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内容

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十七世纪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从切身经历中痛感明末专制政治的腐败和专制皇帝的昏庸，又在抗清斗争中长期和清朝专制政府进行对抗，因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它进行尖锐的抨击，其中以黄宗羲、唐甄最为激烈。

一六六三年，黄宗羲怀着士大夫阶级的“亡国”深恨，写了一部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在这部书中他比较大胆地突破了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剔除了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用赤裸裸的“利”、“害”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及其实质，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①，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致使天下人的“私”与“利” 完全淹没在君主个人的“大私”之中。因此，在天下人心目中君主是“寇仇” 与“独夫”。他赞美“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古代尧舜之世，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今世，公开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君主的淫威笼罩一切并得到理学家百般辩护的专制时代，这个结论确如惊雷霹雳，猛烈震动着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针对“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黄宗羲阐述了君臣“名异而实同”，是平等的“师友”关系，有别于宦官宫妾。臣的职分“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②。他嘲笑鼓吹“臣为君而设”，“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学家，是见识狭小的“规规小儒”，蔑视他们尊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忠君思想。说：“不以万民之忧乐”为意的君主，其兴亡只是“一姓之兴亡”，臣下无需“从君而亡”，或“杀身以事君”①，这种万民之忧乐重于一姓之兴亡的观念，是对传统的封建纲常的否定。

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中，唐甄以“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②、“不敢言君臣之义”的鲜明立场，向着被儒家神圣化了的君权发起攻击，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③，“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⑥，从而抹去君主头上的神圣光环，降格与平民同列。他在“天下之人视君主如寇仇”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历代君主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④。“嗟呼， 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⑤唐甄的激烈抨击不仅清算了历史上君主的罪恶，锋芒也触及清初的社会现实，所谓“近者二、三十年，⋯⋯杀人之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朱之瑜：《舜水遗书》《文集》卷十五，《答问三》。

① 《南雷文定》附录。

②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十一，《书宋史内》。

③ 同上书，卷三十八，《杂记》三。

④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⑤ 唐甄：《潜书·食难篇》。

事⋯⋯帝王居其半”①，就是指满族贵族的军事镇压活动。但是，无论黄宗羲或唐甄都没有从揭露君主的罪恶中导致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他们的激烈抨击确实倾泄了长期积郁的愤懑，黄宗羲甚至还提出了“向使无君也”的假设，然而实际的着眼点仍在于提高相权，限制君权，用宰相传贤制补充天子世袭制。使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②。

黄宗羲还希望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的行使。主张学校不能单纯“养士”，而应成为具有“公其是非”职能的清议机关。他引古筹今以东汉和宋朝的历史为例论证了学校的作用。提出了太学祭酒应拥有“其重与宰相等”的权力，可以当天子之面直言“政有缺失”，使“天子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①，郡县学官对地方官也可以“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②，这样的学校类似近代的代议机关。它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最激进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表达了极弊之后对于贤人政治的渴望心情。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即以贯彻“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各得其私，各得其利”为原则的“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⑦，借以约束君主个人的“人治”。这种法治思想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近代君主立宪的因素，反映了工商市民要求法律上平等权利的呼声，虽然它的实质仍然是封建制的法治。

顾炎武十分推重《明夷待访录》，亲为作序，自称《日知录》同于《待访录》者“十之六、七”。他提出的以“众治”代“独治”④，即扩大郡县守令的职权，借以平衡君权和地方权力的见解，以及王夫之“不以天下私一人”

⑤的“均天下”主张，是和黄宗羲、唐甄反对专制的政治思想相通的。

二、民族思想

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中国内部的民族斗争，不同于近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但是国内的民族斗争也存在着民族压迫问题，存在着保卫正当的民族利益问题，存在着妥协投降还是进行抵抗的是非问题。由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初期的残酷屠杀和执行民族高压政策，引起了汉族广大人民和许多地主知识分子的反抗。投身于抗清斗争的思想家，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以笔墨为武器，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 王夫之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保卫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义”，民族败类是“万世之罪人”的思想。并借古喻今，无情地鞭挞了历史上的投降派，热情歌颂了捍卫本民族正当利益的英雄人物。高标民族气节的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为两个概念。“国”是一姓的王朝，“天下”是匹夫的天下，亦即民族的天下，亡国只不过是“易姓改号”，而亡天下则涉及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的沦丧。因此，他强调“保国”责在君臣百官，“保天下”则“匹夫之

