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满族的兴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

一、建州三卫的设置和海西四部的形成及其发展

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羊。

明代女真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发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发生互相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袭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指海西女真）仇杀，百十战不休”一。海西与建州为了躲避“野人”女真的侵扰，并加强同辽东及关内的经济联系，有些部族和卫所逐渐向南迁移。

元朝曾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置五个万户府，任命了五万户，他们中间有两个万户，即胡里改万户阿哈出和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居住在现今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的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一。到了元末明初，阿哈出部因遭“野人”女真的侵扰，便向南迁徙，大约洪武年间，该部在凤州暂时定居下来④。一四○三年（明永乐元年），阿哈出赴京师朝见，明朝在该部设立建州卫， 以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姓李名诚善。一四○九年（明永乐七年）阿哈出死去，第二年其子释家奴因“从征有功”袭父职，升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 赐姓李名显忠。建州卫在凤州居住二十多年，由于经常遭受来自西边蒙古的侵害，并得到明廷的允许，一四二三年（明永乐二十一年）离开凤州，迁往婆猪江（今浑江）流域⑤，释家奴死后，其子李满住袭父职，为建州卫都指挥佥事①。建州卫到达婆猪江以后，又不断受到来自北边“野人”女真忽刺温部的侵扰和“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于是一四三八年（明正统三年） 李满住便率部众西迁，“移住灶突山东浑河上”②。

早先和阿哈出部为邻的斡朵怜万户猛哥帖木儿（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也因不堪忍受“故元遗兵”纳哈出和“野人”女真的掠夺，于一三七二年（明洪武五年）被迫“挈家流移”，离开故乡，迁到图们江以南、朝鲜境内的庆源一带居住③，后来又迁居斡木河（今朝鲜会宁）④。永乐初年，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曾向明廷禀告猛哥帖木儿聪明能干，颇有远识，一四○四年（明永乐二年）明政府遣使招谕猛哥帖木儿。第二年猛哥帖木儿亲自入朝， 明朝“授猛哥帖木（儿）建州卫都指挥使（应为指挥使），赐印信”①。正因

羊 一只银二分，山羊一只银一分。 羊：一只银二分。

• 张银二分。 貂皮：一张银二分五厘。

• 件银五分。 袄子：一件银一钱五分。

④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7 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⑤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5 号万历六年，《定辽后卫经历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

①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7 号万历十二年，《广顺、镇北、新安等关易换货物抽分银两表册》。

② 毕恭：《辽东志》卷九《外志》。

③ 《明成祖实录》卷八五，永乐十年九月丁卯。

④ 《吉林阿什哈达摩崖》，《文物》一九七三年八期。

① 清代史籍中对满族的起源，有三仙女吞食神鸟衔来的果实，生始祖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这一传说来源很早。据《满文老档》中记载：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十二月征黑龙江流域之虎尔哈部时，降人中有一个名叫穆库什克的人说：“我父祖世居布库里山麓布勒和里湖。我处无书籍档册，有关古昔景况，悉依世代

为他任建州卫指挥使之职，于是一四一一年（明永乐九年）率部众离开斡木河，“徙于凤州”建州卫的住地①。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明朝在这里增设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直到一四二三年（明永乐二十一年）也因受蒙古的侵袭，同建州卫一道离开凤州，重返斡木河一带居住②。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猛哥帖木儿及其子权豆皆为“七姓野人”所杀害，建州左卫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几乎陷入覆灭的境地。一四三四年（明宣德九年），明朝以凡察（猛哥帖木儿异父同母弟）为都督佥事，执掌建州左卫事务。一四三七年（明正统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儿次子董山袭职， 仍为建州左卫指挥，董山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向明朝要求返回“辽东居住”， 得到明廷的允许，于是一四三九年（明正统四年）春，董山率领部众迁移到婆猪江，明朝政府把他们安插在“三土河（今吉林省海龙县）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③。不久，凡察和董山叔侄之间发生争夺领导权的“卫印之争”，明朝为了牵制和削弱建州左卫的力量，一四四二年（明正统七年）在建州左卫之外，又增设建州右卫，以凡察为都督同知，管理右卫事务④，居住在三土河一带。自此以后建州女真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重新集聚起来。这里青山绿水、丘陵起伏、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成为清朝发祥之地。

