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后金的政治改革和对明战争

一、政治改革和后金政权的封建化

皇太极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巩固统治，促进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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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命其子侄担任各旗旗主，在旗内，各置官属，各统兵民，旗主贝勒为了扩大权益，不断发生明争暗斗。努尔哈赤到了晚年，企图用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为其所共有的办法来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的合议制，把它移植到开始进入封建制的后金是根本行不通的。当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理政务。而且还“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③，实际上是四人轮流执政。所得人口、财产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④，如朝鲜送来物品，“礼单入去后，八高山（即八旗主）例为均一分之，如有余不足数，则片片分割”①。“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②，皇太极当然对这种“虽有一汗虚名”的地位，不能忍受，便努力集中权力，采用“汉法”，更易旧制，实行改革：

第一，加强和巩固汗权。皇太极为了提高汗权，大力削弱诸王的权势， 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旗旗主所控制，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所以，一六二六年（明天启六年， 后金天命十一年）十月，皇太极在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名，直接掌管旗务， 他们“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③，不久又要所有贝勒都参加议政会议，并让每个旗增派三人议政。这样就打破了旗主的控制权，使决策机构变成谘询机关。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以“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 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政事的权力，“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④。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废除“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旧制，改为唯有自己“南面独坐”⑤，从而突出汗的独尊的地位。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巩固汗权，不断寻机削除异己，一六三○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七月，他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自视如君”，“心怀不轨”

⑦等罪名，将阿敏幽禁，夺其所属人口、奴隶和财产，不久阿敏病死。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与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他乘机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衔，降为

③ ⑤《清太宗实录》卷一。

④ ⑥《清太宗实录》卷六。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②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③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④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⑤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八。

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一万两，莽古尔泰气愤而死。阿敏、莽古尔泰既死，三大贝勒仅剩下代善一人。到了一六三五年（明崇祯八年， 后金天聪九年）十一月，皇太极又以代善对己不恭，列了四条罪状，罚鞍马甲胄等物，银万两，借以要代善唯命是从。至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独自控制了八旗中的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实力大增，其余旗主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第二，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政权。他以八旗制度来行使国家政权机构的职能，当时的后金，人少地窄，处在奴隶制时期，这种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八旗制度，还能暂且代替国家机构进行统治。而当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人多地广，已开始转入封建制时代， 八旗制度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改革。努尔哈赤在后期，虽然也开始着手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时间和条件的关系，未能实现。皇太极即位后，为了强化汗权，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很大改革， 使后金政权迅速地封建化。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⑥，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榜式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榜式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⑦。这时的文馆，制度虽不完善，办事也很混乱，但已是内阁的雏型。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四月， 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①。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是年六月，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①。内三院的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了。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参加国家机密，不仅是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左右手，而且还评议旗务，掌握权力，起着牵制八旗的作用。

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受定官制， 设立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因为“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所以参政以下各部官员不等②，虽然贝勒们分掌六部事务，但是，他们和皇太极已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④，这样就把贝勒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

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六月，在三院六部之外，设置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如果诸王大臣有不法行为，可以列罪奏劾，即使奏事不实，也不坐罪。一六三八年七月，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负责管理内外蒙古事务，以后成为清朝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机构。

⑥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⑦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

① 《清太宗实录》卷五。

① ③《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

② 《备边司誊录》第四册。

④ 《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

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它虽然同八旗制度并存，但是已逐步取代了原先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起来。

第三，团结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皇太极为了加强汗权，发展封建制， 必须扩大后金统治阶级基础，尤其是为了对抗明朝，统治汉人众多的辽东地区，更要利用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具有文化知识，是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与势力。所以，皇太极在不损害满族贵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其为自己服务，如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高鸿中等人，都是皇太极重用的心腹。以范文程为例，皇太极即位后，“拔置公帷幄”，“以公为秘书院大学士，领机密”，“自是平旅顺、取平岛、征高丽、服蒙古，公皆在左右。每议大政，太宗必曰：范某知否？公或未与议，则曰，何不与范某议之。公尝以病出值，诸务填委，待公病已决之”⑤，由此可见皇太极对汉人谋臣的信任重用。随着后金统治区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加，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管理。一六二九年后金开科取士，命境内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要“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⑥，这一次考试就录取二百多人，接着一六三四年、一六三八年、一六四一年继续开科取士， 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各级行政机构。这种措施，不仅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从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批知识分子是皇太极进行统治的得力帮手，“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

