年谱》，第 118—121 页；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 194、199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21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理》，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002（1943 年 4 月 26 日），艾奇逊致国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 年 7 月 27 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 2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40（1944 年4 月 14 日），附件 1，第 3 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 年 4 月 25 日），附件，第 2—4 页；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 年 6 月 7 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第 1 卷，第

542 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 年 5 月 25 日，第 1— 4 页，《新官场现形记》；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101—102，109—124 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 年 4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105/93，第 2 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 1943—1944 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 1944 年 7 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 1944 年10 月 10 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 1945 年 1 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 1945 年 10 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 16、42 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7—1444（1944 年 7 月 14 日），第 2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第 492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6—347 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400（1944 年 5 月 8 日），第 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