建州三卫在长期的患难和不断的流徙中会聚在一起，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力量逐渐发展。天顺年间，董山成为建州三卫的首领，其势力已成为明朝在东北统治的一个威胁。由于明朝对少数民族采取限制、分化和歧视的政策，削减了建州、海西赴京朝贡人数，所谓“旧时入贡人数以数百，天顺中裁之无过五十”⑤，而且对贡品挑肥拣瘦，百般刁难⑥，再加上“入贡赏赐大减”①，因此引起女真各部的不满，“皆忿怨思乱”②，董山乘机联合海

相传。昔布勒和里湖有三无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由神鹊衔来之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落入喉内，于是身重，随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族。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生二子之后，遂离布勒和里湖，迁至萨哈连乌喇之纳尔浑地方居住”（神田信夫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一）一二四——一二五页）。穆库什克所说和清代史籍的记载完全吻合。但清代史籍中说布库里山在长白山附近。按：此处所说长白山大概是想象中的神山，并非后来的长白山，康熙帝就曾说过：“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满洲源流考》卷十四）。其实，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都在黑龙江北岸，即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一带。明末清初该处有博和里屯，已为达斡尔人所居住。《盛京通志》卷十四记载：在黑龙江城（旧瑷珲城）南七十五里处有薄科里山、东南六十里处有薄和里池。在清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以及《布特哈衙门管辖图》中都可以在黑龙江北岸找到这座山和这个湖。因此可以证明：满族直系祖先当初生活在黑龙江以北，后来向南迁移。传说中的祖先布库里雍顺之名，是因布库里山而得。

① 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② （朝鲜）《龙飞御天歌》第七卷五十二章，火儿阿即胡里改，斡朵里即斡朵怜。

③ 毕恭：《辽东志》卷七，韩斌。 （朝鲜）《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四，三四八页、三六二页。

④ 《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四，三四八——三四九页、三六二页。《明英宗实录》卷十九，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

⑤ 《明宣宗实录》卷十五，宣德元年三月辛丑。

⑥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① 《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九，五四七页；《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一，三三——三五页。

② （朝鲜）《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七。

西进犯辽东。明朝政府使用卑鄙手段，以“招抚”为名，把董山诱骗到北京来朝贡。董山在返回建州途中被拘留在广宁，不久遇害③。同年九月明廷派总兵官赵辅率五万明军进攻建州，还胁迫朝鲜出兵过鸭绿江从东边夹击。建州卫李满住兵败，退到婆猪江畔被朝鲜军杀死，明兵进入建州后大肆烧杀抢劫， “焚其巢寨，房屋一空”，许多女真人“奔深山藏匿”④，建州三卫遭到了一场浩劫。

中国历史上许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在逐步南移，和汉族的先进文化频繁接触以后，商业交换迅速增加，经济生活大大发展，原始的民族经济进一步被破坏，有的还改变了狩猎游牧生活而改营农业。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北方民族，由于经济力量的增长，结合其从原来狩猎游牧生活中产生的坚强的军事组织和勇武精神，就必然会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成为汉族统治王朝的重大威胁，明代的女真族正走在这一条发展道路上。因此，尽管明朝政府镇压了董山，又在凤凰城经清河城至抚顺一线置屯田、修城堡，加强了辽东防务， 密切注视建州势力的消长。但是，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已不可能完全逆转建州女真由弱变强、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过程。到了万历初年，建州又开始兴起，分为东西两支，东部婆猪江流域有建州卫的王兀堂，西边浑河上游有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他们常常劫掠辽东地区，对明朝辽东的安全仍是一个威胁。

在建州女真南徙的同时，海西女真也不断南移，形成了海西四部（或称扈伦四部），即：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其中，叶赫部原居松花江北岸的塔鲁木卫，其祖先打叶为该卫指挥，十六世纪初（正德时），明廷授祝孔革为左都督，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开原东北的叶赫利河，即明所谓北关。十六世纪中叶（嘉靖时），祝孔革的两个孙子逞加奴、仰加奴为指挥佥事，在北关始建东、西两城，势力日盛，海西许多部“望风归附，拓地益广，军声所至，四境益加畏服”⑤，成为海西女真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辉发部原居牡丹江流域的弗提卫，其祖先塔失为该卫指挥，嘉靖时，弗提卫迁至辉发河流域，称辉发部。