⑦，政治效果是很明显的。

皇太极在政治上采取以上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汗权和王权、集权和分权的矛盾，使汗权得以加强，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机器。他使用这一政权机器，在外部和内部进行斗争，一方面对明王朝作战，军事上取得连续的胜利，一方面在后金境内进行经济改革，促使满族社会迅速地封建化。

应该指出：皇太极的改革不是大刀阔斧地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改造，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外又设八衙门，议政会议外又设内三院。满族社会通过这种渐进性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内战。但这样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汗权仍然受到一定的约束， 旗主和贝勒仍拥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第四，皇太极为了扩大兵源，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又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势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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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八旗属下的人丁并非全是满族，也有汉人和蒙古人。一六三三年

（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皇太极令满族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组成汉兵一旗，以黑旗为标志，由额驸佟养性统率。第二年，改汉兵为汉军，满语叫“乌真超哈”（“乌真”汉语“重”的意思，“超哈”汉语“兵”或“军”

⑤ 《东华录》天聪三年正月。

⑥ 《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⑦ 《清太宗实录》卷七。

的意思）。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皇太极把汉军旗分为两旗，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也按照满洲八旗编壮丁为牛录。一六三九年，皇太极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到了一六四二年，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 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此外，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一六三五年， 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 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他可以直接指挥和调遣这些八旗军。关于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士兵数目，在入关之前，据统计满洲八旗约有三百一十九个佐领，六万三千多人。蒙古八旗约有一百二十九个佐领，二万五千多人。汉军八旗约有一百六十七个佐领，三万三千多人，共计有六百一十五个佐领，约十二万多人。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加强八旗兵的战斗力，不断颁布军律和加紧制造火器。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七月，皇太极认为“师行动众，约束宜严，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肃众志”，于是颁布军律，规定“大军按队安驱，毋许喧哗，勿离旗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敌兵抗拒者杀之，归顺者养之，所俘之人，勿夺其衣服，匆离其夫妇，⋯⋯勿淫妇女，⋯⋯ 勿饮酒，⋯⋯若有违令者正法”①。以后曾多次重申以上军律。此外，虽然八旗骑兵行动机动灵活，但不适于攻坚战，如努尔哈赤宁远之败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广宁不克，都是吃了明军火器的亏。所以，一六三一年（明崇祯四年， 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命王天相等人加紧研制火炮，该年六月造成，命名“天祐助威大将军”。另外还有得自明军的“红衣大炮”多门，配备给各旗服役。这样，皇太极不仅有了善于野战的八旗骑兵，而且又有了能够攻坚的炮兵，所以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第五，创立新满文，利用喇嘛教。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但是，这种老满文“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 遇书中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②。老满文缺点很多，文法也不完备。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皇太极命达海等人，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增加圈点，并创制十二字头和专记外字符号，成为有圈点的新满文。新满文在结构与应用上比较完备，所以，成为有清一代二百数十余年通行的满文。其次，皇太极为了利用喇嘛教来联络蒙古和西藏，大力宣扬和扶植喇嘛教。早在天命初年，西藏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在蒙古传教，努尔哈赤派人把他请到后金来，“敕建寺赐之庄田”①，“给之使命”②，此人不久死了。到了皇太极时，收抚的蒙古部落日益增多，喇嘛教的传播更广，皇太极更加重视利用喇嘛教。一六二九年特为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树碑，以示纪念。这种政策对于统一漠南、漠北，团结西藏、蒙古

①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

② 《东华录》天聪三年四月。

① 《东华录》崇德元年三月。

② 《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是起很大作用的。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察哈尔墨尔根喇嘛载护法“嘛哈噶喇”金身来归③。不久西藏的达赖喇嘛也遣使来盛京， 皇太极更是盛情接待，其目的是“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④，希望通过达赖喇嘛的使者，联络蒙、藏民族，加强自己的力量。

以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皇太极得以大大加强自己的地位。他一方面限制和削弱了旗主、贝勒的势力，巩固了封建皇权，并使辽沈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促进了满族的封建化； 另一方面，他的军事实力增强了，政治策略的运用更加广泛、更加灵活，逐步地重新统一了东北，联合了蒙古、西藏，在和明王朝的长期对峙中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军事优势。

