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及其政权机构

第一节 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一、康熙亲政与鳌拜集团的被清除

一六六一年顺治帝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以第二年为康熙元年。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国家政务由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个辅政大臣掌管。四个人都是皇帝掌握的上三旗的功臣贵戚，但不是爱新觉罗的宗室。进关以后十八年，代表封建皇权的上三旗势力已压倒了下五旗，作为旗主的宗室皇族虽然都接受了王公贝勒的高贵封号，锦衣肉食，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力量已远不能和皇权相抗衡。关外时期八旗分立和四大贝勒共议国政的习俗已成陈迹，就是入关之初多尔衮以皇叔摄政的旧制也不可能再出现。随着满族的日益封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大大地增强了。

但是，满族统治者争取权力集中和进一步封建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康熙初年，妨碍这一趋势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不过，这场斗争不再在八旗相互之间、皇帝与宗室之间进行，而是缩小到了上三旗内部，表现为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斗争。

索尼、遏必隆、鳌拜都属于两黄旗，是皇太极的亲信旧臣，长期

以来，驰驱疆场，立下显赫战功。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和满族的古老传统相联系，与汉族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制度格格不入，代表着一小撮立有战功的满族亲贵将领的利益。苏克萨哈出身于多尔衮的正白旗，多尔衮死后， 他最先依附黄旗势力，起来揭发和攻讦多尔衮，因此受重用。

四大臣辅政期间，总的政策倾向是延缓了封建化的进程，努力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旧传统。如：改变了历代汉族政权对宦官的重用，废十三衙门， 设内务府，减轻了宦官干政的弊害；为了保持满蒙两族历史上的亲密关系， 并进一步拉拢蒙古，提高理藩院（原蒙古事务衙门）的职权，使之与六部并立；降低御史的地位；撤销了从明

朝沿袭来的内阁制度和翰林院，恢复关外时代的内三院（秘书院、国史院、弘文院）；在考察官吏治绩方面，停止了传统的“考满”制度，外官只行“大计”，以是否完成了赋税征收作为官吏升迁降革的标准；在科举考试方面， 一度废除了八股文，只用策论；又大大减少进士的名额，顺治末年每届殿试录取的进士近四百人，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鳌拜执政时只录取一百五十五人。一六六一年发生“通海案”，因郑成功进攻南京时，江南士民起而响应，事后清廷追究穷治，牵连的人极多；同年发生“奏销案”，江南的地主官吏因拖欠钱粮，大批被黜革；一六六三年发生“明史案”，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兴大狱。四大臣辅政期间的一系列官制改革与政治案件都显示出反对封建化与打击汉族地主官吏、知识分子的倾向。

应该指出：四大臣辅政期间的政策措施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中国的封

建社会已进入后期，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没落腐朽的东西，四辅政在反对封建化的同时，也反对了某些没落腐败的东西，如十三衙门、八股文、乡绅特权等。但是，他们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而是为了维护更为落后的满族旧制度、旧文化、旧风俗，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汉族文化。当时的“汉化”，实质上即是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清王朝要作为一个全国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不适应和采用广大汉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大势所趋。四辅政大臣，特别是鳌拜坚持倒退，宣扬“率祖制，复旧章”②，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③，把“祖宗”之法视为不可改变的信条，反对满族的进一步封建化，最后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年老，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小又和鳌拜有矛盾，只有鳌拜最为跋扈。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对于“相好者荐拔之， 不相好者陷害之”，于是“文武各官，尽出伊门”④，从中央到地方遍布他的心腹。鳌拜依仗权势，专权横行，经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而且多次背着康熙“出矫旨”，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班行章奏鳌拜旨前列”；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皇帝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亲信商议，“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①鳌拜恣意妄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清朝的太上皇。