① 唐甄：《潜书·善施篇》。

② 唐甄：《潜书·食难篇》。

① 以下引文均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② ③《明夷待访录》《原臣》。

④ 《潜书·守贱篇》。

⑤ 《潜书·善游篇》。

贱，与有责焉”⑥。由于他把民族的利益凌驾于一姓王朝之上，背离了君主绝对神圣的信条，表现了思想上的深刻的时代烙印。顾炎武提出“保天下”必自“正风俗始”，而正风俗又应从提倡“清议始”，也就是要让地主士大夫有发言权。“政教风俗，苟非完善，即许庶人之议”①。这样，他把保卫民族利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反对专制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

清初的思想家大多数抱有强烈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虽有积极的一面， 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抱有“夷夏之防”的民族偏见，不可能分辨压迫民族中间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把整个少数兄弟民族，一概视为敌人，甚至斥为“禽兽”，表现出浓厚的大民族主义情绪。

三、经世致用的思想

清初思想家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学风，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顾炎武痛诋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②，致使“神洲荡覆，宗社丘墟”③，他认为治学就是求治道，在自述著书宗旨时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④，“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⑤。他强调“多学而识，行必有果”，注意理论和实际、思想和行动的一定程度的结合。虽然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不如王夫之丰富，政治思想不如黄宗羲激进，但却始终贯彻经世致用的主线，构成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朱之瑜、傅山、李（一六二七——一七○五年）和颜元都非常注重学术的实际效用，赞赏宋朝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时艰”⑦为治学的主旨。李提倡“匡时要务”，说：“学人贵识时务，⋯⋯ 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①。特别是颜元在贬斥理学为虚学的同时，积极提倡实学，强调“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②， 他曾用二十二个字概括表述了“实学”的内容：“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①。他尖锐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家自命清高，重义轻利的谰言，嘲笑他们“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②，把理学家一贯奉行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信条，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⑥，一字之改，充分反映了颜元把“义”和“利”，

⑥ 《潜书·抑尊篇》。

① 《潜书·室语篇》。

② 《潜书·全学篇》。

③ 《潜书·鲜君篇》。

④ 《明夷待访录》《原君》。

⑤ ⑥《明夷待访录》《学校》。

⑦ 《明夷待访录》《原法》。

① 顾炎武：《日知录》《爱百姓故刑罚中》。

② 王大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② 同上书，卷十三，《清议》。

“道”和“功”统一起来，以实际效用为衡量学术标准的反理学思想。

经世致用的思想是清初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目的在于摆脱明末以来封建社会的危机，整顿濒于崩溃的封建秩序，恢复和加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发自封建士大夫的“救世”的呼声。但由于它企图从理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革，因此， 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成为清初反理学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四、均田说与“工商皆本”

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思想家们，从此伏彼起的农民反抗中认识到明末官僚贵族大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的严重“不均”，是招致农民大起义的根源。为了改变明末弊政，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他们提出以限制官僚贵族大地主的兼并，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王夫之反对王者擅取天下的土地，拥护自占自耕。他说： “有其力者治其地”，“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③，“人所自占为自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亩”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借恢复井田为号召，提出“授民以田”，“田土均之”。他根据明代的军屯制度设想了恢复井田制的蓝图。顾炎武针对明末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繁苛剥削⑤，也力主“均田”和“垦田”⑥，并在诗文中流露出对于农民现实惨痛生活的一定同情。颜元不仅揭露了“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①的严重社会不均， 而且把抨击的锋芒指向了清初的圈地政策，谴责说：“国朝之圈占，几半京辅”。他大声疾呼“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②，均田为“第一义”， “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⑦。他的七字富天下的经济纲领实际也是以均田为基石的。在措施上颜元与黄宗羲相近，借用理想化了的三代井田制度，调整现行的租佃关系，曾经幻想“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亩”③，继之，李、王崑绳也认为：“均田，第一仁政也”。⑤提出收田、献田、买田等等具体办法，补充了颜元的均田主张。

总之，十七世纪思想家的“均田说”，在浓厚的复古色彩的掩盖下具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它从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出发，揭露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和动乱的根源，抵制了土地兼并的泛滥，反映了岌岌可危的自耕农的呼声和中小地主的要求。均田的主张同他们要求平等的参政权是一致的， 因而构成了十七世纪进步思潮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思想家的均田主张， 有的以军屯制度作样板（如黄宗羲），有的参照了当时的租佃关系（如颜元、李），都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难以实现，而且仍然给土地兼并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提出的“均田”

③ 《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⑤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⑥ 《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书》。

