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类精神的悖论： 堂·吉诃德与桑乔·潘萨

1604 年 8 月，维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即将问世的一部小说《堂·吉诃德》，它的作者是一个当时文名不振的残废人，他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 但是没有哪一个像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 德》。”

要是维加不是出于私心——文人间的嫉妒心——说这番话的话，那么， 象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竟发出这样一个断言，显然过于不智。谁会愚蠢到不去称赞《堂·吉诃德》呢？它的作者塞万提斯已成为西班牙的光荣，而在他的荣光之下，维加这位天才的戏剧家的光芒才显得黯淡了些。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于 1547 年出生于距马德里不远的海那司。塞万提斯家族曾叫作“塞万托斯”，即“鹿园”的意思， 从这个族号里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阔绰。据说塞万提斯的父亲，那位医术平平而又偏爱幻想的罗德里哥游方外科郎中，常常面对中落的家境，长吁短叹。祖上的荣耀已经一去不返，昔日的喧哗门庭如今冷冷清清。到了罗德里哥一代，尽管族人之中也有在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可是对罗德里哥一家来说，并无丝毫帮助。因而，童年以及少年的塞万提斯常处在“举家迁徒”的动荡中，不时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许罗德里哥被某种幻想的力量驱使着，总认为“远处”有着理想中的一切。这种对“远方”的向往不仅成为他的伟大的儿子日后笔下的主题之一，而且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实质的组成部分。直到 1566 年，罗德里哥一家迁到首都马德里为止，动荡的迁徒生活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这时起，塞万提斯个人的动荡生涯却开始了。当然，在漫游世界前，他还曾有过一段为时极短的求学阶段。他在马德里上过文法学校，并在当时的名学者胡安·洛彼斯·台·奥约斯门下短暂地学习过。他是一个嗜书的孩子，“哪怕是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纸也要拿来读。”

一个偶然的机缘打断了塞万提斯短促的求学生涯并把他送上了另外一种生活，可以说，正是这种饱经沧桑的生涯才使《堂·吉诃德》这部旷世杰作得以问世，而设若塞万提斯一生只有前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涯，那他顶多不过是一个能够写出几本十四行诗的风雅文人罢了。1569 年末，塞万提斯已经二十二岁，罗马教皇派遣一名特使、年轻的贵族胡里奥·阿括维瓦去西班牙， 向堂·卡洛斯王子的新丧致哀。这位风雅的贵族在西班牙驻留期间耳闻塞万提斯的诗名，加上他的老师的举荐，这样，塞万提斯成了阿括维瓦这位罗马贵族的侍从，一起来到罗马。

而塞万提斯的罗马之行，正是他书剑生涯的开始。

红衣主教阿括维瓦自命为“艺术保护人”，这正是那个时候一般有权有势的风雅贵族的风气。他在自己周围拢集了当时许多的文人学识。身居“家臣”地位的塞万提斯由此接触到了那时正风行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把许多时间泡在主教的图书馆里。阅读这种活动，至少使得塞万提斯获得两个好处：一是显而易见的精神收获，二是使他避开其他侍从的轻视。他的长像有点土气，动作也不怎么灵巧，这就成了交际场上的障碍。

在罗马的孤独生活唤醒了他对故土的怀念。身居异邦，使得一种隐藏的激情在他心底勃发出来，这便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激情。那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正在集结海军，蠢蠢欲动，准备进犯信

奉基督教的地区。这是一场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在基督的旗帜下，西班牙、罗马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组成了联合舰队，并任命西班牙国王卡洛一世的私生子堂胡安为舰队统帅，准备迎击异教的入侵。