一六六六年，鳌拜提出：多尔衮在圈地时偏袒所属的正白旗，将正白旗安置在北京东北永平府一带，而将鳌拜所属的镶黄旗移往保定、河间、涿州， 这不符合祖宗规定的“八旗自有定序”的原则，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②，这不但是打击正白旗势力，在上三旗内挑起争端，而且企图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一主张遭到各阶层的反对，也遭到正白旗的阻挠，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户部尚书苏纳海（二人都属正白旗）不同意鳌拜的主张。苏纳海奏称：“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③。但鳌拜不顾反对，于一六六七年三月派遣自己的亲信贝子温齐等人到京畿一带“踏勘”旗地，以这些旗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 “镶黄旗地尤不堪”④为理由，坚持要换地。并强令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办理圈换旗地事务。此令一出， 当地满汉人民十分恐慌，“所在惊惶奔诉”，“哭诉失业者殆无虚日”⑤，镶黄、正白二旗内的人民也不愿换地，“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不肯指出地界”⑥，“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且旧拨房地垂二十年，今换给新地，未必尽胜于旧，口虽不言，实不无安土重迁之意”②。朱昌祚、王登联目睹实际情形，了解了群众的情绪后，奏称：“旗地待换，

② 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③ 颜元：《存性编》卷二。

④ 李 ：《大学辨业》卷三。

①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二。

②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二十六。

③ 同上书，卷四。

④ 黄宗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三。

⑤ 唐甄：《潜书·性功篇》。

⑥ ⑦颜元：《存人编》卷一。

民地待圈，皆抛荒不耕，荒凉极目”，造成“旗民交困”①，请求停止圈换土地。鳌拜大怒，要处死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索尼、遏必隆表示支持，只有苏克萨哈反对。年轻的康熙皇帝虽然不同意圈换土地，但也阻拦不住鳌拜的一意孤行，结果苏、朱、王三人被绞死，家产没收。这次换地事件， 共迁移镶黄、正白二旗的壮丁六万余人，圈换土地三十一万余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并且也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鳌拜集团的野心和残酷手段进一步暴露。

斗争还在发展。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康熙亲政。鳌拜集团仍把持着权力，不肯归政，要把年轻的康熙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势力已大大削弱的苏克萨哈鉴于康熙已亲政，要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把权力归还皇帝。这一举动不啻将了鳌拜的军，刺中了鳌拜的要害，因为苏克萨哈既然辞职，鳌拜、遏必隆（此时索尼已病死）势必也要仿效辞职，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鳌拜一贯专权擅政，当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以极其专横的形式明确地表明自己不愿意交出政权。他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是“背负先帝”， “藐视冲主”，“心怀异心”，罗织了二十四条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但是，骄横成性的鳌拜在康熙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对康熙进行要挟，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

鳌拜清除了自己的政敌，权势越来越大，专横行为也更加露骨。他的亲信党羽班布尔善、玛尔赛、阿思哈、济世等进入内三院和政府各部任职，盘踞要津。鳌拜的弟弟穆里玛封靖西将军，是八旗的著名将领。他的儿子与顺治帝的女儿结婚，封额驸，一门贵幸无比。据说一六六九年群臣向康熙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俨如皇帝，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②；又据说，鳌拜托病不朝，康熙亲往探视时，鳌拜卧床，席下置刀①，根本不把已经亲政的年轻皇帝放在眼里。鳌拜专权跋扈的行径威胁了康熙的地位，同时也驱使各种反对势力迅速地集结到康熙一边，寻求保护。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本人的意志和才能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康熙虽然年轻，却具有特出的才能和自己的理想，不会甘心充当傀儡皇帝。他的抚养人和保护者是祖母孝庄皇太后。孝庄是皇太极的妻子，顺治帝的母亲，为人精明能干，入关之初， 她辅助幼年的顺治帝，周旋于多尔衮、济尔哈朗等权势集团之间，度过了许多次猛烈的政治风波，使政权复归于自己的儿子。她在满族亲贵中极有威望， 根本不允许鳌拜集团对自己心爱的幼孙有不利的举动。同时，满族统治者中间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关外时期的生活和传统并无留恋之心，对鳌拜要求恢复旧时代旧生活的倒退的政策措施表示反感。这新的一代，以索额图、明珠为代表成为年轻皇帝的心腹和依靠力量。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 又是康熙的皇后的叔父，常年侍卫康熙，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也是侍卫出身，任内务府总管，与康熙接近，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一个新的势力集团正在康熙周围形成。为了要夺回权力，康熙派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又挑选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游戏②。鳌拜每次上朝，