哈达部原居松花江北岸呼兰河以东之塔山左卫，其祖先弗刺出为都指挥佥事。十六世纪初，速黑忒继为都督佥事，在海西女真中最强大，后速黑忒的儿子王忠袭为该卫都督，因受野人女真的侵袭，从呼兰河迁到开原靖安堡广顺关外小清河上游居住，即明所谓南关。王忠“部众强盛，凡建州、海西、毛怜等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⑥。王忠死后，其侄王台袭职为左都督，海西各部，“尽服从台”①，他对明朝“最忠顺，⋯⋯东陲晏然， 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②。

正当塔山左卫都督王忠离开故里的同时，他的叔伯侄子补烟（又叫布延） 率部众迁到乌拉河沿岸筑城居住，称为乌拉部，到了隆、万时期，逐渐征服松花江南北，以及牡丹江以西诸部，成为海西四部中一支强大势力。

③ 《李朝实录》第二册，太宗卷十一，六四五页。

④ 《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三○○页。《李朝实录》第四册，太宗卷二十一，三四页。

⑤ 《李朝实录》第七册，世宗卷二十，二九一页。

⑥ 《明英宗实录》卷七一，正统五年九月己未。

① 《明英宗实录》卷八九，正统七年二月甲辰。

② 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东北夷海西、建州。

由上可见，建州和海西的南徙，大体到嘉靖时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它们沿着辽东东北边分散聚居，建州三卫分布在抚顺关以东，海西四部散居在开原以北。建州和海西南移后，其社会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于女真人民的辛勤劳动和积极吸取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从而加速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不少汉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了农业耕作技术，推广牛耕，出现“农人与牛，布散于野”③的耕种情景，同时输入大批铁制农具，如铁铧、铁锄等，开垦了许多荒地，农业生产发展了，改变了以往“惟知射猎，本不事耕稼”④的状况，正象《殊域周咨录》记载的，此时女真“屋居耕食，不专射猎”⑤，正在由采猎经济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主。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已有少量粮食输往辽东地区⑥，这种现象反映了建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很迅速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也推动手工业的进步。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铁制农具， 此外狩猎和防卫还要大批的铁制武器，这些铁器的来源主要依赖明朝供给。可是，自一四三九年（明正统四年）起，明朝对女真除了农器外，其他铁器一概禁运。一四七六年（明成化十二年），明朝下令，严行铁禁，所有铁器都不许运往女真地区，结果造成女真“男无铧铲，女无针剪”⑦，严重地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就迫使女真人自己发展冶铁业，最初仅是“贸大明铁自造”①，将“所易之锅、铧，⋯⋯毁碎融液”②制作各种器具。到了嘉靖时， 除了能加工外，在海西地区还能生产铁，并开始使用鼓风炉，能把铁炼成钢③。应用鼓风炉炼铁，促进了手工业迅速发展。另外，如纺织业，以前是“不以织布为意”，依靠明朝供应，现在以麻为原料，生产麻布，不仅自用，还有一些输往辽东销售①。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商业交换更加繁荣。当时马市交易十分兴隆， 目睹者李贡在《广宁马市观夷人交易》中写道：“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观忭”②。特别是貂皮颇受关内的欢迎，需求量很大，仅明朝宫廷每年就需要貂皮一万张，万历皇帝每年冬天赐给臣下的貂皮，其费用就达“数万缗”③。与此同时，女真的貂皮还运往朝鲜换取大批耕牛和铁器，朝鲜穿戴貂皮成习，“富家巨室，迭相矜衒，如衣裘衾席之属，亦皆以此为之，乡闾小会，妇女无貂衣者，耻不肯赴焉”④，可见当时服貂皮人很多。因此，“貂皮价高，谋利者云集此道”，貂皮一张易

③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女直。

④ 罗日䦝:《咸宾录》。

⑤ 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⑥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上卷。

