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和商业

一、大城市的繁荣

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以及一些市镇也日益繁荣起来。到康、雍、乾时期，扬州、苏州、江宁、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等都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了。

扬州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因盐业而著称的繁盛都市。清初扬州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抗清斗争，大批人民惨遭屠杀，昔日繁华的扬州，变为断垣废墟。到了十七、八世纪之交，扬州盐业和其他商业，不但有所恢复，而且更加发展。

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之内， 河湖纵横，水陆交通方便，尤富渔盐之利。扬州城，不但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基地，也是清王朝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

到了乾隆年间，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夥也”。因此，扬州城，“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麕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③。

扬州“官盐”运销长江中上游各省。盐商通过残酷的剥削手段，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富者以千万计”。④到雍正、乾隆时期，扬州盐商已经成了囤积居奇，垄断专利的最大商业资本之一了。

扬州盐商与清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扬州大盐商安麓邨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 盐商江广达，捐了二百万两银子“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清政府极感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因此，清政府赏了他一个盐运使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

佐工需”。

这些声势煊赫的盐商们，“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金钱珠宝，视为泥沙”⑤，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化去二十万两银子。据说，为了讨好乾隆，八大盐商之一——江春，在扬州“大虹园”，一夜之间修了一座白塔①，这一传说可能有所夸大，但可以看出盐商们财力之雄厚。

由于盐业、漕运的发展，到乾隆年间，扬州商业十分繁盛。如供应富商大贾、达官贵人衣着的绸缎铺，集中在缎子街；供有闲阶级消遣的酒楼茶肆， 集中在北门桥、虹桥附近。②乾隆南巡到达扬州时，有“广陵风物久繁华”，

③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北京马神庙糖饼行行规碑》。

④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七二页。

⑤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九——七二页。

①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杭州绸纱绒缎料房业户条规碑》。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六三——三六四页。

“广陵繁华今倍昔”的诗句。③

苏州是我国明清以来工商业最发展的城市之一，丝绸生产尤其著名。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到明清之际，“苏城衡（横）五里，纵七里，周环则四十有五里”④，已成为很大的城市。到了乾隆年间，“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①如果每户以五口计算，郊区除外，仅城内不下五十万人口。

苏州城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②，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苏州画家徐扬所画《盛世滋生图》卷，共画有二百三十余家有市招的店铺，共有五十多个行业。除了本乡本土的产品外，还有川、广、云、贵、闽、赣、浙、苏、鲁等九省中外驰名的特产。如山东茧绸、濮院宁绸、汉府八丝、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芜（南京、芜湖）梭布、金华火腿、宁波淡鲞、南京板鸭，川、广、云、贵杂货、药材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康熙之后，由于海外交通方便，我国传统的丝绸、茶叶、瓷器大量出口。康熙五十五年，仅苏州一地，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至千余”。随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也必然伴随着洋货的大量入口，所以，到乾隆年间，苏州城， “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①，我们在徐扬的《盛世滋生图》上，还看到有两家悬挂“洋货行”市招的店铺。苏州洋货业的发展，到嘉庆中期，成立了洋货业《咏勤公所》。

国内外贸易的繁荣，苏州城市人口激增，于是出现了市区向城郊扩展的现象。阊门外南濠之黄家港，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到了清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②。南濠在明末时，“货物寥寥”，并不是一个热闹的地区，清朝初年以后，这里逐渐“人居稠密， 五方杂处”，到了“地值寸金”的程度⑤。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 康熙南巡时，“南濠为苏州最盛之地。百货所集，商贾辐辏”①，已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了。其他如苏州的盘门（西南门）、葑门（东门），在乾隆初年，还不甚热闹，有人把很华丽的房子“减价求售”，没有人购买；过了五十余年，即乾隆末年，这些地方，已经是“万家烟火”，象那样的好房子， 已经是“求之不得”了②。

南京（清朝名江宁或金陵）在历史上很早就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到了清朝前期，丝织业更加发展。乾、嘉年间超过了苏、杭，“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①。南京所产的丝织品名目很多，有绸、缎、纱、绢、罗等品种，质地优良，不仅供朝廷之用，而绝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六一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四九页。

① 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②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四十一页，《驱逐踹染流棍禁碑》。

①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觚令之解围》。

① 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首，雍正元年八月上谕。

② 《清稗类钞》第二册，《大虹园之塔》。

①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卷一、卷十三。

大部分供应国内外市场，故享有“江绸贡缎甲天下”的荣誉。 “机业之兴，百货萃焉”。由于丝织业的发展，作为“织户之附庸”的

其他一些工商业，也相应的发展起来。如绸缎的包装行业，以及与包装有关的纸坊，与染丝有关的漂染，和织机有关的机店、梭店、筘店、籰子绺、梭竹店，与织绸有关的挑花、拽花、边线等行业，都十分发达。②

此外如书坊，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都是江西人所开， “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又如南京的纸扇，也“素有盛名”， 全城“不下数十家”，但“张氏庆云馆”远近驰名，在扇骨上雕刻字、画， 有取红楼女名者”。“远方来购，其价较高”③。

在乾隆时代，据统计，江宁城不下八万余户，四五十万人口，“惟皖鄂两省人居十之七，回回户又居土户三之一”⑥。雍正年间，江宁“五方杂处， 街市宽阔，巷道四通八达”。每到夜间，“一更二更，街市灯火不断，正买卖吃食之时”。在秦淮河上，“客船游船，往来不断”①。乾隆年间，江宁的利涉、武定两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②道光初年，五亩园地方， “开设茶馆甚多，吃茶闲谈者百十为群。且悬挂雀笼，卖奉水烟”。④吴敬梓在所著《儒林外史》一书中，描写江宁的繁华时也指出：“城里几十条大街， 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可以想见其繁荣景象。

