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论社会收入

今天，由于我们的习惯和风尚改变了，经济世界正经历一场革命，其中最使我们吃惊的现象，莫过于生产无节制的增长了，这种增长并不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还有，人通过劳动创造了财富，但在消费中陆续使用这些财富的过程既缓慢，又艰难。但是，关于这个现象，我们很快就看见从那里出现第二个现象，它同样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当工业超过消费的需要时， 便出现困难和痛苦，市场发生壅塞；以及生产财富生产得过多时，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便备尝困苦。

提出这个现象本身似乎就是个矛盾：我们谈到人类劳动的产品增加了。别人便对我们说：这些产品就是财富，产品的增加怎么可能是贫困的原因呢？ 我们谈到消费者用来购买他们所需物品的财力减少了，他们的财力怎么可能减少呢？这些人作为生产者，不是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来进行交换吗？然而，这个现象是肯定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市场发生壅塞，或者说市场可能发生壅塞，当生产的商品找不到销路时，整个商业就陷入极大的痛苦中。无论你去问哪一个商人、哪一个工业家，他都会证实，事实的确如此，他甚至肯定说：市场壅塞和销售困难同时也是商业最经常的、最可怕的灾难。既然事实是肯定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矛盾的，或者应该说，如果事实表现有矛盾的地方，那么，用大家常用的话来说，矛盾是出于人们所采用的定义上，而不是出于事情本身。

我们设法避开这个困难，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去谈我们使用的字的定义， 或者去估价事物的本质。我们谈到了财富、价值、生产、消费，而不去给这些字下定义，因为我们只能同时也用别的字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使用这些字是根据习惯上的用法，只限于让这些字在读者的头脑里留下点泛泛的印象。我们设法使概念明确，然后让概念自己去确定字的价值。要是通过更为准确的分析，我们在某一方面找出了矛盾的话，那未，要让步的不是概念， 而是字。推论的毛病出在定义上，而不是出在事实上。看来正是因为背道而驰，今天，科学才陷入同不可能的事情搏斗的局面。如果人们不是抽象地去考虑财富、生产、消费、交换，而是进一步深入社会组织；如果更仔细地去研究一下，是谁在生产，是谁在消费；如果人们着手搞清楚，可交易的东西是在谁的手里，并且设法看清，是否还是这些人需要这些可以交易的东西； 最后，如果人们眼睛里总是看到处在各种不同地位的人，而不是他们的财富， 更不是从抽象角度看的财富的本质，那么，人们就不会为自己所制造的困难或矛盾所难倒，就不会认为极大的丰富和极度的贫困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 人们也就不会否认这种确凿的事实，即市场窒塞和生产过度是所有的人痛苦的一个原因。道德科学的内在关系是十分微妙的，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 社会生活的关系极为复杂，是不能抽象地对待的，否则就会把不同的事物混淆起来，也不能把一个社会地位孤立起来看，否则就会把它曲解和歪曲。

丰富或匮乏，富有和贫穷的概念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明确的。根据每一个人为了生活而要进行的斗争来看，也许每一个人最经常处理的就是贫富关系。但是，他要做到推广这个概念，而把它应用于整个社会上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每一个经济哲学家都给它一个不同的定义，其次，对于一个国家，怎样才是富，怎样才是穷，从来就只有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不完全、因此也是错误的定义，这个定义使得政治经济学方面每一个创造体系的人都

感到失望。我们的先驱正是由于相信金、银就是国家的财富，所以发明了重商主义和贸易平衡，他们还继续追求社会的虚假繁荣，强迫社会接受各种代价高昂的规定，各种禁令以及形形色色的困苦。另一些哲学家则因为相信纯产品就是财富，所以发明了同样令人失望的重农主义，并且竭力用他们所谓的直接税来代替一切赋税。各国政府正是因为现在认为国家财富就意味着多生产，少消费，所以竭力活跃工业和出口贸易，而同时阻挠人口。我们今天的经济学家以为财富就在于无限地增加生产和消费，在他们看来，消费是生产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不顾正视无产者日甚一日的贫困，与此同时，生产价值和财富则不断增加。

然而，科学的真正改革家亚当·斯密过去就给科学指出过一条新的道路， 他感觉到我们的眼光不够敏锐，或者不够全面，不能囊括整个社会；他觉得我们总是需要把我们的目光固定在单一个对象上来充分地认识它，于是，他便设法让我们了解社会的组织，他的做法不是去调查社会的职能是什么，不是抽象地论述社会的劳动和商业，而是不断地从社会上走下来，同人接触， 考虑到他复杂的地位，他和他的同类之间的关系，并且确信，社会不过是人和人的财产的结合物，确信凡是使每一个人得到幸福的，也能使所有的人幸福。

