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消费与生产的平衡

近六十年来，工业世界，即从经济方面而言的世界，其经受变革的惊人程度，并不亚于政治世界。工业世界同样地改变了面貌，对观察家提出了同样新的问题，同样地要求根据实践重新探讨那些理论上奉为原理的准则。过去，从中世纪一直到我们的父辈，贪婪的程度并不亚于今天。每个人同样地渴望发财，因为，那个时候同现在一样，有了钱财，就可以得到一切物质享受。但是，那时凡是有一点实力、有一点权势的人，要想发财，就占有别人的劳动，而不是自己去生产财富。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成见，认为一个人靠劳动赚钱，凭自己的双手生活，就是有失身分。田里的劳动都让那些庄稼汉，那些乡已佬去做，对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无情地区榨、剥削。在城市里，尽管资产者组织起来，共同进行自卫，让人畏惧他们，并在等级中占有高于农民的地位，但作坊的劳动在贵族心目中是同样卑贱的。做买卖本身也被视为可耻的。一个贵族要经商，就不能不丧失地位。讨饭，尤其是偷窃都远没有以劳动谋生那么可耻。封建制度仍盛行的时代，封建主守住他的城堡，自认为有权对一切人开战，他们抢劫农民，对所有旅客征收高得吓人的通行税，向商人的敲榨勒索比对其他人更加厉害。后来，中央政府也的确对所有这些小封建主加以约束，同时迫使他们稍稍尊重公众秩序和他们领地上外来户的财产。从此以后，贵族们便认为，他们要发财，就只剩下打仗这一条路了。他们的薪饱并未使他们发财，但是，他们在本国的农民或资产者那里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另外，只要进入敌国就可以劫掠，因此大发横财， 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仆从被公认比实业家高贵得多。大多数人的一生是从当差做起的，然后，他们设法进入宫廷，步步高升。国王的恩赐，傣禄，最后还有赌博，成为他们所指望的财源，用以应付他们的开销。到了十七世纪， 战争受到比较人道的法律约束，靠打仗发财的机会少了，那些潦倒的贵族便处境拮据，无法可想。正在这时候，历来的成见有所缓和，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能够把佩剑放在犁头上，耕种自己的田地，有些人可以到玻璃厂去干活，因为，至少在那里，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双手谋生，而是靠吹气。到了礼拜天，这些贵族玻璃工就可以重新拿起他们的宝剑，虽然一贫如洗，却依然保持他们贵族的派头。

然而，不仅是拥有领土财富的阶级、世袭佩剑的贵族，才是照例享受的有闲阶级，而且，所有在金融、司法行政、在各种各样职位中发了财的人， 所有在文化工作中成了名的人、医生、法官、所有因继承一个神职人员而获得独立的人，所有在商业、制造业中致富的人，都渴望成为贵族；他们从国王那里买官做，把自己的地位抬高到第三等级之上，同时也就放弃了一切有利可图的营生。虽然老牌贵族总是指摘他们的父辈从事卑贱的行当，他们则 竭力证明，起码他们本身过着高贵的生活，也就是说，什么也不干。甚至在 得到封爵之前，他们只要能摆脱穷困，就极力从他们的标记上洗刷劳动的耻辱，并且力图证明，他们诞生于世，是为了消耗而不是为了创造财富的。

一方面，所有的富人认为，只要他们亲自参加任何生产事业，那就是有失身分；同时，另一种得到教会支持的舆论，又反对他们资助生产事业。根据人们对希伯来人法律的解释，任何收息的贷款，都叫高利贷。所有审慎的人们绝不拿出资金来参加任何有利可图的事业。要是有人不顾他们仟悔神哺的警告，或者不顾法庭的威胁而从事高利贷，他们只有偷偷地进行，谋取巨

利，并且多半是借给挥霍无度的人，而不是借给有用的事业。只有政府拥有借钱的权力，政府自己制造了食利者阶级，他们人数不多，往往受骗，往往遭到剥夺。另外，要从资本中得到好处是这样困难，因此积累远非那么有吸引力的。要是人们不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地产，或者用来向国王买个官做做，那么，他们就把钱锁在保险箱里，埋到地里，要不然就把钱逐渐挥霍一空。这种风气今天看来似乎离我们那么遥远，可是，就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在位年间，还活龙活现地出现在喜剧和小说里呢。普雷沃神甫①和德图什

②总是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贵族的形象，要是他穷，他就指望国王的恩赐，或者

靠赌博为生，有时靠偷窃或者诈骗度日，却从来不想去干活谋生。他拒绝工作，就象逃避耻辱一样。

近六十年来，舆论在对待劳动和生产事业上发生了革命，比在政治权利方面所发生的革命还要彻底。哲学家们承认并宣布，劳动是人类的恩人。从此以后，劳动似乎变得高贵了。事实上，不久以后，法国的贵族，眼看自己遭到排斥和放逐，便靠自己双手劳动度日，以此为荣，而不是乞求救助，他们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年间鼓掌欢迎的教益，他们现在就拿来实践。他们的榜样最后推翻了已经为理智所动摇的成见。于是，哺育人类的技艺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也许，有钱人仍然厌恶，而且继续厌恶粗活和累活，但是， 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干，不再是因为害怕丧失自己的地位了。他们喜欢舒适、休息，喜欢一切甜蜜的生活。无论什么工作，只要会剥夺他们这些好处的， 他们就不愿做。但是，说到赚钱，他们是一点也不嫌弃的。任何生产事业， 只要不剥夺他们的享受，他们都垂涎欲滴，愿意参加。发了财的工业家、商人、制造商，他们接受贵族的身分，进入朝廷的枢密院或自由国家的贵族院， 但是不放弃他们的生产事业，更不会抽回他们的资产。

富人和贵族自身的劳动，尤其是他们的体力劳动，也许对人类劳动的共同生产并不增添多少东西。但是，他们的全部财富，他们给生产事业提供的全部资本，其作用不可思议地增加了人的能力。政治经济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资本是生产活动的动力，没有资金使之运转，没有资金来提供原料和工具，以维持工人的生活，使工作得以进行，那么，任何事业都无法完成；把资本用于生产事业的人，手中积累的资本愈多，生产活动就进行得愈多。当亚当·斯密发现并向全世界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时，资本同所

需要的生产活动，还是那么不相称，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想做到的事情就是积累资本，而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就是使资本更快地周转。但这正是过渡时期，劳动不再是耻辱而成为体面的事情，教会也不再对收息的借贷大加责难了。今天，富人的全部资本都为生产事业服务，由于所有人都想一天比一天更加富有 而不断作出努力，这个资本一直不停地增长。同时，为了推动制造业活动的这种原始的动力，人们使用了种种巧妙的方法，诸如建立银行和改革信贷的种种办法，以便加速其流通和使之全部用来推动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人们不能把高利贷和有息贷款相提并论，要不然那些精打细算的人就不会借钱给商人，也不会在商业公司购买股份。

对于这些手工劳动，对于生产财富这种过去他们视为不体面的事情，富人、出身高贵的人，不仅通过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监督和他们的全部财力来

① 普雷沃神甫（Prevost，1’abbéAntoineFrancois ，1680—1754），法国作家。——译者

② 德图什（Destouche，PhilippeNéricault ，1680—1754），法国剧作家。——译者

给以支持，他们的头脑从此也工作起来，去征服大自然，去研究物理，发现一切无理性的力量并加以利用，以便支援人的劳动。只要成见猖獗为虐，把劳动贬为可耻的事，那么，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家、机械师、数学家就自称他们不是为谋利而发展科学的，他们会耻于利用缪斯的这些高贵的女儿来为卑鄙的利润服务。他们为了物质的属性或数的属性本身去研究这些属性。至多，他们有时允许自己在公共工程方面，或者在卫生事业方面，应用某些成果，而且，化学家们还害怕被错认为药剂师，机械师们伯被贬为修表匠，都竭尽全力来防范这种危险。科学只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才能加以发展，而所有这些人则认为，要是为那些手工劳动的人服务，就有失身分。但是今天， 所有大学都为化学、物理学、机械学设立了讲座，把它们应用到技术上。所有科学家都力图证明他们的工作和发现有什么实用价值，指出如何加以利用来促进一切生产活动，丰富市场和满足消费者的享受要求。享有盛名和巨富的人，甚至把他们全部精力和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信用，应用于很快就可以得到效益的用途上。他们出于爱国主义，要在创造财富方面作出贡献。他们派人到外国学习，研究农业、工艺和制造业更完善的生产方法，然后引进到他们的国家；他们设立奖金和奖赏，鼓励一切能应用于生产劳动上的发现； 他们购买工业机密，不仅是为了加以应用，而且还为了加以推广；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在别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做的地方，他们却创办了车间和工厂， 自己去管理，而那里并没有任何利益吸引他们。归根到底，他们继续运用发财的艺术，这并不是出于贪婪，而可以说是出于无私的爱国心。