① 《舜水遗书》卷十五，《答问三》。

② 《二曲全集》卷七，《历代名臣奏议》注。

③ ④《存学编》卷三。

⑤ 《习斋言行录》卷下。

纲领，无论阶级内容、实行的手段和追求的目的都是不同的。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相对抗。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⑥。王夫之很重视富商的作用，他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并反对封建国家压抑富民， 提出“惩墨吏，经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①。唐甄也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末业”的商贾，提到与农业并重的高度，认为发展农商是统治者“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内容。他曾经幻想通过增加生产与市易的途径，改变“四海之内，日益穷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②的现状。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思想、理论、观点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③。清初，工商皆本（或农商皆本）的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关系的产物，是代表市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思想还是零碎片断的，而非完整系统的。因为，当时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量、作用虽有所增长，但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可以和封建势力抗衡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尚未牢固、尚未充分壮大的力量和事物，反映在思想上也只能是模糊不定的轮廓。清初思想家朦胧地意识到工商业者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市民力量的发展，但又不可能对这支相对地微弱的力量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和更大胆的支持。他们所说的商贾，侧重点在商品流通的领域，而非商品生产的领域；他们所说的“富民”，除了工商业者之外，也包括了那些不当权的地主在内。

五、反对宋明理学

清初的思想家从社会的激剧变动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宋明理学的弊害，几乎都站在反对理学的一边，对理学进行修正、批判和攻击。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五百年之久的唯心主义理学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众矢之的，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发生了动摇。

比较温和的是黄宗羲和李，他们和理学有较深的师承关系，但也觉察到它的弊害，企图修正和补充理学。黄宗羲反对理学家的空谈，李也说： “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反对理学稍激进的是顾炎武、朱之瑜，顾炎武提出理学即经学的命题，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括帖之文而尤易”④。朱之瑜斥理学家“不曾做得一事”，是“优孟衣冠”、“与今和尚一般”⑤。王夫之更从理论上对唯心主义理学作了较深入的批判，痛斥陆王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他说“陆子静出而宋亡”⑦，王守仁“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

⑥ 《四书正误》卷一。

① 王夫之：《噩梦》。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治地条》，《开垦荒地条》。

⑤ ⑥《存治编》。

⑦ 《习斋先生言行录》三代第九。

祸烈于蛇龙猛兽”①。王夫之以“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②的批判精神，发起了对理学的猛烈攻击。但顾、朱、王的批判锋芒集中于陆王学派，而对朱熹的态度较为缓和。

傅山、潘平格等的批判更为尖锐辛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理学家的丑态， 拆穿了他们所标榜的道统。傅山骂理学家是“奴君子”，他听讲理学后说： “我闻之俱不解，不知说甚，正由我不曾讲学，辨朱陆买卖，是以闻此等如说梦”③。他反对理学家的道统说，提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 非千古之道统也”④；潘平格则把朱熹、陆象山与和尚道士相比，说“朱子道、陆子禅”⑤，甚至把周、程、朱、陆、王这一群传授理学道统的思想界的偶像一概斥为孔庙两廡的一群僧道。

稍后的颜元，生活在清廷重新提倡程朱理学的时代。面对理学逆流的泛滥，蔑视理学家的围攻和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喊出“理学杀人”的呼声，他说：“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也？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也？”

①他抨击王学“阳明近禅处尤多⋯⋯所谓与贼通气者”②；又指名道姓地谴责

朱熹“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自误终身，死而不悔”，企图“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使之“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①。他痛斥朱熹“主敬习静”之说“愈谈愈惑，⋯⋯愈妙愈妄”②，是“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的“曲学”、“异端”③。如果天下人皆以“读书、著述、静坐”为务，势必“灭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④。因此，理学之为害“不啻砒霜鸩羽”

⑤。在清廷日益严厉的思想统治下，他对理学的尖锐抨击，有如石破天惊，使

理学家瞠目失色。

六、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清初思想家在清算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中，还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入手， 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知行关系，给予理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以沉重的打击。王夫之否定了“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谬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气之理”⑥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程朱颠倒了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包括自然观

① 《习斋先生言行录》三代第九。

② 李 ：《拟太平策》卷二。王崑绳：《平书订》卷七。

③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④ 王夫之：《黄书》，大正第六。

⑤ 《潜书·存言篇》。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②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① 朱之瑜：《舜水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卷十四，《答安东守约杂问》。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乾称篇》上。