我们采取同一个方法，采取我们导师的方法，去设法了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即市场壅塞，并设法找出解决办法。我们看得十分清楚劳动怎样为单个的人、单个的家庭提供生活资料和享受。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每个人为自己工作时，他创造的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干。他并不是准确地根据消费多少而生产多少，因为他积累的储备已经使他感到舒适和富足。如果他的储备太丰富了，来不及使用便坏了，那么，可能有一点劳动损失掉，但不会因此而造成痛苦：浪费的只是多余部分，是白白生产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品的其余部分已足够满足他一家人的需要和享受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并非幻想，相反地，这是所有初期社会的原始状态， 是差不多正常的状态。请看看正在进入文明阶段的小国吧，或者还有更好的例子，请看看一个新的移民集体吧：社会是由分布在一定地区内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为自己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每个家盖起自己的草房，开垦自己的一部分土地，把另一部分土地用来做牧场，播上小麦、种菜，栽培自己可以吃的水果；每一个家庭纺织自己的大麻和羊毛并且缝制自己的衣服；每家都生活得富足，没有贸易。虽然家庭与家庭之间也互换一部分多余的产品，但很难称得上贸易。可以肯定他说：任何移民地或新社会如果开头不是这样的话，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更为复杂的形式，每个人的生活资料都仰仗商业和交换，这种形式是过分人为的， 因此，新生的社会，如果要靠商业来养活自己的恬，就会有挨饿或闷死之虞， 这个风险，它是冒不起的。

然而，随着财富的发展，出现了不同地位的划分和职业的分工。交换的对象不再是每个人的剩余而是生活资料本身了。每个人劳动，从事生产，生产的东西是他认为可以满足一种需要或迎合一种口味的，不是他本人的需要或口味，而是公众的需要或口味。他期望公众回头付给他生活资料的费用。于是，在这种新情况下，对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竞争，不是他工作的成就，而是销售。活做得好还很不够，活儿必须是人家所需要的。需要的多少要同生产恰恰适应。生产者东西卖不出去就无法生活。

为了肯定东西能卖得出去，生产者必须知道两件事情，对此，即使最灵巧的人也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罢了。这两件事情是：他生产的东西，公众到底需要多少；所有同他操一样职业的人生产多少。这两个数量，他是不可能作出准确估计的，因此，他要靠销售才能得到的生活资料就永远是不稳定的。可是，消费者的需要，或需求的增长对他来说是繁荣的象征；相反地，生产大大超过需要和市场壅塞对他来说肯定是贫困的象征和先兆。

这一需求对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这个需求，在某些产品方面，是他自己促成的并且是他同别的人一起加以满足的，它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在这里，人们因为想从总体方面看社会，所以迷失了方向，所以先后认为，决定需求的尺度是流通中的贵重金属，是重农主义者的纯产品，是生产本身。当每个人轮流以各种身分出现，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他们那种互相交叉的、日益复杂的运动中，哪个才是主要的运动，我们是不可能分辨清楚的，我们也不可能抽象地去估价社会的需要或者它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我们必须走下来，到各个家庭中间去，研究每个家庭是用什么做它的消费标准的，并探索一下，是什么限制了这个消费，使它不能更大量消费。

在这里，我们将可以看到，对每个人来说，对每个家长来说，关于甚么是财富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财富就是收入。他的消费标准就是他的收入。他应该知道的第一件事，按照民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每天或每年能吃多少？关于财富的所有其他概念，他都可以不大清楚，对于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他的资本、他的工业、他的土地资产，他都可以只有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他甚至知道这个估价可以大大改变而他的地位却不受影响； 同时，他头脑中十分清楚的头一件事就是，他的财产中有一部分可以消费掉， 而他不会变得更穷；因为，只要他象过去一样生活，象过去一样工作，他的这一部分财产每天或每年都在再生产，而他也就可以在同一时期内消费它。他也看到，还有另一部分财产，他是不能去触动的，否则就有破产之虞。因此，他就把他的资产同他的收入区分开来。他把每天或每年不论从哪一方面赚来的钱叫做收入。我们在这里给收入这个名词以更广泛的意义。在这个名称下，我们不仅把地租，贷出的资本和出租的房屋包括进去，也把一切工业、商业、农业，任何劳动的工资，公职人员和私用人员的薪金，俸禄都包括进去。但是，一个一家之主，如果他贫穷的话，习惯上就只算他每天的收入， 他知道他每天要吃多少，亦即每天消费多少，可以开支多少而不致于变得更穷。相反地，如果他很富有，或者如果他仅仅是个种田人，他指望的是一年的收入，因为一般来说，年收入是一次得到的。