差不多在整个欧洲，文明的进展已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享有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工作成果；在科学上，所有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今后只是如何应用于工艺方面的问题。经过了一场长期、激烈和全球性的战争后，和平来临了，这就决定大批有进取心的人们去寻找新的前途，新的生计，寻找办法来弥补公共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为数很多的一批人完全献身于科学，以便把科学应用于工艺上；他们的进步加速了，这是由于竞争的缘故；由于在全欧洲和全世界上建立了相互之间的迅速的通讯联系；由于他们的发现包含着光荣，随着人的思想愈来愈厌恶那种没有多大意义的名气，这种光荣就更为崇高了。因此，在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所有自然科学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叫人难以想象。科学的某一伟大发现刚刚在头脑中形成，就已经在工艺的某个有用的领域里找到了用途。同过去不一样，这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试验了，不再是那种几乎是秘密的手艺，依靠科学的某些神奇的法术而壮大兴旺起来的了。相反地，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都盯住这些发现，并且用本世纪所特有的积极性，把这些发现应用于某种有利可图的生产活动中。发明家早就知道，他的事业的规模愈大，所得到的利润就愈可观，所以他就在公开市场上寻求资本，希望这些资本推动他所想建立的事业。今天，就整个欧洲来说，资本过剩了，利息率接连下降，而且还在下降。借贷银行和投资银行都急于赞助新工业。个人财力筹集不到的资金， 便由股份公司来提供。资本家对他们的钱能否找到有利可图的用场感到发愁，于是便盲目地、疯狂地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投资建设运河，经营矿山，贷款给美洲的新共和国，今天又用来建设铁路。无论多大的距离都再也阻挡不住投机家们了。赚钱的希望使资本从现有世界的这一端迅速地流通到那一端。任何提供利润的事业都不会因缺乏资金而停顿下来，不论它的设计规模多么硕大无朋；而且，工业不仅在一个地方兴办，新工业还在二十个不同的

国家里同时出现。同样地，不久之后，就象播在大地上的龙牙所产生的巨人一样，这些新工业，从诞生的那一刻钟开始，会猛烈地互相搏斗。

劳动是一切生产之父，六十年前，它还不能应付人们的需要，无论是人手也好，资本也好，应用于工艺方面的科学也好，都不能满足消费的要求； 因此，虽然生产劳动受到蔑视，但仍然得到充分报酬。那时有穷人，有许多穷人；因为政治动乱，下面横征暴敛，往往使那些用自己汗水挣饭吃的人没有饭吃。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穷人劳动了而得不到温饱，没有一笔资本用在生产事业上而得不到利润，也没有一种生意经营得比较精心、勤劳、节俭而不致富的。只有到了路易十五在位年间，所有道德家才一致鼓励劳动而谴责怠情。这个时期，哲学家们开始研究财富的形成问题，他们向社会宣布：整个社会都是由劳动养育的；他们指出，资本推动了劳动；他们认为最好把资本用于商业，因为那里资本周转得最快，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 他们诚心诚意地号召生产，在他们看来生产同财富是一致的。在那个时代， 他们是完全对的。

但是，记得我们童年曾经听说过，在神话时代，有个叫甘大林的，他家里收留了一个巫师，后来发现他每天早晨，拿过一根笤帚柄，对它念些咒语， 就把它变做挑水夫，挑水夫立刻跑到河边去，他想要多少桶水，挑水夫就挑多少桶回来。第二天，甘大林躲在门背后，十分注意地观察动静，他偷听到巫师施展魔法时念的咒语，但是没有听见解除魔法的秘诀。巫师一出门，甘大林便依样画葫芦，他拿了一根笤帚柄，然后念起那神秘的咒语，于是答帚挑水夫马上跑到河边，把水挑回来，然后又再去，再回来，两次，三次；甘大体的水缸已经满了，水漫到屋里来。他大叫道：“够了！不要了！”但是这个机器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毫无反应，不知疲劳。他会把河里的水全都挑到家里来的。甘大林急得无法可想，拿起把斧子，对准那个没有感觉的挑水夫乱斩乱砍，只见答帚柄一截一截地掉封地上。但是，它们马上又站立起来，变成挑水夫，向河那边奔去。刚才是 1 个挑水夫，现在成了4 个，8 个，16 个，他愈挥动斧头，砍倒的机器人愈多，重新站起来的机器人就愈多，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就去替他干活。全部河水眼看都要搬到他家里来了。幸好巫师回来了，把魔法解掉。

然而，水是好东西。水同劳动一样，同资本一样，是生活所必需的，但是有时也会太多了。最好的东西也会太多的。哲学家们在差不多六十年前所说的那些秘诀，为劳动恢复了名誉，而比这些秘诀更有力量的政治原因，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业家，他们在市场上堆满了他们的产品，比笤帚挑水夫不管水缸满不满继续挑水还要来得快。在有用的工艺上应用的每个科学新方法，就象甘大林的斧子一样，砍倒了用咒语开动的机器人，可是结果马上有 2 个、4 个、8 个、16 个机器人来代替他：生产以无可比拟的速度继续增长。太多了，难道说这话的时刻不是已经到来了吗，或者至少是可能到来吗？

根据今天政治经济学所有学派所宣讲的理论，这个时候并未到来，而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还有一种信念指导着欧洲各国政府行事，虽然它们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认为，这个时刻是否已经来到人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它们的国家继续生产和销售产品而不买入产品就行了。在讨论一切金融规律时，整个气氛是一片混乱，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人的实用观点同另一些人的理论相矛盾。现在，让我们暂时只研究一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的信徒们进一步发挥亚当·斯密的推想，把哲学家们转移到抽象

的范畴。这里有李嘉图和卜巴蒂斯特·萨伊，他们是英国和法国所怀念的人， 还有麦克库洛赫、西尼尔，今天，大家常常把他们当做活神仙，向他们请教， 这些人一致说，经济学家只要管生产财富就行了，因为各国之所以达到兴旺的顶峰，正是因为不断生产更多的东西的缘故。他们说，与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生产也创造了消费的原因。他们说，不管人类的劳动生产多么大量的财富，都永远不应害怕财富会充斥市场，因为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总是会把所有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的。

然而，还有一个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先生，他具有伟大的思维天赋，如果他最初不是太经常地把他的敌人卷进形而上学的深处和 过分地把精密科学的计算方法应用到精神力量上，他本来是可以加速科学的步伐的，因为他已经隐约地看到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差不多准确的平衡。他十分明白消费并不是生产的必然结果。他看到了市场可能发生壅塞，以致使生产活动成为生产者本身破产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他从那里派生出来的学派，都确信，财富的一个巨大的、有效的起源就是永远生产得更多，生产得更快；他们确信，各国应该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加速工业的发展。他得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结论，认为加速消费也一样重要，认为富人的责任就是赶紧享受，迅速消灭正在堆积起来的产品，而无论是他们挥霍无度也好，政府大肆浪费也好，对于那些不得不靠劳动谋生的人来说，都是做好事。

将近二十年来，我们开始反对无限地增加财富的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劳动是一件体面而有用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当人类不再污蔑自己的幸福和生活的泉源时，人类就把自己从一种既荒唐又不公平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必需有资本才能推动人的生产活动；没有否认把科学应用于工艺会促进和加强劳动，其作用要比资本还要大；没有否认人由于征服大自然，强迫空气、水、蒸汽服从他而取得既光荣又有用的成就。但是我们说过，我们得到的可能太多了，即使最好的东西也会太多的，一切努力都应该同其目的相称；劳动的目的应该是享受，生活的目的应该是消费。我们说过，的确，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但是这些需要和欲望只有同交换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满足；我们还说过，不要以为只要创造了这些交换手段就够了，就可以交到具有这些需要和欲望的人手里；甚至常常发生这种情况，要交换的东西在社会上增加了数量和价值，而需要的劳动或付的工资却减少了。这样，靠工资生活的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和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 因而消费就会减少。