① 《清史稿》卷三十六《索尼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三。

① 章梫：《康熙政要》卷一四《杜奸邪》。

② 《满洲名臣传》卷五《鳌拜传》。

他们也不回避，鳌拜误认为“帝弱而好弄”，“心益坦然”，不加戒备。 汉族官吏对鳌拜排挤汉官的政策极为不满。一六六七年，弘文院侍读熊

赐履上书，指责在鳌拜集团把持下的政治腐败，“政事纷更，法制未定”， “职业毁窳，士气日靡”，“百官缄默依阿，不肯树议任事”，“学校废弛， 文教日衰”，“风俗僭侈，礼制日坏”，建议从整顿贵族近臣开始，改革朝政，一切施政要以儒学为根据，这分明是针对鳌拜集团而发。第二年，熊赐履又上书说：“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宣扬程朱理学的政治作用， 这些都很投合康熙的心理。鳌拜要严惩熊赐履，康熙坚持不许，鳌拜只能做到“传谕斥其妄行冒奏”。

以皇帝之尊的康熙与鳌拜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各种势力迅速地转到康熙一面，形势对鳌拜越来越不利。一六六九年六月（康熙八年五月），康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鳌拜。据说：康熙与索额图等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了布库少年，当鳌拜单身入宫时，出其不意，逮捕了鳌拜，并把他的兄弟子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又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将他永远拘禁， 其党羽被处死。康熙夺回政权以后，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案件， 甄别官吏，奖励百官上书言事，开始了清代政治史上新的一页。

康熙清除鳌拜集团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搬开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使清王朝的进一步封建化得以贯彻实现，为进一步恢复、发展生产、消除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扫清了道路。

二、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入关后，虽然把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地抗清势力镇压下去， 建立起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康熙统治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数省，拥兵自重；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实行民族分裂割据；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针对着这种分裂割据局面，清朝政府在康熙时代，以极大的努力，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制造分裂的企图，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为我国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藩”是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吴、尚及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将③。清朝统治者进入北京后，这些降清的明将，为清军竭力效劳，充当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力量的急先锋，从而使他们得到了保存和扩大实力的机会。吴三桂以功封平西王，留镇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留镇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爵，封靖南王，留镇福建，形成了“三藩”各自割据一方的状态。

“三藩”各拥重兵，耿、尚二人各有兵力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各六七千”

④；而吴三桂则拥有五十三佐领和绿旗兵一万二千⑤，超过耿、尚二藩兵力的

总和，成为清朝政府的巨大威胁势力。“三藩”中，吴三桂最为功高权重， 他控制云、贵地区，“收召人材，树立党羽”，笼络旧部，倚为心腹，并将知县以上的官吏，“百计罗致，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他任命的官吏将领，

③ 《清史稿》卷三十六《鳌拜传》。

④ 《满洲名臣传》卷八《苏纳海传》。

⑤ 《清圣祖实录》卷十八。

清朝政府的吏、兵二部“不得掣肘”⑥。他的财政户部也不得查核。吴三桂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①。“三藩” 又以“边疆未靖”为借口，向清廷“要挟军需，以示额饷必不可减”②，仅就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户部所奏，云南俸饷每年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二地一年共需饷二千余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的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①，因而出现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的局面，造成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

“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任意把持和掠取当地资源，借以扩充实力。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③，并且“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①。尚可喜在广东“令其部人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耿精忠在福建也同样是“横征盐课”②，而耿、尚二藩又都与荷兰以及东南亚各地私通贸易，“潜引海外私贩，肆行无忌”③。

三藩割据势力的恶性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吴三桂在云南， 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又圈占已归各族农民所有的明代卫所军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其部属更是为虎作伥，“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则指为‘逃人’”①。当时有人记载在吴三桂统治下云南的情形说：“昆明三百里内为刍牧之场，其外为奉养之区者又三百余所。其道路之所费，岁时畋猎征求，又不与焉。潴其坟墓，庐其室家， 役其妻孥，荐绅士庶及于农工商贾，惴惴焉唯旦夕之莫保”②。尚可喜在广东，因年老多病，“以兵事属其子之信”，而尚之信则是个酗酒嗜杀的恶魔，每以杀人为乐，“酗虐横于粤”。至于耿精忠也“以税敛暴于闽”，纵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米”。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时，就已有人指出， 在滇、黔、粤、闽等三藩控制区内，由于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百姓苦疲难堪”③，“三藩”已经处于与当地人民尖锐对立的地位。

