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地理学

地理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地理大发现以前的地理学

还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地理知识的萌芽。人类存在的本身有赖于在空间判定方位的能力以及找到自然掩蔽所、水源、狩猎场所、石器工具等。原始人的特点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甚至能描绘地方略图——地图的雏型。看来，远在文字发明以前，原始图作为传递情报的方法就已经发生了。然而人类还不是很快地学会了找出所观察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并解释这些现象。

最初的游记和各个地方的报道都包括在最古老的书面文献里，以及由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人民（纪元前 4—3 千年），而后又由印度人和中国人所遗留的地图中。然而这时人民的空间视野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周围世界各种现象的解释往往带有宗教神话的性质，一切现象都归咎于上帝在主宰。通常把地球当成平坦的、圆形的或凹形的，而印度人则描绘其为荷花状。

使最初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得到发展，应当归功于古希腊人。地理学在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并且在地理学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学派。公元前六世纪以来由于航海和贸易的需要（希腊人当时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许多侨居区）导致了描述大陆和海岸的必然性。在公元前6—5 世纪之间，米利都城的赫卡泰编写了当时为古希腊人所熟悉的许多地方著作，为地理学的地理方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不论地理工作如何，有人对各种地理现象进行了科学解释的尝试。他们都是希腊爱奥尼亚或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其奠基人是米利都的泰勒斯①（Thales，纪元前 624—543 年）。这些尝试都具有自然哲学性质，也就是他们不根据实验研究而进行思辨；因此常常表现为天真的幻想的境地

（例如，把地震解释为由于干旱，地壳布满了裂纹；在大陆的深处有海里的贝壳存在，说成是海洋逐渐完全变干的结果）。然而其可贵之处是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们，在探索各种现象的自然原因时，力图自己去解释而不求助于上帝。由于爱奥尼亚科学与哲学汇合在一起，尚未分成若干独立的部门，所以地理学在当时尚未作为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而存在。但是可以肯定在不可分割的自然哲学的范围内，已经有了自然地理学（普通自然地理学）因素的萌芽。

在“古希腊”时代（纪元前 5—4 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纪元前

485—425 年）是区域地理的杰出代表。古代的区域地理与历史学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具有提供记述的性质。在区域地理的著作中载有许多地形名称的资料（列举了许多城市、河流和名胜古迹）以及民族地志学和政治历史特点的资料。从许多地方的自然特点中仅仅描述了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资料——干旱或过多的雨量，稀奇古怪的或有益的植物和动物等等。

至于古代学说中的自然地理概念，则是亚里士多德（纪元前 384—322 年）以最完备最系统的形式论述了它。在此以前已经有了地球是球形的见解，而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最初的论据：在月蚀的情况下地球的阴影呈圆形和

① 此处原书误作法列斯（φалес）。——译者

星空在由北向南运行时形态发生了改变。关于两个极地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五种热量带学说的传播也属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同时认为只有温带才有利于生存和适于居住。亚里士多德是同意这种学说的。它的著作《气象学》也是普通自然地理学的雏型。在这部著作里对地壳作了描述，同时也指出了它们相互渗透，描述了水分循环和空气循环，谈到了河流的发源及其活动、涨潮与退潮，洋流以及许多自然现象。亚里士多德还以专门的一章论述了地球表面的变化——海侵海退现象，由于河流冲积土填充海湾致使陆地有扩大的现象。

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地理学也象对其它某些自然科学一样（特别是他写了好几本动物学的著作），开始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工作。后来，自然地理要素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捷奥夫拉斯特、斯特拉波］的著作中以及更晚一些的古代科学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中。

在希腊化时代（纪元前 330—146 年）有一个新的地理学派兴起，这个学派后来被称为数理地理学。在纪元前三世纪初叶，希腊科学的中心由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所工作过的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城（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从事确定地球的大小的研究工作并对地球表面绘制点座标，详细拟订地图投影并进行制图。这个学派初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基连尼城的埃拉托斯芬（大约在纪元前 345—285 年）。他最先十分精确地确定了地球四周的范围。埃拉托斯芬写了一部伟大的著作，他称之为《地理学札记》。在这部书里他记述了著名的希腊地方（奥依库门），并且是按区域大小（斯夫拉吉德）①的描述体系进行的，即本书作者对奥依库门预先进行了区划。此外，在该书中记入了数学和自然地理学问题。这样，埃拉托斯芬把所有的三个学派都统一在“地理学”这个名称之下。

可以肯定，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两位杰出的希腊学者斯特拉波（大约在纪元前 64 年到纪元 24 年）和克拉季·托勒密（纪元 90—168 年）已经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总结。这些学者的著作对地理学的内容、任务和作用反映了两个不同的观点。斯特拉波是区域地理学派的代表。他把地理学的任务仅仅局限在描述奥依库门小块地形上，他让数学家证明地球的形状并对此进行测量，让哲学家解释地球上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原因。他的杰出作品《地理学》共有十七卷，是始终坚持古老传统的描述选集。这个选集尽可能地收集了不同地区的资料，但是关于自然界的资料，也正如这类更早一些的著作那样，材料是片断的，而且内容贫乏。

托勒密是古代“数理地理学”最后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他认为地理学的任务是制图（他正确地称地表的描述为“地方志”）。由托勒密所编制的《地理指南》，是包括几千个标上了经度和纬度的地名录，在其前面，还有一篇编制地图投影方法的说明，这是编制地球地图所必须掌握的。

这样一来，还在奴隶制时代地理学就作为完成重要社会职能的独立科学已经被分化出来。区域地理学的记述已成为满足航海和贸易的需要而被引用了。黩武主义的罗马帝国对详细的地理资料越来越表示关注。斯特拉波认为地理学的意义在于它与“统治者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他的《地理学》完全服从于这一社会职能。他写道：“如果统治者对每个国家的大小，