有人把生产愈来愈多的财富看作社会繁荣的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准，而我们曾说过，这不论对国家也好，对个人也好，生产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有利可图的，生产也可能只会亏损；决定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合算的是生产同消费的比例。我们说过，任何一个制造商都懂得，在完成相同数量工作的情况下， 他赚钱可以赚得多，也可以赚得少，甚至也可以亏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说过，每一个人每年通过耕作土地，经营资本或使用劳动力所赚来的，就是他的收入，每人的收入就是他的消费标准，所有人的收入的总和就是社会收入，社会收入就是所有人的消费标准，或者是社会的实际消费， 因为如果消费者把他收入以外的东西来支付消费，如果他把应该满足未来， 也满足现在的泉源耗竭了，消费很快就会停止。

理论上对立的结果看来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以及社会收入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我们想在本篇和下篇论述中

探讨这两个问题：

当我们把目光注视着人类社会，以便了解社会的组织和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时，我们看到了贸易动向，似乎觉得眼花缭乱；各种利害冲突、各种观点和意志的交锋在我们面前搅得天旋地转，因而使我们无法抓住总的发展方向。要看出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孤立开来，假设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行事的，其中没有贸易，然后再去弄清他们的欲望和利益。一个单独的人的目的也应该就是所有人的共同目的，如果贸易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力量用来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力量，不是使一部分人富有起来，而损害另一部分人，这个目的应该是相同的。真正的贸易只不过是希望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在他们之间实行社会分工而已。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劳动来同邻人的劳动交换，每一个人只完成自己那一部分工作，然后每一个人换到另一个人的位置上继续已经开始了的行动；但是这个劳动是个整体，正如社会是个整体，正如社会利益是个整体， 正如这个利益是同一个单独的人的利益一致的，只不过这个单独的人单独地工作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拿自己的劳动去进行交换罢了。

这个单独的人又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和需要，因为一个人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一个人生产就是为了消费。但是这个单独的人，假定他有必需的能力和技巧，会不会生产比他能消耗的更多的东西呢？他会不会积累财富呢？我们用财富这个词，因为我们是这样称呼他劳动的产品的，他用这些产品来满足他的欲望和需要。是的，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有一定的限度。他首先给自己提供用以享受而马上消费掉的东西， 如食物；然后是他通过消费而长期享用的东西，如衣服；再后是那些比他还要持久有用的东西，如他的房屋。这三类东西，都属于他的消费储备，只要他通过劳动把它们生产出来，他就享用它们，并通过消费，消耗它们。但是， 除了他的消费储备之外，这一个人，要是能够的话，还为自己建立一个后备储备。他不愿意用每天的劳动赚取他每天的面包，而是设法预先保证获得它， 至少是当年的。对于其它的食品供应，他也是这样做的；除了他每天穿的衣服以外，他还置备其它的，以备以后穿着，他甚至还准备了布匹，放在那里一个时候，不打算马上就用。确实，要是一旦发生预见不到的原因，迫使他中断工作，或者一年四季的不测风云夺去了他的劳动果实，或者甚至一时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游手好闲一个时候，果真如此，他就会无法为生，这种情况是他不愿意遇到的。但是，当他充实了他的消费储备和他的后备储备，即使他有能力通过劳动无限地增加可以消费的财富，他也会停下来，宁愿休息而不愿生产他所不能享用的果实了。他知道，他的所有储存都需要料理，长此以往，就相当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他知道，一切东西要是贮存下来就会变质；他也知道，从现在起就把它们积累起来要更麻烦，更劳累，不如等到要用的时候才着手准备。

让我们观察这个勤劳的人的利益吧。我们假设这是一个绝对孤立的人， 我们发现他的生产和他的消费是平衡的，但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很难加以计算的。事实上，他不仅提供了自己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准备了其它的东西， 的确，这些东西有的他已经开始享用了，并将长期地继续享用，有的他还不去享用，而是储备下来，以应付未来的需要。然而，在充实了他的消费储备和后备储备后，他所从事的以外的一切劳动都将是无用的，他所积累的一切产品，都将是没有价值的了。

从其整体来看，社会完全象这个人：社会有自己的消费储备，由它的所有成员已经获得的、并用以享用的一切所构成，虽然，其中有些东西随着人们的使用而消失，还有一些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继续供人使用；另外，社会还有后备储备，用以在生产意外中断或脱节时满足需要，也用来在空闲时把消费品从生产者那里送到消费者手中。但是，当这两部分储备都贮足以后， 额外生产的一切就没有用了，并且不再有价值。然而，贸易，或者说劳务和商品的交换，在社会备成员之间，分配了各个职能，这些职能又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时，看不见整体的利益，也无法准确地衡量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一切人的需要。工作分配了，每个人就只想到生产一种东西；他努力达到他的目标，而不十分清楚社会到底需要他生产多少这种东西；他自己则想无限地生产下去，因为，他只看见有可能积累钱财而不是产品，或者说，只看到增加他对别人的债权，所以他只想到发财，对他的欲望就不如任何限制了。然而，事实上，他要发财，就必须找到他的消费者，或者找到他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只有买主才能赋予他的产品以真实的价值，只有买主才能告诉他是不是真正地创造了财富，或者他只不过给原料加上一个新的形式而已，而社会认为是没有用的，所以不愿意接受。

所有消费者，也就是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他们的消费储备和他们的后备储备；除了他们已经马上拿来使用的东西以外，他们还可以有一些贮存，以备将来之需。然而，大部分人宁可依靠贸易提供的物品，因为在社会职能的分配上，商人成了社会后备储备的管理人；他们的商店收进产品， 以方便消费者使用。但是，贸易的建立增加了损失的风险，要大大超过社会因积累了同它需要不相称的后备储备而遭受的损失。贸易承认，意外得失是互相抵偿的，每年劳动及其产品的平均数是差不多的。当每一个人，为自己打算，准备迎接未来的凶吉时，他应该希望有足够准备，能对付最坏的、也就是说可能性最小的那种厄运；但是，当贸易负责补偿每一个人的得失时， 由于他知道这些得失是互相抵偿的，他就可以使用一个较小的储备，大大低于每个人为自己所作的计算。例如，一个单独的家庭大抵希望预先贮存够两三年用的小麦，因为他是多么害怕一场天灾会使他损失两季收成啊！相反地， 贸易则设法把所有人的消费量计算得比较准确，使它的小麦贮存超过当年至多一两个月，因为，他要是贮存得太多了，就会损失多余部分的利润，或者会在购人价格上遭到亏损；因为，收成后，陈小麦就不能再同新小麦竞争了。布匹的贸易也许更注意限制社会的后备储备。它想方设法向消费者推销新的花色品种，迎合他们的口味或反复无常的兴致，同时，它又时刻想到，所有它不能迅速出售的货物，都使它遭受巨大损失：预垫资本的利息得由它负担， 布匹还会退色，款式会改变，货仓里的储备意味着商人破产。

事情还不仅这一点：贸易愈活跃，根据常识而论，社会就愈益富裕，而它的后备储备就愈益减少。社会的活动产生一种奇怪的后果，使得社会生产愈快，积存的商品就愈少。正如建立了一家银行后，银行家帐房里所要掌握的现金就比较少，而同他做生意的商人所掌握的现金要多得多。同样地，开设一家商店后，每个家庭习惯了每日都到那里购买必需的物品，这家商店拥有的储备就比较少，而它所供应的各家之间，通常所贮存的东西则多得多。自从在各首都办起零售商业和从那里供应所有商店，有时甚至供应外省的所有消费者，一大批批发和零售商的仓库都取消了。自从商品用车辆和轮船运

