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论君主对爱尔兰农民的义务，以及使他们摆脱穷困的方法

在本书的第五篇里，我们根据英格利斯先生的材料，主要介绍爱尔兰的广大民众陷入的悲惨境地。他那次旅行的风景描写、有助于刻画爱尔兰人性格的见闻，以及有关各城市贸易和兴衰的统计表的研究，我们均没有引用。我们致力研究干苦力活儿的人，即担负城乡全部劳动的人的生活条件。我们正是从这位旅行者的话中，摘录了关于一种社会状况的描述，那种社会状况几乎既令人恐惧，又使人怜悯。我们可以描述爱尔兰完整的画面，并指出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把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割裂开的宗教仇恨有多深；天主教徒紧衣缩食交纳什一税，却用来维持他们视为异端的神职人员与宗教信仰， 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痛苦；小佃农对有人来向他主人提出愿意多纳地租，从而把他从土地上赶走，并使他家濒于饿死，又感到多么恼火，多么疑惧重重； 在完成这类驱逐，将佃农或一座茅屋的房客赶走的行动中，主人或他们雇佣的法官表现得多么凶残，他们为了换一家房客，将茅屋房顶捣毁的事真是屡见不鲜；而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多么凶猛地自卫，往往奋起杀掉夺了他们位置的那一家人。还有那些殊死搏斗，夤夜谋杀，纵火，劫持少女等种种暴虐场面，甚至在法庭上无视司法，为了使朋友获释或判处仇人而立伪誓；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最野蛮民族中绝无仅有的、在爱尔兰尤其令人惊奇的一种社会状况，更加完整地摆在读者的面前。这种社会状况在爱尔兰之所以令人惊奇， 是因为它同那里无数的古堡、苑林、花园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民当中，豪富贵族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占有了所有的艺术珍品。不但看到今天有人受苦，而且有人享福，怎能不令人发指？他们不是好象酖于美酒，头戴花冠，在悬崖边上散步吗？对于等待他们的命运，我们还能够存幻想吗？他们自己还能存幻想吗？他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个民族暗暗痛恨他们，准备报仇的时刻来临，这个民族虽然隐忍，但是不时也放出愤怒的闪电。

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人们把地主的巨大收入，把地租称为名副其实的地租，而爱尔兰产业主从穷苦农民盘剥的这种高额地租，就是 rackrent①，就是搜刮勒索来的地租，巧取豪夺来的地租，用压榨出来的地租。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太生动，太有预言性了；实际上，rackrent 就是压榨的果实、压榨的种子。这种地租曾使爱尔兰农民遭受的，现在还每天使他们遭受的所有残酷折磨，谁能一一列举出来呢？爱尔兰贵族在加快步伐走向报应，当复仇的一天来临，威胁这些贵族的所有酷刑，谁能一一列举出来呢？可是，如果使 rack rent 制度无法实施，如果使整个农民阶级完全摆脱产业主的桎梏， 民族会免遭多少苦难，多少罪葱，谁又能一一列举出来呢？

我们毫不犹豫地说，只有限定了产权，只有正面抨击英格兰产业主所热衷的原则，即人人应当随意支配“属于他的东西”，主人和奴隶双方都解脱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原则是错误的：产权是法律特许的权力，即得到法律的保障，又应该受法律的约束。产权发明是为了全体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使全体人都陷入贫困，它就不能应用了。如果立法者使业主感到永久与独立支配产业，那就是一个好主意了。有了独立与永久支配产业的感觉，无疑大大促使业主产生维持与改进产业的意识，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到了

① 英文，意为压榨来的地租。——译者

万不得已的时候，立法者就出面干预，使这两种目的得以实现。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如保障土地所有权，就是要保证农业最大限度的发展，使农业给全体人带来丰富的食粮。土地所有者无权这样讲：“我不愿意让人们靠我土地的产品生活；我不愿意让我的土地出产品。”他也没有权利这样讲：“我不愿意让生长在我的土地上的劳动者继续住在这里，我不愿意让贸易公路穿过我的土地，我也不愿意让人越过我的世界。”然而，一般来说，权力机构根本不出面干涉，以便制止这样一种滥用产权的行为；权力机构期望在土地所有者中，极少数人才会这样恣意妄为，无视自己的利益，它宁愿听任他们滥用权利，也不愿给公共安全造成混乱。不过，分管一个国家土地的四、五百名所有者，如果被野心或报复的念头迷住了眼睛，沆瀣一气，企图把整个民族赶出它的家园，使它的土地荒芜，封闭它的所有通衢，既禁止在那里经商， 又禁止在那里办工业，立法者肯定要对他们说：“你们掌管土地是以契约为保证，你们违反了契约；你们之中有几个人将耕地改为苑林，辞退农民，封锁交通，本来应该使国家富裕，却使它穷困，我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你们滥用了我的宽容，你们本来无权这样干，即使孤立地干也不行，我更不能允许联合起来这样干。”

我们上面假设的这种危害整体富裕的行为，除非用政治狂热才可能解释得通。只有一些小国人民，才会小心防范这类危害。其实，rack rents 制， 压榨地租制，同样是滥用产权，对施行这种制度的民族同样有害，也同样与土地所有者本身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它的荒谬性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它施行之初，反能满足土地所有者的直接利益，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使他赢得高收入的名声，而这种收入比他实际应得的大得多；那些一心只顾本身利益的人，拚命从土地上夺走他们能向农夫攫取的一切产品，这样做既出于贪得无厌，又经过深思熟虑。

立法者调整耕种契约的条件，并为这种条件限制产权，在我们看来，这种作法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只要经验证明现行的契约对整个社会有害，土地所有者的私利根本不能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立法者的这种权利就应该执行。但是，在大不列颠王国中，仅仅确立这项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服土地所有者相信，他们主动来限制自己的特权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归根结底，制定法律的权力最终属于他们。但愿他们能想到， 对他们来说，确保自己的安全还为时不晚！在爱尔兰，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富人，散居在数百万的穷人中间。特权阶级的每个人都可以计算出来，他面对500 个非特权阶级的人；双方对立得很，以致富人对穷人说：“我们生存， 你们就得死亡。”穷人则回答他说：“你们死亡，我们就能生存。”频繁的动乱，毁坏庄稼和产业，纵火，谋杀，这是深刻敌视的日常的迹象。不过， 一般来讲，爱尔兰贵族素以勇敢著称，他们在恫吓威胁面前绝不肯退让，而是武装起来保卫他们自认为的权利；我们有几次听到过他们讨战，喊出重新征服爱尔兰的口号，他们甚至胆大包天，常常挑战；直到目前为止，穷苦阶级并没有应战。富人指责穷人怯懦，声称只要放几枪，准能驱散任何在爱尔兰聚众闹事的人，他们恐怕错打了算盘：对待等级与社会地位，爱尔兰全体民众仍抱着不可思议的崇敬态度，但是，他们也具备贵族今天在其两三个成员守卫古堡，抵挡数百人攻击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勇猛，激愤，以及无论杀人还是受死，总是但然面对死亡；然而，一当贵族的鲜血开始流淌，将导致这个阶级的灭亡。直到今天，爱尔兰农民只向什一税征税员、司法官吏、