③ 王夫之：《老子衍·序》。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

⑤ 傅山：《霜红龛集》卷四十，《杂记》五。

⑥ 同上书，卷三十六，《杂记》一。

和认识论的较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方以智从对自然史的研究中得出了“盈天地间皆物也”⑦和“一切物皆气所为也”⑧的唯物主义结论，阐明了处于永恒运动的天地万物都有规律，所谓“物有其故”，这规律就是“物理”，“物则”⑧。顾炎武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⑨的唯物主义命题。李也明确地说：“夫事有条理日理，即在事中。⋯⋯离事物，何所为理乎？”①

在“道”和“器”亦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批判了“无其道则无其器”，“道在器先”，“道本器末”，以道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②，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就无所谓具体事物的规律。正如“未有车马”便不会有“御道”，“未有弓矢”便不会有“射道”。此外，顾炎武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③；方以智论证了“物理在一切中”⑤。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物质与精神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作出的唯物主义的发挥。

在认识论上，清初思想家针对理学家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 强调认识来源于“外物”；“知”依赖于“行”。王夫之提出“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方以智主张“藏知于物”，认为正确的认识应当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知至而以知还物”⑧，陈确注重“躬行实践”，强调学习和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说“物之成以气，人之成以学”⑨，反对求人性于未生之前，驳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妄说，鼓舞人们面向实际，力行求治。尤其是颜元标举“习行”的主张，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理学家静坐诵读的“心法”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⑦，“一事不学，则一事不能；一理不习，则一理不熟”⑧，譬如行医不能只读医理，学琴不能只读琴谱，而要“亲下手一番”，“向习行上做工夫”。他的格言就是“讲解千卷不如习行一、二也”①。他以辛辣的语言戳穿理学家从所谓“穷理居敬”，“静坐读书”中得来的知识，纯属“望梅止渴”，“镜花水月”，是虚幻而又无用的谎话。揭露他们“全不见梅枣，便自谓穷尽酸甜之理”②，以至“通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③。在非议程朱要受到刑罚制裁的严峻时代，颜元公然与清朝统治者唱反调，把延续五百年的官方哲学斥之为大谎，表现了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⑦ 李 ：《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引潘平格语。

⑧ 颜元：《习斋记余》卷六。

⑨ 颜元：《存人编》卷二，第四唤。

① 颜元：《朱子语类评》。

② 《存人编》卷一。

③ ④颜元：《习斋记余》卷九。

⑤ 《朱子语类评》。

⑥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⑦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⑧ 《物理小识》卷一《天类气论》。

① ⑥⑧《物理小识·总论》。

② 《日知录》卷一《游魂为变条》。

③ 李 ：《论语传注问》。

清初的思想家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而相对说来，缺少辩证的观点。但是，王夫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建立了比较严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发展变化和矛盾对立的观点。他说：“天地万物，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④，“动者，道之枢、户之牖也”⑦。并以“相反相仇”，“风雷相搏”的矛盾斗争观点，论证了事物运动的根源，从而有力地批判了理学家的“主静”哲学，把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夫之还运用事物皆动的观点去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指出人类社会沿着“世益降，物益备”的历史发展轨道，“生生不息，变化日新”， 一代胜过一代。他以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中的切身体验，论证了理学家讴歌备至的所谓“天理流行”的三代盛世“无异于今之川广土司”。并举出“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⑧，作为历史进化的实证，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为杰出的。

七、人性论和理欲说

人性论和理欲说是清初思想家在和宋明理学斗争中开辟的又一个重要战场。理学家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什么“天命之性” 即天理，是纯善至美的，但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之分，因此，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恶人、愚人就是由于“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这种反动说教一方面把封建的纲常伦理抬高为“天命之性”，要求人民无条件地遵守服从，另一方面又把人们的生活要求以至反封建的思想感情斥为“气质、物欲”的不良影响，理学家拚命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其目的就是要扼杀一切反封建的思想和行动。

清初思想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理学家在人性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们不承认先天形成的“天命之性”，认为：人性根本不是什么天生就形成的，而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损益变化、发展形成。如王夫之说“习成而性与成也”，“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未成可成， 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⑤陈确说：“物之成以气， 人之成以学”⑦。颜元说：“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 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养心性”⑨，李也说：“除了人，何处是天？除了事，何处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则天性为无用之理矣”①。虽然这些思想家所说的人性仍是超阶级的，但他们戳穿了“天命之性”的玄虚谎言，认为人性附丽于形体（气质），把人性看做环境的产物，强调后天的习成和薰陶，这种认识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清初的思想家激烈地反对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谬论。他们把“理” 和“欲”统一起来，充分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认为：“有欲斯有理”②，