杭州是吴越的古都，也是南宋的都城。自宋元以来，成为我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因为杭、嘉、湖三府，“桑土饶沃”，“产丝最盛”。从而为杭州的丝织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杭州“杼轴之利甲于九州。操是业者，较他郡为尤夥”⑤。

杭州丝织业，集中于东城。“官局民家，凡为缯者”，“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到乾、嘉年间，“机坊、机匠，未有若此之盛者”。官营的丝织业，“恒以内务重臣董其事”；民间机户所织绸匹， 多运往国外，“以番舶日充贸易者，且遍于远洋绝岛，获利不资”①。因此， 在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②，“东园中，轧轧机声，朝夕不辍”⑦。

杭州的锡箔业也驰名全国。康熙年间，城内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一带，制造锡箔的“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锡箔这种迷信用品，“远自京师，抵列郡取给”③。锡箔有两种：一是银锡箔，色白如银；另一种是金锡箔（亦名黄箔），色黄如金。金锡箔的制作方法是用“银箔搭在竿上，用茅草、松柴发烟熏为度”而成④。

乾隆年间，杭州的机匠、染匠、锡箔匠以及桥埠脚夫等大多来自外地，

② 《嘉庆扬州府志》卷二，《巡幸》。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五册，《苏下》。曹自守：《吴县城图说》。

①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三，沈寓：《治苏》。

② 孙嘉淦：《南游记》卷一。

④ 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

⑤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中册，《芙蓉塘》。

①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中册，《芙蓉塘》。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宦迹》。

③ 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④ ⑤甘熙：《白下琐言》卷二。

“外郡人民在杭织机、捶箔、摩纸、挑肥营生者众多”。这些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不时的起来反抗，使地主官吏们极为恐慌。

杭州的其他工商业也十分发展，如茶叶、藕粉、纺绸、纺扇、剪刀等， 还有其他地方运来的商品，如湖州的毛笔、绘纱，嘉兴的铜炉，金华的火腿， 台州的金橘、鲞鱼等，“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⑥。因为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所以，福建、广东商人，也到杭州大量收买丝斤， 丝绸以及其他货物，“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运往世界各地①。

到康熙年间，杭州城已经是“广袤四十里”，有十万户人家，五十万人口的“东南重镇”了②，到雍正年间，杭州城更加发展，“城廓宽广，居民稠密”，自北关至江头，南北长三十余里③。

佛山原来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市镇。到宋代，已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市镇之一。到清代前期，佛山是“岭南一大都会”，“四方之估走如鹜”④， 工商发展十分繁盛。

佛山主要是一个手工业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是冶铁业，特别是铁锅的生产驰名中外。铁锅分为“牛锅、鼎锅、三口、五口之属，以大小分”。铁锅“贩于吴、越、荆、楚”等南方各省⑤，还大量向国外出口。据雍正年间统计， 外国船只大量贩运佛山铁锅。每只船“有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甚至五百连、一千连者”。每连重二十斤，有三口一连的，有五口一连的。这样算来， 每只船少者运二千、四千、六千斤，多者达一万、两万斤，一年“出洋之铁， 为数甚多”⑥。不久，清政府下令禁止铁锅出口。

佛山的铁线（即铁丝）也很有名。“铁线有大缆、二缆、上绣、中绣、花丝”等，“以精粗分”。“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 铁线经过加工后，再制成铁钉，“以熟铁枝制成，大小不一”。到道光时， “铁线行，⋯⋯为最盛，工人多至千余”；“铁钉行，⋯⋯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①。清人梅璿枢的《汾江竹枝词》描写佛山冶铁业在清代前期繁荣的情况，和冶铁工人的辛勤劳动，“铸锅烟接煼锅烟，村畔红光夜烛天。最是辛勤怜铁匠，拥炉挥汗几曾眠”②。

佛山也出产丝织品。但“纱以土丝织成，花样用印。生丝易裂，熟丝易毛，牛郎绸质重而细密，本于女红所自织”③，正因为用“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多不取佛山纱”④。

佛山除铁器业、丝织业外，其他商业、小手工业也很发展。商业如白糖、

⑥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①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二函，第六册，雍正七年三月，江南安徽布政使噶尔泰奏。

② 余怀：《板桥杂记》。

③ 喻德渊：《默斋公牍》卷下，《禁添设茶馆示》。

④ 杨文杰：《东城记余》卷上，《机神庙碑》。

⑤ ⑦《光绪仙居县志》卷十一，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⑥ 厉鹗：《东城杂记》卷下，《织成十景图》。

① 《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② 《治浙成规》礼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杭城救火抢火等各事宜》。

③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八，《土物》。

④ 《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城池》。

龙眼、荔枝干、陈皮糖、梅糖榄等“皆贾贩弥市”。小手工业如“灰炉、砖炉、土工、木工、石工、金工”，“钮、针、鞋、帽”、“门神、门钱、金花、蓪花、条香、灯笼、爆花”等，“皆终岁仰食于此”⑤。清代前期，佛山市面繁荣的盛况：是“万瓦齐鳞，千街错绣。棋布星罗，栉比辐辏，炊烟乱昏，灯火连昼”⑥，雍正时，已“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⑦，乾、嘉时， 店铺作坊如林，大街小巷共有六百二十二条①。

广州是对外贸易城市，“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②。从广州出口的中国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和土布；进口的外国商品，最初主要是毛织品、棉花、金属、香料等，十九世纪，鸦片才成为最主要的进口货。许多外国船只都从广州进港，十八世纪下半叶，每年约有几十艘，最多时达八十三艘（乾隆五十四年），到十九世纪初增至一、二百艘。也有许多中国商船从广州出口，往南洋各地贸易。由于广州的贸易繁盛，故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富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③。

