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与影

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它在与“中世纪的幽灵” 的对抗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对于本书提到的这些人物而言，因他们与宗教神学的或多或少或无的关系——这里，个人气质以及传统遗传具有极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内心，光与影的比例因人而异。

但丁这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他的世俗精神的光亮非常微弱，往往刚一闪现，就消遁在那片浓郁的宗教阴影里，最后化为一声对天堂的虔诚的轻唤。彼特拉克的世俗情怀要比但丁这位神学家稍强一点，他没有把劳拉——他的情人——在幻想中送上天堂，成为上帝的新娘。他的宗教情感虽然使他觉出情欲的罪感，可并没有阻止他的行动。

到了薄伽丘、拉伯雷以及塞万提斯，宗教的阴影在世俗精神的普照下消散殆尽；而且，以他们爱嘲讽的天性，他们甚至把世俗精神推向了一个极端， 成了一场肉欲精神的狂欢。这种极端作风还波及到了乔叟这位保守岛国的诗人，他在诗作中显示出的放在肆姿态并不亚于他的南国的精神父亲们。

马基雅维利是这个狂热时期的一个例外。这不是说，他对宗教有何依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精神的化身；世俗的权力，这是他的唯一的神祗。可他不象他的那些热情似火的同时代人，他不嘲弄，他只计算。他是一个冷血的典型，他的灵魂将在几个世纪之后转世附在富歇或伏脱冷这样的天才身上。他在他的同时代人忙于往圣物上撒尿的时候，却在帷幕内设计着未来时代的世俗政治模型：不择手段。

那么，为什么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以及随后在法国、西班牙会滋生出这么一种与中世纪的克制精神格格不入的世俗精神并且随后成为一种精神洪流呢？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也许会将此归为某种新的经济因素的萌芽必然引起的权力重新分配。那时，城邦权力的数易其主便是这种权力较量的外现形式。我们这里谈到的文学人物也或深或浅地陷入了这种权力较量。作为那个时代最先觉悟的心灵，必会对此作出反应。

经济力量的较量导致整个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力不断受到怀疑，而各世俗君主们也想分得属于自己名下的那份教权，这便是伴随着世俗国家意识而来的教权的地区化。一个完整的世界神话（基督教世界） 随之碎裂了。

然而，这种根植于经济因素的世俗精神为何名之为“文艺复兴”呢，即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作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埋藏于废墟下的文化古迹

——的嫡子，意大利人自然有着重现这种文化的光辉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 件。而此时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历史事件——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促成了这一“重现”。君士坦丁堡的大批希腊学者携带着古典书籍以及手稿逃到意大利避难。这就使欧洲人第一次发现了祖上的光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本书论及的这些人物都仰承过或对抗过这个光辉的形象所象征的世俗精神。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恰象市民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两棵树苗，其中一棵欲以自己的枝叶遮盖另外一棵。而它们又都朝向同一个目的：成为未来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浓荫（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两者的初期的同心结构）。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时代后期的最深刻最内在的文

化矛盾（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分析了“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演变轨迹），只是那时，这种矛盾还刚初显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