④ 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

⑤ 《日知录》卷一《形而下者谓之气条》。

⑦ 《思问录·内篇》。

⑨ 陈确：《瞽言·性解下》。

① 颜元：《存学编》卷一，《总论诸儒讲学》。

② 李 、王源：《颜习斋先生年谱》。

“私欲之中，天理所寓”③，“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⑥，“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⑦。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这种离经叛道的理欲说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特色和要求。在封建前期和中期的社会中，尽管地主阶级放纵情欲、谋取私利， 但却掩盖在君父权威和伦理纲常的帷幕之下，而人们正当的情欲和利益反而得不到道德上的承认。只有到封建社会的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交换关系和新经济因素的萌芽，撕裂开封建帷幕的一角，人与人关系之中的封建束缚慢慢地松弛，附加的装饰点缀开始剥落，先进的思想家才有可能面对人的本能要求，以与前不同的眼光来对待个人的情欲和私利，甚至敢于挺身而出，为之辩护。长年经商的唐甄说“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⑧。思想激进的颜元说：“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 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⑥，“嗜欲不作⋯⋯正如深山中精怪”①。黄宗羲、顾炎武也把自己设计的政治蓝图建立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之上，黄宗羲反对专制君权，认为君主以一人的私欲侵害了天下人的私欲，主张“人各其私”；顾炎武为了顺应“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常情”，倡导“寓封建于郡县”的地方自治，这种鼓吹情欲私利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股强烈的潮流。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这种离开了阶级性而侈谈人性的观点是反科学的，是剥削阶级本性的流露。但在当时，它代表了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中下层被压抑者的呼声，其锋芒针对着封建阶级的特权和道德，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局限性

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进步思想家激扬意气、健笔纵横，尽情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冲破了封建理学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使当时的思想界呈现一派生动、活跃、兴旺的景象。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当时经济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微弱，政治上市民的力量还没有勃兴壮大，先进的思想家也就不可能超越当代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能容许的范围，探索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勾划出未来的明晰轮廓。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政治上的初步民主主义倾向和哲学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已达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那些激进大胆的思想往往混杂着落后的成分，表现为模糊朦胧的幻想或稍纵即逝的闪光，在应该充分阐发而导向更明确、更彻底的结论时，先进思想家们却停下了脚步而犹豫趑趄起来。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没有冲破封建的迷雾，摆脱传统的网罗，基本上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

就其唯物主义思想来说：当时的很多进步思想家发挥了唯物主义的见解，但其中也有混杂着唯心主义的渣滓，特别是较少地注意客观事物的运动

③ ④⑤《习斋记余》卷六。

⑥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

⑦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

⑧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①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

变化和矛盾对立，因此，他们不过是机械唯物论者。即使象王夫之这样杰出的思想家阐明了发展和矛盾的观点，但是他强调矛盾两个方面的均衡、调和， 强调事物的渐变，而抹煞了质变的作用和意义。就其政治观点来说，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有的激烈地攻击专制君主（黄宗羲、唐甄）、有的鼓吹分权以对抗和限制专制集权（顾炎武、李），但是他们全都找不到真正能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方案。当社会物质条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提供一条解决矛盾的可行的出路时，思想家不可能从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发明出来，因此他们只好退而“且求小补”，企图提高相权、提高地方权力、实行贤人政治，在复古主义的各种乌托邦中寄托自己的遐想；就其反对宋明理学来说，思想家们对程、朱、陆、王猛烈抨击，不遗余力，但却不敢也不能离开儒家的堂奥， 反而声称自己是返回孔孟，复兴圣学；就其重视实际，追求功利来说，他们一反理学传统，把注意力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内心世界转移到客观现实， 可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没有为思想家开辟出更加广阔的研究园地，他们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仍然是狭窄的，仍然限于儒家经典和封建的兵刑钱谷；就其伦理观点来说，他们虽然肯定了情欲私利的合理性，批判了理欲对立说，却仍希望调整理和欲的关系，在封建的政治原则、道德规范与人们的思想行动之间寻求和谐。

总之，清初思想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层层的封建网络。他们深感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但出路何在？社会将转变到哪里去？他们既害怕封建专制压迫的加强，也恐惧农民战争的风暴，表现出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感情。但是，清初思想家有不可争辩的功绩，即他们是在自己的时代和从自己的立场上对当代现实问题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思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发展了中国进步思想的传统，丰富了我国思想历史的宝库，而这是能够也应该要求于这些进步思想家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