输，流通快得闪电一般，用马车夫货车的缓慢载运的商品都取消了。商品停留在制造商仓库里的时间少了，在路途上的时间少了，在零售商店里的时间少了；商品一经制造出来，就到达那想使用它的人手里。然而，这个速度是算作利润的，或者应该说，这个速度是计算过的，因为有了这个速度，商人才用较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只要这个速度中断了，只要在流通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有一个停顿的时间，商品的持有人就要受到损失；首先是他的本钱利息， 然后是他的资本壅塞的损失，还有贸易中断的损失，甚至会使他破产。因此， 从其总体来看，贸易要比单独的个人更注意不让后备储备扩大，而相反地要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均衡。

在结成社会之前，人可以看不清他在劳动中应追求什么目的：但每一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每一个人都拿劳动的劳累同他可以在享受中得到的报酬相比较，每一个人可以预先估计，为了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他作出的努力是否合算；为了保存他所得到的东西，他作出的努力是否合算；为了避免发生他所害怕的情况，他作出的努力是否合算；根据这三种比较，他就可以对他每日的消费，他的消费储备，以及他的后备储备等方面，计划他的经济。但是，后来人们结成社会，开展贸易，于是大家的思想，不再向往追求共同的利益，从此以后，只考虑局部的利益了。人们依靠的是局部利益，用来维持政治经济和指导大家工作，使工作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

由于贸易的出现及其发展，处于各种生活状况的人分道扬镳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是土地储备，对另一些人来说是资本，对于其它一部分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他的劳动力，对于一切人来说，那就是想赚钱，想赚得愈来愈多，并且日益更有成效地利用他们为生产而掌握的力量。因此，业主尽他所能尽的一切办法，使他的土地全部利用起来，使土地得到最好的收成，最后，还要使收成的费用减至最少，以便能廉价出售，压倒他的竞争对手。资本家以同样 的急迫心情，竭力为他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场，建立工业生产，希望由于他的产品有用、新颖、价廉，即使别的工业家的产品卖不出去， 他也能够找到销路，因为，要是他不经营他的资本，他的资本就毫无用处。卖力气的人只有劳动时才有饭吃，才能生活，因此，他就设法一天也不让自己没有活于，谁雇佣他，他就为谁劳动；为了争取雇佣，他便显示自己有力气，有技巧，可以用不着多久，就比别人干更多的活，或者表明他工作得更长时间，或者收费更廉。因此，这三种人同样地竭力生产愈来愈多的产品， 生产得更加便宜，报酬愈少，就生产得愈多，以便从数量上找回在价格上所遭受的损失。这三种人都竭力这样做，而不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根据这一点行事。他们却把这种能力看做是一成不变的，互相进行斗争，竞相招徕， 每一个人都设法销售得更快，从中取得好处，打倒竞争对手。

但是，正当各个生产阶级竭尽全力增加他们的生产时，贸易本身原应把财富分配给那些应该使用这些财富的人，却同样坚决地反对生产的这种激增，每一个商人都拒绝接受他们看来不容易和不能很快售出的商品，他们设法在仓库中保留最少量的库存，尽可能频繁地更新他的货色，而一旦他的资本不再以最大的速度周转时，他就会遭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 生产者已经是够积极的了，如果再催促他们，迫使他们不顾遭到拒绝，更大批地投进贸易中去，那就冒失得太出奇了。

看来比较合情合理的是同消费者打交道，因为，只有消费增加了，增加生产才真正有利可图。但是，另一方面，增加消费只不过就是增加开支，这

就使人不大明白，向全国介绍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怎么会就是开支得更多呢？ 此外，我们看到过许多挥霍无度的政府，看到过许多国家花费得超过了自己力量所容许的地步，比方说，由于要打仗的缘故，而这种挥霍无度经常使它们衰落和破产。

确实，有些政府还有点留恋重商主义的办法，驱使听命于它们的国家多生产，少消费，把超过消费的多余产品卖给外国，希望会收回来黄金和白银， 无休止地积累在他们手中。的确，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指出这种办法是错误的；证明贵重金属同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当市场上这种东西太多时，它们就会脱离这个市场；当人们有办法用纸币来代替它们的时候，那么，积累它们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可能，甚至不去积累它们还要有利。归根结蒂，一个国家从外国购入多少东西，总是相当于它向外国卖出的东西。我们不去重复他们的论据了，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反应。人们接受这些论据，是认为它们确立了一个已得到验证的真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英国政府，也就是那么彻底地采纳新学派的原则的那个政府，坚持使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制造商，它要欧洲、美洲、印度的人民成为英国商人的忠实买主，它要求国民工业每发展一步，就要在外国打开一个新市场。同时，它不是依靠交换日益增加的产品实现消费，而是继续自鸣得意，陆续地把外国生产者从外国市场排挤出去，让英国商人一拥而来，带上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种办法，掌权的人，甚至也许还有各国人民，在实际行动上还那么顽固地坚持着，尽管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把它撇在一边了，我们只想指出：在这种办法下，各国互相竞争，你抢我夺，一些国家的工业兴旺了，却使别的一些国家的工业破产；还有，要是所有国家都同时采用这个办法，要是所有国家每年都把更大量的东西出口到外国市场去，要是所有国家都压价兜售商品，设法卖得多，买得少，他们的竞争，将会堵塞世界市场，损害所有人， 要不然就是，只有一个国家能得到好处，而损害所有别的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成为贸易自由的得益者，其它国家只好保护自己的工业，反对要毁灭它的那个工业。因此，有些部长一面鼓励不断增加生产，与此同时，这些部长也采取抑制的办法。

相反地，财富学派的领袖李嘉图先生，让一巴·萨伊先生，麦克库洛赫先生和他们的信徒们赞成在各国之间实行绝对的贸易自由；他们证明，他们的方法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所有国家同时都可以采用的；证明备生产者无须互相竞争，而成为彼此的买主。他们承认，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有一个必要的平衡；但是，他们说，后者总是同前者一起增长的。至于对外贸易，它丝毫不会干扰上述两种数量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它只是通过把相等的、但更多样化的价值引进市场，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各种口味。如果，比方说，英国生产的布每年增加 10 万匹，那未对外贸易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使英国人消费的不

是 10 万匹布这一实物，而是消费相应价值的酒、香料，或者对外贸易可以向他们提供的其它一切形式的商品。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认为，与创造用来交换的物品的同时，人们创造了贸易，因而也创造了消费。在他们看来，消费同生产相等这一点总是得到证明的，无论是从整个世界市场来看也好，或假定每一个国家是同别的国家分开的也好。

李嘉图先生、接着是麦克库洛赫先生认为可以用他们所特有的那种推理方式作出证明，他们说：“假定 100 名农夫生产 1，000 口袋小麦，又假定

100 名羊毛加工商生产 1，000 奥尼①呢子。让我们先把一切其它对人有用的产品放在一边，把它们之间的一切媒介放在一边，在肚界上就只看见这两种东西。他们把 1，000 奥尼和 1，000 口袋在他们之间交换。假定现在工业陆续有了进步，劳动的生产能力增长了十分之一；从此以后，还是这些人便甩1，100 奥尼同 1，100 口袋交换，于是每一个人都穿得更好，吃得更好。然后，又有了新的进步，可以用 1，200 奥尼换 1，200 口袋，如此类推；产品的增加从来只会使生产东西的人得到更多的享受。”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形式的推理是英国财富学派所特有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说，我们还未见到过哪一种形式的推理不是这么自信的。事实上，这些哲学家们自认为可以简化一个问题，撇开它的所有枝节，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自己的推理显得无稽，自相矛盾，叫人难以相信。如果人们试一试， 把他们的推理加以发挥，那就会发现难以看出它在什么地方有毛病，因为即使所得出的结果是多么无稽，也不会比作为推论出发点的那种假设更无稽。在这里，人家让我们想象一个庄稼人把他收获的全部小麦换成呢子。请记住， 这是最后的交换，换来的东西是用以消费的，这种交换并不是一时的买卖， 然后又拿得到的东西去换取庄稼人所需要的东西。可是，哪一个佃农会把自己的小麦全部换成呢子呢？佃农在留下他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小麦后，就把多余部分换回他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他对衣服的需要丝毫不因为他打了更多的麦子而增加了，正如织呢子的人多生产了料子并不见得胃口就更佳。只有吃小麦的人口多了，又有更多的收入来买小麦，小麦的消费量才会增加；但是，如果消费者更富裕了而人数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小麦消费不但不增长， 还可能会减少，因为，他们由于不能比以前吃得更多，就吃更精美的东西， 例如吃肉而不是吃面包，于是，他们要求人家把田地改为牧场，把庄稼人打发走。衣料的消费也许可以有所增长而人口不一定增加；种田人富裕了，可能用同一种料子缝两身衣服而不是一身；但要是他们的收入继续增加，他就会不穿他平常的衣服而要求更美好的了；这样就会打击了现有的成衣业，而促成新的成衣业。李嘉图先生的推理是以两个假设为前提的，我们认为，这两个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① 。第一个假设是，生产的任何增长都是收入的增