二、皇太极即位与对明议和的策略

努尔哈赤临终前，虽然安排了九王多尔衮（第十四子）继承汗位，因其年幼，以大贝勒代善（第二子）摄政。但是当他死后，诸子未遵遗命，兄弟间争夺汗位十分激烈，最后四王皇太极（第八子）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再加上代善的支持，终于夺得了后金汗位①。他上台以后，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把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作为后金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时后金还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皇太极面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即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辽东地区的汉族老百姓“每被侵扰，多致逃亡”②，乃至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其次是阶级矛盾，即后金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农奴为农奴主耕种庄田，服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③，因此许多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剥削和压迫，有的逃亡，有的反抗。第三是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汗权与诸王权力之间的矛盾，皇太极即位，诸王心怀不平，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第四是经济问题，由于明朝停止后金朝贡和互市，“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①，而且又遭受严重天灾，“无粮之家甚多”①，出现了“人有相食”的惨景。最后在军事上，后金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东边有朝鲜，西边有蒙古，南边有明朝。连年征战不休，大批男丁弃田出征，“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②，经济困难， 人民厌战。皇太极认识到要实现夺取明朝中央统治权这一任务，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而上述问题的解决与否，时间是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要同明朝争取时间。为此，他打出同明朝议和的旗号，其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储备力量，待机成熟，进取中原。正如后金朝臣高士俊所说：“我国

③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④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八旗六部二院。

① 李果：《在亭丛稿》卷六，《范文肃公传》。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圣训》卷四。

③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陈延龄请抡用汉人奏》。

① 《清太宗实录》卷十九。

① 《国朝耆献类徵》卷一，《达海传》。

② 《辽阳县志》卷五，《坛庙志》。

（后金）利于和，彼国（明朝）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 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③。所以，皇太极不断通过朝鲜、蒙古和明的官吏向明朝政府转达后金求和的愿望。早在努尔哈赤死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曾派傅有爵和喇嘛镏南木坐（即李喇嘛）等人前去吊丧，观其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的心愿。当吊使返回时，他特命方吉纳等人送归，并面呈他给袁崇焕的亲笔信，要求双方和好④。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又给袁崇焕去信，提出媾和条件。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特向明朝皇帝奉书，希望双方早日议和。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二月，皇太极在给袁崇焕书信中，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⑤，遵奉明朝正朔，以示求和诚意。随后七次致书求和，直到该年十二月，皇太极率军入关，兵临北京城下，还“赍和书致明帝”①，仍表示愿意议和。一六三一年到一六三二年，这两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时期，他向明朝“上疏称臣，求款再四”②，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愿把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转送于明， “以表其诚悃”③。皇太极的议和口号叫得如此响亮，只是手段，并非目的， 就在他高喊议和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 这种军事行动是在求和旗号的掩盖下进行的，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占地， 扩大土地，而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人口，解决内部困难。皇太极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强化汗权，发展生产，巩固内部，解除朝鲜和蒙古的两翼威胁，统一整个东北地区。到了崇德年间，就扔掉了议和的旗帜，集中全力，进攻明朝。

三、两次对朝用兵

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及朝鲜对明朝东江驻军毛文龙部的支援，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同“丽（朝鲜）兵声势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①。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后金的计谋未能得逞。

皇太极上台后，决心早日解决东边的朝鲜问题，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内乱， 于是乘机对朝鲜用兵，并企图就势消灭明军毛文龙部。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临行前对他们说：“此行， 非专伐朝鲜，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②。二

③ 《大喇嘛塔碑文》。

④ “嘛哈噶喇”，即元世祖时八思巴以千金铸造的金佛，为元王朝护法之宝。

⑤ 《东华录》顺治朝卷十九。

①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七，《丁卯虏乱》。

② 《清太宗实录》卷三。

③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扈应元条陈七事奏》。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三。