塞万提斯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他离开阿括维瓦红衣主教教府的时间约在 1570 年初夏，也是他来罗马的次年。塞万提斯所属连队起初驻扎在那不勒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土耳其人占了上峰。土耳其人的舰队攻占了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岛，并将该岛首府尼科西尼化为一片废墟。联合舰队只有首先摧毁土耳其的舰队，才能解除威胁。同年秋天，塞万提斯所属的连队也被编入作战舰队。拥有二百多艘战舰的舰队驶向海面，于十月初， 在雷邦多海峡，遭遇土耳其人的战舰。一场史书中称为“雷邦多海战”的惊心动魄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战役之初，塞万提斯正患热病。舰长劝他回舱休息，可他来到甲板，坚决要求参加作战。“我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进船舱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守到底，流尽我最后一滴血。”舰长受了感动，命他率领枪手逼近敌舰。战斗打响，一时杀声震天， 刀光剑影。关于这场恶战，塞万提斯曾有记述，他自己也是在这场海战中残废的。当他率枪手冲上敌舰甲板的时候，三颗子弹打中了他。海战是以联合舰队的大获全胜而结束的。塞万提斯却因左手伤口感染，不得不被截肢。塞万提斯这位爱国者把这个残肢视为自豪，他说：“伤口看来也许可怕，我却认为很美，因为我是在空前绝后的最值得纪念、最伟大的时刻受的伤。”

离开医院以后，塞万提斯转入另一连队，参加了第二次迎击土耳人进攻的出征以及攻克突尼斯的战争。此后，他又在军队里服役了三年。到了二十八岁，身残的塞万提斯才被准许退役回西班牙。舰队统帅堂胡安一向欣赏塞万提斯的作战勇气，他亲自给塞万提斯写了封推荐信，好使这位老兵回国以后有个好的着落。西西里的总督珊沙公爵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给他写了封推荐信。恰巧，这时，塞万提斯又遇见了自己的弟弟罗德里戈（他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驻军中任旗手）。兄弟两人决定一起取道回国。

不巧的是，当塞万提斯兄弟乘坐的太阳号兵船驶近里昂海湾的时候，遭到土耳其海盗船的袭击，兵船被俘，塞万提斯兄弟也和其他乘员一起当了俘虏，被押往阿尔及利亚。那两封本使他从此在军队里发迹起来的大人物的推荐信，此时却被土耳其人当作一笔巨额赎金的来源。他被当作了大人物，严加

看守，并被悬以骇人的赎金。

可想而知，家境衰落的老罗德里戈怎能凑得齐这个儿子的赎金；何况， 还有另一个儿子在押呢，尽管他的赎金不比他的兄弟高。在这期间，塞万提斯几次密谋逃走，都失败了。一年半后，他的父亲凑足三百克郎，委托两位教士去阿尔及利亚赎回塞万提斯。可是塞万提斯的身价远远不止三百个克

郎，这个数目顶多刚够他的弟弟罗德里戈的身价，于是，罗德里戈被释放了。过了将近五年，塞万提斯的父母筹措了五百个卡忒，再又在阿尔及尔的基督教商人中募集，这样，才凑够赎金。经过五年的军人生涯以及五年的囚徒生涯，塞万提斯终于踏上了回西班牙的船。只是，经过五年的变迁，西班牙已

经不是堂胡安的西班牙了。从此，这个曾经为国流血的退役老兵不仅没有得到意想中的荣誉，甚至，已被人们冷落。他的许多同伴，那些为了西班牙而出生入死的兄弟，流落街头，无人过问。英雄时代的爱国主义热情仿佛已从人们心头消散一空，过去的荣誉已被人们遗忘。

甚至尚未离开阿尔及尔，多明我会修士勃朗科·德·巴斯就在西班牙散布流言，说塞万提斯在囚居期间的某些行为有辱基督徒的身份。这时，一位正直的神父——胡安·吉尔——挺身而出，联合二十个居住在阿尔及尔的西班牙人，为塞万提斯写了一份证明“清白”的证明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珍贵的文件一直保存至今，这不仅是正义精神以及同胞热情的象征，而且也是塞万提斯的护身之物。没有这样一份证明，我们的作家也许已在宗教法庭上夭折了。

塞万提斯回国的时间的 1580 年底。这时他已三十三岁。他们兄弟俩的赎金已使家境一贫如洗。为了生活，塞万提斯一度回到了过去所属的连队，可是，他因失去左手，在军队里已无晋升的希望。看来，并非某个偶然的机缘才使塞万提斯走上创作的道路。这是命运的力量。

