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信息经济与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的概念和范畴

信息被视为一种经济成分并且迅速形成信息经济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信息经济的形成是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知识、技术积累和发展并且极大地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里，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维持他们生活的物质财富已经充裕，甚至某些物质产品出现了生产过剩，而他们又发现之所以出现物质财富充裕形成过剩，其原因之一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

同时，人们感到超越物质的大量需求是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的精神需求，是信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产品。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信息经济开始形成了。

最早提出“信息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马克卢普（F.Mahchlup）教授。他在信息经济的经典论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它包括了教育、科学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施和信息活动等五个方面，并以大胆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工作测算出“知识产业”（即信息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据他的估计，在 1958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GNP）中有 29％来自信息产业。整个劳动者的投入 32％以上来自信息生产和活动。

1973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发展了“信息经济”的概念。贝尔认为发达国家已经从前工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最终到达后工业社会阶段。在新的社会阶段，经济活动的基本战略资源、工具、劳动环境、文化观念都有一系列的变化。1977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马克·波拉特（M.V.Porat）在美国商务部资助下完成了 9 卷巨著《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波拉特在马克卢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从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及信息的相关概念出发，首先把经济划分为两个范畴：（1）涉及物质与能源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领域；（2）涉及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的领域。其次，他给出了信息、信息资源、信息劳动、信息活动等一系列既有经济含义又能计量的定义。波拉特、马克卢普等人继贝尔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后，用具体的经济分析与数值计算，说明自 60 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已先后由工业化经济过渡到信息化经济，其主要标志是经济活动有一半以上已与信息活动有关。据测算，1967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 46％与信息活动有关；约有半数劳动力与信息职业有关，就业者收入的 53

％来自这类职业收入。波拉特的研究既表明了美国信息产业的不断增长，也进一步完善了信息经济的概念、方法及测算体系，使宏观经济指标与微观信息活动得到了有机结合。正因为马克卢普—波拉特的信息经济概念和测定， 不仅在理论上有体系，而且在实践中可使用，所以，他们的概念和方法目前被世界上广泛地使用。

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一书中以相对“物质经济”的概念而提出“信息经济”。霍肯认为，每件产品、每次劳务，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种成分。在传统的“物质经济”中，就整个社会而言，物质成分大于信息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占主导地位。而在“信息经济”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将占主导地位。未来的趋势将是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产品中物质同信息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并将进一步变化。未来的经济繁荣就取决于这种变化。

对于信息经济的确立，也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加以明确：区别一个经济时代，不是看它生产什么，而是看它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从这一角度来提出具体衡量标准，如果把信息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时代来看待的话，就有三个数量标准：（1）信息部门所占比重大于物质部门所占的比重；（2）信息部门所创造的产值在 GNP 中所占比重大小；（3） 信息劳动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小。如果这三个指标都超过 50％以上，才能视为信息经济占主导地位。

所以，对于信息经济的概念和范围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确定：

1. 从理论上看，信息经济是作为物质经济的对立物提出来的。即每件产品、每项劳务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个部分，如果在产品和劳动中物质部分所占比重大于信息部分所占比重，就是物质经济；如果信息部门所占比重大于物质部门所占比重，就是信息经济。一旦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就是信息经济，它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2. 从发展战略上看，信息经济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成分。不论国家制度和社会性质如何，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其差别只是在于其规模的大小。研究信息经济不仅在于对宏观信息经济规模作出定量的描述，而且还在于通过信息经济分析，使我们能够把握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有效地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规划。

3. 从规模经济上看，信息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它的最大特征是：从事和信息有关的就业人数超过社会全部就业人数的一半，具有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它可以通过信息的社会化、信息的现代化和信息的商品化三个形式表现出来。

4. 从数量上看，信息经济是在以农业和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之外，以信息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提供为基础的经济。信息经济成分是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向以信息为基础的过渡作为数量标志，定量地测算信息部门的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从事信息活动人员在社会劳动人员中的比重，是对信息经济规模的一个具体描述。

5. 从技术结构上看，当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并成为社会物质产业的主要支撑基础时，信息经济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信息经济并不限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本身，而是当信息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前提条件下，才能真正成为信息经济的社会。