⑦ 《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七，成化三年十月壬戌。

① 徐乾学：《叶赫那拉氏家乘》。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南北关》。

③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一，《王台传》。

①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五。

② 《李朝实录》第八册，世宗卷七十七，五六三页。

③ 《李朝实录》第十八册，成宗卷二六九，三七九页。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铁锄一把⑤，换大牛一头①，大量“牛铁尽归彼，牛以厚其农，铁以利其兵”②，这对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交换的扩大，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它的职能日益显著，需求更为迫切。一五二二年（明嘉靖元年），塔山左卫都督速黑忒首次向明朝请求，把朝贡时的抚赏回赐，折成银两授给，明廷准其所请，但“不为例”③。可是女真各卫仍不断要求折银， 所以一五二七年（明嘉靖六年），明朝同意把朝贡时应赏抚的彩缎，如自愿折银者，便把“赐物折价”④，同时也答应将贡物应回赐的彩缎一半折银，一半给物⑤。一五三四年（明嘉靖十三年），把贡物回赐全部折银授给⑥。到了一五六四年（明嘉靖四十三年），明朝把抚赏也改成全部折银，这样一来抚赏和回赐都以银折给⑥，据统计仅此一项每年流入女真地区的白银不下一万五千两⑦，此外朝贡和马市的官私两市交易中也得到许多银子。女真掌握大量银两，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任何商品，从而扩大和密切了他们之间，以及周围各民族的经济联系。

明朝统治者看到海西、建州南移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势力不断增强， 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⑦的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明朝政府要实现这一目的，相机使用镇压、招抚和防范的手段。万历初年，在浑河上游有建州右卫王杲；在婆猪江有建州卫王兀堂；在辉发河有辉发部往机砮；在乌拉河有乌拉部补烟；在开原北关有叶赫部逞加奴、仰加奴；在开原南关有哈达部王台，其中以王台势力最强。明王朝积极拉拢王台，一五七三年（明万历元年）王杲不断侵犯辽东，直到一五七五年（明万历三年）春被明军打败，逃往哈达部，为王台执献明廷杀害， 明朝政府对王台“令加勋衔，⋯⋯诏授龙虎将军”⑧。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王兀堂反对明朝修筑宽甸六堡⑨，同时也不满明朝官吏在互市中“强抑市价”⑩，于是起兵反明，明朝派李成梁率兵镇压，在鸦儿河战斗中王兀堂兵败，一五八一年（明万历九年），王兀堂再次起兵，又遭失败。一五八二年

（明万历十年），王台死去，哈达部发生内讧，王台的儿子虎儿罕、康古陆、猛骨孛罗互相争权，叶赫部的逞加奴、仰加奴企图乘机控制哈达部，当明朝要扶持王台孙子歹商袭职时，逞加奴、仰加奴反对，明廷诱杀逞加奴、仰加

⑤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5 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 这是一份记载抚顺关互市的残档，该档册中记录建州有九次出售粮食。

①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二，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

② 《李朝实录》第十四册，睿宗卷二，四一七页。

③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五，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

④ 《李朝实录》第十八册，成宗卷二五五，二一八页。

⑤ 辽宁档案馆藏，明档乙 105 号，《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经手抽收抚赏夷人银两各项清册》，万历六年八月，这份残档中记录有十六次出售麻布。

⑥ 《全辽志》卷六，艺文下。

⑦ 《万历野获编》卷九，《貂帽腰与》。

⑧ 《李朝实录》，第二十一册，中宗卷二十九，一九三页。

⑨ 《李朝实录》，第十五册，成宗卷五十七，五一九页。

⑩ 《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卷一，十五页。《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卷五，一六三页。