广州的丝织业生产也很发达，从江、浙一带请来师傅传授，并且从江南贩运一部分丝斤和土丝混合织造，“广纱”、“广缎”，“质密而匀，其色鲜艳，光辉滑泽”，“苏杭皆不及，然必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⑦。广州的丝织工场都集中于上下西关、下九甫等处。

广州一带所产之物品，统称曰“广货”，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广州所产之“珠贝”、“玻璃、翡翠、珊瑚诸珍错”，不但供应封建王公贵族之用， 还大量卖与外商出口。

广州最繁华的地区在西城。这里“皆起楼榭，为夷人居停”④。另外，“异省商人杂处”，尤其是福建商人贩来的福建商品尤多⑤。南城“多贸易之场”

⑥。西角楼地方，“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

美者鳞次”，是地主豪绅，富商大贾游乐的场所。与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①，故有“东村、西俏、南富、北贫”的谚语②。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估计广州的人口已达一百万，“有机会到过广州，走过它的街道，看一下各街道熙攘的情景的人，就会认为此城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人”③。

⑤ 《康熙钱塘县志》卷七，《风俗》。

⑥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四函，第一册，雍正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奏。

⑦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佛山镇论》。

①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六，《物产》。

② 《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广东市政使杨永斌奏。

③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

④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五，《艺文》，梅璿枢：《汾江竹枝词》。

⑤ 《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十八，《物产》。

⑥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风俗》。

① 《道光南海县志》卷八，《舆地》四。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一，《艺文》下，梁序镛：《佛山赋》。

③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六函，第四册，雍正十一年三月，《广东巡抚杨永斌奏》。

汉口与武昌、汉阳鼎足三立，号称武汉三镇。后来逐渐合为一体。在明清之际就十分发展。据记载：“商贾之牙侩，丝帛之廛肆，鱼米之市魁，肥其妻子，雄视里闬，下至百家技艺，土木食工，⋯⋯趋利于阛阓者，又未尝不距相错，踵相接也”④。

汉口水陆交通方便，为“九省通衢”⑤。不但是湖北之咽喉，而且云、贵、川、湘、桂、秦、豫、赣等省货物“皆于此焉转输”。

汉口是淮盐的集散地。每年大批淮盐运来汉口，然后再供两湖、江西、四川、河南等省之食用⑨。当时汉口有“醝商”“咸数十处”⑥。典当业也很发展，乾、嘉时有“典商七十余户”，盘剥劳动人民。汉口也是米粮的集散地。它把两湖及四川之米汇集到汉口，然后再供应“江浙商贩之需”①，其他如桐油、铁炭等行业也很发展，早在乾隆初年，汉口“盐、当、米、木、花布、药材”等六行最大，各省商人都设会馆②。因商业的发展，作为中间剥削人的牙行，在乾隆九年时，“不下数百户”之多③。

乾隆时，汉口的仁义、礼智二道，“为通省极繁剧之地。商贾云集，五方杂处”⑤。武昌更为繁华，“水陆之冲，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南北两京而外，无过于此”⑥。

汉口在乾隆初年，已有“户口二十余万”。每天消费米谷，不下数千石⑦， 乾隆末年，有一次失火，烧掉运粮船一百余只，商客船三四千只，大火两日不息。一八一○年（嘉庆十五年）四月，又一次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烧毁“商民店户八万余家”⑧。由此可以看出汉口在当时发展繁荣的情况。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作为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京都达八百年之久。清朝前期，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北方商业贸易的著名城市。当时北京的交通十分方便，已经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伸向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网，这给北京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京最繁华的地区并不在达官贵人聚集的内城，而是在宣武、正阳、崇文三门外。那些富商大贾，拥有成千累万的资本，在三门以外经营工商业。到乾隆时期，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已经形成了商业林立，市招繁多，小商摊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的热闹去处。

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行帮商人手里。这些行帮商人，企图保持市场的垄断，防止外乡、外行商人竞争，纷纷为开会、存货、订立行规、统一度量衡而设立了商人会馆。乾隆时“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 以致引起三门以外地基房价的直线上涨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北京“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

④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疆域志》。

⑤ 《中国的货栈》（《Chinese Repository》），Vol.Ⅱ，1833，p.294。

⑥ 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① 《道光香山县志》卷二二，《纪事》。

② 《乾隆广州府志》卷十，《风俗》。

③ ④《道光南海县志》卷八，《风俗》。

⑤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

⑥ 琼斯塔德：《关于在中国的葡萄牙居留地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历史概述》，第二八四页。

⑦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一二○卷，武昌府部，《汇考六》。

⑧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

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佰倍于京师各门外”⑨。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官僚、地主、商人，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为了适应剥削阶级的需要，北京工商业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北京最发展的手工业，要算珐琅、玉器、雕漆、氆氇等高级奢侈品。与此相反，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当地很少生产，绝大多数仰赖全国各地运来北京。如土布来自山东和河北高阳，纸张来自安徽、福建、江西，烟叶来自关东和河北易县。因此，北京的商业比手工业发达， 专供统治阶级消费的手工业比劳动人民需要的手工业兴旺。在乾嘉时期，北京并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

我们上面所谈的只是八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发展的情况。此外如镇江，在康熙年间，“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①。芜湖在嘉庆年间，“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繦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②。江西景德镇，“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③湖南郴州，“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户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 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④山东济宁，“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或时值情滞，岂能悉得现银交易，不得不将货物转发铺户”⑤。河北宣化，“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河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⑦。厦门“人民商贾，番船辏集， 等诸郡县。市井繁华，乡村绣错，不减通都大邑之风”⑧。这些地方，已经是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中等城市了。