概括地说，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资源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生产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来把握经济增长、社会产出和劳动就业的一种最新的经济结构。它被认为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最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二、信息经济的结构特征

信息经济既具有与其他经济一样的特征，也具有一系列它所特有的结构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的广泛应用，近些年来，世界信息经济的结构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信息经济的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信息经济的企业结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传统的企业结构都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而新兴信息企业结构都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 不但投资少，效率高，最终还将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全面发展。

2. 信息经济的劳动力结构是智力劳动型的。企业结构的状况决定着劳动力结构的状况，由于新兴信息经济的企业结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而以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软件编制人员等脑力劳动者为主的劳动力结构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传统体力劳动者将经过再教育成为新的脑力劳动者。

3. 信息经济的产业结构是低耗高效型的。这些以新兴科学知识和高技术为基础的尖端信息产业群，具有高效率、高增长、高效益和低污染、低能耗、

低消耗的新特点。在传统产业日益衰落的过程中，专业化、小型化的新兴产业却在迅速发展。这种产业结构及其技术结构的变化，将会使劳动生产率获得极大增长。

1. 信息经济的体制结构是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小型分散化的水平网络式的管理体制将代替集中、庞大而又互相牵制的传统金字塔型的体制结构，小公司、小工厂等横向组织将代替大公司、大工厂等纵向组织。信息经济的体制结构小型化和分散化，绝不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降低，而恰恰相反， 通过信息化，生产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上社会化了。

2. 信息经济的消费结构将是多样化的。传统工业生产是大规模的集中性生产，产品单一、规范化，虽然成套生产，但是品种少、规模单调，不能及时满足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由于信息经济的生产机动灵活、分散化，它所提供的消耗品将是更加丰富多彩，更符合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

3. 信息经济的能源结构是再生型的。传统经济的能源结构是非再生型的，如煤炭、石油等，消耗一点，就少一点，不能再生，而且浪费大、效率低、污染严重。信息经济的能源结构主要是再生型的，如太阳能、生物能、海洋能等，它们不仅可以再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有用、干净、效率高。

三、信息经济的测算

在当代，信息经济已成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化的进程对全球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要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程度和信息经济的态势，不能单凭抽象论证和主观推断， 必须要有相应的定量测算、分析和评估，这就要涉及到信息经济的宏观测算问题。信息经济的测算、信息社会化水平的衡量对于完善信息管理、开发信息产业、制度信息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许多方面都是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信息的宏观测度是一项具有很大实际意义的课题。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注重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强化信息管理，推进信息化进程，在借鉴国外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信息宏观测度的研究和实施，具有更紧迫的现实意义。

国外信息宏观测度的研究中，影响较广的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是从经济学范畴出发的以信息经济为对象的宏观计量。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波拉特、鲁宾（M.F.Rubin）等人作出了主要贡献，其中以波拉特创立的方法最为著名。二是从衡量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能力等来反映社会的信息化程度， 主要依据某些综合的社会统计数字构造测度模型。代表性的工作是日本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模型。此外，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IUP 方法、厄斯的三因子多参数相关分析法等。

（一）波拉特方法——信息经济的宏观测度

70 年代后期，波拉特在马克卢普所开创的有关知识产业的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信息经济测度方法。该方法能根据经济统计资料具体对信息经济进行分析和测度。波拉特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将信息部门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逐一识别出来，然后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两大类。一级信息部门指包括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二级信息部门指包括政府部门和非信息企业为了内部消费而创造的一切信息服务。

在波拉特的研究中，信息经济的规模是用信息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信息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这两个客观测算指标来反映的。

1. 一级信息部门测算方法

波拉特首先根据美国“国家产业划分标准”，将一级信息部门划为知识的生产与发明业、信息的分配与传递业等八大类 116 个小类。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对一级信息部门的产值进行测算。波拉特的研究主要是测算信息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故他主要采用测算 GNP 的两种常用方法：最终需求法和增值法。

我国国家统计局是采用收入法（要素分配法）来计算 GNP，具体公式为： GNP=劳动者收入（职工工资+职工福利基金）+利润+ 税金+净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其他= 净产值+ 折旧