① 奥尼（aune）为古尺单位，1 奥尼合 1.188 公尺。——译者

① 在李嘉图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我同他进行过一次座谈，这珍贵的回忆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这次座谈中，他谈吐丈雅、真诚、酷爱真理，表现得很突出。我试图在他面前阐述在农业中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会产生什么后果。象他那样，我只限于谈耕作，谈小麦生产；同他一样，只用英国的租佃制度作根据，即农场主雇用短工，可以随时解雇他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加插一个冗长的注释，把以前的阐述，再说一遍。我认为，纯属假设的计算方法，基础太不可靠了，不值得在本文中提出来。假设一个农场主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维持他一家 10 口人，包括仆人和为他干活的工人的生活，假设他每年在他的土地上可以生产 120 袋小麦。为了使计算不过于复杂，我们把他经营的其他农产品撇开，或者用小麦来代表。假设他给每一个雇工的工资相当于 10 袋小麦。在这 10 袋中，工人每年直接消费 3 袋，然后他通过贸易用 7 袋换取其他物品，

包括农业和工业的产品，即除面包外生活上最需要的物品。农场主自己还剩下 20 袋。还是为了进一步简化我们的计算方法，我们假定他既是业主又是农夫。虽然他还有 20 袋，但有 10 袋就够了：3 袋是实物，7 袋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这就可以使他生活得象他的一个工人那样。另外的 10 袋，通过贸易，使他能得到我

们所谓的奢侈享受，这是他不同其余做工的人分享的。让我们再说一遍：土地生产 120 袋小麦，其中 33 袋是生产这些小麦的人就地吃掉的，77 袋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因此，它们是给生产商品的人吃掉的，这些人生产的商品是供穷人购买的：有 10 袋是用来换取奢侈品的；因此，它们是给生产商品的人吃掉的，这些

人生产的商品是供有钱人购买的。我们用富人这个词，因为我们是这样称呼一部分人，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后，还可以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享受上。 这个时期，机械学上的新发现，耕作土地的新机器的发明，还有驯养家畜，使其代替人去劳动等方法，使人的劳动成果增加了 50％。如果我们假设的是一个农夫兼业主的家庭，它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差不多平等的权利，那么，新发现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有利的，这一家 11 个人一夭劳动 8 小时就够了，就可以得到以前用 12 个人才能得到的果实；如果以后他们得不到任何工作的机会，使他们所有人同样地得到好处的话，他们每天就多休息 4 个小时。 但是，我们假设的是一个组织得同现在一样的社会，一方面是业主一个人领导全部劳动，他一个人取得全部成果，他一个人得到新发现的好处：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全部收入就是他们的工资。过去，我们这个农场主的每个工人生产 12 袋小麦；现在利用新发现，每人可以生产 18 袋。但是，农场主想生产的小麦数量受到了限制：一、他的田地面积的限制；二、他的农业资本价值的限制；三、市场需求的限制，他收戍的多余部分就是向这个市场输送的。他算了算自己的帐：7 个工人，以每人 18 袋小麦算， 可以为他生产 126 袋，比以前增加了 6 袋。为了把小麦卖出去，必要财，他可以稍压点价。因此，他解雇

了 3 个工人，以后继续经营他的农场，土地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么多资金，但是工人只有 7 个，而不是 10

个，起初，他继续给他们同样的工资。让我们也算一算我们的帐吧。 这块土地生产 126 袋小麦；我们有 7

个工人和 1 个主人，我们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以每人 10 袋小麦计算，一共是 80 袋，还有 46 袋留给主人，

供他奢侈享受。至于第一部分，24 袋小麦就在农场给直接吃掉了，而过去是 33 袋。有 56 袋而不是 77 袋被用来交换日常必需品和给生产商品的人吃掉，这些人生产的商品是供穷人购买的；关于第二部分，46 袋而不是 10 袋应该用来交换我们在前面叫做奢侈品的东西：因此，这些小麦是给制造奢侈品工厂里工作的人吃掉的，当然，首先必须有这些工厂，它们还有待于建立。因此，随着产品稍有增加，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两个行业，即农业和穷人的制造业，消费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刚刚兴起的行业， 即富人的制造业，需求比以前几乎增加了 4 倍。为了进一步突出消费的这种改变，也就是说生产方法上进

步的结果而不是更大的劳动需求的结果。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进步。我们在前面假设 14 袋的小

麦，恰好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他吃掉 3 袋，用 7 袋去进行交换。这样，他工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变成

其他工人的工资，这些人是为他工作的。农场在最初阶段生产 120 袋小麦，把工资忖给 10 名工人和他们的

主人，以及一个奢侈品工人，还有 84 袋小麦，是这 12 个人用来进行交换的，他们除面包外，需要别人供给他们其它主活必需品。这就意味着还有八又五分之二个工人为他们工作。可以设想，这些人自己又用他们不直接吃掉的 7 袋小麦去进行交换；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也这样做，直到全部小麦都分给 40 个人为止，

平均每人分得 3 袋。在这 40 人中，只有 1 人享用奢侈品，也只有 1 人生产奢侈品。 于是，生产方法迈出了我们所设想的第一步：由于农业上的新发现，农人的劳动产品增长了 50％。农场主解雇了 3 个工人，并且把他的产量提高到 126 袋。从这时起，他的农场付出 80 袋的工资给他自己和其他 7 个工人。他们 8 个人

之间，需要穷人提供的劳动量相当于 56 袋，也就是说二又五分之二个工人：这些工人又求助于别人，直到

全部 80 袋小麦都给从事生产日用必需品的二十六又三分之二名工人提供了面包为止。这 80 袋代表着收成所需的劳动量。把这种情况同以上的憎况相比较，还有十三又三分之一个工人没有算在内，也就是说还没有分到面包。确实，人们希望他们从奢侈品生产方面赚到面包。事实上，业主提供 46 袋用来交换的小麦去换回奢侈工业的产品，或者是供他个人享受的产品，由于还没有人千这种工作，他就得用更高的工资去鼓励它；因为他钱多了，所以想得到新的享受，谁向他提供这种享受，他就给 12、14、15 袋小麦，而不是原来的 10 袋了；再说奢侈品工人，他得到了额外工资，也用来追求奢侈的享受；剩下的钱则归穷人工业。但

是，只有在奢侈品工业建立之后，只有在分配时落入主人手中的那 46 袋小麦经过了奢侈品工人的手之后， 只有在剩余部分已经在他们之间交换之后，我说，只有在这一切之后，面包才到达提供劳动的所有人那里。当这一分配完戍了，就会有 42 个人每人得到收成的一份，他们之中，有三十七又五分之三个工人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四又五分之二个工人从事奢侈品生产，人口则增加了两名②。就象李嘉图先生那样，我们发现，到流通结束时，如果不论在任何地方生产都没有停顿，生产就会创造消费；但是，正如德国的玄学家们所作的那样，这里面没有考虑到时间和空间，没有考虑到一切可能使流通中断的障碍；而我们愈仔细