②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鲍承先陈籴粮办法奏》。

十八日，后金军突然越过鸭绿江，围攻义州，遭到义州军民英勇抵抗，最后守城军民“众寡不敌，力不能支”。义州失陷后，数万民兵，皆被屠戮③。随后分兵进攻驻扎在铁山的毛文龙，毛文龙兵败退守皮岛。阿敏挥军南进，连克定州、宣川、郭山等地，后金军所到之处，遇到朝鲜人民的反抗，当后金兵攻占平山城后，停止进军，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和议之成”。此时，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阿敏命刘兴祚随来使同去江华岛，商讨和约条款。后金提出要朝鲜断绝和明朝的关系，派王弟李觉赴后金为人质，每年进献大批财物。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约成之日，阿敏又纵兵大抢三天才退兵，沿途又掳掠骚扰，朝鲜人民深受其害。订约以后，后金又强迫朝鲜在中江、会宁两地开市，归还逃人，追赠贡物，致使朝鲜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这个和约对后金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迫使毛文龙退守海岛，陷入缺饷少粮、孤立无援的境地。后金乘机加紧向毛文龙诱降，毛文龙已有降意，此事被袁崇焕得知，于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七月，以通敌叛国之罪，将毛文龙杀了。由于毛文龙被诛，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率部众投降后金。至此，后金东边的威胁大体上解除了。

自此以后，后金征服辽西和内蒙古广大地区，势力日益强大，企图改变后金与朝鲜以往兄弟之邦的关系，把朝鲜变为其直接控制下的藩属。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④为借口，又发动了第二次对朝用兵。第二天，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月九日，后金兵围攻京城， 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将该城包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率兵攻占江华岛，贵嫔二王子和内官以及许多宗室皆被俘掳，朝鲜国王被迫投降， 签订了城下之盟，主要内容，首先是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朝称臣， 建立君臣关系；其次要朝鲜国王把长子和另一个儿子交给清军，带回盛京作为人质；最后，每年进贡黄金一百两，白金一千两，白苧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大米一万包等。清军撤离朝鲜时，又沿途“处处淹留，掳掠讨食，⋯⋯远近村闾一样被抢，农节既失， 又无余食，前头民事，极为惨恻”⑤。而且向朝鲜征兵，一次就征调一万二千五百人⑥，还强迫朝鲜赎买被掳人口，“索价刀蹬，罔有其极，至于士族及各人父母妻子等，论价之多，至于累百千两，以此赎出极难，人皆缺望，呼哭盈路，其中单孑无亲戚之人，则只待早晚公家之赎还，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①。由上可见，清军侵朝，给朝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四、统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

明末，蒙古分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各部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皇太极认为要战胜明朝，不仅要解除朝鲜后顾之忧，还必须征服蒙古，不然明

③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

④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

⑤ 《满洲秘档》太宗与袁崇焕书。

⑥ 《己巳年正月金国汗致袁崇焕书稿》。

① 《满洲秘档·太宗环阅北京城》。

朝和蒙古联合起来，就会使自己腹背受敌。从明朝方面说，为了对抗日益强盛的后金，也必须东联朝鲜，西结蒙古，一旦蒙古倒向后金，京师就处于后金的兵锋之下，特别是立在明与后金之间的漠南蒙古，成了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当时，漠南蒙古东到吉林，西至贺兰山，南邻长城，北距瀚海，都是元朝后裔分居之地。其中察哈尔部最强大，“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

（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②，拥有八大营二十四部，该部首领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汉南”，自称蒙古大汗③，对周围诸部肆意侵扰，诸部不堪其苦。而漠南诸部，对待明和后金的争夺，大致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首，主张投靠明朝，争取明的支持，控制和统治漠南诸部，同后金相抗衡；另一种是漠南的多数部，要求摆脱林丹汗的控制和欺凌，希望归附后金，得其保护。明朝政府极力支持林丹汗，大大增加每年赏赐林丹汗的岁币，并撤销原给漠南东部蒙古诸部的岁币，转赐给林丹汗，双方相约，共同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恩威并用”的“征抚”办法，积极团结和争取那些愿意归顺，或观望动摇的一些部，对已率部来归的首领，赐给厚礼，授以官爵，统管其民。因此，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克什克腾等部，先后归附后金。而对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则实行武力征服。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督诸军攻打林丹汗，占领西剌木伦河流域。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又一次率军进攻林丹汗，林丹汗败遁，先逃到西土默特部，后又逃奔青海，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在青海的大草滩。第二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等人西征，进入河套地区，消灭林丹汗的残部，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额哲，得元朝传国玺而还。察哈尔部灭亡以后，原先受其统治的一些部也都归附后金。一六三六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十六个部四十九个封建领主，在盛京召开大会，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整个漠南诸部皆臣服于后金。至此，皇太极“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北抵贺兰塞外，皆隶其版”。从此，清军入关， 大都假道内蒙，并以蒙古骑兵为向导。