我国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在测算一级信息部门增加值时，基本上都用收入法。

1. 二级信息部门的测算方法：

对二级信息部门增加值的测算非常困难。波拉特的方法是把不向市场出售的信息服务的价值看作是由提供这种服务所消耗的劳动力以及资本这两种资源的价值所构成的。即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由以下两个可测算的投入量构成：（1）在非信息行业就业的信息劳动者的收入；（2）非信息行业购入信息资本的折旧。

我国的各个研究案例根据波拉特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对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采用如下的近似估算公式：

二级信息部门增加值=二级信息部门劳动者收入+ 二级信息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值= 二级信息部门的信息劳动者人数×（人均工资+人均固定资产折旧）

1. 信息部门就业人数的测算

关于信息部门就业人数的统计，关键在于如何识别信息职业。波拉特从美国 442 种职业中归纳出五大类属于信息劳动和信息服务的职业，并根据典

型调查将 28 种混合职业按百分比划分出信息工作者。在此基础上统计出信息部门的就业人数。

（二）日本信息化指数模型——社会信息活动水平测度

日本学者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测度方法既能纵向反映某国（或地区） 的信息化进程，又能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信息化程度。

信息化指数测算方法是从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信息系数四个主要因素来体现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的。它具体包括 11 个变量，其模型结构如下图：

由于上述 11 个变量是不同质的量，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故首先需要转换成指数，最后求得反映信息化程度的总指标——信息化指数。

求最终的信息化指数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其一，首先将基年各项指标的值指数定为 100，然后分别将测算年度的同类指标值除以基年指标值，求得测算年度的各项指标值的指数，再将各项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项数，就可得到最终的信息化指数；其二，先分别计算出 Q、E、P、U 这四个组的指数平均值，即对每一组的变量指数值求平均值，再对分组的指数平均值求算术平均值得出最终的信息化指数。

第一种幂法实质上是一步算术平均法。11 个变量对最终信息化指数的贡献是等价的，即各变量的权重都相同；而第二种算法是二步算术平均法，4 个因子对最终信息化指数的贡献是等价的，但各变量对最终信息化的贡献是不等价的，同一组内的变量数越多，一个变量相对的贡献越小（或影响越小）， 即每一组变量的权重各不相同。显然，这两种算法的最终结果会有所不同。

（三）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模型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情报研究院 H.Borko 教授和该组织顾问、法国学者 N.J.Menou 主持提出的一种测度方法。1980 年11 月完成第一阶段工作，1982 年 11 月发表最终报告。

IUP（信息利用潜力指数）模型是多变量、多层次的信息环境评估模型， 包括反映一个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和信息利用潜在能力的各种变量共达 230 个。其中，27％反映国家的基本条件，20％反映信息的需求和使用，53％反映信息资源和活动。这 230 个变量按结构和功能两大方面进行分组，产生出

21 个结构组和 17 个功能组，分别属于 3 个结构子集和 6 个功能子集。

该模型的数据处理主要包括：（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出各变量的无量纲的值；（2）按不同的组合方式求其某一部分或全体的算术平均值， 即产生一系列的 IUP 指数，有的是分组的 IUP 指数，有的是总的 IUP 指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综合指数称作信息因子 IF—IUP 指数，是有关变量组加权平均的综合结果，其权重是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确定的。

（四）厄斯的经济——信息活动相关分析方法

厄斯的方法主要通过 49 个变量作相关分析，衡量每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其信息活动水平的相关性，然后确定以三个主要因子来衡量每个国家

的信息活动水平。这三个因子是文字传播总量（Written Communication）、技术（Technology）、图书馆（libraries）。每个因子下面又分多个参数， 这样就构成三因子参数模型。然后根据每个因子的分析结果对 87 个不发达国家进行排序、分类。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则按 GNP 值排序，以反映经济实力对信息活动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信息经济的测度方法各有其特点，有的方法已经在世界上得到了普遍应用。