“三藩”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康熙

⑥ 《碑传集》卷六十三《康熙朝督抚》上。

① 《满洲名臣传》卷八《苏纳海传》。

② ③《东华录》康熙朝卷六。

① 巴克豪司、埃蒙德、布兰德：《清宫秘录》第二四二页，一九一四年，波士顿版。（Backhouse，Emun，

an Blan：《Annals an Memoirs of the Court ofPeking》，Boston，1914）。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除鳌拜》。

③ “布库”为满语，即摔跤。

① 据魏源记载：“国朝兵事大者曰前三藩，后三藩。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也。后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靖南王耿精忠也。 ”（《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③ 同上。又据外人记载：吴三挂于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时拥有七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七万人是由他的嫡系部队一万人、绿旗兵四万八千人和招抚的一万二千人所组成的。见〔美〕奥克斯纳：《马上治天下》第一四二页，一九七五年，芝加哥版。（Oxnam：《Ruling from horse back》）

① 刘健：《庭闻录》卷四。

② 《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③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亲政后，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他说，“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④，又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⑤，表示了对国家统一的积极态度。鉴于历史上地方割据所造成的危害，蠢蠢

欲动的“三藩”割据势力，不能不引起康熙的严重注视，“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会，曾书而之宫中柱上”⑥。可见康熙一直把“三藩” 视为心腹之患，早已把它列为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尚可喜上疏要求归老辽东，请由其子尚之信承袭王爵。康熙以此为撤藩的良机，同意尚可喜撤藩，结果触动了吴、耿二人，也不得不提出撤藩的请求，一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面积极准备叛乱。康熙识破了吴、耿二人表面上请求撤藩、实则图谋叛乱的阴谋，明确指出： “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⑦。围绕着撤藩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只有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人支持康熙撤藩的意见，多数大臣害怕“三藩”势力强盛，撤藩会惹出大乱子，主张迁就姑息，“言吴三桂不可撤”⑧。直到吴三桂举兵叛乱后，他们还力图与叛军和解，说什么“昔舜诞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烦用兵，抚之自定”⑨，甚至还有人提出杀掉同意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谢罪。撤藩与反撤藩之争，实质上是关系到国家统一还是割据分裂的大问题，多数大臣过高地估计了“三藩”的力量，顾虑重重，不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迈步前进。但康熙并不动摇，勇敢而果断地坚持正确主张，命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于一六七四年一月（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发动叛乱， 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清朝官吏，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叛军迅速地打进湖南，占领沅州、常德、衡州、长沙、岳州等地。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吴三桂自称周王，天下招讨都元帅。清兵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清朝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诸军南下，抵达荆州以后，不敢渡江前进， 与吴三桂军隔长江对峙。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⑩、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叛乱， 占据广西和福建。吴三桂的党羽很多，大多是清朝的提镇大员，拥有重兵， 散布各地，这时纷纷树起叛旗，归附吴三桂①。特别是陕西提督王

辅臣叛于宁羌、杀清朝经略大臣莫洛，攻陷兰州；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据广州叛，使清朝的统治大受震动。整个长江以南，加上陕西、甘肃、四川，不是被叛军占据，就是处于战火纷飞之中。“东南西北，在在鼎沸”②， 清军调兵遣将，处处设防，着着落后，军事上极为被动。

但是，叛军方面早期取得的胜利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它们兵多地广，

④ 《圣武记》卷十二，《武记余事》。

⑤ 同上书，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⑥ 《逆臣传》卷上，《吴三桂列传》。

⑦ 《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⑧ 《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

⑨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⑩ 刘健：《庭闻录》卷四。

① 刘坊：《天潮阁集》卷二，《云南曲序》。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

声势夺人，但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这场叛乱破坏了刚刚实现的国内统一，人民群众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渴望安定和统一，反对割据战争。吴三桂也企图利用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可是，他在不久以前国内民族战争中坚决地站在清朝一边，以明朝守关大将的身份引清兵入关，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王朝，一直穷追到缅甸，捕杀了永历帝。这种背叛行径使得吴三桂失去了转圜的余地，不好再利用恢复明朝的口号，他的讨清檄文中虽然声称：“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但人们对他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他的叛乱行为失去了道义上的号召力，连明朝的遗老们也不肯同他合作。其次，参加叛乱的都是一批骄兵悍将，没有任何政治目标， 又不相统属，毫无纪律，没有整个作战方略。吴三桂占领岳州之后，志得意满，按兵不动，既不乘胜直前，渡江北上，也不顺流而下，东取南京，而株守湖南，只图保全既得的胜利，留恋西南地区的老地盘。其它各支叛军，心志不齐，指挥不一，对清朝时降时叛，首鼠两端，同样也不对清朝进行坚决的攻击。

