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和地理学的任务

上面我们谈到的只是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即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但是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积极的方面是社会。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参与了地理环境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并且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地理环境。原始的采集者和狩猎者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自然环境。火的掌握，耕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灌溉系统的建立，机械工业的发展，在所有上述的一连串的阶段中古代的人类都对地理环境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是人类对自然界作用的历史中，最明显的飞跃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

当代工业生产的机械，每 12 年—14 年翻一番。从 1913 年—1974 年的六十年中，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 2.2 倍，而钢的冶炼量增加 8.3 倍，氮

肥的产量增加到 50 倍，铝的产量增加到 200 倍，合成树脂和润滑油竟增加到

890 倍。从 1950 年—1974 年，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上述指标分别相应地增加

0.6 倍、2.7 倍、8.3 倍、9 倍、26.2 倍。

现代工业生产以消耗能量和水为其特征，人们已知，每生产一吨合成纤维需要 2，500 乃至 5，000 吨水，生产一吨铝比生产同样数量的钢，需要 15 倍以上的能和 10 倍以上的水。本世纪上半叶期间，能量资源的需要量增长到

3 倍，而上述的四分之一世纪，也增加了 2 倍，而且石油超速度增长（最近

25 年来，接近增长 4 倍，天然气增长 6 倍）。

目前，全世界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水的需求也上升达 3，500 立方公里，几占世界径流量的十分之一。每年从岩石圈中开采大约 1，000 亿吨矿石（光是矿物燃料就超过 70 亿吨），生物产品开采量约为 90 亿吨，在燃料燃烧时

可消耗 80—160 亿吨气态氧。

假如世界人口每年大约增长 2％，则大多数矿产资源和水的使用量将增长 5％。而电能的生产将增长 8％。在这种增长速度条件下，世界上这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为石油、水、多种金属、木材等，几十年内就会有耗尽的危险。径流资源，在现有的利用原则下，到 2000 年就会落到质量上耗尽的境地；尽管当时的取水量不超过径流量的三分之一，但河水会因污染的发展而变得不适于利用。

至于食物资源，要充足地供养地球上愈益增长的人口，至 2000 年，最低限度也必需把作物产品扩大二倍，畜牧业则应扩大三倍。有不少乐观的推测，认为地球可以养活上百亿的人口。但是必需注意到，地球即区域的资源是有限的，它是由地球表面的面积所决定的，适宜于农业开垦的土地所剩已无几。此外，考虑到保留森林的必要，进一步扩大农垦的面积也未必合理，加之城市建设，文娱场所、交通线、矿山、水库以及其它建设也同样需要土地，所以农垦的潜力是不大的。

资源枯竭仅仅是科学技术对地理环境的作用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看起来好象是反面的，或者从属的，就是人类参与巨大的物质与能量生产的过程中，排出相当数量的废物，引起环境的污染。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达 240 亿吨，其它气体（大多为有毒气体）5 亿吨；除此以外，烟尘达 10 亿吨。大多数有害物质落入到河流和湖泊之中，致使 15％的河湖遭受污染。固态的生活残渣每年的抛出量约为 10 亿吨。

在美国，拥有 100 万人口的城市，每昼夜需要消耗 62.5 万吨水，2，000 吨食物，0.95 万吨燃料，并排出 50 万吨污水，2，000 吨垃圾，1，000 吨固体微粒和毒气。

都市化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的并发症，然而把环境污染的一切过错统统归咎于它，是不恰当的。农业在这方面也同样有责任的。全世界每年在田地里大约施入 30 亿吨肥料和 400 万吨有毒物质——杀虫剂和除草剂。其中绝大部分都渗入地表和地下水中，污染这些水体（正如大家所知，肥料只有一部分为植物所吸收，其余部分进入总的循环之中），而排放的灌溉水也同样遭到污染。

由此可见，技术对自然作用的消极方面，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损害。经济上的损害表现为物质上的损失，也就是表现为各种宝贵资源无可挽回地消失。同时，也表现为生产条件的恶化，需要补偿净水的损耗，可供利用的优质原料更少，需要开采难度大的矿产等等。

生态上的损害，是指人类生活环境质量变坏（发生生态危机），大家知道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是各种有毒物质，包括排放的毒气、放射性残留物，从化学肥料进入饮用水中的硝酸盐。西欧和美国许多河流的水不仅不适于饮用，而且也不适于沐浴和运动，至于在高度开发的城市区、工矿区和其他区域，类似关于优美的环境质量变坏的问题就不必详谈了。

目前，在“人类与自然”这个问题的总的估计方面，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论点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迫使人们把最大的注意力转到地理环境的变化上来，转到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方面来。现在科学不可能仍然站在传统的和消极（无所作为）的立场上，而要求对人类干预自然过程的最适合的途径的问题作出回答。

在苏联，自然界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爱护态度，已成为国家政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项政策是В.И.列宁提出来的。关于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关

注，已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措施中得到体现，首先是 1917 年 11 月 8 日颁布的“土地法”。最近一些年来，仅对水、土地、森林、矿藏的保护，就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的决议，多数综合性的自然保护措施，对于苏共二十五大所拟定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是适应的。大会决议规定，要深入研究和运用人类新的现代技术，对矿产资源实行精细加工，以便充分地利用矿物原料和防止有毒物排出的影响，还规定按节约原则建立水的利用系统，建设高效能的净化设施等等。

人类对自然界影响的最优化是一个很大的各学科之间共同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工程学家以外，还应该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卫生保健

（防疫）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专家的代表参加。但是，在该项科学研究工作中起着特殊作用的是地理学。其理由是：地理学具有对待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传统的综合观点，它处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边缘”位置，它拥有研究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大量的实际经验。因而，地理学探讨人类对自然界作用最优化的问题，理论基础要比其他科学更为接近。

科学技术进步，对自然界造成负的（不良的）影响的基本原因是间接的或者是从属的，它们对地理系统的结构所造成的破坏，事前不一定能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负的不良后果，往往会产生于人类以最良好的愿望从事改善自然条件的活动之后。人类在活动中并不是经常不顾及自然界，他们通过参与规模宏大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方法，并且力求借助于这些方法在自然环境中造成肯定的变化，如排干沼泽、人工灌溉、营造防护林等等。

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人类并非经常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直接的意料之中的效果外，人们往往得到意料之外的后果。伴随着人工灌溉，常常是地下水位的提高，盐碱化、土壤破坏、沼泽化；排干沼泽时有时导致水源干涸，河流淤浅，邻近地区变干；甚至林带，除了显著的正作用以外，也会产生遮阴，使毗连区域变干，累积雪堆，成为害虫和杂草的庇护所等负作用。

自然，决不能因此得出放弃对自然界改造的结论，而是说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以良好的关于地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知识为依据。自然地理系统中某个环节的破坏，不管动机如何，都会引起整个系统“工作的中断”，并由此产生各种间接的、从属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正是这种间接的后果更难预见，所以，它们成为环境的主要威胁。

由此可见，人们要同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经济与生态损害作斗争，必须从揭示地理系统本身的各种人为破坏的性质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