塞万提斯暂时放下了剑，提起了笔。文学雄心在这位退役的老兵心里重新苏醒了。象两个世纪之后的巴尔扎克一样，塞万提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他曾坚信自己的诗才，也在戏剧方面花了不少功夫（这正和巴尔扎克二十岁上一样），可是，他在诗艺以及戏剧方面，顶多不过是一个二流人物。他的巨大的才能在于小说上，他在三十八岁时才找到自己的“战场”，在这一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田园小说《伽莱苔亚》出版了，并给他带来了微弱的文名以及更加微薄的报酬。当然，也和盛名之下的巴尔扎克为了生计不得不常常腾出手来草创几个剧本一样，塞万提斯也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留给后人的只有《奴曼西亚》以及《阿尔及尔风习》。虽然塞万提斯的剧本上演的时候“没有人向台上扔烂黄瓜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但那时的戏剧舞台几乎已被“西班牙的凤凰”维加的光芒照彻，其他的戏剧家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

塞万提斯最终退回小说创作，也有以上这么一层原因。要知道，塞万提斯自小就对戏剧着迷。有意思的是，那时的两位文学天才，维加与塞万提斯， 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迷恋于戏剧的塞万提斯偏在小说上取得了成功，而迷恋于小说的维加却在戏剧上取得了成功。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维加戏剧作品中的叙述风格以及塞万提斯小说作品中的戏剧因素。难道这种“能而不欲，欲而不能”的共同倾向竟是两位天才人物险些失和的心理原因吗？

《伽莱苔亚》出版的次年，塞万提斯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塔利娜·德·帕拉西奥斯·依·萨拉萨尔（Catalina de Palacios）的十九岁姑娘。这是一位在深闺中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并随书中骑士驰骋想象的女子。尽管塞万提斯的爱情生活对于塞万提斯的文学创作并无多少影响，可是，上面提到的那本田园小说却是这位三十八岁的伤残退伍老兵想打动他的十九岁的意中人的芳心的一部作品。自然，就战术而言，塞万提斯没有必要动用一部小说的力量摘取这颗芳心，因为这颗爱幻想的芳心早在他伸手去摘以前，就已经倾向于他了。卡塔利娜从她的好友、塞万提斯的姐姐那儿常常听到塞万提斯的传奇经历，她对这个裹着古代骑士荣光的老兵一见钟情，尽管“塞万提斯在他妻子母家各人眼光中是不大瞧得起的，”传记家费兹穆里斯一凯利教授写道， 不过，这位教授补充了一句：“然而这是做丈夫的一般的命运。”

历来的传记者在谈到卡塔利娜时总要提到卡塔利娜的那份并不可观的陪嫁， 也许这是因为塞万提斯已经窘到赤贫的地步了。这份陪嫁的清单如下：一个果园，五棵葡萄树，一些家用杂物，四箱蜜蜂，大小鸡四十五只，一堆干草和一副锅灶。同年年底，塞万提斯与卡塔利娜在埃斯基维阿司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值得一提的是，埃斯基维阿司此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而塞万提斯的岳父母要算当地首屈一指的名人了。不巧的是，这几位小地方的大人物竟联合起来反对卡塔利娜的婚事。虽然外界的压力未能阻止他们结婚，可是对于生活的不同设想却使新婚不久的未妻很快分离：塞万提斯受着内心文学雄心的驱使，重返马德里，而卡塔利娜（她对葡萄的收成以及鸡鸭牛羊更感兴趣）仍留在小镇。直到 1605 年左右，他们才消除误会，此后一直生活在一起，甚至塞万提斯的最后一 8l 部小说《贝雪莱斯与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竟是卡塔利娜这位可敬的遗孀出版的。

可以说塞万提斯的马德里时期主要是戏剧创作时期，显然，他在马德里的戏剧圈里并不特别走运，虽然也有几部剧目名噪一时，可与天才的剧作家维加相比，他却自叹不如。他在戏剧圈里忙了将近三年，创作了近三十个剧本，却在 1587 年毅然决然地脱离了戏剧。他要寻找自己的才能——现在，它象贮量巨大的煤层一样——得以表现的形式。他告别了戏剧的马德里，把西班牙戏剧的光荣全部留给了维加，而他自己，则来到了港口城市塞维利亚， 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荣。