仅仅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不足造成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交换的扩大、大量货币的流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旧的生产方式起了腐蚀和分解的作用，而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起了促进的作用。

二、农村市场

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广大的农村中，经济作物的种植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作为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和某些作为商品的农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农村和一些大城市，必须通过农村的市场来集中，然

⑨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盐商》。

① 范锴：《江口丛谈》卷三。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七。

③ 《光绪武昌县志》卷三，《风俗》。

④ ⑥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奏疏，乾隆九年：《清厘牙行》。

⑤ 《嘉庆丹徒县志》卷二一。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乾隆十年，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⑧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汉口镇火》。

后再辗转运往各地销售。而大城市所加工制造的手工业产品，要销售到广大的农村，也运到农村市场集散。这样，农村市场活跃起来，发展起了大大小小的“行商”和“座贾”，也发展起了不少的家庭手工业和雇佣少量学徒工人的小作坊。这种农村市场和城市一起，遍布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商业网。它交流货物，调剂有无，在封建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朝前期，全国各地的农村市场，因地区不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其内容与名称也各有差异。

江苏、浙江的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农村市场，名为市（有些地方称行）镇。一般来说，“市”与“镇”相比，工商业发展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市”多是商贩和“行商”，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座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因为“镇”的工商业较发展，在经济上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至为重要，因而要设“官”以收税，设“将”以弹压。所以有人说：“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①。

如果“市”的工商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也可以上升为“镇”。如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八斥、梅堰，在明朝嘉靖年间都称市，到康熙二十三年，盛泽上升为镇，到康熙中期以后，八斥、梅堰也相继上升为镇②。而自明以来工商业就十分发展的震泽镇，到清朝，则由吴江县划出，而称震泽县了。③

苏、松、杭、嘉、湖是我国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农村市场，星罗棋布。许多著名的镇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些镇到清代才繁盛起来， 成为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集散地。

浙江湖州府的乌青镇，本来是乌程县乌镇和桐乡县青镇的合称。两镇原是隔河相望，相距十里③，到清朝前期，“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 居民相接”。后来“二镇联而为一”，“因合呼曰乌青镇”。乌青镇因水陆交通方便，成为江、浙二省，苏、嘉、湖三府，吴兴、吴江、秀水等七县的交通总汇。到乾隆年间，乌青镇工商业繁华，“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号称“南浙之门户”①。又如归安县之获冈镇，宋元时成市，明嘉靖年间遭倭寇焚掠。到清朝才恢复并进一步发展，雍正之后，“民物浩穰，烟户约三千数百家”②。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之濮院镇，宋建炎以前，原名永乐市，仅一草市。南宋理宗时，改称濮院镇③。清乾、嘉年间，“居民务织丝绸，亦业农贾，商旅辐辏”。发展成户口万余家的大镇⑤。善化县之枫泾镇，原名牛村市，元朝改枫泾镇，清朝康熙年间，发展成为棉布及染踹中心，乾嘉年间，“物阜民殷，商贾辐辏”⑥。

江苏苏州府震泽县之平望镇，东汉时称乡，宋元间，沿河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有“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明朝弘治年间开始繁华，一直到乾隆年间，“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 远近毕集”。当时人以“小枫桥称之”。震泽镇，元朝时十分肖条，只有数

①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十。

② 道光十八年《北京颜料行会馆碑》。

③ 《康熙江南通志》卷九。

① 《嘉庆芜湖县志》卷一，《风俗》。

② 《道光浮梁县志》卷二，《风俗》。

③ 《嘉庆郴州总志》卷二一，《风俗》。

十家居民。明朝成化年间，发展到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到乾隆年间，“居民且二三千家”，“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 往来无虚日”。严墓市，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只有百余家。嘉靖年间倍之，“货物颇多，始称为市”。乾隆年间，“居民日增，贸易亦益盛矣”。檀邱市，明成化年间，居民只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间，数倍于昔。凡铜、铁、木巧、乐艺诸工皆备”。到乾隆时，“居民日增，货物并集，亦颇繁盛”。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年间，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市”。乾隆年间，“居民货物日盛，俗遂称为镇云”④。

江苏松江府嘉定县之南翔镇，“宋元间创，以寺名”。为布商、染踹坊集中之地。乾隆年间，南翔镇已发展到东西宽五里，南北长三里⑤。“商贾云集，烟户众多”⑥，“市易甲于诸镇，商贾争尚侈靡”①。宝山县之罗店镇， 元朝至元年间里人罗升创建，故而得名。乾隆年间，罗店镇亦大大发展，“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③。南汇县之新场镇，宋建炎年间，两浙盐运司在此设盐场，北桥税司来此收税，故形成市镇。鸦片战争前，新场镇已“南北街长四五里，东西各二里许”，“歌楼酒肆，商贾辐辏”，有“赛苏州”之称号①。

以上江浙地区的许多大镇都座落在农村中，它们的工商业也都面向农村，但历史上它们不过是些乡僻小市。到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才成为著名的镇。它们的发展繁盛标志着江浙地区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深入到广大的农村之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地区，市镇的数目在逐步增加。如：苏州府的震泽县，在明弘治年间，莫江所编的《吴江县志》中，记有平望、黎里、同里、震泽等四镇；县市、江南、新杭等三市。到嘉靖年间，徐师曾所编的

《吴江县志》中，亦载四镇，而市增其七，曰八斥、双杨、严墓、檀邱、梅堰、盛泽、庉村。康熙二十四年，屈运隆所编的《吴江县志》，盛泽上升为镇，变为五镇，市又增加了黄溪，仍为七市。到康熙中期以后，八斥、梅堰两市上升为镇，变为七镇五市。因此，到乾隆十一年时，有人针对这种变化的情况指出：“盖自明初至我朝，三百余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故三志所载市镇，递有增易也”②。