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以后，又积极进行联络漠北蒙古的工作。十六世纪末，漠北蒙古出现了三个强大的封建主集团——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又称喀尔喀三部。一六三六年，皇太极遣使喀尔喀三部，劝其归附。同年，车臣汗派遣卫征喇嘛等“赍书来朝，贡驼马貂皮等物”④。一六三八年

（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并遣使来朝”①，皇太极规定喀尔喀三部每年向清各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②，从此与清朝建立了臣属关系。

清统一漠南、漠北蒙古诸部，不仅消除了来自蒙古的威胁，使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成为进攻明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抵抗沙皇俄国侵略我国北部边疆的斗争中，喀尔喀蒙古起了积极作用。

在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同时，皇太极又继承努尔哈赤的遗业，统一了

② 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③ 《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十八。

④ 《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① 《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② 《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六。

黑龙江流域。

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努尔哈赤兴起以后，积极收复故里，基本上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到了皇太极时期，他很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继续收复黑龙江中上游。皇太极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所以，对这里的居民要“善言抚慰”①。一六三一年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八月，黑龙江中游的虎尔哈部托黑科等四名首领“来朝，贡貂、狐、猞狸狲等皮”②。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五月，索伦部头目，“京奇里兀喇（今结雅河）人”巴尔达奇，“倾心内附，岁贡方物”③，“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④，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外兴安岭以南的索伦部多数都归附后金，因为他的功劳卓著，皇太极把族女嫁给巴尔达奇，成为后金的额驸。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六月，黑龙江上游乌鲁苏城的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 “率八人来朝，贡马匹貂皮”。于是黑龙江上游“南北两岸各城屯俱附之”

④。此外，鄂嫩河、尼布楚一带的蒙古族茂明安部，贝加尔湖以东的使鹿部等，皆先后归附。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博木博果尔发动叛乱，并派人要巴尔达奇采取一致行动，可是“巴尔达齐（奇）不为动， 坚壁待王师”①，坚决反对博木博果尔的叛乱行径。当皇太极派遣萨木什喀、索海等率领清军前来平叛时，得到巴尔达奇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②。清军到达呼玛河便分路进攻博木博果尔，攻占雅克萨，博木博果尔兵败，携眷逃窜。清军又攻克铎陈、阿萨津、多金、乌库勒、乌鲁苏等城。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一月，清军“至齐洛台（今苏联境内赤塔）地方， 遂获博木博果尔及其妻子家属，共男妇幼稚九百五十六名口，马牛八百四十四”①。皇太极平息博木博果尔叛乱，收复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 在在臣服”②。

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以后，在这里“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③，负责治理民事，征收赋税。并把该地居民都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他们“均隶各旗”，“俱令披甲”，成为满族八旗的组成部分，这些八旗兵在保卫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中曾起了重要作用。

五、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

皇太极为了入关夺取明朝的中央政权，一开始就打着议和的旗号，借以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

② 《沈阳状启》八页。

③ 《沈阳状启》十页。

④ 《沈阳状启》二十二——二十三页。

①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西人志》。

② 福格：《听雨丛谈》卷二，《蒙古》。

① 《皇朝开国方略》卷二十二。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外蒙古喀尔喀四部总叙。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三。

麻痹和涣散明朝的斗志。但是，他在议和旗帜的掩盖下，从未停止或放弃对明朝的战争。

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取得侵朝战争胜利后，立即调兵西进，突然进攻明军，攻打锦州、宁远，未能攻克，便把大小凌河城毁坏，掠夺一空，回师沈阳。

一六二九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大军， 避开袁崇焕防区，不进山海关，取道蒙古，以蒙古兵为先导，从喜峰口入关， 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明朝上下惊恐万状，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外领兵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率军退回关外。当时，明朝各路援军纷纷抵京，皇太极与明军在京郊会战，杀明朝战将满桂。一六三○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挥戈东进，占领永平、滦州、迁安等府县，留兵驻守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自己率军由冷门出关，返回沈阳。不久，驻守永平四城的阿敏，因孤军深入，又无后援，被明军打败，退回关外。

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再次入关，分兵四路进攻明军：一路从尚方堡攻打宣府、大同；一路从龙门口直趋宣府；一路从独石口进攻应州；一路从得胜堡攻打大同，后金八旗兵对各地大肆侵扰破坏，抢掠大批人口和财物，便退回沈阳。