加，而我们认为，有时往往只会造成损失；第二个假设是，收入的任何增加决定了消费的增长，而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决定了消费的东西不是数量更多了，而是价格更高了。例如，农人由于农业科学上的某种进步， 能够增加他的劳动成果，这时，他对他过去消费的制成品并不要求得到更多些，也许，他还要得少些。但是，他将会把他收入的多余部分用于奢侈品方面，简而言之，我们称之为奢侈品的是所有超出他必需的东西。这样一来， 他就打击了现有的制造业，也就是制造必需品的工业，同时又促成了当时还没有的制造业，也就是奢侈品工业。同样，当布匹制造商由于工艺上的进步， 由于采用了科学上某种发现的成果，能够生产得更多，赚钱赚得更多，这时， 他消费得更多的不是小麦，相反地也许还会消费得少些，可是，他原来花在伙食上的收入，现在则拿来用在奢侈的食品上，用在鼓励生产奢侈食品的农业上。因此，比方说，农人和布商都以同等的步伐向完善各自工艺方面发展， 同以前比较，他们并不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彼此的买主。还有一点是重要的， 应该看到，奢侈品制造业所使用的不是更多的劳动力，而是有技巧的劳动力： 正如在奢侈农业方面，要把畜群养肥而使用的劳动力不是更多了，而是少了。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是处在一种崭新的社会环境中，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把任何种类的所有制同任何种类的劳动完全分开，把雇工同雇主之间的任何买卖关系割断，把前者同后者的利益的任何结合排除。这个社会组织是多么新颖，因为它连一半都没有建成。只有技术最好， 最富有，我们正在尝试的体系中最先进的国家，农业和制造业才一样是由工人去从事的，工人是可以在每星期末解雇的：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这就是我们指出危险所在之处，危险并不在于科学上的新发现。

我们的眼睛看惯了社会的这种新组织方式，看惯了这种普遍的竞争，在富有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发展成为冲突，我们是那么习以为常，以致再也想象不出别的生活方式了，连仍然用那些生活方式的破烂货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东西，我们也看不见了。人们连过去制度的缺点都不提了，因为觉得用这种办法来回答问题简直是无稽。事实上，要说到社会下层阶级的组织，以前就陆续有过两三种制度；但是，因为它们不值得怀念，因为它们开头做了一点点好事以后却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就说我们今天已找到了真理，说我们将不会发现短工制度有什么基本缺憾，说我们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发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的缺憾了，难道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当这三种制度盛行的时候，人们同样地看不出以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地，当时看来，要改革秩序若不是不可能的，就是荒唐的。也许会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会判定我们一样野蛮，因为我们让劳动阶级得不到保障，他们将会认为，而我们自己今天也认为，那些把劳动阶级变为奴隶的国家是野蛮的。

这些制度中，每一种都先后被看做是成功的发明创造，是文明的进步。奴隶制本身，尽管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丑恶，但在它以前的是遍地烽火的野蛮状态，人们不停地打仗，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从事生产，没有保证可以得到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果实。奴隶制度不再屠杀俘虏了，是社会上一个进步； 这个制度使得有可能积累财富，它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成为一种文明的基础，几乎相当于我们的文明。只要主人仍然是穷人，只要他仍然同奴隶们

地观察，我们就愈发现这些障碍是很多的。

一起吃饭，一起干活，那么奴隶的处境还是可以忍受的，人口也继续增长。这个制度的进步本身，主人的富有，他们的奢侈，他们对一切劳动的无知， 他们对用汗水养活他们的那部分人民的蔑视，他们的无情，他们的悭吝，以至不断地克扣那些做牛做马的人的衣食，这一切在劳动阶级中造成大量死亡。他们消灭这个阶级，正是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那时要是有经济学家， 也许会为那日甚一日的骄奢淫逸鼓掌喝采呢。

侵蚀古代肌体的恶痈是奴隶制度，这是由于奴隶身受压迫，生活困苦， 使罗马帝国人口遭到毁灭，国家沦落野蛮人手中。经过了几个世纪，这些野蛮人发明了一个比较宽容的制度，他们用保护和买卖关系来代替皮鞭，而长期以来，奴隶是用皮鞭来管理的。

封建制度有过它光辉和兴旺的时代，当时，武士挥舞着刀剑，在领主左右战斗。当领主富足了，只想攫取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财帛，排场一天比一天更奢华，他就重新把枷锁压在穷人身上，于是，封建制度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时，人民赢得了我们今天的自由制度；但是，当他们打碎长期以来戴在身上的枷锁的时候，卖力气的人已经不是什么财产都没有的了。在农村里， 作为对半分成制佃农，作为纳税人，作为佃农，他们是同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了。在城市里，作为行会的成员，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自卫，他们是同他们行业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到了我们今天，到了目前这个时候，财富的发展和竞争才打破了所有这些结合。革命连一半都没有完成，可是，佃农富裕了， 不再亲手劳动了；他同雇工分手了，轮到他去压价同雇工交易了。工场主富裕了，不再同一个伙伴或学徒在一条板凳上干活了，他抛弃了手工劳动，而把数以千计的工人集中在他的工厂里，并且压价同他们交易。这是一种把所有拥有财产的人同所有劳动的人对立起来互相斗争的社会秩序，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因为这种社会秩序还只不过刚刚开始罢了。

关于人类劳动生产的产品壅塞问题，我们已在上面试图阐述过，这种现象在社会以前各个时期是几乎不会出现的。在野蛮状态下，当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劳动时，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用不着害怕他们会强制自己辛辛苦苦去创造他们自己不想要的资料。继之而来的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容许发展相当规模的文明，在这制度下，主人要求奴隶生产的手工产品只是他已经预先规定其用途的。他的要求在工作之前提出来，并且是这个工作的根源。紧接着工作之后的就是他的消费。壅塞现象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那就是在奴隶主成了工厂主兼商人的时候，就象今天牙买加的种植场主一样。在封建制度下，贵族向陪臣提出的要求更多的是服务和打仗，而不是有钱可赚的工作。这样一来，工业不仅得不到刺激，而且积极性还会受到打击，因此，构成威胁的并不是壅塞。在行会制度下，工艺的一切进步都有利于运用这种工艺的人，每一个人都根据他应该供应的市场的规模调配自己的力量。庄稼人是宁愿休息，也不愿意生产他卖不出去的小麦的。人们往往指摘城里的行会只会用限制的办法去保持对市场的控制，指摘它们总是想劳动得少些，低于人家对它们的要求，以便把劳动卖更大的价钱。今天我们接触到的情况是崭新的：劳动者是自由的，但是如何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然而消费这一劳动产品的人， 他们却看不见，也不认识，他们无法衡量应该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他所希望的报酬。当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从没有得到实践验证的理论时，用一定的怀疑态度去考虑它是对的。

此外，不要认为在古代人们就从来没有思考过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难题， 就从来没有研究过，就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如果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同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就是消费同生产的平衡，如果工艺、工业和文明进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每个劳动者的生产都超过他所消费的价值，因而生产者本身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消费一切的，所以，每逢劳动生产能力有所增长，就必须有一个阶级的人，他们的消费也要有相应的增加，这些人是什么也不生产的，或者是，他们的产品不是用来卖钱的。这就是马尔萨斯先生在他最后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还在那里面找到了一个理由，证明有时政府的挥霍浪费是为公共财富服务的，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消费者阶级，要是没有他们，生产很快就会由于市场壅塞而中止。

我们觉得，古人在考虑社会的整个发展方面，要比我们深入得多。我们既不认为雅典政府的挥霍浪费是他们政策造成的，也不认为英国政府的挥霍浪费是马尔萨斯最后提出的原理造成的。但是，他们曾经承认，为了保持各种社会所必需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平衡，可以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用卖钱的产品的多余部分去养活那些劳动力卖不出去的工人，去建造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公共纪念物；第二种办法是鼓励有钱人追求奢侈，使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种办法是让全体公民从事脑力劳动，爱国工作，以便填补空白时间，即生产方法的进步使他们能够从劳动中节省下来的时间。