清朝方面，战争一开始就暴露了严重弱点。八旗兵入关已三十年，在优裕生活中磨损了锐气，已没有当初勇敢善战、凌厉无前的气概。新一代带兵的王公贝勒生长于安乐之中，大多庸碌无能，战斗屡次失利。但不管怎样， 清政府逐步地放弃了落后、野蛮的政策，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较为缓和；它以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付反叛的较为散漫的地方政权，得到群众的拥护；康熙调度全局，勤慎从事，以湖南为主要战场， 以江西、浙江为东线；以陕西、甘肃、四川为西线。各个战场，相互配合， 把叛军分割开，不使之打通一气，逐渐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当叛乱一开始的时候，又能及时地镇压了北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的反清事件， 以后又迅速平定了察哈尔王子布尔尼的叛乱，稳定了后方的局面；同时，又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吴三桂坚决打击，对随同叛乱的王辅臣、耿精忠、孙延龄、尚之信则打击和招抚并用，投降的叛军，“即与保全，恩养安插”③，大力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在战争中，清政府又注意团结汉族地主阶级，下令：“大兵进剿逆贼，⋯⋯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 不拘资格，⋯⋯据实保奏，发往军前”④。当平叛进入后期，清政府已获得军事优势时，康熙于一六七八年开“博学鸿词科”，次年又下谕纂修《明史》， 表示戎马倥偬之际，尚不忘文事，进一步拉拢汉族的地主知识分子；至于忠实而能干的汉族将领更得到封赏提拔，如绿营将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浙江的李之芳、福建的姚启圣、广西的傅宏烈都因作战有功而破格重用。

战斗进行了两年多，战场形势发生逆转。西线的王辅臣态度游移，反清不坚决，起兵后不积极出击而退守平凉，并寄希望于招抚。清政府竭力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⑤。一六七六年夏，王辅臣向清朝投降，“贼党解散，全秦悉定”，西线的叛军解体。东线叛军耿精忠也不积极进取江浙而以保固福建为目的，内部困难

③ 章梫：《康熙政要》卷二《政体》。

④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⑤ 同上书，卷一五四。

很大，“闽逆军饷匮乏，军士逃亡，恣意剥削，百姓怨◻”①。又和台湾的郑经发生矛盾，互相攻杀。清军攻入仙霞岭，耿精忠势穷乞降，清朝接受了耿的投降。不久，广东和广西的尚之信、孙延龄等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清朝， 于是清军集中力量于湖南战场，对付吴三桂。

东、西两个战场上的各支叛军不是投降，就是败灭，可是湖南战场上吴三桂叛军仍坚守岳州、长沙，寸步不让，和勒尔锦、岳乐、穆占等率领的清军相持。清政府一面集中兵力，提拔能战的将领，加强了正面攻势，并派兵进攻湖南南部、深入广西，扰乱叛军的后方，一面展开更大的政治攻势，派遣被俘人员在前线向叛军劝降，吴三桂的军心发生动摇，其重要将领林兴珠、韩大任等向清朝投降，又加上兵饷告竭，叛军统治区内被搜刮得民穷财尽。“自癸丑军兴，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五、六两，盐价三、四百钱一斤，军需孔殷则加税田亩地丁额，亩征至五、六钱，征催压迫，怨声四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加税不足，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 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②。

势穷力竭、年已七十四岁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竟于一六七八年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大封百官诸将。这一政治行动丝毫不能改善叛军的处境，这年秋天，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改元洪化。清军趁机发动进攻，用降将林兴珠的计策，加强水师，进泊洞庭湖，断绝了岳州的饷道，岳州叛军弃城逃走。从此，叛军一蹶不振，先后退出长沙， 衡州，清军跟踪追击。清政府命令“倡叛罪首止吴三桂一人，其余均属胁从， 投诚者赦罪，有功者叙录”。在清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下，叛军的防御瓦解，纷纷投降，清军收复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的大片土地。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清军分路攻入云南，这年年底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结束。

