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对人文主义的压抑

弗兰茨·梅林在《德国史》中谈到德国的宗教改革的时候，说道：“宗教改革，就某种意义来说，是野蛮的反对文明的斗争。”在同一页，他又写道：“与历史进步有密切关系的，不是人文主义，而是德国的宗教改革。” 这是当意大利的场景移至德国这个落后之邦的时候，必定产生的一种冲突。面对一个两难选择，出于一个实际考虑，马丁·路德就选择了宗教改革。

其实，那时的德国面临不可得兼的两种需要（其情形类似于中国晚清时期对于西方既迎又斥的复杂心理）：其一，对意大利文明的需要；其二，脱离罗马教会的需要。野蛮之邦的德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文化贫乏。人文主义者的目的在于把意大利精神带给德国。这是文化需要，也是伊拉斯莫一类人文学者的心愿。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意识刚刚觉醒的时代而言，另外一个需要——政治需要——也许更为迫切。

罗马教会对于德国的剥削（在它看来，德国只是自己的一个教区，正如臣子之于君主）造成德国经济的滞后，而且，正教教会的腐败——一种无形的宗教化形成为有形的教会以后，

日久必会导致腐败——也毁坏了人们对于罗马教会曾有的信任。因而，割断与罗马教会的宗教联系——那时，教权的笼断必伴随着俗权的笼断，因此， 教权的独立（德国国教的形成）也将伴随俗权的独立（德国国家的形成）—

—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马丁·路德的一纸论纲出其意料地掀起了这场改革

——他被历史的逻辑选中，那时，他还没有意到识自己肩负着使命——就象任何宗教狂热都会立刻失去分寸一样，导致了一种仇视南方民族的民族情 绪。下面这句英国谚语——英国也是北方民族，而且，急将转向宗教改革—

—最能说明这种情绪：

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就是魔鬼化身

（罗素《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五章） 这种“仇意大利”的情绪就与人文主义者们的“亲意大利”倾向——它

是他们的精神父亲——发生冲突。假若人文学者不想背上“叛国”的恶名， 那么，要么投身宗教改革，要么保持沉默。伊拉斯莫选择了后一种，而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托马斯·莫尔——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选择了后一种， 结果命断刀下。

弗兰茨·梅林由此指出：“当［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一旦了解到德国的宗教改革意味着德国要完全脱离罗马教皇时，他们就几乎全都回到了天主教会的怀抱。”

人文学者不愿参与弑父同谋，然而罗马这个精神父亲的命运已被历史决定。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欲以建立一种更为廉洁的宗教，

这是宗教禁欲主义回归的征兆，因为廉洁的宗教含义是对世俗欲望的抑制，而闵采尔却想建立另外一种“宗教”，它是对于一个空想的未来社会的憧憬。这和英国的莫尔的理想多少有些相似。可是英国最终形成的是清教， 它标志着更为严格的宗教禁欲主义的回归。人文主义也就遇之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