第一种办法是古代各国最常用的，它在埃及得到最大的发展，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比不上的。这块土地上满布农业人口，数目之大，难以想象；由于那里兼有着各种优越的条件：阳光普照，万物生长，土地肥沃，水源丰富， 这里土地生产的各种食物大大超过了它可能消耗的良物。埃及人还对航海具有一种政治上或宗教上的明显的反感。因此他们设法自给自足。他们同外国人很少交往，他们既不输出他们的小麦，也不输出他们的工业产品，再说， 他们的工业从来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的政府形式只容许为数不多的名门贵族去挥霍浪费他们同胞用汗水生产出来的东西。的确，埃及遍地都是庙字古迹，但没有遗留下宫殿。的确，那里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权力很大的祭司， 但是，他们的宗教奉行禁欲主义，禁绝一切奢侈享受。他们的个人消费只不过稍稍高于普通的工人而已。这些祭司设法使大多数埃及人养成埋头干活的习惯，使他们满足于他们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一点点东西；希望他们永远愚昧无知，永远俯首贴耳，希望他们有了空暇时间不去发展他们的思考能力，而只发展体力。于是，祭司便把巨大的任务交给他们，让他们为奥林匹斯的所有神祇建造庙字，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古迹遍布在埃及；它们的规模是这样巨大，以致几乎无法相信光靠人力就能把它们建造起来；它们的加工是这样精美，好象来生是属于它们的建造者，因为他们是通过连续几代人的劳动，把时间化在那上面的。还有尼罗河谷两边大山里的地下墓穴，它蕴藏着同样多的奇迹。这些工程浩大无比，使我们见到后无法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理智。

这里需要几百万工人用几百年的时间，不间断地劳动，才能创造出这个神奇的世界。也许是这样；但是毕竟要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吃埃及土地上的小麦啊！要有整整一大群瓦工、石工来消费尼罗河谷勤劳的人民不停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啊！

古代印度斯但也蕴藏着许多古迹，在规模上和在完美程度上，几乎可以同埃及相比。那里也是宗教指使大家进行无用的劳动，但是劳动规模庞大， 因为那里的社会组织使生产成倍地增长，同时，却几乎消灭了那些不干活而

光消费的人。埃特鲁里亚人①以及所有由祭司团行使大权的民族，或多或少都采用相同的政策。在罗马，也可以找到许多古迹，是建于历史早期之前的， 比罗马富裕时期还要远久得多。它们之所以建造起来，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祭司集团对当地居民所行使的权力。由于这种政策，全体居民都可以从事劳动，而不至造成市场壅塞。那里的风气保持纯洁，肌体保持健壮，平等不受干扰；每个人都平均地享有用整个国家共同劳动建立起来的纪念物。但是，所有人的经久劳动却阻止了精神的发展，因此，整个国家就不攻自破， 权力落到祭司阶层手中，并由他们去统治。

古代的第二种制度，同我们今天的制度差不多；在西巴里斯②，科林斯③， 锡拉库斯④，蒂尔⑤，迦太基，以及后来在罗马，当这个京都已开始逐渐衰落的时候，人们便任由商业和制造业自然发展；于是，生产大大超过了生产者的消费。巨大的剩余最初被用来经营大规模的出口贸易；但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骄奢淫逸的富人阶级，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不停地追求享乐的新花样： 这些富人活着就是为了舒服，为了消费，为了享受，就好象他们其余的同胞活着就是为了劳动。由于劳动几乎完全是由奴隶进行的，所以就不会发生象今天的那种斗争，以便迫使手工工人贱价出卖他们的劳动。即使某些行业的市场发生壅塞，那末，奴隶可能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同代人是不会去注意的， 在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但是，古代的立法者对比了很多自由的国家，比我们要做得好得多，他们更长久得多地考虑了这种想法，即认为建立政府就是为了这些政府所治理的人民的幸福，是为了全体的幸福而不是只为了一个阶级的幸福。他们完全否定西巴里斯人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决定让一部分人劳动以便让另一部分人去享受是违反共和政体的平等精神的。他们认为，过分的卑鄙无耻和奴颜婢膝总是同过分的豪华富贵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软弱懒散使人萎靡不振， 寻欢作乐无度，同无休止体力劳动的劳累一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由于生产上的进步而取得的一份休息，就会提高他们的情操；还认为如果让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就会同时注定他们追求淫欲。因此，立法者同所有哲学家、道德学家，特别是基督教会的所有神甫，都一致主张禁止奢侈，认为它必然使风气败坏，国家衰亡。颇为奇怪的是，有些人，他们在所有其他方面的决定，我们都十分尊重，唯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舆论却一点也不施加影响。

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起来的第三种制度，是雅典也好，斯巴达也好，兴旺时期的罗马也好，是古代所有最著名的共和国都采用的。对于有些人，除了劳动以外没有别的收入的，为了让他们找到足够的劳动需求，共和国几乎夭天都照顾着他们，并因而阻止他们自己也去提供他们可以出卖的劳动力。古代的立法者，远不象我们那样，他们不鼓励积累财产，不鼓励奢侈，他们不断关心在儿女之间平均分配遗产，在祖传财富之间，维持一定的平均，特别是要压制懒散和铺张的习气，让公民放弃消费无度的欲望和机会，提倡朴素，

① 埃特鲁里亚（Etrurie），意大利古地区，该地区的人民称埃特鲁里亚人。——译者

② 西巴里斯（Sybaris），意大利南部一古都，该地民风以骄奢淫逸著称。——译者

③ 科林斯（Corinthe），希腊古地名。——译者

④ 锡拉库斯（Syracuse），意大利古地名。——译者

⑤ 蒂尔（Tyr），黎巴嫩地名，为古代腓尼基城市，以生产和出售大红颜料著名。——译者

单纯和戒欲。他们主张，既然每一个人都参加体力的活动，所以也应该参加精神活动，也参加享受。为了维持这种平均分配，他们使公民少从事体力劳动，让他们只用一小部分时间去从事农业或经管工艺和各行各业。他们号召公民到公共场所去辩论；到法庭去参与审判；到学院和画廊派①那里去磨练他们的智慧，以及通过高尚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号召他们到剧场去培养他们的爱好和启发他们雅典式的高雅作风；号召他们到庙字去丰富他们的想象，使他们把未来的希望同生活的享受结合起来。

人把机械学用于工艺和工业上，逐渐减少了为维持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劳动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理由，社会秩序不能因此就让一个人专门休息， 专门消费，专门享受，1 个人等于 2 个，4 个，10 个，100 个，1，000 个人； 不能因此就让一个人占有全部利润，甚至随着生产增长，还去克扣工人的份额：从大家劳动上获得的节余，应该让大家都得到好处。雅典公民，尽管工业有了进步，但只用最次的粗布来做大衣，只用面包和无花果于来做食粮。但是，没有奢侈并无损于他精神的高贵，无损于他爱好的优雅。作为立法者， 他禁止享受，但并没有因此失去作为个人的性格的积极性和作用。当雅典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祖国而需要财富时，古希腊贫瘠的土地就能供应这个共和国以武器，使其震撼小亚细亚和西西里，它就能为这些殖民都市供给装备，使其能在最遥远的海岸上传播真正文明的原理。雅典的唯一奢侈就是这个共和国所造就的人。幸福属于能造就这样的人的国家！要是希腊在自身的解放中能很快就使这样高尚的榜样再次出现的话，那末，全世界人民就会幸福无比了！

也许别人会认为，我们离题太远了，离开了李嘉图同我们所讨论的那个问题，最好还是谈谈我们该怎么办，而不是谈论古人做了些什么。但是，今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问题，我们今天一点也不想去讨论它。我们希望能够充分他说服经济学家们，就象我们充分相信的那样，我们的理论走错路了。但是，我们对自己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向他们指出，哪一条才是正确的道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智慧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就是设想今天社会的组织。然而，这个人是谁呢？他要有足够的力量去设想一个还不存在的组织，去观察未来，而我们连观察今天都已经那么困难了。但是，如果所有清醒的头脑都一致认为要研究一下，社会到底应该向哺养它的各个阶级提供什么保障呢，果真如此，那末，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也许集合所有人的智慧就有可能做得到。

因此，关于我们自身所处的制度，就让我们完成对它的分析罢，然后再去想，应该用哪一种制度去代替它，判断它，而不分心去拿它来同一种完全理想的理论去对比。如果我在这里介绍一种药方，我认为是可以医治社会现有的病症的，那么评论界就会放下这些病症，不去研究或估计病情，而只去议论我的药方，大概最后还会把它否定掉，至于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平衡问题， 也就不去过问了。

我只想声明：假定我能够相当彻底他说服一些人，因此能够在立法方面取得了我所希望的一切改变，即使这样，我也一点不想妨碍生产进步，或者拖延把科学应用于工艺上，拖延发明创造机器。

