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战争初期，1937—1938 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开战后于 8、9 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1 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 年 4

月逃向国民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 18 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化了（见表 15）。到 1939 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 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 年 7 月—1938 年 12 月）

洛川会议。陕西洛川， 1937 年 8 月 20 — 25 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延安， 1937 年 11 月 12 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治局会议。延安， 1937 年 12 月 9 — 13 日。 1934 年 1 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治局会议。延安， 1938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 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延安， 1938 年 9 月 29 日— 11 月 6 日。 1928 年六大与 1945 年七大之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 1942 年的整风会议和 1945 年 4—6 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 1940 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 10 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师的维持费 50 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279 页和引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