领主的仆从进行报复，尤其向与他竞争的农民进行报复。当贵族在窗口露头开枪，农民并不向他反击，他因此才得以保全性命。然而，对等级与名望的崇敬正在锐减；等级之间的仇恨日益强烈；不讲正义的情绪深入了所有人的心，奉公守法的思想不复存在，而且，在罪恶的道路上，宗教再也起不了遏制作用，或者宗教狂们自己通过曲解教义，便可以心安理得了。诚然，农民没有武装，但是，他们拿起槲鞭①，就能很快把他们敌人的武器夺过来。他们一旦用武力攻占一座古堡，将住在古堡里的人全部杀光，所有其他的古堡不久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爱尔兰就要毁掉，因为愤怒的人民能够破坏一切，却不能重建任何东西。

这种对等级的崇敬，今天成为爱尔兰贵族的唯一保障，它阻止农民使用同样的武器同他的领主较量，这是完全不同的世情的残迹，而那种世情曾保证领主享有权力和荣誉，同时也保障了农民生活富足，安定，对未来抱有信心，但是农民今天失去了这些保障。领主破坏了土地所有者与自由租地保有者之间的那种父子式的、友爱的、顺从的古朴关系，他把支配人心的权力换成了支配英镑的权力；但是，他一旦丧失了友爱与长期习惯的保障，就不该指望能保住被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金钱。

爱尔兰同英格兰，同整个西欧一样，经历了废除奴隶制的革命，并代之以农奴制；在罗马帝国崩溃，野蛮人入侵与破坏之后，土地所有者在他们的奴隶中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不可能维持很久了。对于当时的那种变革，换句话说，就是对于那种改变土地所有者与农夫关系的私下契约，我们还不掌握任何具体情况。在那种没有文字的极其蒙昧的时期，邻国之间毫无交往， 人们既没有考虑统一各省的立法，也没有打算将立法的详细情况传之后世。立法，就是习俗，主要是小城堡的习俗，而不是王国的习俗；但是，这种改变成文的宪章的习俗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人企图违背它。当时的习俗尽管千差万别，但总是对人有益的；正是在这种习俗的保护下，濒临灭绝的人民才又猛然得到巨大的发展，侵占了整个国土的森林和沼泽又重新让位于庄稼和居民点。当初，领主或者继承，或者夺取了荒原，他尽管自称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但从中收不到一点果实。当他为了让人敬良，想到了一个妙主意， 把许多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下的时候，他便分给能被他吸引到身边来的每个农民一块土地，让农民在那里建造茅舍，耕种林间空地，在欧石南树丛生地上放牧，让农民终于依靠自己的劳动成果生活。他给农民的土地是荒漠，不出产任何东西，因此，他也只要求农民给他服役。此外，他要求农民每年交纳一点东西，作为农民对他感激和敬意的表示，有时是一粒胡椒，有时是一枚钱币，有时是一点小麦，有时是一头牲畜，而更经常的也许是一定天数的劳动。不管怎么说，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是完全不能成比例的：因此，农夫一家的生活非常富足。不过，从表面上看，农民的生活非常简陋，几乎是原始的； 他的全部服装、全部家具、全部工具，都是由他和家庭成员制作的，但是， 造房和取暖所需的木材草料，他可以随意采刘，他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少面包和肉食，也不缺啤酒、蜂蜜水，或者他自己酿制的其他饮料。在领主看来， 人，才是他土地的真正收入，人为他打仗，对他唯命是从，对他永远效忠。除了他的领主，这个人不承认其他的主人，其他的法官，其他的立法者，其他的统帅，其他的保护人。

① 爱尔兰人用嫩槲制作的鞭子。——译者

同一切无限的权力一样，领主的权力运用起来经常是随心所欲的，有时是残忍无道的；他的见解有时极不公正，他的情欲也毫无节制：他的农奴的女儿如果有姿色，能逃脱他的肉欲的运气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违抗他的意志， 冒犯他，有时会遭到惨绝人寰的惩罚。然而，同所有其他领主一样，他所感到的需要，就是要他的农奴对他爱戴，同他合作，他们的赤诚忠心，才是他的力量与骄傲。他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成为天生高贵的人；他们在顺从中， 还掺杂对领主的崇拜成分。在中世纪，小民对老爷的崇敬、爱戴和信赖，都是在什么情势中产生的，我们全然不了解。农民对领主的忠诚程度，实在象公民只应该忠于祖国一样：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没有一方要压倒另一方的丝毫愿望。领主的情欲和胡作非为，可能会突然伤害并毁掉农民；但是，他的情欲很少发作，而且为时很短，只有贪财图利才是持久的。如今，这种贪财图利成为社会的巨大推动力，不过，它也就几乎不能归属于任何契约了。

在爱尔兰，纯粹的封建性社会组织消亡不久，人们还记忆犹新。爱尔兰的农业人口，足够它领土的需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过剩。他们的土地耕作法缺乏科学，很不完善，不过，也使土地生产出足量的成果，能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也能让领主在由他的农奴轮流耕种庄园土地所获的产品中，得到充足的东西维持中世纪的那种简陋的好客局面。根据法律，根据他拥有的法定产权，这位领主是他整个庄园土地的唯一所有人，但是，按照庄园的习俗，这块土地的大部分租佃给了农民，只收一点名义上的地租。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的产品明确看成是属于他的，但是，产品就是农民，就是永远效忠于他的人，他们除了领主的意志，根本不知道还有更高的法律，只要领主一声号令，他们准备践踏任何社会秩序。在亨利二世统治之初（1172），英格兰人就征服了爱尔兰，但是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征服这个国家，因为农民从来没有脱离领主，或者说，除了他们的领主，他不承认别的主人，他们还遵从领主的号令，从来没有停止过激烈抵制来自英格兰的法令。这些在爱尔兰国土的每个角落天天发生的斗争，是英格兰人血腥法律的起因，用以对付这个国家的土著的野蛮人，the wild Irishmen①，这些斗争也是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仇视的起因，这种仇视到了改革时期，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通过改革，才终于猛烈地打乱了这种社会现状；爱尔兰人反对改革，英格兰人要用武力强加给他们，因而导致爱尔兰的大叛乱，以及克伦威尔②征服爱尔兰。就这样，爱尔兰领主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分配给新教徒的英格兰人掌管。而且，不仅仅是领主的庄田被剥夺，转到新的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他的农奴租佃的全部土地也必须遵从新章程。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并且根据法定的全部产权，这些土地应当属于领主；然而，根据庄园的习俗，土地实际上属于农民，他们只需交纳一份名义上的租金：这种习俗毫不足虑；农民对一个敌对的、被剥夺产业的家庭的爱戴，不过是他们反对变革的一种借口； 中央政权企望割断领主与农民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建立了国中之国。英格兰人只不过打算把他们新农奴的徭役、忠诚和服从，改变成为现金地租。他们向情绪对立的农民的要求，根本不是爱戴与勇敢，他们根本不可能抱这种