松江府之嘉定县，明朝只有南翔、安亭、黄波、罗店、大场、江湾、清浦（一名高桥）七镇。此后，“历年已久，市易为镇者五”，即纪庙、娄塘、新泾、广福、真如等。“行易镇者二”，即徐家行、杨家行。清初以来又增加了外冈、葛隆、月浦三镇。乾隆时再增加了栅桥、方泰市两镇。乾隆时， 嘉定县总共已有十九镇④。上海县在明朝时，地方志记有吴会镇、乌泥泾、新场镇、周浦镇、龙华镇、三林塘、闵行等十八个市镇。到清康熙年间，新增

④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⑤ 《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五，《风俗》。

⑥ 《道光厦门志》卷十五。

① ②《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① ③《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村镇》。

②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④ 《濮院纪闻》卷一，《总叙》。

加了马桥市、梅源市、洋泾市、漕河泾镇等十七市镇，合起来上海县共有三十五个市镇了⑤。

杭州府之海宁县，宋朝嘉定年间，陈耆卿、齐硕等所修的《赤城志》（梁始置赤城郡，此志沿用古名），海宁县只记有一市。到清朝前期，海宁“为市之地二十有四”①。

台州府之仙居县，在宋朝所修的《仙居志》上，仙居县只有五个市，万历三十六年顾震宇所纂的《仙居县志》上，增加为十个市。康熙十九年郑录勋所修《仙居县志》，增加为十三市，到鸦片战争前，仙居县增加为十六市了②。

华南地区，如广东省的农村市场不称市镇，而称墟市。墟市的含义在广东各地也不一致。广东东部，“墟市并称”，“谓市为虚”，并无差异。广东中部，则市大而墟小，故“先市而后墟”③。有些县分，如东莞县则相反， “大曰墟，小曰市”④。

墟市是广大农民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场所。农民“就近居要地设墟”，“为买贩鱼盐懋迁布粟”⑤，“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趁墟贸易”⑥。所以，墟市对广大农民的柴米油盐，衣食服用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关系十分密切。

劳动人民去市场交易称“趁墟”。交易的日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有所不同。江南的市镇很多是常市，“一月之中，靡无市焉”①。广东的墟市，除少数“逐日市”外，一般都是“有常期”的。有的五日一趁，有的每月“取寅申巳亥为度，三日一趁”，有的每十天四次趁墟不等。总之，趁墟的日期愈多，市场交易愈频繁，说明商品经济愈发展。

在墟市的场地上，大多设有永久或临时性的建筑物，以供商民交易之用。如东莞县的墟市，设有“市肆”（即店铺），顺德县悦来墟，康熙四十七年“里人陈德送出己地建廊”②。番禺县黄陂墟，嘉庆十九年“建铺四百余”。石冈墟，有“铺五十余间”。回龙市，“道光己亥年，两乡陆姓建铺四十余间”③。嘉庆年间，三水县的墟市，设有“店房”，以备商人存贮货物之用④。有的墟市，并“无实铺”，设有简易的临时“墟亭”，“以便买卖”。如潮州府普宁县的溪东仔墟，“无廛舍，逢市架木覆茅，以为贸易”。军埔墟， “无村店，逢市听民架木覆茅”⑤。从化县的墟市，“于村围适中之地，架木

⑤ ⑥《嘉庆嘉兴府志》卷四，《市镇》。

①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三四，乾隆三十四年五月。

④ 《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风俗》。

⑤ 《乾隆宝山县志》卷一，《市镇》。

⑥ 《光绪南汇县志》卷一，《疆域志》。

①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③ 《康熙二十二年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④ 《光绪海宁县志》卷三，《市镇》。

⑤ 《光绪仙居县志》卷七，《建置、坊市》。

为梁，覆茅代瓦，以蔽风雨”①。

封建统治者，对墟市商民的交易，进行敲诈勒索，征收繁重的租税。阳山县的墟埠，每年要向政府交纳地皮“租艮三十三两七钱”②。乾隆年间，潮州府普宁县流沙溪墟，“有店，民间贸易于此者，每年有官租”③。东安县河头、永丰两墟，在康熙二十六年度，征收耕牛交易税十五两正④。南海县的墟市，每年向商人征收“坐肆之租”。

广、肇、潮、惠等府，在清前期工商业十分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高，尤富鱼盐之利。这一地区，不仅发展起了广州、佛山等著名的城市，作为农村市场的墟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广州府南海县的九江大墟，可与江南的市镇媲美。在清朝前期，九江大墟工商业发展，“货以鱼花土丝为最，甲于邑内”。“次谷、次布、次蚕种、次六畜，五蔬、百果，裘帛、药材、器皿、杂物，俱同日贸易”。紫岩墟， 多买卖“棉布、络麻、菽粟、花生、油麸、薯芋、姜瓜、竹缆”等土产品。此外，南海县，还有不少专业化的墟市。如竹墟，“以贩灯笼竹料得名”。瓜菜市，“贩卖瓜菜”。还有菜市、猪谷市、猪仔墟、官窑墟、丝墟、桑市等名称的墟市。⑤番禺县著名的花市，“在珠江之南，有花地，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市花于城（广州）”，还有合浦的珠市，罗浮的药市，东莞的香市，合称广东“四市”。⑦东莞县的石龙墟，“商贾凑集，当郡（广州）与惠、潮之冲，其民侨寓多，而士著寡”。⑥到乾隆年间，发展成了“邑之北户， 交通惠广，商贾如云，而鱼盐之利，蕉荔橘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⑦。东莞县之篁村、石涌、牛眠诸墟市的商人，“渡岭峤，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⑧顺德县之龙江墟，专门出卖丝经、线斜、丝斜、纯丝等。