① Сфрагид一字，在希腊文中的直接含义是“印章”、“小块”，很难用适当汉语表达，姑且在此处作音译。——译者

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气候和土壤的特点很了解，不是更能很好地管辖每个独立国吗？”①斯特拉波列举了由于通晓地方知识所取得的军事成就以及由于对地理学的无知所造成巨大失败的例证。在这些议论中我们首次遇到了把地理学作为应用科学这一如此简明的观点。然而斯特拉波把这个观点引向了极端。他的地理学与其说是应用科学，不如说是功利主义的学科，因为真正的应用科学是依靠理论。而斯特拉波却抛弃了地理学的理论内容。更有甚者，他借口“某些地区及其居民的知识对于政权当局的需要没有什么用途⋯⋯”①把属于罗马利益范围以外的一些叙述都从自己的著作中删掉了。可见，作为古代区域地理的斯特拉波著作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它纯粹起着参考作用。

实际上古代制图学就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古罗马非常重视制图，而且这些地图的“样式”本身，符合罗马贵族的军事行政当局的要求：地图具有狭窄而长长的纸卷形式，在这些地图上显示出由罗马通向各地的道路以及各个城市、要塞、港湾，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距离也作了标记符号。

至于古希腊哲学家和地理学家在理论上的探讨，初看起来似乎由于其本身具有抽象性、思辨性的特点，因而它们不可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奴隶时代的某些学者所关心的许多科学问题中间，也有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的问题，除了有关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生命影响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观测以外，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见到不同民族的特征、文化和社会制度完全受自然环境所支配。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断言：寒冷地方的居民是不能实行自治制度并有“政治领导”的必要；而南方的居民又是那样萎靡不振，以致于奴隶制度对他们说来，是“自然状态”。生活在最优越气候条件下的希腊人，则好象赋予了他们最优秀品质，当然，他们被自然本身指定去统治一切。因而就奠定了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社会政治学说的基础，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学说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统治的“特权”。

我们应当引用古地理学较多的章节，因为古地理学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借鉴，了解古地理学对于理解尔后地理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在远古时代产生了预知地理科学未来成就——关于地球呈球形、关于各种气候地带、关于地球外貌变化的许多观点，出现了最初区划地球表面尝试，奠定了在平面上描述地球表面的基础（发明了初期的地图投影法，发明了最初的确定地球坐标方法）。

其次，地理学结构的主要特征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且还出现了地理学未来的二元论萌芽。这种二元论也就是由于在一种科学范围内把彼此之间很少联系的两种学派——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自然地理学（普通自然地理学）与主要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区域地理学结合起来而产生的矛盾和困难。

第三，古地理学家的著作还长期地直接影响地理学的发展。在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学的复兴，是在恢复希腊—罗马科学的旗帜下实现的，希腊—罗马科学的产物被认为是模仿的典型。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大的科学权威是克拉季·托勒密，甚至他的地理错误最后也对科学带来好处。托勒密低估了地球的大小而极力夸大欧亚大陆自西向东的长度。因此，根据他的地图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从欧洲西部海岸到印度—中国东部海岸很近。当时在西欧，为了奔向最富饶的东方而侦察最短路程的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前提条件已经

① 斯特拉波：《地理学》17 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4 年，第一册，第一章，第 16 节。

① 斯特拉波：《地理学》17 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4 年，第二册，第五章，第八节。

成熟。这种观点的拥护者都从托勒密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于是古老的谬误就间接地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托勒密的著作也就丧失了其直接的意义。然而“数理地理学”并未消失，更确切地说，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成了数理地理学的“继承者”。

古代区域地理学的传统却是根深蒂固的。过了不久，于 1877 年，德国的地理学家Г.格兰德指出区域地理学的著作中毫无逻辑联系地描述了充满在地球空间的许多极为不同的对象，写了关于十九世纪西欧地理学的斯特拉波主义。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地理决定论的观点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尽管它以变换了的形式出现。

古希腊人的自然地理理论的命运更为复杂。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它们的被公认和进一步发展均长期被拖延下来。仅仅在实验自然科学许多成就的基础上，首先是物理学，然后是化学和生物学，才有可能把自然地理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刚刚在不久前才发生。

随着封建主义时代的来临，地理学在欧洲处于衰落状态。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闭关自守和宗教世界观，不能促进研究自然兴趣的发展。古代哲学家的学说被基督教会作为“邪教”铲除了（的确，某些被精心“清洗过的”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后来又被天主教所利用）。地球又重新描述成为平坦的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在地图上又出现了天国、虚构的人类、魔鬼的描绘。

在封建主义的东方各国，当时科学还处在相当高的水平，通过古希腊作家把地球呈球形的概念传播到了东方各国。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细亚人、中国人编写了区域地理的著作（主要也是专门术语和政治历史内容）。数理地理学得到巨大的发展。然而这些民族没有把重大的贡献记入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的著作中。

自十三世纪中叶起，欧洲人的空间视野开始扩大了（旅行家普兰诺·卡尔平尼、吉依奥姆·鲁布鲁克、马可·波罗等）。然而这对地理学的观点的影响还很小。实际上，作为科学的地理学当时还不存在。只有个别的僧侣学者开始研究古代的作者并且熟悉他们的地理理论。在十三世纪末，地图才开始具有直接的实用意义：航海的进步（由于出现了更为完备的、纯粹是轻快帆船和使用指南针）是随着编制了特殊类型的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精确度的航海图（波尔托兰）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