① 英语，意为野蛮的爱尔兰人。——译者

② 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 资产阶级一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曾镇压过爱尔兰的民族起义。——译者

期望，而是要求压榨的地租（rack rents），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叛的领主的产权，而且全体农民的产权也被剥夺了。所以说，现在的土地所有者的产权是虚假的，土地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他们的农民。因此应当看到，爱尔兰农民以多么虏诚的眷恋之情，怀念国家过去的割据局面，怀念过去的土地所有者、丧失地位的天主教贵族；还应当看到， 爱尔兰农民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得多么清楚，真正属于他们每个人的遗产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随时准备谋反，以便加速每个人恢复权利的时刻来临。英格利斯先生暗示了这种普遍的情绪（第 2 卷，第 2 章第 19 页）；但是，在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大臣的著作中，陈述这种情绪的调子要激烈得多；由于一种离奇的组合，人们发现最狂热的崇拜，同最敏锐的洞察力、最感人的戏剧才能，都在那位大臣的身上体现出来。（Irish mothers and sons； Irish-men and Iri hwomen。）①

克伦威尔施行的改革，仅仅始于一百八十年前；况且，那仅仅是开端。新的土地所有者既不能让一批新居民突然在爱尔兰降生，也不能突然把他们迁移到那里去。他们需要利用自己的土地，就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要求耕种的农民。这些农民为数不多，他们的习惯已经形成，除了他们同从前的领主所订的契约，他们不了解别的契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交纳一份 quit rent①，一份同土地的产品根本不成比例的租金。对于他们的新主人， 他们虽然没有保留他们对从前主人的那种爱戴，却保留了他们对从前主人的那种敬畏。不过，他们基本上赞赏他们本来完全有权否认的情况，即他们仅仅是 tenants at will②，是取决于主人意志的佃农，主人可以随意辞退他们， 将他们小小的产业交给一个愿意多出地租的新来的农民。

这样一来，农民的状况便丧失了远古传统习俗的依托，变得不稳固，并且从此不断地恶化。由于引种马铃薯所必然带来的不幸后果，农民的破产加速了，因为马铃薯比小麦产量高得多，价钱便宜得多，正好供给穷人食用， 而面包却成了穷苦工人不能奢望的生活多余品；由于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得不靠谢礼生活，对农民进行诈取，也加速了农民的破产。现在，婚丧嫁娶，添人进口，是教士的主要收入；他的教区的所有年轻人都结婚，同他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在这方面施展了他的全部影响，也许他对此并没有意识到。起码有一点肯定无疑，人们再也看不到在任何国家象在爱尔兰那样早婚了。爱尔兰农民保存下来的半原始的习惯，同样也加速了穷人的破产。他们既不讲究衣着住房的奢侈，也不讲究漂亮，甚至连清洁都不讲究。他们只要能生存就行，在生活中千方百计地节俭；然而，他们从生活费用中每节省一文， 他们的工资便紧接着减少一文。这样，他们渐渐沦落到人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在一百八十年间，据信爱尔兰人口起码增长了 3 倍；然而，人口超过了工业的需要，还是今天的现象，完全是近年的事；现在可以看到他们饿红了眼，争抢着找活干，有些人愿意献出他们的整个时间、全副精力、全部才干，仅仅要求能象猪一样地勉强活着①。

① 英文，意为“爱尔兰的母亲与儿子；爱尔兰男人与爱尔兰女人”。——译者

① 英文，意为豁免地租。——译者

② 英文，意为可随时令其退租的租赁者。——译者

① 人口的迅速增长，几乎总是穷困的征兆，而不是繁荣的征兆：这表明无产者不 会计算他的收入或者他家庭的收入，只求粗茶淡饭，填饱肚子就行，对将来不抱期望， 或者不去担心。这种愚昧的结果，使爱尔主

据说，爱尔兰随着人口增长，它的财富和繁荣的程度也增加了，证据就是这个岛国贸易使用的船只数目不断地增加。它的贸易几乎是单一出口食品；正当爱尔兰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却见每年从爱尔兰各港口运出越来越多的小麦、各种谷物、咸猪肉和黄油。

仅就出口小麦一项来说：

利默里克的小麦出口量，1822 年为 102，258 桶，1833 年为 218，915 桶。（英格利斯：第 1 卷，第 295 页。）

高尔韦的小麦出口量，1834 年比十五年前增加了两倍。（同上，第 2 卷， 第 32 页。）

斯莱戈的小麦出口量在最近三年中翻了两番。（同上，第 2 卷，第 123 页。）

伦敦德里的出口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同上，第 2 卷，第 200 页。）

贝尔法斯特出口量的增长扩展到所有的商品。（同上，第 2 卷，第 253 页。）

沃特福德在最近九年中出口额翻了一番。（同上，第 1 卷，第 61 页。）

科克：唯独咸猪肉的出口量增加了。（同上，第 1 卷，第 189 页。）

但是，仅仅以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来显示的繁荣，是一种非常虚假的繁荣。每年，人们可以用爱尔兰食品装满更多的船只，可是，爱尔兰人民更难吃到他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小麦，乃至燕麦做的面包，更难吃到他们制作的黄油， 他们养的猪，而他们养的猪同他们家吃的是一样食物，有些东西宁肯给猪吃， 也舍不得给孩子吃。只有当爱尔兰的消费同它的生产一样，都得到相应的增长，只有当它的农业能供给孩子们吃饱饭，它的工厂能让孩子们穿暖衣服，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把残羹剩饭留给国内，到那时爱尔兰才是真正的繁荣。