奴，歹商嗣职，统辖哈达部。逞加奴的儿子卜塞和仰加奴的儿子那林孛罗， 寻机为父报仇，联络蒙古，暗结歹商的叔叔康古陆和猛骨孛罗充当内应，于是发兵攻打歹商，明朝派兵镇压，稳住了歹商的统治。一五八三年（明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欲报父仇，由静远堡攻打明军，结果被李成梁镇压了。由上可见，万历初女真内部及与明朝之间战争不停，其结果女真进一步分裂，分成许多分散割据小部落。当时女真大体分四大部，即建州部，包括苏克苏浒河（今辽宁省苏子河）、浑河（今辽宁省浑河北岸）、完颜（今吉林省通化以南）、栋鄂（今辽宁省桓仁县附近）；长白部，包括纳殷（今吉林省抚松县东南）、珠舍里（今吉林省临江县以北）、鸭绿部（今吉林省集安县）；扈伦部，包括叶赫（今吉林省四平市）、哈达（今辽宁省清河流域）、辉发（今吉林省桦甸县）、乌拉（今吉林省伊通县）；东海部，包括窝集（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北）、瓦尔喀（今吉林省延吉以北）、库尔哈（黑龙江中游、牡丹江下游一带）。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 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①，建州内部也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

②，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对立，战乱不息的局势，阻碍和破坏了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要从分裂割据、互相仇杀中解脱出来，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努尔哈赤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

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及后金的建立

努尔哈赤，生于一五五九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出生在建州左卫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历代祖先有许多人受明廷册封，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因继母虐待，十九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 不久又投到明辽东大将李成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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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③。艰苦的劳动生涯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一五八三年（明万历十一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随军同往，结果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埒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遭误杀，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的冤死，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建州，以图发展。

努尔哈赤把祖、父的死亡归罪于尼堪外兰。一五八三年（万历十一年）， 他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一五八四年，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寨，降服了董鄂部；一五八五年，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寨联军八百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莫泥；一五八六年，攻克鄂勒珲城，杀尼堪外兰，

① 《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卷二十一，六七六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十二，嘉靖元年三月甲寅。

③ ④⑤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通例。

控制了苏克苏浒部，一五八七和一五八八年又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努尔哈赤初起时，仅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但经过五年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 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面对着强大而众多的敌人以及部族内外一片争杀的混乱局势，既有坚强刚毅、蔑视困难的勇气，又能冷静地分析形势，部署对策。他勤练兵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击众， 屡克强敌，努尔哈赤自己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⑥，在攻克鄂勒珲城的战斗中，亲率四十人冲入敌阵，受箭伤三十处。这种猛冲猛打，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是他取胜的重要原因； 同时，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略，开始时他的征讨范围限于建州内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时避免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则进行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中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 “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⑦，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所以明廷最初对他比较信任。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明廷于一五八九年授他为都督佥事，一五九一年升为左都督，一五九五年，以“保塞有功”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把他看做是“忠顺学好，看边效力”①的良好的地方官。此外，努尔哈赤注意收容降众，整顿内部秩序，发展经济。他“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②，“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③，“互市交易， 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④。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引起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一五九三年（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九部，组成三万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第一次关键性战役，九部联军声势浩大，兵力占压倒优势。但是，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从容镇静，他正确地分析了九部联军内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认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①，“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⑦，“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⑧。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将士，迅速行动， 抢在联军的前头，在古勒山立营，“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⑨。在战斗时， 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

⑥ 申时行：万历《大明会典》礼部，给赐女直。

⑦ 《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礼部言番僧人及女直夷人，应例一岁及三岁入贡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赏赐彩布不下五千五（四）百余匹，诸番以近例愿给币直， 若折解价银，数足相当，诚令银币兼给则夷人各得所欲。 上从之。”根据此材料知道每个贡者可得抚赏彩缎一匹。《大明会典》礼部东北夷女直条记载“嘉靖六年题准，马价彩缎一匹，折给银三两，十三年议准，俱与折给。”得知彩缎一匹折银三两，然后每个贡者贡献马一匹回赐彩缎二匹，折纱绢一匹，因此可得折银六两，另外折纱绢、鞋袜等赏物不知折价银多少，所以一个贡者可得银十两左右，按当时明朝规定女真每年贡者一千五百人。以此计算，每年女真通过朝贡可以获得白银一万五千两。

