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潮

第一节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进步思潮是时代的产物

一、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产生

十七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大斗争、大动荡的社会条件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领域斗争的发展。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一代杰出思想家。他们治学的规模宏伟博大，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激情，抒发了深刻而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形成了与宋明以来陈腐反动理学相对立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谱写下我国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②。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统治机器已运转失灵。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用武器的批判，深刻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把不可一世的明王朝和宋明理学的精神枷锁，统统打翻在地，这对于清初进步思潮的兴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在联合汉族地主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建立清朝统治的过程中，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明朝的顷刻瓦解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使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受到空前震动。他们以惶惑的心情面对这一“天崩地解”的形势， 注视着新涌现出的社会问题，思考着招致“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原因。为什么表面坚实、巍峨庄严的明朝统治殿堂崩毁于一旦？为什么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既不能防止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又不能顺利地克服危机？这部统治机器出现了什么毛病？它的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牢固性如何？由满族建立的新的王朝，承袭了明制，是否能够持续经久？清初的思想家不可能认识封建制度的本质，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一系列根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们站在当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对于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种种弊端却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因此，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唯心主义理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民族压迫，形成了清初别开生面、气势磅礴的进步的社会思潮。此外，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和下层民众，大大开扩了认识的源泉， 丰富了研究的领域。总之，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给进步思想家的教育要比他们在古代典籍中勤奋钻研之所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更加重要。没有前后历时四十年之久的农民阶级对封建制度的武器的批判，就不会有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的武器。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思想发展的渊源。

② 《李朝实录》第三十五册，卷四十五。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③。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对进步思潮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些发生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经济困素，还极其微弱，但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社会影响。清初的思想家大多生活或活动在东南地区，与工商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之所以能够透过封建正统思想的重重笼罩，产生出某些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是和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十七世纪后半期的社会进步思潮，还“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④，思想家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但由于他们经历了封建社会后期更为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因此，涉及的领域更宽广，占有的材料更丰富，所作的贡献更重大。宋元明三代，唯心主义的理学泛滥，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传统几乎湮没不彰。明末，李贽是反对反动理学的最勇敢的先进思想家，他举起了批判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旗帜，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李贽生活的时代稍早一点，他的思想没有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高潮中经过冲洗，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他的世界观类似于出世的， 而非入世的，他对理学的批判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锐利。只有在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明朝覆亡，理学唯心主义的反动性、腐朽性更加暴露， 才会产生清初的一批思想家，他们恢复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传统，比李贽站在更加坚实的基地上，对理学唯心主义发动了深刻猛烈的抨击。虽然， 清初的思想家们不同意李贽那种蔑视礼义伦常的观点和放任不羁的生活态度，但是，在激烈反对宋明理学这一点上，不能不说他们恰好是接过了李贽的批判旗帜。

明末，随着生产的进步，自然科学也相应地发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西方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地理学也相继传入中国。科学思想的传布，有助于清初思想家们剔除自己宇宙观和历史观中的神秘色彩，摆脱理学观点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开始用求实的态度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总之，十七世纪后半期进步思潮的形成，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各种矛盾长期斗争的产物，又是历史上先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思想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每处于社会转折时期，都有人作出自己时代所能作出的总结。清初思想家正是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总结性地批判过去，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瑰丽的新篇章。

二、明清之际的学派和思想家

一种社会思潮常常包括若干个不同的学派，而每个重要的学派必有杰出人物为其代表。杰出人物总是领导着学派，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为历史发展扫清道路。思潮是某些阶级、某些集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观点、意愿和

③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

④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

风尚的总和。属于同一思潮下的各个学派和人物，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性， 但是，由于人们的具体经历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师承关系不同、治学方法不同、性情爱好不同，因此，他们的理论观点、著作风格、造诣深浅、研究领域也有极大的差别。一种奔放前进的社会思潮决不仅仅是刻板单调、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摹仿，而是在共同的倾向性中显示出丰富多采的内容与千变万化的风格。它仿佛是春深时节的盛大花圃，万木争荣，千葩竞秀，绚丽多姿， 美不胜收。各个学派和众多的思想家，同归而殊途，各有其专，长和侧重面， 他们彼此影响，互相推动，云蒸霞蔚，俊彩星驰，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相当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