人民住的是茅屋草棚，睡的是草铺，穿的是从英格兰运来的旧衣裳，吃的是马铃薯，这样的人民对各行各业、工厂、农业都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他们的穷困阻止了旨在为他们服务的整个工业的发展，同时对他们本身是一种痛苦，对他们所包围的富人也是一种时刻存在的危险；他们的穷困既是不正义的后果，也是敲骨吸髓的后果，这应当由立法者出来纠正。毫无疑问，若想恢复农民的权利，我们绝不是要求为他们重设他们曾用剑效力的封建小公国，而是要求把他们父辈在生活中享受过的富裕、丰盛和安全还给他们，并且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要求保护他们，使他们避免相互竞争，还要求保证他们作为耕作费所应得的那部分收成，永远不被人剥夺。

为了使他们摆脱现在的悲惨处境，防止他们因为走投无路可能给整个王国造成可怕的灾难，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必须把爱尔兰从它的过剩人口中解救出来，或者通过移民，或者通过开垦荒凉的县份的方法来实现；二是必须象一切繁荣国家所施行的那样，把土地的产枚交给留在那里的农业人口。应当向他们展示产权永久不变的前景，以保证他们耐心和坚持不懈地改良土地，并使之增产的成果，从今以后能使他们本身受益，而不是象今天这样， 只能使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爱尔兰现在人口不仅大大超过了它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它的人口还

人口激增，这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在一家英国报纸（《观察家报》1836 年 8 月 7 日号）上看到在爱尔兰 3 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无产者全部，或者几乎生部信奉夭主教。在最近十二年中，移民补贴费几乎全发给穷苦的新教徒。因此，这两部分居民背道而驰。

在以最惊人的速度增长。爱尔兰人由于生活困苦，除了性欲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享乐；他们根本不算计，也根本不赡念将来；他们无论男女，几乎都不满 20 岁就结婚了。据信，这个岛上的人口每年以 30 万人递增。因此，采取

任何局部的措施，仅仅来应付每年增长的 30 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不管拿出多大款数，也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维持现状而已：必须大规模地同时行动起来。

为使爱尔兰摆脱它的过剩人口，移民与开垦内地就要双管齐下；移民见效比较慢，暂时把一部分劳动力用于垦荒，就可以缓冲一步。英国拥有辽阔的地区可以殖民；仅仅它在加拿大的属地，就不仅能接收 3 个王国的过剩人口，而且能接收它们的全部人口；再说，爱尔兰的殖民到了那里，只能促进那些辽阔地区的繁荣，并使那些地区同宗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从爱尔兰到圣劳伦斯河以北的地区，距离不算太远；那里河流密布，通过内河航运，就能把移民送至最偏僻的地方，比到任何别的殖民地的花费都小。他们越是往北去，就会发现空气越新鲜，未开垦的土地越多。哈得孙湾周围的厂阔地区， 同芬兰湾周围地区的气候相同，认为那里不会有一天也象芬兰湾地区那样， 移满居民，垦殖起土地，是毫无道理的。切不可小看如此广阔的出路；爱尔兰人过惯了艰难困苦的生活，英格兰殖民可能因穷困忧烦致死的一些地方， 他们可以去移民。在那整个地区，无论在哪儿选个地点，只要给爱尔兰农民10 英亩免租地，他就能造起一座比他离开的旧居好的房子，开头就能收获马铃薯，养猪，这些全归他自己，而且不久，他就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过上他今天不敢想的生活。

然而不要忘记，大量移民需要巨额贷款。不是将移民运送到魁北克，而是必须运送到要他们定居的地方。那个爱尔兰移殖民离开家的时候，身上一无所有，必须给他准备一小份东西，不管东西多么有限，总得包括衣服、劳动工具、家庭用具和种子；最后，必须及时把他送至产权交给他的土地上， 让他开荒下种，还必须供给他食物，一直到他下一次的收获。这些最初的贷款，估计每个家庭不大可能低于 50 或 60 英镑。当然，一旦提供了贷款，就可以认为移殖民的全家生活有了保障，而祖国也就把这一家人变成了真正的公民。

近来的移民与殖民，根本不是按照这种办法进行的；人们首先要把更先进的殖民地组织引进新的地区，而其实，那种组织也许根本不适合殖民地本身，尤其是根本不利于最初的发展。人们一开始就要大量投资，建立大规模的农场，并且指望商业部门收购产品，远销别的国家：他们几乎总是以失败告终。资本家享受惯了，在殖民地则找不到那些享受的东西；他们越是进行新的投机，越是要迅速大量地回收，而这在农业上是根本办不到的。他们本想供应市场，却很快壅塞了市场；他们对殖民地的繁荣毫无贡献，殖民地是靠增加消费，而不是靠增加出口才能繁荣起来；他们不久便厌倦和离开了， 他们的工程也就弃置不办了。资本家如果联合组成公司，那就更糟了；那样的话，领导班子组织起来，肥缺派给他们主要的代理人之后，他们就一心想抽走他们的资本，卖掉他们的股份，想从受骗者的轻信中渔利，而不是从发展垦殖中获利。

新生的民族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才繁荣起来的：创业者们考虑的是他们本身，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自己的消费，而不是贸易。用不着他们到市场上去碰运气，开发一个自然区有重重阻力，再加上节气反复无常，要战胜

这些困难就够他们施展的了。他们要求土地出产的，恰好是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于是他们生存下来；他们的工业每发展一步，不是向他们提供出口商品， 而是向他们提供新的享受、新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限制享受，只享用他们的双手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绝不要到外面去寻找市场，绝不要考虑贸易，但必须使他们种植的小麦，生产的全部食品，始终同他们不断增长的家庭人口的消费量平衡。他们必须自己建造住房，自己织布做衣服，自己制造劳动工具。如果事后有人问我们，一个殖民地只生产它所消费的东西， 既不出口任何产品，也不购买任何产品，那它还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将回答说，它生养了幸福的人，就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希腊在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建立的所有殖民地，起初全是如此，古代所有的小民族，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然而，现代的殖民地，是在唯利是图的思想指导下，出于如何迅速收回资本的考虑设想的，因此，几乎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只有当资本家停止在那些地方投机了，它们才开始繁荣起来，比如加拿大和新英格兰就是这种情况。