潮州府揭阳县之渡头庵墟，乾隆年间，为“海（阳）、潮（阳）、揭（阳）、澄（海）四邑，商贾辐凑，海船云集”。棉湖市，“人烟稠密，百货聚集之所”。当时，揭阳县共有二十五个墟市为“逐日市”①。这说明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已很发展，交易量大增，许多农村市场上每天都有了商业活动。大埔县石上埠市，乾隆时期，“为闽广要隘，各处贸易者，舟楫至此过山”。三河坝市，“舟揖辐凑，⋯⋯凡鱼盐、布帛、菽粟、器用，诸货悉备”。长兴墟， “上通闽省，下达小河，多产柴炭”。太平墟，“乡民环处，廛舍稠密”。白堠墟，“与枫朗（墟）、同仁（墟）相接，乡民辐凑，市店纵横”。乾隆时，大埔全县共有八个市墟为“逐日市”⑤。饶平县南门街市，“商贾辐凑， 诸货毕集”，黄冈市，“依山背海，鱼盐之利，旁及邻邑。通货贸财，颇为繁盛”。大埕所市，“多鱼虾、瓜果、布疋、麻铁”。教场埔墟，“此墟宋

① 《道光新会县志》卷四，《墟市》。

② 《嘉庆东莞县志》卷九，《坊都附墟市》。

③ 《康熙龙门县志》卷二，《疆域》。

④ 《乾隆东安县志》卷一，《风俗》。

⑤ 《光绪海宁县志》卷三，《市镇》。

⑥ 《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墟市》。

⑦ 《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八，《墟市》。

⑧ 《嘉庆三水县志》卷一，《墟市》。

① ④《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元时已有之”，清乾隆时，“其地宽敞，为牛市，通江右、闽汀，诸贾自秋迄春，无日不聚散”。石溪头埠，“海外鱼盐小舟装运至此，三饶之民，以粟易之”。乾隆时饶平全县有十一个市墟为“逐日市”。此外，澄海县有十个墟市为“逐日市”，普宁县有三个墟市为“逐日市”，丰顺县有四个墟市为“逐日市”。惠来县有八个墟市为“逐日市”②。

惠州府归善县之东新桥墟，“有货船二十余，贸易繁盛”③。龙川县之坪越墟，“业粗纸及石灰”。黄洞墟、果埔墟，“业薪竹”。河门潭墟“业杉木”⑤。陆丰县之乌■市，“多贸易海产”⑥。东海滘墟，“枕山面海，园廛林木，鱼盐唇蛤，无不毕集。又兼闽商海贾，阜通货贿，其利甚溥”⑦。

肇庆府广宁县之石狗墟，为广宁通四会之要道。自乾隆四十八年开墟， “贸易者日众，往来船只络绎”①。广宁县各墟市，多南海、顺德、三水、高要等县的商人在活动。这些商人，“懋迁货物，如绸缎、布疋以及山珍海错， 与各色服食之需，皆从省会、佛山、西南陈村各埠运至，非本土所有”②。

此外，如南雄州的阳山县，多产煤炭。靠近矿山附近的墟市，日渐增多。煤炭工人日常“所需酒米、茶盐、菜蔬、鱼肉、油烛、器皿等项，听与附近墟阜及就地铺家肩贩人等，公平贸易，则开张店铺既得因开采人多，以销售其货”③。罗定州之东安县，“山多产铁，向设炉座，或煽或停。盐则归总埠销售，二者皆非土著之民”。这些人所需之“菽粟、布帛、鸡豚、酒蔬之属， 不过趁墟贸易”④。韶州府之乳源县营埠市，“异省商民杂居五百余家，水陆通郴桂各处。出棉花、芝麻、葛芋，交通最繁，商总多粤西人”①。

鸦片战争以前，广东的墟市数目有很大增长，这反映了农村商业的日趋活跃。其增长情形列表附后。

北方农村市场的情形可以山东作为代表。清代，山东的工商业相当发展， 出现了济南、济宁、临清等繁荣的城市。农村种植经济作物的也很多，如鲁西南一带种植烟叶，鲁中一带山区种柞养蚕，还有一些地区种植棉花，如清平县种棉“连顶逼塍”、“过于种豆麦”。每到新棉上市，各处集市，“四方贾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②。但总的情况，远远落后于长江下游苏、杭、嘉、湖，也赶不上广东珠江流域的繁盛农村市场。

山东的农村市场，或为集市，或为庙会。乾隆年间临清直隶县志上说： “定期者曰集，不定期者曰会”。与广东的墟市含义相同，“四乡各有集， 南方所谓墟也”③。集和墟，就是农村进行贸易，时聚时散的场所。南方广东

② 《雍正从化县志》卷一，《疆域》。

③ 《乾隆阳山县志》卷五，《墟埠》。

⑤ 《康熙东安县志》卷四，《食货》。

⑥ 《道光南海县志》卷十三，《建置略》。

⑦ 《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风俗》。

① 《雍正东莞县志》卷二，《风俗》。

② 《乾隆广州府志》卷二，《舆图》。

③ 同上书，卷十，《风俗》。

④ ⑤《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①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② 《康熙归善县志》卷九，《政经志》。

③ 《乾隆龙川县志》卷五，《风俗》。

等地“从散”而称墟（虚），北方山东等地“从聚”而称集。农民去农村市场进行交易称“赶集”或“赶会”。

山东的定期集市，最普遍的是“市一六日”、“市二七日”、“市三八日”、“市四九日”、“市五十日”等这样排列组合，辗转轮回地五日一集。间或有十天四集的。如康熙时齐东县的石家店集，“每月逢一、四、六、九日”为集④。长山县周村集，“三八日小集，四九日大集”⑤。陵县的神头镇集，原来是“二七大集”，到康熙时，因“二七相距日远”，后经地方士绅商议，“益以四九两市”，“名曰小集”⑥。道光时，长清县，有张夏等十集为“大集”，潘村等二十六集“皆为小