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重要的学派有：

黄宗羲和浙东学派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在明末腐败的政治环境中被阉党迫害而死。清兵南下，黄宗羲毁家纾难，投身抗清，奋斗十余年。失败以后，隐居乡间，讲学著述，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著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儒学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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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重要贡献主要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尖锐地抨击封建政治，描绘了带有某些民主主义色彩的“理想国”，对中国近代的思想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史学思想着眼于通经致用，以历史的眼光治学术，反对空谈。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 必兼读史”。⑤这种认识打破了理学标榜的传统，是对明末学风积弊的一种反抗。正如章学诚所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①。全祖望也说：“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②。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总结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巨大而较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以后，他的弟子万斯大、万斯同和更晚的全祖望、章学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黄宗羲的影响，并完成了黄宗羲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巨大著作《宋元学案》和明史的纂修工作，在历史编纂、史论和史料学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形成了以史学研究为其特色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不尚空言，比较注重实践，以经学为根柢， 以史学为经世之具，重民族气节，在治学态度上谨慎勤苦，严核是非，考证史实，不凭传闻。但是，黄宗羲虽然倾向于唯物主义，所受王阳明学派的影响却较大，思想上混杂着唯心主义的渣滓，在政治和历史方面，不可能进一步揭示其本质。这些局限性是黄宗羲所无法摆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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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南大族，青年时期加入以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复社”，提倡读书务实，留心经世之学。清兵南下，陷昆山，其生母与两弟均罹于难。养母绝食自誓，这对顾炎武的刺激极深。他曾和“复社”中归庄、吴其沆等人起兵

⑤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正蓝旗和两黄旗当时是皇帝统率的“上三旗”，多尔衮摄政后，以侍卫需要为名，调归己属。答应将来归政时，交还顺治。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

② 《清世祖实录》卷二。

抗清。失败以后，遍游北方各省，结交志士，“其心耿耿未下”③，图谋恢复明朝的统治。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擅长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学。他针对明末士大夫的空疏不学，昏庸无耻，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①，力图扭转明末极端腐败的学风。为此他树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与“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①的理学相对抗，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激起很大的波澜。

经世致用的学术内容决定了顾炎武别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他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详察山川地理和各种制度的沿革，提倡独创，反对盲从和剽窃。内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就是实践这个方法论的范例。他“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每至一地，则“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①。

由于顾炎武有力地纠正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劣学风，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很大，因而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⑥，但是顾炎武接受朱熹的影响较多，政治改革的主张较温和，也没有充分发挥唯物主义的见解，方法上不可能摆脱形而上学。清朝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贬低顾炎武的经世之学“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大肆赞赏他的“考据精详”，企图借助他的声望为考据学派进行辩护。事实上考据学派虽然部分地接受了顾炎武治学精神的传统，但他们把顾炎武的经世之学蜕变为脱离现实政治，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繁琐学术，大大背离了顾炎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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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薑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出身于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他从青年时起便关心时政、民情， 探索历代社会经济与典章制度的变革关系；并参加复社，要求改革。一六四八年清兵进占衡州，王夫之于衡山起兵抗清，以寡不敌众失败。后参加桂王政府，又在南明小朝廷的党派斗争中受排挤，几乎丧命。这使他痛感国事糜烂，已不可为，遂愤然离去，长期隐居于荒岩绝壑、苗瑶山洞中，从事著述， 借笔墨倾吐匡复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他在极端艰苦中写成了许多著作，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

《思问录内外篇》、《噩梦》、《黄书》、《读通鉴论》等。

明末清初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促使王夫之总结历代的治乱、得失、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他对统治中国达五百余年、已成为社会发展桎梏的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在斗争中建立了朴素唯物主

③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

① 《清史稿》列传二，《济尔哈朗》。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六○二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德文版第三版序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二七○页，《共产党宣言》。

② 同上书，第四卷，四八五页，《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义的宇宙观和进步的历史观。他的哲学思想精深细密，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丰碑，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具有革新色彩，企图从探讨历史规律来提供经验教训。王夫之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赢得极大的声誉，刘献廷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①。谭嗣同更推崇为“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①。但由于王夫之的思想“别开生面”，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的反动，因此，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得以大量刊印。