在文明程度发达的情况下，向农业大量投资，农产品当然能迅速增长， 然而，这种增长速度往往与市场的需求不成比例；不过，一般来说，用于土地的资本，应该永远地投在土地上，从土地抽出资本而使土地不受损失是永远办不到的；因此，这种投资根本不适于投机家。一个人只有把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投进去，为他和全家人建立永久的收益，才能实现一块地产的真正改良；他板本不指望立即收回成本，而是为了他和全家人高瞻远瞩；他栽植百年成材的树木，豢养牲畜，改良品种，为的是让他的孩子将来受益；他为排涝，或为灌溉搞水利工程，子孙后代才能收到成果。办农业，必须始终立足于长久的观点，这就是农业区别于其他工业的地方。

要殖民的地区不管幅员有多辽阔，不管吃苦耐劳的赤贫人民可望在那里得到多大幸福，也不应该期望只依靠移民，就能减轻爱尔兰的苦难，情况远非如此。当人们拿这个岛屿的人口同它所需要的劳动力比较，或者同它能提供给他们的工资比较，它的人口也许有三分之一过剩，必须给 200 多万人寻找生活的出路。只要计算一下就会大惊失色，若想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新的地区，需要有多少艘船只运载他们，需要有多少食品店向他们供应啊。而且， 还应该想到，类似这样的一项事业，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发生混乱，毫无秩序，就越容易有人混水摸鱼盗用公款；移殖人数越大，万一碰到意想不到的阻碍，他们的悲惨境地就越是不堪设想。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关心照顾这一大批移民，因为，一个饱受苦难的种族将来的最大幸福和安定，正是要通过他们来得到保障。但是，永远也不要期望通过往外移民，就能够减轻在爱尔兰忍饥挨饿的人的痛苦。

在爱尔兰的腹地，幸亏还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这立时就需要一大批劳动力，在几年当中，全部过剩人口就可以有活干。那些未开垦的土地面积最大的是泥沼地，即所谓 bogs①。那些泥沼地面积极大，有的简直占整个省份，可不是沼泽地，而是无底的泥潭。泥沼地表层覆盖深褐色草丛， 间或有一块块晒干了的泥炭。实际上，那些泥沼地也都逐渐演变成泥炭沼。行人或马匹不慎走进去，就会陷下去，很快被吞没，象沉到流沙里一样。在黑泥中有时就好象发了酵：只见黑泥膨胀升高，如同熔岩似的向周围漫溢。那些泥沼地中最大最著名的是阿伦泥沼地，它覆盖爱尔兰中部的大部分地

① 英文，意为泥沼地。——译者

区，仅仅那一片泥沼地就有数百万英亩。（关于阿伦泥沼地，请看英格利斯著作，第 1 卷，第 105 页。关于乔伊斯地区的几片泥沼地，请看同一著作，

第 2 卷，第 44 页。关于肯纳马拉的泥沼地，请看同一著作，第 2 卷，第 55

页与 64 页，等等。）

众所周知，那些泥沼地不管现在有多荒芜贫瘠，不仅能够开发种植，而且还能改造成高产田。改造泥沼地主要使用石灰，也可以用各种海产废渣， 具体程序不属于这篇文章论述范围；我们只要了解下列情况就够了：改造泥沼地的方法，在全爱尔兰都知道，所需的物质到处都有，剩下就是一个招工问题，这正是那些劳动力求之不得的，总之，使泥沼地干涸，不但永远适于耕种，而且有益于人的健康，每英亩花费合计要 7 英镑，设使每户达到 10

英亩地产，造价总和就是 70 英镑；出让每份地产，如果征收 5 英镑的定额地

租，或者每英亩征收 10 先令，算起来，不仅可以补偿资金的利息，而且还能补偿管理费和利润。尽管如此，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上，新的所有者会过上小康生活，他们的生活条件还会逐年改善，国家也因此扩充了一个新的省份， 也许有犯万幸福的农户居住在那里。

无论是向加拿大移民和殖民的计划，还是改造泥沼地的计划，都需要一笔巨额资金，其款额不亚于另一笔资金，就是英国为了将它属民的另一个阶级，即殖民地的黑人，将他们从残酷的压迫中解救出来所耗费掉的资金，而那些黑人的境遇，并不见得比爱尔兰人苦。当然，用在最穷苦人身上的资金， 可以认为有一部分是积存起来，而不是用掉了。我们曾假设爱尔兰泥沼地改造成良日之后，将全部地产出让，每英亩征收 10 先令的定额地租，然而，向被运送到加拿大的移民征收任何地租，既不公正，也是不慎重的，尽管他们耗费祖国的资金并不小；实际上，他们的工业可能够他们自己的生活需要， 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们如何能从工业中赚钱。

把泥沼地改造成良田所需的贷款，应该得到英格兰的保证，这样一项贷款，始终是爱尔兰要求大不列颠慷慨做出的一种巨大的牺牲。如果王国政府同意贷款，它就有权对爱尔兰领主说：“你们由于贪得无厌和缺乏远见，把依附于你们，并应该受到你们保护的人，推入苦难的境地，这是法污我们的法律，而且，你们若是强行维持这种局面，就不能不犯罪。你们把王国四分之一多的人口推向穷困，就使整个大不列颠王国面临危险，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结果只能把他们逼反。你们把产权法变得令人憎恶，便动摇了人类社会本身的基础。你们同我们一道陷入了危机，我们同意把你们从危机中拉出来，但是，我们自然不能承认你们的权利了，我们不能让你们把我们再次拖进危机。地产的首要权利，就是耕者依靠他的劳动果实生活的权利，你们违反了这项权利；从今以后，我们将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地干预进来，以便完全保障这项权利。爱尔兰的土壤肥沃，植物茂盛，我们将要求爱尔兰农民生活在这里，要同居住在普鲁士沙土地的农民，或者在俄国严寒气候中的农民生活得一样好，要求他们在住房、穿衣、吃饭或者取暖方面，水平绝不能低， 还要求让他们享有同样的休息，将来也有同样的安全保障。只有在保证他们应得的份额之后，我们才承认你们其余的权利，而且，我们也注意保障你们的这些权利。”

为了农民的幸福和国家的昌盛，究竟应该向他们做出什么必要的保证呢？那就是当全体人民都承认土地产权时他们为谋生的技艺所争取的保证。全体人民感到只有考虑子孙万代的农业，才是好的农业，才是土壤不断改良