国家不过是许多个人的结合物。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是这样的话，对所有人肯定也是这样。国家的消费，至少是那么一部分，它可以一年接着一年继续下去，而国家不会因此变得更穷或破产的，这就是每一个成员的消费的总和，也就是说，他们各自可以消费不超过他们各自的收入。管理任何私人财产的关键是使收入同开支相适应，这也是管理公众财产的关键。如果说， 老百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依然是：“这个人每年或每天可以吃多少”，那么政治经济学上的第一个问题也应该是：“这个国家每年或每天可以吃多少？”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估计一个国家到底可以开支或消费多少而不致于失调或破产，这是有决定意义的。这一消费，或者说，决定消费量的收入，应该是再生产的标准，这样才能使生产者找到地方出卖他的劳动产品， 才能使销售他产品的市场不会奎塞，才能使他不致因东西卖不出去而破产。

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真正地同维持、增加或减少社会收入联系在一起。 在管理私人财产时，收入是开支或消费唯一合理的尺度。每个人都知道

得很清楚，要是他把资产连同收入都一起吃掉，他就要破产。每个人只是把收入可以满足的全部享受叫做富足，而把每人力所不能及的享受叫做挥霍， 因为它必然带来真正的贫困。对于一个国家或整个社会来说，情况也一样。它的财富不过是所有私人财产的结合，它的资本就是所有的人的资本，它的收入就是全体的收入。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人来说，情况都确实是这样，如果它把它的资本连同它的收入都一起吃掉，它就要破产；它的全部消费也可以表明它是富足的，但我们首先必须能够肯定那里没有挥霍浪费，肯定它的开支没有超出它的收入。

任何一个家庭的家长都知道，他要发家致富，就只能靠节约，把他每年所赚的一部分钱，拨入他的资本。他还知道，如果他的赢利不能随着他的工作增长，那么，他是不能单靠生产他的产品而发财的：他知道，有一种生产是有利可图的，而另一种则无利可图。一个鞋匠知道，要是他去年制造了 100

双鞋，每双鞋他赚 3 法郎，今年他做了 200 双鞋，每双鞋赚 30 苏，他的收入

还是那样多，但劳动却增加了 1 倍。这样，他增加了生产，但却没有得到好

处。要是他生产的那 200 双鞋，每双只赚 20 苏，他就眼看着他的劳动增加了

1 倍，而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情况也可以是这样。生产和消费同样不一定是繁荣的标志；只有收入增加了，才能更繁荣。

任何家庭的当家人都差不多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利益，什么是靠不住的利益，象赌博似的利益。他只把头一种利益算在他的收入内，而把第二类列为侥幸，不见得会收回的。真正的利益并不占任何人的便宜。拿出这种利益的人从中得到自己的好处，接受利益的人也一样。例如，人通过农业，使土地增加产量，他播下 1 袋小麦，收获 5 袋小麦，或者通过工艺改进质量，他

用 1 捆羊毛织出 1 匹呢子；或者通过商业得到最大的方便，把从海边收集来的盐运到城里来。但是靠不住的利益，赌博的利益，对于赌输的人来说就是损失。赌徒不管是拿纸牌来赌也好，拿公债来赌也好，拿商品来赌也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只能靠损害同他打交道的人来发财致富。他所做的事并不增加财富，而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转移而已。他明白，这确实对他没有多大关系，虽然他赌赢了钱，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但是并未为国家的收入增添任何东西，因为必须把这笔钱从他对手的收入中扣除出来。但是，一位家长由于自己有更大的利害关系，所以知道得更清楚，他只能信任那个获得真正利益的人，而不能信任赌徒，因为赌徒如果是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赌博，那么， 他输赢的次数应该是各占一半；如果赌徒设法占便宜，那么他就是个骗子。当家人还懂得、或者根据经验知道，一个企图侥幸的人逐渐会失去所有使他能管理好财产的品质。由于他不知道前途如何，所以就追求一切眼前的享受。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那就更是这样，把真正的利益同靠不住的利益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他的收入只能来自前者，后者则给他提供正、负两种数量，彼此抵消；但是后者同时在人民当中散播流毒，足以毁掉他的事业和预见性，几乎同浪费资金一样，肯定使他破产。