① 《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

事》。

②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十一，《王台传》。

③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

④ 《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六一八六页。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 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②。努尔哈赤取得了“破九部三万之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破九部联军后，乘胜挥军东进，征服了朱舍里、讷殷二部，力量迅速壮大。此时，努尔哈赤及其弟速尔哈赤，各有战将一百五十余人和四十余人①，各有战兵一万多人和五千多人②，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此后二十多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主要就是对付部众很多、力量强盛的海西四部。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举攻灭四部，他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①，因此，采取了分化和逐步蚕食的政策。一方面，与海西四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 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妹妹为妻，速尔哈赤又把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是拆散海西四部的联合，以便各个击破。另一方面逐步先攻灭较弱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当时，明朝政府害怕女真统一以后，力量强大起来， 希望保持各部分立，玩弄力量平衡，分而治之的手段，袒护渐趋衰落的海西四部，压抑正在勃兴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与明军冲突，仍表示服从明朝的命令。一五九九年，努尔哈赤已攻灭哈达部，擒其首领蒙格布禄， 但在明朝政府的干预下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恢复哈达部，立蒙格布禄之子武古尔岱为哈达首领，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至于对蒙古更是加意笼络，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

在与海西四部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内， 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兵员和奴隶劳动力的后备军，也是财富的来源，无论是海西女真或建州女真，谁能够争取东海女真的归附，谁就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稳操胜券。因此，争夺沿边各部族、各民族的斗争十分激烈。一六○七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苦于乌拉部的骚扰，自愿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弟速尔哈赤及子褚英、代善率兵三千前往斐优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 乌拉部布占泰率兵万人，在图们江一带袭击。速尔哈赤回军途中，在乌碣岩与乌拉兵遭遇，褚英、代善等“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三千级，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②。乌碣岩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威行迤东诸部”，乌拉“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随之瓦尔喀部皆“望风归附”③。一六○九年，派扈尔汉攻占窝集部的瑚叶路（今兴凯湖附近）。一六一○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派额亦都率军收抚窝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攻打了雅兰路（今苏联东海滨的雅兰河）。一六一一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派阿巴泰攻取窝集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同年，东海瑚尔哈部的扎库塔居民来附。

② 《老满文上谕》。

①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建州。

② 《满洲实录》卷三。

① 《清朝实录采要》卷一。

② 《明代满蒙史料》篇四，三○七页。

③ 《清太祖实录》卷二。

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顺利地发展，这就要求建州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的调动指挥，原始部落残留下的军事民主的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一矛盾在满族兴起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由此而产生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这时，努尔哈赤的同母弟速尔哈赤拥有自己的部众和财产，和努尔哈赤共同掌管着建州事务， 他和其兄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在乌碣岩战斗中，速尔哈赤虽是统帅， 却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放弃指挥，消极旁观，“率五百人止山下，⋯⋯未能多所斩获”④。努尔哈赤斥责他“临阵退缩，时有怨言”⑥， 速尔哈赤不服。以后，要他派部众服役修筑城寨，他却叫“部下不赴工”， 而自己要另建一城⑦。一六○九年，速尔哈赤企图率部众“出奔他部居焉”①， 被努尔哈赤发现，把速尔哈赤拘留起来，没收他的财产和奴隶，并把一些怂恿煽动者处死，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为统一女真各部踢开了绊脚石。

努尔哈赤清除内部分裂势力后，把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推向新高潮。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乌拉，获胜而归。第二年再次进攻乌拉，乌拉灭亡，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一六一四年，遣兵征服窝集部的雅兰、西林二路。一六一五年，又派兵攻占窝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今苏联纳赫塔河附近）。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元年）七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②，攻占五十二个村寨，同年九月又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一六一七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并对那些“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③，攻占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于是“库页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④。一六一九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收取东海瑚尔哈遗民，同年灭叶赫部，统一海西四部。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我国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奋斗了三十多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发展到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为一”①，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女真人民的力量，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其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商业等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更为显著，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地弃旧立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对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④ ⑤《满洲实录》卷二。

⑥ ⑧《清太祖实录》卷二。

⑦ ⑨《满洲实录》卷二。

① 《满洲实录》卷二。

② （朝鲜）申忠一：《建州图录》。

③ 《李朝实录》第二十八册，宣祖卷六十九，四○五页。

④ 《满洲实录》卷三。

① 《清太祖实录》卷三。

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②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①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 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 厄真（意为主也）”②。一六○一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到了一六一五年（明万历四十三年）， 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③。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 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④。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 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③。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⑤，城高十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⑥，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一六○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③，“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⑦，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一六○五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六丈，作门八处①，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门