的农业。他们希望使土地结出果实的人，应当把土地看成永远是属于他的。从全体的利益着想，必须让耕者清楚地知道，他可以不遗余力地治理他的土地，他对土壤的一切改良，不管多久的将来才能见到成效，对他或者他的子孙后代来讲，绝不是徒劳无益的。土地的真正改良，奠定一个国家昌盛基础的土地改良，全都是百年大计。埃及在被罗马帝国征服之前实现的土壤改良， 现在依然受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好几个县农业丰产，完全是依赖于灌溉， 而兴建那些水利工程的日期已经湮灭了；意大利所有的大小河堤，荷兰围海造田的大坝，也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巴伦西亚完善的农业，直到今天还是得力于阿拉伯人；爱尔兰的泥沼地，多亏一个贫苦农民的个人技艺，有好几小块已经变成良田，那些土地的稳固性能保持到世界未日。历史传下来的那些农业工程，包括堤坝排灌等设施，往往是公助兴建起来的，有时大资本家也兴办。然而，最有利于使土地面貌一新的逐渐细致的土壤改良，还是默默无闻的农民，怀着爱的感情，几乎是无私地通过顽强聪明的劳动，独自所进行的改良。是他发现一个水泉，把水引到远处；是他给一片沼泽地开凿一条排水沟；是他栽植百年成材的树木；是他驯养野兽；是他改良了果树品种， 这是一项需要好几个世纪的事业；是他给每块土地找到收成好的作物、最适宜的种植法、保持最大地力的轮作。产权的意识，只此一件就把耕者与土地联结起来，它促使耕者研究并利用一切改良土地的办法，它使耕者为他的孩子和将来着想，感到劳动是甜美的，它曾是人的享乐的最大源泉，同时也是人类昌盛的最主要原因。

最令人憧憬的社会状态，就是广大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状态。不是那种提供最大的纯收入、最大的利润的社会状态，而是有最大的总收入、最大的就业机会，并给予较高劳动报酬的社会状态。就是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幸福的社会状态，因为，生活幸福的人不增加，人口增长只能是一场灾难。也是能够最有效地制止人口无计划增长的社会状态。小土地所有者知道，他的家庭依靠他的小小的产业，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他同伯爵或侯爵一样，并不打算让他的家庭降低地位；他也同他们一样，如果对他自己或者他的孩子来说， 不能确保他家庭的体面地位，他是不打算早婚，或者让他所有的孩子完婚的。实际上，自耕农具备了贵族的品德、谨慎，以及对秩序与安定的喜爱，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微薄，却又防止他们象贵族那样染上恶习，追求醉生梦死的享乐。如果拿欧洲各国的自耕农的数量作一比较，就不仅会找到最广泛幸福的尺度，而且会找到人民拥护现秩序和政府中长久因素的尺度。

在大不列颠三个王国中的自耕农，比任何国家的都少。从本意来说，领主权只是一种政治权力，可是在英格兰，领主权却变成了产权，而在其他所有的国家，每过一代人，产权就与领主权进一步分离。没有土地便不成为领主，这句封建领主的格言，在法国已经被许多事实揭穿，在英格兰却变成了法律。在法国，乎民自由租地的保有者曾继续服许多繁重的劳役，但是， 他们的土地永久保有权得到了承认；在英格兰，繁重或屈辱的劳役早已废除； 然而，自由租地的保有者在同意和他的主人达成新的条件时，答应向主人交钱，不再服劳役，这是他亲自谈妥的交易。他从农奴变成了佃农，并以为这样捞到了许多好处，他也许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英格兰的大农场主形成了一个非常有钱，既聪明又可敬的阶层。可是，佃农丧失了土地的永久保有权，什么也不能补偿这种损失。不过，在上一次战争期间， 食品价格暴涨，这激起了英格兰农场主投机的狂热，他们感到是投机的好机

会；后来转入和平时期，食品物价又暴跌，几乎使他们全部破产。英格兰使共同从事种植的三个阶级的人，产业主、农场主、短工的利益对立起来，本身就开始意炽到它步入了歧途。在爱尔兰，这个同样制度的产物，也只有痛苦和压迫。对于这个不幸的国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尽可能使农民地位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趋于一致，给农民开辟道路，以便让他们的每一点节省， 都是给他们添的一个砖码，使他们确实变成土地所有者。

爱尔兰农民今天濒临饿死，着想购买和支付土地费用，资金当然差得很远；他们即使有能力购买，也切勿鼓动他们抛掉他们小小的资本，他们应该用来改进他们小小的产业。如果不用资金购买土地，也可以用永久地租来支付。自由租地的保有者，每年交纳固定不变的租金，并把地产传至子孙万代， 同他的领主一样，也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签订为期十四年或二十一年租约的佃农，从他的利益考虑，到租约期满之时，不能让土地比他接手的时候好： 对他来说，向土地投进所有较长时期生效的资金，不仅会分利无取，反而会被主人利用来对付他，结果只能使重新订约的条件更苛刻。英格利斯先生在爱尔兰注意到，佃农在二十一年期间，对土地进行了重要的改良，而到租约期满时却破了产，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第 2 卷，第 7 章，第 113 页）。永佃户则不然，他为了子孙后代，可以着眼于无限的未来。他对土地的感情， 完全是所有者的那种怜爱，他不仅考虑每年能从土地收获多少果实，而且还要装点它，整理它，使它便于管理，他每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或休息时间， 每往土地栽上一株树，根本不考虑是他还是他的孩子收获果实。他同领主的关系永远确定下来，双方不会再发生争议，也不会再引起忌妒。他只把领主看成是他的保护人，他从领主的手接过来的土地，是联系他们双方的纽带， 而不是纠纷的根源。

迫使爱尔兰领主把他们的土地永远佃给耕者，收取定额地租，这绝不是前所未闻的尝试，也绝没有超越立法者在许多别的国家行使的权力。恰恰相反，这是恢复所有兴办农业的人民的习惯，是效法各国文明的榜样。永佃租约，旨在鼓励植树，保证植树者的永久享受权的租约，正如它的名称εμΨ γτενσιζ①所表现的，大约是从希腊人传给我们的。它是和罗马立法一同传给我们的，后来又染上了封建主义的色彩。租契、年租就是在法兰西、瑞士、萨瓦的各省里实行的这种产权的不同形式。在意大利，livetti②不是别的地租，也就是定额地租。托斯卡纳大公、皮埃尔一利奥波德就强令在他属地的所有宗教会门、所有的医院、所有的慈善基金会，把全部土地租出去， 收取定额地租，定额地租以 3％的利率随时可以赎回。这项强有力的措施， 使一个广大的阶层诞生，就是 contadinilivellari③或者说纳年租的土地所有者，并使他们高度兴旺起来；同时，这项措施也使所有的公共基金会恢复了秩序，防止贪污侵吞，使之免遭破产。

出让土地，收取定额地租，在爱尔兰并不是绝然没有的事情：英格利斯先生行至那个岛国最荒凉的地方，康诺特地区，在巴利纳斯洛城看到一片罕见的富裕景象，感到诧异。他写道：“巴利纳斯洛是一座洁净得出色的城市， 旅行者看到第一眼就承认，它不是被弃置不管的城市，而是有一只手在它的