作为十七世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王夫之无法完全克服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残迹。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地主阶级的烙印尤为明显，他敌视农民起义， 诬蔑革命农民，并囿于“华夷之防”，歧视少数兄弟民族。他为挽救社会危机而作的一切探索，也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方案。

颜元和颜李学派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年）字易直，号习斋， 河北博野人。他生于穷乡，幼年因家贫为朱姓养子，长期贫困的农村生活和青年时期“用力农事”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从而形成注重“躬行践履”，讲求功利，反对空谈性命的思想。颜元一生主要以行医、教书为业，曾南游访问一些知名学者，与之论学辨道。晚年，一度主持漳南书院，开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科，企图把积学待用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包括《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和《四书正误》等。

颜元生活的时代略晚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时程朱理学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提倡，已居于压倒一切的显赫地位。面对思想战线袭来的狂潮， 颜元没有“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对程朱陆王进行全面的批判，尤其集中抨击朱熹，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精神。梁启超说：“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攻击”②。

颜元强调习行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提倡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对空谈著述的主静哲学。他的弟子李（一六五九—

—一七三三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宣传颜元的学说，世称“颜李学派”。李不同于颜元的长期乡居，经常往来于京师南北，广交当时的名士， 著有《大学辨业》、《论语传注问》、《瘳忘编》等书，对颜元的思想有所补充发挥。此外，传习颜元学说的还有王崑绳、恽皋闻、程廷祚等人。

十七世纪下半期，除黄、顾、王、颜四大思想家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研精覃思、灿若群星，各有特殊的专长和造诣，其中有：

朱之瑜（一六○○——一六八二年）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曾在舟山坚持抗清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安南、南洋等地，继续进行抗清活动，直至客死日本。他的著作被编入《舜水遗书》。朱之瑜是当时士大夫中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坚持抗清斗争的突出代表，写出了许多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诗文。他鉴于明末学风流弊，强调治学应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①为宗旨，从“日常之能事”做起，达到“明德笃行”，反对空谈性命的唯心主义理学。

① 《清史稿》卷四八○，列传二六七，儒林一。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② 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① 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陈确（一六○四——一六七七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反对程朱理学的战士，曾与黄宗羲同学。在自然观上， 他反对天有意志，能祸福人的谬说，并以追求真理的怀疑精神否认《大学》是圣贤之书，攻击程朱理学对学术界的统治。他在《与黄梨洲书》中说：“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背程朱，时为之痛心。”②在人性论和认识论上他的激进观点都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著有《大学辨》、《葬书》等。

傅山（一六○七——一六八四年）字青竹（青主），山西太原人。明亡后，隐居不出，拒绝清廷“博学鸿懦科”的征聘，他的诗文流露出反对民族压迫的激情。他吸取明朝覆亡的教训，反对宋明理学，称宋儒为“奴君子”④。 “理学家法，一味板拗”⑤。著有《霜红龛集》。傅山的学问广博，长于音韵学和诸子学的研究，又精绘画、医学。

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年）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末进士， 官至翰林院检讨，明亡后，南下广东，参加南明桂王政府，后被排挤辞职。清兵入粤后，为避搜捕，出家为僧。他的学问渊博，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很有研究，著有《物理小识》、《通雅》、《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方以智从研究自然科学出发，坚持唯物主义，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⑥，并说“火”是一切运动的根源。在认识论上，他主张“藏知于物”，反对理学家的唯心主义，但他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机械唯物论的缺陷。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年）字铸万，四川达州人。清初举人，当过十个月知县，后在江南经商，过着“居于市廛，日食不匮”①的生活，晚年讲学论道，著有《潜书》。唐甄是个勇敢的政治评论家，激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把封建帝王看做是罪恶的渊薮和杀人的刽子手，他揭露了社会上的贫富不均和政治不平等现象，反对贵贱智愚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由于他在城市中经营商业，因此重视工商，强调“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农贾乐业， 衣食滋殖”①，把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末业”的商贾，提高到与农业并重的地位，他自己也拒绝友人要他抛弃商贾贱业的劝告，宁可“伏于户牖，食于贱业”，自称“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②。唐甄晚年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他的思想中保留着较多唯心主义的残渣。

② ③《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④ 《亭林文集》卷五，《与潘次耕书》。

⑤ 潘耒：《日知录》序。

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① 王敔《薑公行述》。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 谭嗣同：《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