我只是寻求办法，保证劳动的人得到劳动的果实，让开动机器的人能享

① 画廊派哲学即斯多葛派。——译者

受机器的好处。如果我终于取得这个结果的话，我接着便根据生产者的利益断定，凡是别人不要求生产者干的活，他们是不会去做的。只要生产者可以被看做单一个人，是根据单一种利益行事的，那末，指导他行动的总是这个家喻户晓的原理，与其白干活，不如休息。因此，即使给生产者干活的一切方便条件，他肯定也只生产别人要求他生产的那么多，而不会更多；他干完活后，可以休息，可以享受，至于他是用了 12 小时还是两小时干的活，那并没有关系。相反地，生产者进行竞争，抢夺同一件活，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 雇主和短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导致市场壅塞。他们之间的平衡使人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平衡，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衡。雇主决定进行一项工作， 并不是消费者要求他去做的，而是因为工人们向他表示愿意压价去做。

为了做同一件工作而进行竞争的人，他们的利益应重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相对立起来，这个任务便落在立法者身上。任务可能是困难的，但是， 我不相信会难到一般人所设想的那种地步。如果能够阻止立法完全违背这个社会利益而行事的话，如果把现在的法律，凡是阻碍把遗产分开，方便建立或保存巨大的财产，阻止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分成小部分交给从事劳动的人， 凡是保护联盟，反对工人，剥夺工人反抗的天然手段①的，都一概取消，那末， 本来可能已经做出很大成绩了。这一些或那一些法律，以及可能迫使雇主保证他雇用的工人的衣食等等的法律，要一一加以探讨，那就太费时了，而且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并不去这样做。我们满足于已经指出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去寻找药方，去治疗社会所身受的疾病，或防治可能威胁到社会的疾病。

这个时代也许还很遥远，到时，经济学家的各种愿望，综合起来，可以给最高当局指出在法律的体系中应该作出什么改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刚开了个头的这场讨论，今天已经可以有点实际的结果了。我们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对劳动日益增加的需要是人类进步永恒不变的、合乎规律的、年年如此的结果。这种需求又是促进一切工业发展和一切工艺完善的原因。在出现新的劳动需求，也就是新的偿付手段和新的消费需要时，社会为了满足这种要求而取得的一切进步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一方面，会出现增加人口的要求，会有更多的婚配，有更多的青少年得救，有 更大的学艺的积极性，有更多已经长大了的人去使用劳动力。然而，所有这些结果，只能逐渐地，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去实现，要做到不打乱平衡，不造成壅塞， 要使新人口，即在未来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进入工作年龄的人，到时候不是为了千现在所需要的工作，而是为另一些人服务，这些人是由于他们今天的工作而后来富裕起来的。

另一方面，会出现增加人的机械力量的要求。今天所需要的劳动不可能只由今天已有的人去完成；因此，他们必须每天用更多的钟点去干他们的活， 要不然就是凭借科学给他们提供的手段，干活干得比以前更多。每逢他们的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只要他们不超出要求他们干活的人所能偿付和消费的限

① 正当本文首次印刷出版时，我在根上看到一条消息：在麦克尔斯菲尔德，丝绸工人每天原来只工作 11

小时，要是他们工作 12 小时的话，那么额外的 1 小时是要另付工资的，1823 年 4 月 3 日星期六，厂方决

定，从星期一开始，工人要工作 12 小时，工资同乎日一样，不增加。工人反抗了。为了对付他们，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但是，雇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价格下除了。因为他们的商品太多了，所以，他们就要求有更多的、价钱更便宜的商品。

度，我是说，每逢出现这种增长，就会创造出新的财富，而新的财富又刺激新的需求。这些工人更加熟练了，或者更有生产能力，他们就可以得到高工资，他们的享受也随着他们的收入一起增加；这样一来，他们又要求更多的工人为他们工作，或要求原有的工人干活于得更多；因为他们有能力偿付这部分增加的活。还是这笔钱，原来引起新的需要并用来偿付新的需要的，又重新出现在一系列市场上，使原有的工作活跃起来。尽管机械的进步，现有的人还不足以完成需要他们去干的工作。于是，在这个时期获得生命的人长大了就可以得到正在等待着他们去干的工作。这时，人口将会增加，农业也应增产以便养活他们。

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它们互为因果，就象钟表齿轮的各种运动一样。但是，也正象钟表一样，为了使这些运动互相衔接，动力必须在它应发生作用的地方发生作用。如果人们不是等候劳动的需求去产生动力， 却想通过提前生产来创造这种动力，那末，就象对一个钟表，你不去上紧那个带链条的齿轮，却猛地倒拨另一个齿轮，结果不是把整副机器弄坏的话， 就是使它全部停下来。

然而，社会也具有人所特有的那种内在的生命力，使它能够战胜部分的干扰和自发地修补它所受到的损害。当工业的某一个部门，生产超过了需求， 市场发生壅塞，工人们便设法改行，换个地方，总是设法适应新的处境，他们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总是做到这一点的，只须人家不去加速在商业利益上发生的变革就行了。在这样一种危机中，反对采用新发明的成见，交通或仿效上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障碍，看起来是推迟在工艺上应用科学进步的成果的，其实，这一切对人类都有好处；这一切提供了时间，使生命力发生作用，使那些受到了打击的人能够治愈他们的创伤。这些成见，在许许多多情况下，是社会最可靠的保障，它们一般只对个人利益设置了障碍，足以使平衡得到恢复。可能往往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工业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应用科学的好办法，或者发现外国人一种有利的经营办法，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工业， 并创造了别人并不要求他生产的产品。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夺取某些旧有工业的主顾上，寄托在损害这个行业上。这是个专门术语。但是，他之所以损害这个行业，是为了别人干的，也对自己有利。一般来说，在个人利益之间有一种平衡，阻止其中的一方能够完全打翻所有其它各方。这个发明家竭尽全力去保守自己的秘密，并独自从中得到好处；另外，他遭到了他竭力要损害的所有同行的反抗，也遭到工人们的反抗，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是他设法减低他们的工资的。他也遭到老百姓的一切成见的反对，一切成见总是倾向于拒绝革新的。他也遭到了资本家们的反对，因为资本家并不乐意支持他们不明白的或不熟悉的企业。发明家将战胜所有这一切反抗，但是这个过程将是缓慢的，要做到不引起震动，让那些受到排挤的家庭有时间安排， 找到新的生计，或甚至让消费者去促成劳动的新需求。

因此，一般来说，这并不是工业的自然发展，即个人利益所促成的发展， 造成市场奎塞和使数以千计的工人注定失业和挨饿。这是由于一种同个人利益不相千的势力系统地损害各行各业，有时是因为政府把所有工业放入温室，想看到它们的国家采取同其它国家一样的做法，让它生产人家并不要求它生产的东西；有时是因为热心的公民或科学家，他们认为，只有把外国赖以发财致富的一切发明创造都引进本国，才能有效地为祖国服务。他们攻击一切成见，打破一切习惯，迅速传播所有新发现，传播多远就多么远，并且

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要求资本家建立一些工业，而过去，即使说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去干的。

今天，让我们暂且把政府放在一边，它们的刺激政策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只是想同那些因心肠太好而想错了的人谈谈。他们全力赞助生产谁也不要求他们生产的东西，自己从中也并未得到好处。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确信，这样生产下去，不一定能促进消费，也许可以使他们回过头来注意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原理。他们要求工业绝对自由，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利益，通过互相补偿，是全部集中于总体利益的：因此，他们应该看到，是他们自己干扰了个人利益的平衡。当他们因爱好一种工艺 而建立一种制造业时，由于他们并没有遵照市场的指示行事，他们往往就为了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把人和真正的利益牺牲掉。科学家们的任务是，通过机械、化学和研究大自然方面的进展，时刻准备好去满足市场的一切要求；还有，他们应该随时能够有力地支持人的劳动，只要更大规模的劳动需要人去做时，就给以帮助；但是，只要现在的组织体系继续保持下去，只要穷人仍然任由自由竞争的作用摆布，科学家们就不应把额外的分量加在天平上用来支持工场主去反对工人；他们应该记住他们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对那成为多余的几代人，也应让他们有时间自由放任。否则，由于冒冒失失的热心，他们加速采用每一种新发现，从而不停地时而打击这个阶级，时而打击另一个阶级，以致整个社会备受变迁的痛苦，却得不到改良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