① 希腊文，意思是长时间的租借。——译者

② 意大利文，意为定额地租。——译者

③ 意大利文，意为交纳定额地租的佃农。——译者

上空护佑⋯⋯克兰卡梯勋爵是已利纳斯洛的领主，当地对土壤的各种改良， 都得到他的鼓励。而且，在推动改良那地方的土壤方面，谁也没有克兰卡梯勋爵做得那么有效果，他把土地永远佃给所有建造了象样住房的人，收取定额地租⋯⋯对出佃的土地，克兰卡梯勋爵始终有一个公正的估价，尽管由于竞争，很容易把他要求的地租抬高 1 倍，他绝不规定更高的租金。（英格利

斯著作，第 2 卷，第 2 章，第 16 页和 17 页。）

不出康诺特省，再往前走就是喜气洋洋的繁荣城市克利夫登，那个城市是达尔西先生创建的，他没花一文钱，仅仅把土地出让给愿意建造的人，每英亩征收 6 先令的定额地租；这是土地的全部价值，但是，城市和港口建成，

给地方的其他方面带来更高的收入（英格利斯著作，第 2 卷，第 5 章，第 74 页）。最后一个例子，北爱尔兰比爱尔兰其他地方突出，它之所以繁荣起来， 部分原因在于把没收的土地交给了伦敦的一些公司，那些公司又把土地转让给农民，向他们征求定额地祖（同上，第 2 卷，第 12 章，第 220 页）。在那个省，安特里姆郡是唯一能见到真正农民的地方。他们享受父辈技艺的成果， 因为他们父辈就是靠交纳定额地租佃来的土地过活的。（同上，第 2 卷，第

13 章第 243 页。）

一个外国人，如果企图指出立法机构采取什么措施，把土地永久耕种权交给农业阶级，就可以使他们的命运安定下来，未免要被人耻笑为狂妄。对于最高权力机构在对立的利益之间必须进行的这种干预，以及这种干预应该达到的目的，我们在这里仅仅提出几点一般的看法。

为了使一国的农业发展起来，为了让人们把爱的感情和聪明才智倾注到所耕种的土地上，就必须使两个从事农业的阶级对土地享受永久权利：一方面是开明的宫人，他们进行研究，改进，并且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对发现与改良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是干粗活的人，即劳动者，他们更接近自然，而且一般来讲，都固守古代的习惯，他们发挥耐心与节俭的精神，利用富人取得的发现与改良，使之在革新中避免操之过急。这两个农民阶级对国家的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爱尔兰，由于贵族的巧取豪夺，第二个农民阶级已经被摧毁。如果急切改革，稍微失慎，再把第一个农民阶级毁掉，爱尔兰面临的厄运，就是穷人起来造富人反的那种局面，其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的。在这两个阶级中间，立法者应当竭力保持平衡；他应当鼓励大农场主亲自经营他们的土地。在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上，良田比比皆是，有钱的侨居者到处可见， 如果从这两个角度看，爱尔兰的贵族未免太多了。这倒无妨：让爱尔兰贵族在他们的采邑上，自由地选择他们要栽培倚重的那些人，立法机构绝不要横加干涉。

然而，一种契约使土地失去主人的那种关心、聪明才智和喜爱，法律也绝不应该承认。法律应当对土地的主人说：“在您自己不能承担起主人责任的地方，为了社会的公益，就让自视为主人的人代替您好了。您把土地交给他们，并保证他们的永久耕种权。”

人类有一部分人沉沦在穷困和愚昧之中，而他们都是服从立法者的人， 因此，把他们从卑下的地位中解救出来，是立法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 使富人免遭一次暴动的灾难，使整个王国免遭一次内战的浩劫，也是立法者的责任。最后，他的责任还要使爱尔兰永远摆脱风靡全国的哄抬物价的现象， 使爱尔兰永远摆脱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在那里，穷人为了找到一点事干， 被迫接受非人的待遇，而富人由于贪得无厌，总想独吞全部劳动成果，这样

富人就面临丧失一切的危险。立法者不应该，也不能让整个农民阶级再长期面临双重可能性：既造成他们的领主的罪恶，又造成他们自己的罪恶。他不能允许仅仅因为一个利默里克勋爵，或者一个克利夫登勋爵不顾那里的居民有多么灵巧、朴实和善良，一味图利而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幸。当然，也有一些领主庄园，那里的主人受到人们的感激和爱戴。但是，即使在那些地方， 法律也应该保证将来；好主人的后裔如何很难说，他们可能不慎重，可能破产，也可能造孽，好主人还可能没有后代，法律应当保护农民免遭这类情况造成的恶果。有许多领主很聪明，令人尊敬，但不肯以任何形式的租约把土地佃给农民；他们要使农民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他们。他们这样做，现令也许是一心为农民好，然而，谁能替他们的继承人担保呢？再说，他们的产业将来或许被债权人所占有，或许让别人买去，谁又能替那些债权人与买主担保呢？自耕农可以通过支付一笔资金，或者仅仅交纳一份定额地租，就有自主权了；吃他租子的人放荡也好，残暴也好，挥霍无度也好，跟他的关系就极小了。他不会因为那人去世而破产，也不会因为那人的代理人不公正而受盘剥。

我们确信现今出租土地，收取定额地租，是既保护爱尔兰的富人，也保护爱尔兰的穷人的唯一可行之道，我们同时也认为，土地租赁的价格，只能由当局来确定；因为要定的价格，必须比卖主要的和买主给的价格低，必须低得多。我们曾讲过，农民的权利，就是他做为一个人，要以他的劳动完全维持他的生存，只有土地产品的剩余，才是地租的合理金额。不过，爱尔兰农民已经陷入非常屈辱的地位，他们只要能得到家畜那样的饲料和待遇，就乐得出卖他们的劳动；他们之所以没有交纳更多一些，也只是因为有些主人慷慨，绝不肯接受农民向他们提出来的过高的地租，或者有的主人纯粹出于谨慎，不愿意签订一项他们知道不可能履行的契约。由此看来，还有一些比较公正或者比较明智的主人，并没有把他们的农民逼到行乞的地步，但是， 没有一个主人让农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心灵手巧的人、大不列颠的庶民， 是有权过这种生活的。因此，在计算地租的时候，不能以爱尔兰人现在这样的贫困生活为标准，来看维持这些不幸的人生存以外土地的纯收入可能是多少，而是应该看在保障劳动者必要的生活条件下，供养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生活之外，剩下来的收入是多少。他们必须象熟练的农民那样有房住，有衣穿，得到温饱，他们还必须能经常吃上肉，喝点酒。从土地的收获中去掉这些生活费用，所余部分才是唯一合理的地租，也就是永久不变的地租，地产将以这种价格易手。