清代广东墟市数目增长表

④ 《乾隆陆丰县志》卷二，《墟市》。

⑤ 《乾隆陆丰县志》卷九，《赋役》。

⑥ 《道光广宁县志》卷十六，《抄录杂志》。

此表根据清代广东各府州县地方志中所列墟市数目制成。

集”。都是五日一集。独有仁里集，“每十日有一六三八”，称“中集”⑦。除定期的集市之外，还有“庙会”。赶“庙会”期间，比集市更加热闹

喧嚣。道光年间，武城县，“集之外有会，四方商民，辐辏于此，视集物陈肆，又倍蓰焉”。其实“庙会”也有定期，不过不是几天一次，而是一年一次，会期数天。“集”适应于农村的频繁交易，规模较小，故短期内轮流， 可使交易经常化。“庙会”适应交通不便和农业季节性的特点，每年一、二次，多在农闲时，会期较长，交易的规模较大。以武城县为例，城隍庙会， 为每年“二月初二日起，初六日止”，会期五天。子游庙会，每年“三月二十日起，二十三日止”，会期四天。娘娘庙会，则每年“四月二十二日起， 二十五日止”，“十月初十日起，十三日止”，两次会期。⑧也有三日会期的，

⑦ 《道光广宁县志》卷十二，《风俗》。

⑧ 《乾隆阳山县志》卷六，《矿冶》。

如平原县什方院等九个庙会，每年“俱大会三日”。⑨有按季节赶庙会的，都在夏冬农闲季节。如乐陵县的西关庙会，称为“夏会”，定为“五月十三日到十七日”麦收、夏种之后为会期。北关庙会，称“冬会”，定于“十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秋收之后，初冬季节赶庙会。⑩每到赶庙会时节，大小男女， 老弱妇幼，“四方云集，平地张幕，画界成巷，炫采居奇，以相贸易”①。除庙会之外，山东还有“山会”。如诸城县的白龙山会，“每岁二月朔日，十月望日，百货毕集，即地列肆，五日而罢。土人云山会也”②。

山东的集市，有“官集”与“义集”之分。所谓“官集”，即由封建官府设的集市，“集场设有额课”者为“官集”。所谓“义集”，由民间设立， “免其课程”者，为“义集”。“官集”设有“官牙”，向封建政府领有牙帖，也称“领司帖”集。“义集”不设牙行，由民间自行交易，或设“私牙”， 不领牙帖，也称“无帖”集。山东集市，以规模的大小，交易的多寡，又有大小集之分。一般说来，大集，多官集，小集多“义集”。“义集”与“官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义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上升为“官集”

③。集市根据交易额的多少，每年向封建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银，称“课税”，

也称为“交易银”。如以乾隆年间乐陵县的十六个集市为例，多者一集，“年征税银三十六两二钱九分七厘五毫”，少者一集，“年征税银二两四钱二分二厘五毫”不等。十六集合计，年征“课税银九十七两八钱五分”④。有些“义集”，名义上不向封建政府交税，规定“永禁税课”，但也交纳一定的“交易银”作为集市的经费开支。

集市进行交易，必须经过中间人“评议市价”。这种中间人，叫“经纪” 或称“牙人”。“牙人”又有“官牙”、“私牙”之分。“官牙”要通过向官府申请，发给牙帖，方能充当。牙人在交易中，收取佣金，从中渔利。清初牙帖由各州县衙门发给，帖有定数，税有定额。长清县丰齐集等十集，共有“布、花行帖十张，牛驴行帖五张”⑤。乐陵县花园等六集，年交“牛驴税六十两七钱七分”，“牙杂银六十七两八钱七分”①。临邑县的集市，年交“牛驴税银十五两八钱八分一厘”，“牙杂税银三两三钱八分一厘”②。许多地区， 地痞流氓和衙役勾结，任意滥发牙帖，随便征收税银，商民深受其苦。雍正年间，临邑县集市的牙帖，“岁有增加”，本来集市上的“杂货小贩，向来无借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借此把持，抽分利息”。因此， “集场多一牙户，即商民多一苦累”。为了防止滥设牙行的弊端，清政府“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③。

⑨ 《乾隆东安县志》卷一，《风俗》。

⑩ 《康熙乳源县志》卷四，《街市》。

① 《嘉庆清平县志》，《户书》。

②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③ 《康熙齐东县志》卷一，《镇集》。

④ 《嘉庆长山县志》卷一，《市集》。

⑤ 《道光陵县志》卷十七，《金石》。

① 《道光长清县志》卷二，《风俗》。

② 《道光武城县志》卷二，《城市》。

③ 《乾隆平原县志》卷二，《建置》。

一般来说，“官牙”只有在“官集”上才设立，而“义集”系无税集市， 理应不准设置。但随着交易的频繁，义集上出现了未经官府允许的“私牙”。为了抵制私牙的滥收税额，剥削商民，往往由集市自行设置牙行经纪。如陵县神头镇的四九小集，由“镇间士民公议，设官斗二枚，官秤一枝，牲口经纪二人”，至于“充行人役，必镇民公议忠实之人，皆由雇充”。这样“既不领押帖完课税，自无从借口官例，鱼肉商民”④。齐东县的九扈镇义集，也是自己“雇觅斗秤人役，在集应役，并不取集场分文。商民办税，十有余年， 一方称便”⑤。