任何会持家的人还知道，他应该根据他的收入来组织和扩大他的家庭。他知道要娶妻就必须先有饭给自己和给她吃，否则就不能娶妻。他知道要想有孩子就首先要有足够的收入来同他们共享，要有把握身后能留给他们一份收入，多寡相当于他自己的，否则他就不该有孩子。一个人心灵受到最大激

情的冲击时，往往会产生幻想；但是，他的收入愈是定得精确，他的不可靠因素愈少，产生这种幻想的可能性就愈小。每个工人都知道，他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不仅在多年内分文赚不到，而且还会妨碍父母把全部时间用来干活， 因此就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一个家庭人口增加了，开支就必然增加，但偿付开支的能力却减少了。但是，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长可以满足开支的需要，而不触动他的资本，他就牺牲其它的享受来满足他做父亲的愿望。如果他有把握一俟孩子身强力壮就能为他找到一个能有收益的工作，那么他就可以放心扩大他的家庭而无后顾之忧了；对于他来说，对孩子的教育是个储蓄箱，他把节约下来的钱放进去，变成资本，将来有一天会给他带来收入的。但是， 如果情况相反，他发现他每年的收入不敷他的需要，如果他不能用他的劳动保证他这些亲爱的人有足够的收入，那末，每生一个孩子，对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如果他为人正直，生活富裕的话，他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但是， 如果他身处这样一种不幸情况，无法估计自己未来的收入；如果他的处境取决于他所不能支配的条件，取决于社会赌博的运气，其中穷人往往要吃亏的， 要是这样的话，最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他什么也不在乎，而让过早的天折来抵消过度的出生率。

收入是人口增长的尺度，无论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都是这样，收入是每个人消费资料和富足的标准，收入的总和就是所有人的生活资料和富足的标准。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幼龄儿童占的比重愈大，那么它的开支就要增加，收入就要减少。相反地，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20 岁到 50 岁的人比重愈大，它的劳动力量也就愈大：只要劳动得到报酬，使劳动阶级的人增加收入，人口就要增长。于是，出生的人增加了。父亲垫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希望有更幸福的前程。在整个劳动阶级中，人也更长寿了，因为富足是健康的一个原因，富足又是需要的劳动的成果。

但是，如果情况相反，收入减少了，而工作却增加了；特别是如果工资减少了，而穷人为了从数量上得到补偿，设法出活出得更多，他就会因劳累和贫困而未老先衰，年纪很轻就去世或长期卧病，苟延残喘，于是健壮的人数就大大减少。如果一个国家里，谨慎和循规蹈矩的习惯占上风的话，那么出生的人数就要减少。如果人们堕落到只想到现在，只想到肉欲，人口也许反而会增长。例如，人愈是穷，愈容易染上酗酒的恶习；可是，贫困的受害者首先是孩子。生下来的愈多，保得住的就愈少，就象保得住的愈多，生下来的就愈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收入减少了，人口的数目可能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可以有所增加。但是壮年人口却减少了。平均寿命缩短了。通常大量人出生被视为繁荣的标志，现在只不过表示大量生下来的人只在等死而已，既尝不到生活的乐趣，也不知道在生活中应负什么义务。

马尔萨斯曾经把生活资料的界限定为人口的界限。他说，人类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的：因此，人类正在走向可怕的饥馑。无疑，的确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生活资料就再也不能以几何级数增加了；但是，我们现在离这个界限还无限地遥远，地球上还有地方可以让作物大大发展，而所有充当我们生活资料的产品，畜产品也好，农产品也好，都以几何级数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确，人可以在二十五年内增加 2 倍或 4 倍；他同一切有机生物一样，都具有这种机能，虽然在一切动物和一切植物中，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居最末位的。但是，人的使命并不是一般地运用这种机能，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例如，人

口遭到严重的毁灭，或者在迁居到处女地后，劳动的需求量很大，而劳动又大大增加收入，这时，居民就相应地迅速增加，因为原来可能死于贫困的那些人现在能够在富裕中保存生命。原来的水平一旦恢复了，人口的增长就十分缓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缓慢恰恰是高度繁荣的一种标志。这时， 人的平均寿命最长，这个时期出生的人可以活到高龄；也是这时，象在日内瓦那样，出生人数同死亡人数接近于相等。也是这时，结婚人数在比例上是最高的，最多的人分担婚姻的义务，分享婚姻的好处和幸福；也是这时，结婚的每对男女生孩子生得较少。在日内瓦平均不到 3 个，两个孩子代表父亲

