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闵采尔：另一种宗教

文学史，就其最为内在的含义而言，是精神史。作品中渗透了时代精神的液汁，因而阅读作品可以使我们感触到一个时代的活的精神；同样，通过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读懂那个时代的作品。这是诠释学意义上的释义循环，即对部分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体，而对整体的了解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部分。这是本书一直遵循的理解历史的方式。读者也许感觉得出，从第十一章起，本该作为本书所有章节的磁极的“文学” 已经让位给了“精神”这样一个无形的文体。我们这里所谈到的那些人物大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家”，除了伊拉斯莫是位学者以外，其他两位至多只是雄辩家罢了。这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在德国，人文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决不是“文学”这样的武器所能解决的。真刀实枪的搏击而非精神的反抗，成了德国这个抑郁的北部国家的方式。而在刀光剑影之中，懦弱

（不单是就他们的性格而言，同时也是就他们的力量而言）的人文主义者的努力转眼间就被农民战争的狂风暴雨席卷而去，与它一同消遁于历史的阴影中的还有无数贵族、教土、农民义军以及农民的精神之父托马斯·闵采尔的生命。本就贫穷的德国在血雨腥风中成了一片废墟。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ZER）于 1490 年出生在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不幸的是，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施托贝格的伯爵以绞刑处死。闵采尔在他短促得几乎来不及回忆的一生中—— 他被处死的时候仅三十五岁——从未谈及过父亲的死因，因而对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案；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死在闵采尔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丝毫也不要忽略童年的最强烈的印象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巨大作用，它是无形的，却又渗透在个体的气质中。

还在少年时期，闵采尔就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团体的宗旨在于反对整个罗马教会。对教义以及教会的繁文缛节极为反感，欲将从事宗教方面的改革。他和马丁·路德的早年生活一样，成了一个牧师，可是因为不断散布对于教会有害的思想，几次被解除了牧师之职。

这位未来的斗士十分熟悉《圣经》，甚至他的对手也承认他在《圣经》方面的造诣。可是那时，这个图林根的阿尔斯塔特地方的默默无闻的牧师还不足以将他对《圣经》的理解传诸于更多的人。他把目光投向那时深孚众望的路德，而且，可以这么说，闵采尔对路德怀有敬仰的情感，只是，这种敬仰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闵采尔很快就发现了这位维腾贝格学院的神学教授天性的软弱——他对自己煽动起来的那场大火的愈来愈烈的火势颇感担忧，以至开始替诸侯们出些扑火的主意——而闵采尔受着内心炽热情感的支配，是不会坐而论道的。闵采尔自以为是在以“理性”的姿态理解《圣经》，而实际上，他的“理性”不过是“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时的那种自由感罢了。他和路德一样，看出横在上帝与羊群之间的那重世俗的障碍——教会，主张某种类似“宗教民主精神”的个人信仰。可是宗教的民主倾向往往导致怀疑主义以及神秘主义。闵采尔自己也潜心研究过神秘主义；在他以后的岁月中，他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农军指出过“上帝显灵”的痕迹。这使他的宗教精神里透出了某种类似通灵术的东西。

尽管他的口才不象路德那样具有巨大的煽动性，然而，因为他的演讲具有平民的精神内核，因此广受欢迎。何况，闵采尔还是一个感情炽热的人。

也许他本人要比他的口才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当然，闵采尔是不屑于象路德一样光在语言上进行一番改革的；路德的终点必然会成为他的起点。我们从他留给后世的几份演讲稿或文件——例如《对诸侯讲道》、《公

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论据充分的辩护词》以及《致阿尔斯特德公民书》——中，可以看出这位感情充沛的煽动者的火一样的语言风格。他把路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在另一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沉睡多久了？不要气馁，不要懈怠，不要继续谄媚冥顽堕落的空想家和不敬上帝的恶人。开始吧，为上帝而战。”

路德是被时代推上一个尴尬的顶峰的，在这个顶峰上，他不仅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而且，面对结果，他显示出一个懦者的恐惧感以及保守性。而闵采尔选择了时代，并且义无反顾地将汹涌的波涛引向广袤的战场。

闵采尔并不象他的炽热本性本该使他成为的冒失的军事冒险家的角色，他很谨慎；如果不是他的某些支持者（例如普法伊费尔这位自信受了神暗中启示的领导者，他的一个梦象如下：他身穿铠甲站在一个很大的粮仓里，他的周围是一大群老鼠，他把它们一齐赶跑了。于是，他便真的要去赶跑图林根这个大粮仓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鼠”——那些地主。）率先率领农军袭击教堂以及贵族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的话，怕失去支持者的闵采尔是不会断然诉诸武力的。