在清朝乾、嘉、道时期，山东集市在数量上与以前比较也有所增加，但与江南的市镇与广东墟市比较，增长较为缓慢。章邱县在乾隆二十年时，有集市四十五处，到道光十三年只增加了三处。长山县在康熙五十五年时，有集市二十一处，到嘉庆时上升到三十七处。临邑县在康熙五十二年时，有集市十四处，到道光年间上升到十九处。长清县在康熙十一年时，有集市二十七处，到道光时上升到三十七处。高苑县在康熙五十五年时，仅有集市五处， 到乾隆二十二年时上升到十处。诸城县在康熙十二年时，有集市三十六处， 到乾隆二十九年时仍为三十六处。潍县在康熙时有集市十九处，到乾隆时上升为二十四处。平原县在明万历十八年时，有集市十七处，到乾隆十四年时上升为二十七处。⑥

山东的集市与以前比较，交易更加频繁，人口更加增多，但与江南、广东相比则较为落后。如邹平县，在康熙时，“僻处山隅，不通商贾，民间逢集贸易，不过粮食牛驴等项”①。高苑县的窑王庄集，“而市亦无他货，徒嚣嚣者，贸丝粜粟而已”②。淄川县是手工业比较发展的地区，到乾隆年间，还是“舟车不至，商贾罕通，落落市廛，不过卖丝粜谷而已”③。齐河县，一直到乾隆时，还是“四关及各乡，非定期不集，非集不得贸易，且花布鸡豚粮草果蔬之外，无他奇货”④。这种情况说明北方的农村经济比较落后，自给自足的特点更加明显。即是集市上有一些商品交换，也基本上限于自身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有的地方，如章邱县的一些穷乡僻壤，劳动人民还是“有白首不至城市，不见长官者”⑤。

山东也有市镇的名称，而且镇、集分开。如济阳县，乾隆年间，城关除外，就有回河镇、夏口镇等十三个镇。惠民县也有清河镇、永利镇等十六镇。康熙年间，肥城县也有沙沟镇等五处。道光年间，章邱县也有旧军镇、明水镇等十八处。但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商业也不够繁荣。“即镇集往来处所， 亦不满百家”①。只有少数的市镇，可和南方市镇媲美。如号称“齐鲁间巨镇”，素产柞蚕丝绸的长山县周村镇，就是其中之一。“相传镇之设，已百有余年”，

④ 《乾隆乐陵县志》卷一，《市集》。

⑤ 《嘉庆禹城县志》卷四，《街市》。

⑥ 《乾隆诸城县志》卷五，《疆域》。

① 《康熙长山县志》卷一，《市集》。

② 《乾隆乐陵县志》卷二，《课税》。

③ 《道光长清县志》卷五，《杂税》。

④ 《乾隆乐陵县志》卷三，《课税》。

⑤ 《道光临邑县志》卷三，《杂税》。

① 《道光临邑县志》卷三，《杂税》。

大约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了。到嘉庆年间，周村“烟火鳞次，泉货充牣，居人名为旱马头”。为什么叫旱马头呢？“马头者，商贾往来停泊之所。若汉口、佛山、景德、朱仙镇之属”。因为周村“不通水路，无巨舰飞艟，破浪翻风之概，故号之曰旱马头”。镇西的兴隆街最为繁华。这条街上，“琳宫宝刹， 阛阓肆厂，咸依遶岸，而服贾牵牛，负贩而过者，日不啻千百计”②。乾隆三十九年，修周村镇的天后阁，“工作鸠庀，约费六千余金，皆出自外省本省客商”。由此可见，周村镇在乾嘉年间商业之繁荣昌盛③。另一个是东阿县的张秋镇“枕寿张、阳谷之境，三县之民，五方之商，辐辏并至”④。“襟带（东）阿、阳（谷）、寿（张）三邑，为南北锁钥”①。张秋镇元朝时名景德镇，当时“占籍镇中者，仅八家为市”。到明朝弘治年间，运河决口，惨遭湮没。重新建镇后，改名安平镇。明末改称张秋。清朝康熙、乾隆时期，张秋镇， 已是“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这里有几十条街巷，二十七个专业化市街，“为行者二三十而有奇”，牙人有“二百八十而有奇”，每年收牙税，“为缗者，二百金而有奇”②。张秋镇的南京店街，“盛时江宁、风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地百货亦往往辐辏，乃镇之最繁华处”③。此外，还有历城县的泺口镇，陵县的神头镇，博山县的颜神镇，都是较繁荣的市镇。

总上来看，清朝前期的农村市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商品交易频繁的程度上，已大大超越于明朝，就以鸦片战争前的乾、嘉、道与清初的顺、康、雍来比较，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村市场的活跃和数量的激增，是农村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城市商业、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农村不仅是城市的广阔市场，而且是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原料与生活资料的基地。所以，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与农村市场的活跃密切相关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清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来说，自然条件较优越的东南各省，要比荒旱频仍的北方各省发展；而交通闭塞的内地（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要比沿江（河）、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地）一带落后得多。在大的范围内的不平衡之中，也还有小的不平衡。就是在自然条件较好、交通十分方便的南方某些县里，也是有的地区农村市场非常发展，有的山区还处在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状态之中。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村市场，虽然较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

还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的范畴，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一方面既要看到农村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的增多；但另一方面，对落后的地区也不能视而不见。对于农村市场作过高的估计，片面地夸大了农村市场的繁荣，都是不科学的。

② 《道光陵县志》卷十七，《金石志》。

③ 《康熙齐东县志》卷八，《详文》。

④ 山东各县的集市数目，均采自各县的地方志。

① 《康熙邹平县志》卷七，《详文》。

② 《康熙高苑县志》卷二，《集市》。

③ 《乾隆淄川县志》卷二下，《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