清朝政府平定“三藩”的叛乱，适应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吴三桂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国家统一，坚持割据分裂，残害人民，只求私利，最终必然走向可耻的失败。

三、统一台湾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统一台湾便成为清朝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了。

台湾自郑成功死后，由其子郑经继续统治。这时的国内形势较之清初，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相对地缓和，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急须解决。但郑经集团仍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已经失去了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成为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深了，郑经和他的叔父郑袭发生火并，各个派系争夺权力，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没有出路，渡海归降了清朝。“三藩”叛乱时，郑经出兵占厦门，攻泉州，与耿精忠一时勾结，一时又反目相攻，军事行动失去了政治方向，不可能再提出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即平定“三藩”之乱的这一年，郑经死，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论三逆》。

② 《清史稿》列传五十五《米思翰》。

由其长子郑克■监国，因诸弟争位，又发生内讧。郑经部将冯锡范杀克■， 立年幼的郑克塽为傀儡。时台湾郑氏集团政治腐败，内部分崩离析，“人心惶惑未定”③。郑克塽等为了苟延残喘，保存割据的地盘，曾向清政府“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④，想要成为一个半归附半独立的国家。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抗清复明”的意识就是在郑氏集团中也已渐渐灭。清政府正确地坚持了国家统一的立场，拒绝了郑克塽的荒谬主张。

在统一台湾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早在康熙亲政以前，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压制进取台湾的正确主张，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⑤为借口，把统一台湾搁置了下来。后来，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节节胜利，康熙再次提出了统一台湾问题， 主张“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底定海疆”。在福建沿海调兵造船，布置进取。并重用主张统一台湾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筹划向台湾进兵。这一统一台湾的正确主张和部署又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 说什么“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主张“征台湾宜缓”①；且极力反对任用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①。康熙排除了这些大臣的干扰， 坚持了统一台湾的主张，把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②的原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为陆军提督，把反对收复台湾、以台湾“断不能取”③的福建将军喇哈达调回北京，于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根据当时台湾的兵力，施琅主张收复台湾，必先攻取澎湖，“以扼其吭， 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①，台湾兵力可不攻自溃。清军经过一段海上作战训练之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师二万，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郑氏集团集中兵力于澎湖，派善战的刘国轩率军坚守，“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②。但施琅等准备充分，指挥得宜， 士气旺盛。清军一鼓作气，直前冲击，经七天激烈的战斗，郑军大败，守将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

台湾以澎湖为门户，清军攻占澎湖，使郑氏集团极为震恐，“群情汹汹”，台湾呈现了“莫不解体”①的局面。郑克塽率众出降，清军胜利地进驻台湾。

清朝政府统一台湾，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施琅率军至台湾时， “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①，当地的高山族人民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三。

④ 孙延龄是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孔有德在桂林战死，只留一女孔四贞，被孝庄太后收养于清宫中，以后嫁给孙延龄。清廷命孙延龄为广西将军，镇守桂林，统率孔有德的旧部。

⑤ 当时响应吴三桂叛乱的有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长沙副将黄正卿、湖广总兵杨来加、广东总兵祖泽清、潮州总兵刘进忠、温州总兵祖宏勋等。

①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五十。

②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六。

③ 《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二。

①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十。

② 《明季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

① 施琅：《靖海纪事》卷上。

① 《清史稿》列传四十七，《姚启圣》。

也纷纷出来迎接清军。

清朝政府在攻占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处理问题，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②，竟然主张放弃台湾。施琅极力主张坚守台湾，以为台湾经过长期开发，不仅已成“野沃土腴，物产利溥”的富庶之区， 而且为“东南数省之屏蔽”，在国防上极为重要，如果放弃，必将被“无时不在贪涎”的西方殖民者，重新侵占，西方殖民者“若得此数千里之膏腴， 必倡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

③。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

不可”⑥，因此，于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 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于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分为二营。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至此，又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③ 《满汉名臣传》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