他的军队打着一面绘有彩虹的白色军旗。这面军旗在开初的战役中总在胜利的呼声中飒飒作响。可是，不久，它就被诸侯的炮弹的硝烟熏黑了。在千疮百孔的旗下，身体扭曲的受伤者呻吟着。必须看到，在这面“空想社会主义” 的旗帜下战斗的只是一些刚从中世纪的阴影中逃遁出来的农民（他们的脸上以及内心还残留着深刻的阴影），他们对于“迷信”（不是宗教）比对“主义”具有更多的恐惧，而恐惧感正是信仰的基础。他们既时刻准备在“神示” 下勇敢地进攻，并且残忍地杀戳，又时刻准备在诸侯的重炮轰击下一泻千里地溃散。当闵采尔最后把残存的部队集结在弗兰肯豪森的时候，议和的声音开始在他的部下中嗡嗡作响，最后居然嚷成一片。这使闵采尔处境艰难。恰巧这时，一个自然征象仿佛帮了他的大忙。那时正值中午，蔚蓝色的天空上环绕太阳出现了一个绚丽的彩虹，正如他的白色的军旗上的那道彩虹。早有神秘主义倾向的闵采尔立刻把这个自然征象当作特别恩宠的吉兆以及奇迹显现加以利用。“你们看哪，”他对他的军心四裂的军队喊道，“上帝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他现在在天上昭示我们了。你们看天上这个彩虹，它说明上帝要保佑我们军旗上带彩虹的人，残暴的诸侯就要受到审判和惩罚。上帝不愿意你们同不敬上帝的人讲和。你们放心大胆地战斗吧，有上帝保佑你

们！”

回答他的呼唤的是远处传来的诸侯的大炮一齐轰击的声音，炮弹飞落在农军中间，炸开了，断肢残臂四处横飞。尽管闵采尔身穿着预言家的大衣—

—关于这件大衣，他曾热情地说过：“你们（指部下）用不着害怕枪炮，因为你们应看到，我会用袖子接获所有向我们发射的子弹。”——可是因为无力接获那些炙热的炮弹，他的部下立刻四散了，在溃逃中，不时有人中弹倒下。

身边已无一兵一卒的闵采尔那时定会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某种幻灭的怀疑主义侵扰着他，使他在心灰意冷中脱去暴露身份的大衣，随着溃散的军

队，匆匆逃离战场。他只身躲进了诺德豪斯门附近的一幢房子，用布条缠住脑袋，躺在床上，装成正害热病的样子。尽管进屋搜索的士兵起先并未认出这位孱弱的病夫居然就是闵采尔，可是其中一位士兵大概想从他的身上搜点值钱的东西，于是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正是这封署名的信暴露了他的身份。他被交给诸侯。

闵采尔在刑场上的形象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的形象。诸侯对他严刑拷问，以折磨他取乐。在他的呻吟中，格奥尔格公爵轻松地问他：“喂，托马斯，犯上作乱使你吃到了苦头，也没有给为你丧命的那些穷人带来好处。” 即使在地牢中，闵采尔也没忘穷人的命运，他劝诫诸侯们宽怒市民们。 1525 年暮春的一天，闵采尔被人从地牢中提出，押解到米尔豪森军营，准备

斩首。他在刽子手的大刀使自己身首异处以前，还侃侃陈词，厉声警告诸侯，劝诫他们不要虐待穷苦的臣民。临终演讲完毕以后，他就静待着死神的降临。刽子手用一根木桩将闵采尔被砍下的头颅插在一条道路旁；而在另一条洼道旁，普法伊费尔（那个冒冒失失然而视死如归的首领）的头颅也被插在一根木桩上。

有人曾这样评价闵采尔与他的时代之间的一种不协调：“他的精神仿佛一面凹镜，把后世应该实现的东西表现为海市蜃楼，因为别人不象他一样具有这些精神，所以始终耳目闭塞，思想迟钝。”（见威廉·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他的精神超越了他的时代，因而他的肉体肯定要为他的精神的超越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他的精神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活着，成为以后的时代的精神；而以后时代的诸侯们已经明白，消灭肉体终究代替不了消来精神。

这便是德意志文艺复兴的动荡的背景，而文艺复兴在这渗透了血的幕布上，不过是几个微弱而又苍白的斑点。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们没有机会向他们的南欧的同道者们一样发展本国的文学，那时德国的心智集中在宗教的争议中以及由此引发的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中，至少有十万人死于这场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