② 《李朝实录》第三十册，宣祖卷二○九。

① 《清太祖实录》卷三。

②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责弟》。

③ 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一。

④ 《满文老档》太祖一，万历三十七年三月。《满洲秘档》，《太祖责弟》。

⑤ 《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一七九——一八○页。

⑥ 《清太祖实录》卷五。

⑦ 《库页岛志略》卷一。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皆用木板”②。由上可见，赫里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三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拔的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的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③。一六一五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④，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十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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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 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①，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五九九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其字形和蒙古文很相似，称为老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的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又称后金），建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 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三、萨尔浒之战与后金进入辽沈地区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十五页。

④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 ②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旗主），奴酋（努尔哈赤）领二高沙、阿斗（阿敦）于斗（努尔哈赤女婿）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代善）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皇太极）、曰亡古歹（莽古尔泰）、曰皂斗罗古（杜度）、曰阿未罗古（阿敏）。”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③。明朝统治者正是这样， 它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对女真采取“分其部落以弱之， 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者。”①它在建州和海西各部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如支持乌拉多次侵犯建州，怂恿叶赫长期与努尔哈赤为敌，破坏女真各部走向统一。同时，明朝辽东官吏还视女真“如昆虫，极其侮慢”②，任意殴打，随便加罪，无端杀害，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它在经济上竭力阻碍女真地区的生产发展、明朝管理朝贡和马市交易的官吏，乘官私贸易之机，短价强取，多征税银以肥私。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一六○八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停止了建州朝贡，第二年又关闭了马市，这两年里就使建州腐烂人参十余万斤。而且严禁汉民进入女真地区，并且无理向建州强索柴河、法纳河等处的耕地， 还不许收割耕地上的庄稼。明朝诸如此类的行径，激起女真人民无比愤恨， 努尔哈赤就曾忿忿不平的说：“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十三年， 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④，可是“有辽东边官，只要害我途（图）功升赏”

⑤。

哪里有民族压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一六一八年一月，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秘密宣布“今岁必征明”。并说“朕与明成衅，凡七大恨，其余小忿更难悉举，宜往征之”。并命八旗将士“治甲胄，修军器，豫畜牧”⑥，规定每牛录的五十名披甲人，留十名在家守城，四十名出战，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牛录厄真的指挥。同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步骑二万征明，以“七大恨” 作为伐明的檄文，分兵两路向明军发动进攻。努尔哈赤亲率右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红、镶白）攻打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举城投降，同时还命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蓝、正蓝）攻占东州、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总兵张承荫率明兵一万去镇压，遭后金兵伏击，全军败没。七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储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城。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⑦。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反动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 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⑧，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

③ 《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

① ③《兴京县小志》卷十一，古迹“古郡城”。

② 申忠一：《建州图录》。

④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十八，兴京。

⑤ （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二十七。

⑥ 程开祐：《筹辽硕画》卷一，《奴儿哈赤考》。

⑦ 《满文老档》太祖四，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

⑧ 金梁：《满洲秘档》，《太祖行军琐记》。

①，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

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①。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 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②，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 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 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③。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①。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②。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

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六万人对付杜松的三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出抚顺关，十四日到达萨尔浒，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两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一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③，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④。

① 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8 页。

② 《明经世文编》卷四八○，《熊经略集》一，《答友人》。

③ 《李朝实录》第三十四册，仁祖卷十六，四四三页。

① 《李朝实录》第二十八册，宣祖卷七三，四六九页。

② 申忠一：《建州图录》。

③ 《清太祖实录》卷五。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綎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十五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①。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②，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五天之内，在三个地点进行了三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