波拉特方法的主要优点和特点是选取了经济学的角度和经济统计的语言。他首先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识别出信息行业，并开拓性地以定量方式反映出信息行业或信息劳动力在整个经济部门中的比重及其变化。特别是对二级信息部门的明确划分和测度更具创造性。波拉特方法对于研究信息产业与国民经济结构及其它产业部门间的明确划分和测度更具创造性。波拉特方法对于研究信息产业与国民经济结构及其它产业部门间的内在联系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但波拉特方法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如下不足：它对于信息活动、信息行业、信息职业等的划分尚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测算中所采用的某些方法和某些数据欠合理，如二级信息部门信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因而使测算结果的可比性受到影响；此外，波拉特方法的运算非常繁杂，对统计资料的要求也较高。各国在应用此法时都相应作了一些变通。

日本的信息化指数模型法则侧重从与社会信息活动相关的多个方面来进行测算。其优点是，该方法所用的统计资料较易获得，参数少，计算也较简单，所以实用性较强。同时这种方法将信息化发展进程的相对阶段和相对差距用量化的方式反映出来，在有较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情况下还可对今后的信息化发展趋势作出预测，而且通过细致的数据处理和对比分析，也可发现一些信息化过程中的结构失衡或缺陷。而该方法的主要缺点是：从理论上分析，该模型显得过于简单，不够全面。在信息环境评估的完整意义上，它只反映了某几个方面的信息环境状况（主要是社会信息流量、社会信息能力等），而信息活动的有些重要方面（如信息需求满足程度等）未能充分体现和包括在模型之中。此外，该模型采用算术平均得出综合的测度结果（信息化指数），未能适当区分出不同参数或不同因子的贡献大小，简单平均的算法其结果可能掩盖实质上的差异。同时，该方法的测度结果是无量纲的相对量，确立某一基准点前提下的相对比较值。该值只有相对的意义，无绝对的意义。而在波拉特测量中，结果是有经济学意义的绝对量。

IUP 模型是信息宏观测度迄今所运用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模型，它试图将各类信息活动中的有关参数都包括在一个系统内，因此层次多、参数量大、计算复杂，适用于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信息活动状况、信息利用潜力等的分析比较。IUP 方法在运用中，各层次的值都要经数据检验及专家论证等，因而较可靠。而且该方法比较灵活，使用者可根据情况、需要来选择和采用其中的部分参数。但现阶段 IUP 方法应用面尚不广泛。

厄斯的方法其意义主要在于相关分析，通过因子分析能概括出反映信息活动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主要因子，为构造模型进行分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依据。

四、走向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

人类社会在迈过了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之后，由于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做为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大至国家的发展战略、能源的开发利用、国际间商业贸易，小至某项新技术的引进、某项产品的开发，直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均离不开信息。信息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决定因素。信息劳动者的作用越来越大，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信息经济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

由于信息在今天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其经济特征和经济价值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重视。人们为了充分地获取信息，有效地利用信息，除了不遗余力地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建设高效能的信息系统外，还对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结构、信息的产生、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的经济机制、经济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信息经济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直接推动了信息经济学的创立。

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

（G.J.Stigler）于 60 年代初提出的。1961 年，斯蒂格勒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信息经济学》，成为信息经济学在微观研究方面的起点。

信息经济学在宏观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马克卢普在 1963 年发表了《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著名专题报告。波拉特于 1977 年发表著名专著《信息经济：定义与测算》。他们均把信息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之中，论述了信息的地位、作用。

此外，从 60 年代至今，世界上比较著名的信息专家、经济专家有 30～ 40 名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内发表过影响较大的论文和专著。1976 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 年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讨论会。1983 年名为《信息经济学和政策》的国际性刊物正式创刊，标志着这门学科已逐步在国际上确立。

（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虽然信息经济学这个学科自提出以来仅有近 40 年的历史，但是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却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保尔丁格教授所描述的那样：“知识产业的概念如同炸药包一样，会把传统经济学甩到半空。”各国学者围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所展开的探讨和研究日益深入和系统化，并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