那个时代，所谓“职业作家”这种职业尚未定形。一般的艺术家若无宫廷或者贵族保护人的馈赠的话，只有另觅职业，而将“艺术”当作业余的活动。就本书所涉及的这个时代而言，文人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因其没有独立的经济力量。所谓“稿酬”这样一个带着资本主义色彩的概念只有到了更近一些的时代才会出现，伴随这个概念而来的当然是文人的经济地位的确定，从此无须寄食于宫廷或者什么贵族保护人了。

塞万提斯只身来到塞维利亚。他不可能衣食无虞。为了生计，塞万提斯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当了军队的征粮小吏。对于一些公饱私囊的同事而言， 征粮也许是一个肥差，而对塞万提斯这个诚实而又正直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难当的差。他居然下令征收一批属于圣克鲁兹教区和塞维利亚主教的粮食作为军粮，以至自己差一点被革出了教门。类似的事，次年他又犯了一次，他的名字被公布在教堂门口的逐出教门者的告示牌上。

下乡征粮使饱经沧桑的塞万提斯目睹了西班牙社会的又一侧面。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塞万提斯同情下层社会的苦难，这使他的征粮职责处于矛盾之中： 农民已经一贫如洗，而政府的征粮指标却毫不留情。当了三年的征粮员后， 塞万提斯终于承受不了这一职责给正直人的内心带来的冲突，申请转职，未被批准。他在这一职位上停留了十多个年头，三度入狱，罪名分别是“私自征粮”、“亏欠公款”以及“帐目未清”。当然，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富绅或者贵族罗织的。在第三次入狱时，塞万提斯大概是从自己的经历中受了某种灵感的启发，开始构思后来那部称为《堂·吉诃德》的作品。

这位曾为祖国流血而如今在西班牙烂泥一样的现实中挣扎的老兵，深切地感到自己象是在跟一个虚无的巨人作战，而他总是失败者。这种感想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堂·吉诃德》这部幽默的“仿骑士小说”以严肃的哲学主题， 也是人类精神永远面临的一个悖论性的难题。

出狱以后的几年，塞万提斯一直处在极度穷困的境况中，使他对西班牙

的下层现实有了更深的体验。描述一下塞万提斯的写作环境，不仅可以作为与环境作战的崇高精神的实例，而且对于读者也许具有某种潜在的心理影 响，因为它正是文学献身的光荣。塞万提斯一家——此外，还有他的几个亲戚——挤在拉斯托洛街的一个小小公寓的几间房里。大大小小的女人（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女人）成天都在塞万提斯的书桌旁边走来走去，可是，除了从他书桌旁边走过以外，她们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他住在穿堂里呵！公寓下面有一个下等酒店，成天酒气熏人，嚷声聒耳；公寓上面则是一家妓院， 那些狎妓者就是踏着那道正好穿过塞万提斯的“穿堂书斋”走向妓院的。

这就是塞万提斯的写作环境！一部在监狱里构思、在妓院的邻舍里写就的伟大著作的环境！ 1605 年初，《堂·吉诃德》在马德里出版，立刻轰动全国。文学的桂冠落到塞万提斯头上的时候，他已经是六旬老翁。尽管时代给了他无形的荣誉，却并未给他带来多少有形的报酬。

此后不久，塞万提斯一家又因搭救一个受伤的贵族青年——不巧的是， 他因伤势太重，死在塞万提斯家里——而被控告涉嫌杀人，一家数口均被投入监狱。不久无罪释放。此后数年，法庭就一连串地找他的麻烦。

1616 年，塞万提斯患了水肿病，4 月 23 日在马德里的莱昂街寓所病逝， 终年六十九岁。只有他的妻子为他送葬。在同一天，远在英国，一位戏剧天才——威廉·莎士比亚——也与世长辞。这样，在同一天里，人类文化的天空殁落了两颗巨星。

这株西班牙的光荣之花凋落的时候，他的祖国并没有立刻醒悟到自己失去了一位伟人（有多少外国读者是通过阅读《堂·吉诃德》才了解西班牙的呀！）两个世纪以后，他的逝世地马德里才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雕着堂·吉诃德与其侍从桑乔·潘萨的铜像。