努尔哈赤战胜后，挥军西进，蹂躏辽东，攻破了开原、铁岭，大掠人口、财物、田禾。八月，又攻灭叶赫。辽东地区，一片混乱，明军“坚甲利刃， 长枪火器，丧失俱尽”，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身无片甲， 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 “人人要逃，营营要逃”③，明廷在辽东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精兵重镇，完全解体。明朝政府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收复失地。熊廷弼认识到：新败之后，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大不利于自己，只有用“坚守渐逼”之策，采取持久的防御的方针，才能削弱后金的锐气，积蓄力量，徐图反攻。他守辽一年多，大力整顿军务，申明纪律，修城筑堡，练兵制械， 屯田积粮，以守为战，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努尔哈赤不敢轻于西进，据朱童蒙说：“经略熊廷弼⋯⋯任事才十余月耳，而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迄于今，而民安于居，贾安

① 程开祐：《筹辽硕画》卷四，《仰陈未仪大伸挞伐疏》。

② 《东华录》，天命四年三月。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

于市，商旅纷纷于途，而后之人因之以为进战退守之地”④。

统治阶级内总有那么多的唯心主义者，虚■自大，高论连篇，闭眼不看现实情况，不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方面的弱点，当时，明朝的许多大官僚就是这样。他们怀着大民族主义的偏见，瞧不起新起的后金，反对采取持久的防御的方针，攻击熊廷弼花费很多钱财，却漫无布置，不敢出击，催促他采取进攻的方针，挞伐后金，速战速决。熊廷弼在朝廷的压力下去职，明朝政府派了一个毫无军事才能的袁应泰代替他。袁应泰上任后，改变熊廷弼的许多设施，嫌熊廷弼用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⑤，并且盲目地要发兵攻打后金。明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已率领大军围攻沈阳，经过几次激战，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后金“以铁骑四面扑攻”， 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经过三天激战，终于寡不敌众，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守，袁应泰自杀。后金兵席卷辽河以东，占领了镇江、海州、耀州、盖州、复州、金州等七十余城。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由萨尔浒城迁都到辽阳。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明廷又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争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熊廷弼仍坚持防御方针，主张加强广宁的防御，稳住河西的动荡局面，然后再向东步步推进，另一些大官僚没有从再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主张进攻，尤其是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⑥，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⑦。王化贞掌握实权，拥兵十余万，唯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四千，无可奈何。一六二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守卫广宁，而王化贞却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后金兵围攻西平，王化贞派其心腹孙得功前去援救，结果战败， 孙得功奔回广宁，蓄意投降后金，“疾呼军民宜早剃头归顺”，于是“一城讧然，争夺门走”①，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接着后金又连陷四十余城，占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进一步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他还声称：“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道甚多，⋯⋯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②。很显然，这时，努尔哈赤兵强马壮，屡败明军，几乎奄有全辽之地，已具有和明朝政府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和雄心了。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王是一个胆小鬼，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在关门外八里铺修筑重关，设兵防守。这一消极防御的主张，遭到中下级将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原是个下级文官，很有谋略和胆识。广宁失陷时，曾单骑出山海关巡阅，他

④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⑤ 《李朝实录》第三十三册，光海君卷一二九，四三三页。

⑥ 《清太祖实录》卷六。

⑦ 《辽事述》辽左兵端。

① 《清太祖实录》卷六。

② 《满洲实录》卷五。

奉命“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①，不避艰险，敢于任事。他调查了关外的形势，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②。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因为，“宁远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①，附近大海中的觉华岛可以设水师，屯粮秣，作为犄角。在广宁失守之后，这里是山海关的屏障，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 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派袁崇焕、祖大寿等驻守宁远，兴工修筑宁远城，又修建了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诸要塞。这样就构成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关外防线，使得努尔哈赤无机可乘。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 九月，孙承宗因耀州之役战败，遭到阉党的攻击，便辞职不干了。

明廷以高第接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的措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②，袁崇焕劝说不听， 不肯从命，坚守宁远孤城。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西进，围攻宁远城，致书要袁崇焕投降。袁激励将士， 誓以死守，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亲临前线督战，城上以红衣大炮轰击，努尔哈赤久攻不下，“大挫而退”③。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后金的锐气，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直薄关门的企图，保卫了山海关和关内的安全。努尔哈赤在宁远失败后， 退回沈阳，悒悒不自得，这年七月身患毒疽，八月十一日病死，这是清朝初兴时期遭到的最重大的损失。

①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三，《深河之役》。

② 李民寏：《自建州还后陈情疏》。

① 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左大势久去疏》。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③ 《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