到了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经过九年的努力，已加强和巩固了后金的统治， 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蒙古的威胁，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作了准备。是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皇太极把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同年秋天，皇太极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然后南下攻打保定，连陷城池十余处，掠夺人畜十八万返回盛京。一六三八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率清军分两路攻明，一军入墙子岭，一军入青山关，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至涿州，分成八路， 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由北向南进侵。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皆遭践踏。然后，清军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 明德王被俘，攻下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第二年春天，清军由天津北上，出关回师盛京。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却不敢立足于内地，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其重要原因是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为了夺取北京，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就必须先打下锦州和山海关。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前的几年内，这里成为明清之间激烈争夺的战场。

一六四○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兵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毙”，沈阳“行街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④。第二年的一月份，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决心对锦州加强攻势，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往代多尔衮，他们带来了大批八旗兵及许多

④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

门攻城的大炮，进行猛烈围攻。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①。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朝派洪承畴率领八总兵步骑十三万救援锦州， 他步步为营，以守为战，不敢冒进，立营在锦州城南十八里的松山西北。济尔哈朗派右翼八旗兵进攻明军，结果“失利，山顶立寨，两红旗、镶蓝旗三旗营地，为敌所夺”，“人马中伤者甚众”②。清军“势不能当，急报请救”， “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沈中人，颇有忧色”③，皇太极也急得“忧愤呕血，遂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④。与此同时，明朝崇祯皇帝下密诏，命洪承畴速战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兵部也一再催战。所以，洪承畴把粮草囤在锦州西南三十里的杏山和塔山的笔架山，而自己领六万人开路先进，余军继之，骑兵环松山三面，步兵据城北乳峰山。皇太极亲率大军于九月十九日离开沈阳，二十三日到达锦州前线，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他把所有兵力都集中起来打击明朝洪承畴的援军。首先切断明军粮道，击败塔山护粮的明军，夺得明军笔架山的粮草。明军既失粮草，又作战不利，军心开始动摇，企图把驻守乳峰山的明军撤到松山，当明军撤离时半路遭到清军伏击，便退缩到海边，“为清人所击，潮涨渰死，陆海积尸甚多”⑥，仅有少数人突围出去，如吴三桂、王朴等奔往杏山。皇太极估计龟缩在杏山的明军一定要逃往宁远，所以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设伏，以待明军。明军又遭截杀，吴三桂、王朴仅以身逸，逃回宁远。此役清军歼灭明军五万三千余人、获马七千四百余匹，甲胄九千三百余件⑦。清军获得胜利，士气大振。

洪承畴只剩下残兵败将一万多人，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城内，他曾组织五次突围，皆未成功，明朝发来的援兵又逡巡不前。到一六四二年三月，松山城内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降清为内应，引清兵入城，洪承畴被俘。久被围困的锦州已筋疲力尽，“城中饥困，人相食”①。见松山杏山的明军失败，待援无望，于是祖大寿也举城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孤城外， 全部都落入清军之手。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整个形势对清十分有利，正象皇太极说的，“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②

但是，这时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摇摇欲坠。腐朽的明朝统治者，由于地主阶级本性的决定，企图转而与满族贵族议和， 然后集中全部力量，绞杀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授权给兵部尚书陈新甲派马绍愉往关外，同皇太极谈判，并带回议和条款。事被泄露，全朝大哗，崇祯为了推卸责任，处死陈新甲，明清议和破裂。皇太极见议和未成，为了进一步向明朝统治者施加压力，同年十一月派贝勒阿巴泰率领清军入关，攻陷蓟

①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② 北京市文管处藏：《一等阿思哈哈番巴尔达奇碑》。

③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

④ ⑤《黑龙江志稿》卷五四，《博木博果尔传》。

⑥ 北京市文管处藏：《一等阿思哈哈番巴尔达奇碑》，“同党相残，又能率尔兄弟协力纳款。”所谓“同党”是指巴尔达奇与博木博果尔同属索伦部，一个发动叛乱，一个反对叛乱。

⑦ 《清太宗实录》卷五三。

①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舆地》三。

州，深入畿南，转至山东，连破八十余城，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五十五万头，后经北京，明军毫不阻挡，放清军回到盛京。一六四三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极因患脑充血突然死去，其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当时福临只有六岁，由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了朱明王朝。但是，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首的明朝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怀着对农民军刻骨的阶级仇恨，勾结清军入关，镇压农民军。于是，清朝统治者在吴三桂等的引导下， 率兵长驱入关，占领北京，和农民起义军以及明朝的残余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