1.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是以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作为分析对象的新兴经济学分支，是西方信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传统经济学将信息看作完全的、充分的、呼之即来的东西，如同阳光、空气一样，有用却不需要经济成本，因此信息一直不被看作经济学的对象。信息经济学用不完全信息代替完全信息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不仅不具备充分完全的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从而决策行为面临着不确定性。这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直接冲突。西方信息经济学正是从否定传统经济理论隐含的完全信息假设开始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1961 年斯蒂格勒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中，抨击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新概念，并呼吁从信息角度对全部经济理论进行清算。他还明确地

把信息与成本和产出联系起来。

1984 年，著名的经济学家 K.阿罗（K.Arrow）出版了《信息经济学》一书，把信息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分配联系起来，研究了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行统一的度量问题和一般化处理方法，他认为，信息在研究不确定性问题的领域内是很有价值的。M.勒姆特（M.Nermuth）则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这一概念来描述经济决策所利用的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使得不确定性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而具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这一领域主要着眼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因素而不是信息或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即用不完全信息代替完全信息，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是纯粹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搜寻及其成本；信息与资源配置；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分析；非对称信息和刺激机制的设计；信息与经济组织理论；新福利经济学等等。

1. 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经济学

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是一个既面向知识生产传输系统又面向物质生产流通系统的各类信息活动的研究领域，其目的是通过对一国经济中与信息有关的活动的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比例。这一领域由美国学者马克卢普开创，继而由波拉特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62 年，马克卢普首先提出“知识产业”的概念，分析了知识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特征及经济规律，阐明了知识产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对美国 1958 年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在马克卢普的基础上，波拉

特于 1977 年完成了九卷本大型研究报告《信息经济：定义与测算》。在这本书中波拉特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把信息服务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和第一二信息部门（政府和非信息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并用投入产出技术对 1967 年美国信息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据分析。他的工作为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定量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影响着世界各国对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各国学者纷纷效法，利用波拉特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对各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进行了测算，用数据向人们展示信息经济的客观存在而非脱离现实的虚幻理论。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成果为信息经济学在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增田米二则把信息经济学定义为关于信息产业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其宏篇巨著《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增田米二系统地分析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和信息生产力的特征，指出在信息时代产业结构将发生根本变革， 出现第四产业并将进一步向系统产业发展。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推动其他产业信息化。增田米二明确指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完全超出传统经济学范围的新经济学，它是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研究信息产业结构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

1. 情报经济学

情报经济学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进入学术殿堂是在 70 年代初期。进入

60 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成指数增长，情报的生产与传输系统不断发展壮大，足以与物质生产流通系统分庭抗礼。除了从宏观角度研究知识大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和贡献外，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

究情报生产、传输和利用的成本效益成为热点。情报经济学正是以非物质生产机构的信息活动为对象，着眼于专职信息服务机构（如各类图书情报机构、信息中心等）的经济评价，主要用成本效益方法评价这类机构的信息服务活动，分析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价值和效益。它属于情报学的研究范畴，主要目的是提高情报机构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1979 年，在海牙召开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专题论文集，其中英国学者威尔金森（J.Wilkeson）的论文《情报经济学

——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标准》针对情报界长期关心的成本效益评价问题，提出仿照传统的研究资本生产利用的经济学、劳动力利用和付酬的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建立计算情报价值、成本和收益的标准。

80 年代以来，情报经济学的文献大量增加，尤其是情报系统成本效益评价及其模型的构建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研究成果逐步系统化，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如金（D·W.King）主编、美国情报学会出版的《情报经济学重要论文选》，就是系统反映西方情报经济学重要成果的著作，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定价；情报价值。

芬兰学者雷波 1986 年以《情报经济学》为题的综述，是对近 20 年情报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综合评价。他概括了情报经济学研究的九个主题：

①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②情报价格；③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④ 情报传播的成本效益分析；⑤情报价值的案例研究；⑥情报服务作为增值过程；⑦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⑧情报与生产率的宏观经济研究；⑨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同时，雷波在评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情报经济学未来的三个研究主题：①国内外信息市场的基本信息；②情报界对服务的成本效益的认识；③组织内部关于情报价值的案例研究。

我国对于信息经济学和情报经济学的研究大体始于 80 年代。1989 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正式成立，说明了信息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近些年来，情报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一些专著也不断问世， 如 1991 年由马费成、王槐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情报经济学》，标志着我国情报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