不管怎样，这座纪念碑却是对塞万提斯——某种灵魂之物，而非湮没于大地里的骸骨——的一个凝炼的象征，它以最直观的意象向人类的良知展示一个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哲学的肃穆气氛前，有有主仆两人的滑稽出游的记忆隐退了，正如拜伦所说的，“（它成了）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 对于几乎尽人皆知的主仆两人的出游故事，这里没有赘述的必要；何况，一个尽可能再详细的介绍也覆盖不了《堂·吉诃德》这部伟大著作的任何一页，

——它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字自身。当然，对那些尚未接触到这部作品的人来说，以下的这个梗概或许会有一点用处：一个名叫拉·曼却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名叫阿伦索·吉桑讷的乡绅，身材瘦弱，面容清癯，初一看去，仿佛是一个苦行僧。位赋闲在家的绅士有个爱好，就是阅读骑士小说，他对这类小说如此着迷，甚至变卖家产购买小说。魔术、比武、打仗、挑战、调情、恋爱、痛苦、修炼等等，所有这些骑士小说的幻想经历，他都坚信不疑，而且心驰神往，终于有一天，他的疯狂的头脑产生了一种遏止不住的冲动，那就是去做一个行侠仗义的游侠骑士，愿意为此承担千难万险。他按照古代骑士的样子先把自己装扮起来。为了名留史册的时候有个动听的名字，他改了一个名字，居然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一切准备停当，他就骑上那匹叫作“驽骍难得”的瘦马离开了拉·曼却。他还找了一位仆人——一位名叫桑乔·潘萨的又矮又胖的农夫——与他随行。主仆两人一路经历了多次“历险”，前后三次出游，最后又回到了拉·曼却。书末，堂·吉诃德在对自己的“游侠生涯”的悔愧中死去。

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故事颇多，几乎占满了《堂·吉诃德》的全书。所有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象征范式，即对“荒谬”的哲学之问。“骇人的风车奇险”这个故事可以作为这种象征范式的一个象征。这里，骑着瘦马、挺着长予的堂·吉诃德骑士成了人类精神一个侧面的象征。这个侧面在不同的时代也许有不同的名称，对于堂·吉诃德的时代而言，是骑士理想，对于其它时代而言，也许是“超越精神”、“乌托邦”，或者那个通常使用的名称——“理想主义”。这里，“荒谬”被赋予了哲思的色彩，即对某种远不可即的理想的永不停歇的追求，这是一种超越的冲动。尤其是在物质主义弥漫世界的时代，这种冲动成了一种献祭：堂·吉诃德（这是一类高贵的灵魂的共同名字，而非那个具体的拉·曼部的乡绅）举起早已破败不堪的理想主义之旗，朝着时尚这架巨大无比的风车一次次冲击，却被无情的叶片打得遍体鳞伤，灵魂在经历着仿佛命中注定的悲剧的时候，仍然不失萎顿，以其悲剧的深刻内蕴在荒漠上竖起一块石碑。这块石碑的铭文正如参孙学士在堂·吉

诃德墓碑上刻下的：

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言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一生惑幻，临殁见真。

阿尔伯特·加缪曾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阐释了这种精神，他把这种精神称为“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被判一种永劫的惩罚：从山脚下推起一块巨石， 把它推向山顶，而巨石到达山顶后，又必定再次落回山脚。西西弗斯也将再次走向山脚的巨石，也将再次把它推向山顶，直到巨石再次滚落，如此反复不已。这是一个荒谬的过程；然而，“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哲学内涵正是“永不停息”：为了理想永不停息地努力着。塞万提斯的巨大的创造力还表现在为使这一形象的荒谬感更鲜明，还在堂·吉诃德身旁安排了那位骑驴的桑乔·藩萨，他是物质主义的一个象征，也是具体幸福的化身。他不会被“幻觉”驱使，他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理性的思考。

桑乔·潘萨象征着人类精神的另一侧面，即对尘俗享乐的留恋。主仆两人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两个内在倾向，堂·吉诃德试图超越桑乔·潘萨的实用功利，而桑乔却总想拉住堂·吉诃德，使他回到实用功利中。超越或者留恋，这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永难解答的困惑，一切时代都面临着它的提问。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自然会对总督桑乔倍加赞赏，而对骑土堂·吉诃德的荒谬，则会掩口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