正如我们多次讲过的，人们应当确定的目的，就是向土地提供自耕农， 而不是提供雇用更加贫穷的短工干活的承包人。因此，一个家庭新继承来的土地面积，必须同这个家庭的劳动力相称，这个家长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必须有足够的土地从事各种劳动；因为，在小农家庭里，妻子和孩子们在父亲的监视和指导下，年纪很小就开始干活了。然而，短工的孩子们就挣不到钱， 孩子的母亲也不得不守在家里照看他们，而小农民在他父亲身边干活，对他来说既是一种学习，一种营生，也是一种乐趣。反之，如果让短工的孩子们干点什么活，他们聚在一起，几乎总是相互学坏。在租佃土地的份额中，将爱尔兰所有人的妻子儿女排除掉，迫使他们无所事事，这是岛国穷困的最大的根源之一。租地面积的多少，还必须考虑到那个家庭如果会技术，能在一年四季中在土地上找到活千。实际上，扩大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这是自耕

农耕作制度的优越性之一；通过扩大产品种类，聪明的农民在比较有限的土地上，一年中每天都能找到适当的活干。实行大农场制则不然，农民想的不是他本人可能消费的产品，而是能够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以便赚了钱好交纳地租。对他来说，搞单一产品比搞多种产品更合适，他只出售谷物与家畜，此外没有其他东西；因此，他的土地全都同时播种，同时收获。在这农忙的两个月中，他以非常高的报酬雇用短工，可是，在一年的其他 10 个月中， 他就抛弃他们不管，任凭他们闲散失业，沦为乞丐，这不是他的事情，而是国家的事情：这是爱尔兰贫困的第二大根源。雇用来播种与收割的人，有半数在一年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无事可做（请看英格利斯著作，第 2 卷，第 16

章，第 299 页）。可是，一个聪明的农民，什么都由他自己来干，甚至他的工具都是自己做的，对于这样一个农民来说，即使他居住在比英国气候恶劣的瑞士或德意志，也绝不会有农闲季节。在英国，大农场表面上的产品是虚假的，因为，每个农场主在一年的 9 个月当中辞退数百名工人，根本没有把

这些人的生活保障计算在内；诚然，他并没有负担他们其余 9 个月的生活费用，但是，或者通过征收赈济税，或者通过他们行乞，最终还是由社会来负担。在爱尔兰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每个自耕农自己干自己的活，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向邻居借几个工，但是他用实物来偿还；还要让他象农业问题作家一致主张的那样，在一年当中的每一个季节和每天，都竭力为自己找到有收益的活干。如果说，议会指派的委员到每个郡去是要确定每一等土地的地租，他们还应该作出估计，每户在不借助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够耕种并且种好多少土地。从今以后，以定额地租租赁土地的农户，就将以这个尺度来规定能有多少土地。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要指出来。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按照我们的建议分配土地，并且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风俗，每户自耕农肯定非常重视他们的地位，绝不愿意让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降低，人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们会很谨慎，能够避免早婚和家庭人口过多。我们确实也看到，在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所有国家，租田的数目几乎始终保持不变，租田的范围也变化极小。每户家长非常清楚，他如果分了租田，就会破坏耕作的平衡，而正是这种平衡使他一年中每天都有活干，同时也使他能够供给全家消费的所有物品。他仅仅让一个儿子结婚，两儿子只有在工业的行业里找到事干，有了收入，才可以结婚。军队、海运以及宗教部门会录用他其余的儿子。至于他女儿的婚姻，也是在他经过节俭，有了积蓄时才给予解决。他知道，如果有一大家子人口，会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在孩子出生的时候，而且要管孩子的一辈子；这对他倒是一种有益的警告。因此，真正从事农业的地方的人口，没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不超过收入增加的速度。但是，一个国家人民的风俗是长期习惯与思考的结果，立法改变的时候，风俗不会随之改变。我们把爱尔兰现在贫穷的原因，归咎为一百八十年前土地所有制发生的变革；我们也指出，许多后果到今天才开始表现出来。同样，土地所有制的一场新的变革，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改变爱尔兰的风俗；尽管这场新的变革势在必行，我们却要缓和它的势头，使它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爱尔兰人非常穷困，根本不考虑将来，也根本不顾虑他会有多少孩子。他们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件家具，口袋里没有 1 埃居①钱，可是不到 20 岁就结婚了；他

① 法国古钱币单位。——译者

们出的租金过高，因此永远无力向产业主买下一间小茅屋和一块土地。

他和妻子儿女过着衣不遮体、上无片瓦的生活，可是他的孩子却每年不断地增加；他能吃上马铃薯，填饱肚子，就感到很满意了，眼光看不到更远。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爱尔兰人才能明白，这种穷困和缺乏远见的状态是可耻的，他们才能以正确的憎恶态度面对这种状态，他们才能感到如果不能保证妻子儿女有一个较好的生活，他们结婚就是不理智的，就是有罪过的。因此， 必须用立法强有力地推动新风俗的形成；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准分租田，哪个佃户如果企图分租田，那就会有丧失租地的危险；必须设置种种障碍，防止轻率结婚与早婚；必须加强父亲和家庭委员会的权威，以便制止轻率结婚与早婚；必须给结婚规定期限，必须先发表结婚通告，再等待一段长时间才能结婚；最后，也许还应该要求夫妇二人做出保证，在国家储蓄银行或者教区储蓄所里，为将来出生的孩子存些钱。凡是与公共自由一致的办法，都应当用来克服爱尔兰人目前缺乏远见的状态，而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克服那些目光短浅的当地陈规陋习。瑞士农民的女儿出嫁时，如果不给她的丈夫带去她的床、胡桃木衣橱，以及她今后生活需要的全部服装的整套嫁妆，就会认为非常丢脸。而男方如果不穿上一身民兵的新制服，也绝不肯去教堂举行婚礼。为了遵循这种村庄礼仪的要求，就必须进行长期劳动，长期节俭， 这比父母的苦口婆心劝告更能阻止或推迟轻率的婚姻。但愿各地方名流齐心协力，将这类风俗引入爱尔兰，或者加强已经存在的这类风俗。农民如果生活富足，对未来有信心，也就会产生自尊心；他们自己就会慎重地维护这种尊严，这样一来，蹂躏这个美丽国家的灾难就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