和母亲，并将取得收入，多寡相当于以前他们双亲的需要。第 3 个不足一个整数，只是个分数，代表着还未到结婚年龄的人，或者终生独身的人，英国经济学家经常拿来吓唬我们的财产一分再分的问题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人口总是同他们的收入相适应，所以生活保持在一种经常均衡的、或甚至日益增加的富裕之中，无法说清人口的增长到底是几何级数的还是算术级数的了。

马尔萨斯所假定的法则，连同他的那两种增长，一是几何级数的，一是算术级数的，还有他用来吓唬人类的饥馑只有在一个完全是假设的时间里才会应验。这种时间，人类大概是永远见不到的。然而，今天或每天人口的增加都应该同生活资料相适应。人民有疾苦并不是因为市场上缺乏小麦和肉，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购买。他们生活富裕并不是因为有更多的食品摆在他们面前出售，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收入去购置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买得更多。马尔萨斯自己，虽然只谈到了生活资料的这种物质的、粗略的界限，也是唯一同他的两种增长率有关的界限，看来他对人口同收入之间的比例隐隐约约是有个概念的；他曾解释说他心目中的生活资料就是一个人根据他的地位所需要的一切，但却不去注意人类制造的产品以几何级数增长，比人口增长还要快得多。

但是，如果说收入是一切人的富裕和繁荣的尺度，如果说它是消费的调节因素，是人口的调节因素，那么为什么马尔萨斯并没有谈及它，为什么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指出过它的重要意义，甚至几乎没有提起过它的名字呢？ 怎么能解释这种遗忘呢？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科学的真正革新家之所以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完全是因为他经常地拿私人财产同公众财产进行比较，因为他正确地把家庭经济的一切规律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问题上，造成这种遗忘的原因是所有教条主义的作家，所有想树立一种学说的人都需要把这种学说同一种引人注目的、能为大家所理解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而社会收入， 这个推动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他们愈是想抓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他们眼前就愈加模糊起来。由于它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它不断的变化，由于天天进行的交换，无论是在生产方面或消费方面，一个人的收入换为另一个人的资本，大家对收入这个概念就熟视无睹了。经济学家眼睛望着所有的社会财富时永远不能说这东西就是资本，那东西就是收入，而不遇到别人出来反驳他说，你所说的资本是我的收入，你所说的收入是我的资本。既然无法为物质的东西找到一种特性，从而把它们归类，既然必须把分类看作是抽象的， 看作是只存在于每个人判断中的，这就使人们认为，更方便的办法就是完全把它否定，只管社会生产而不管社会收入，只管社会消费而不管社会开支。然而，我们应该可以从日常经验中知道，无论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有时会发现，随着生产增加，自己却没有以前富足了；有时会发现，增加消费远不

是一种开支，而是一种发财的手段，而消费掉的资料不断大量地再生产，以致在消费的同时，也积累了资本。

要真正探索社会眼前的疾苦，要能够对这些疾苦找到一个药方，就必须抓住资本和收入的划分，不管这种划分如何抽象，如何不可捉摸。要是人们事先不能肯定人民是否有足够的收入使他们可以储蓄其中的一部分钱的话，那就用不着去开设储蓄所。如果事先不能肯定，人民为挣得收入而必须工作的时间外，还有点空暇让脑子休息，还有点精力去思考，那末就用不着为他们的训练和教育去费力气。如果不能肯定进行新的生产能产生新的收入，并同生产需要人们付出的努力完全相适应的，那就用不着推动人民去进行新的生产。如果不能肯定卖东西给外国人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人们能够储蓄的那部分收入不会因从外国人那里买东西时使另一笔更大的收入化为乌有，如果不能肯定这一些，那末就用不着去建立对外贸易。人口，生产、消费、积累、繁荣、贫困，一切都同收入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可以用收入来解释。有人是否还要问，社会收入到底是什么？社会收入就是所有个人收入的

总和。但是这个总数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它是由财富中的哪一物质部分组成的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每个人的手里看到这种收入，只能从每个人为自己结算的帐目中去识别它。科学揭示了一些奥秘，但并未能解释清楚。政府在做不到准确计算时，就只好推测。另外，关于公众财富的问题， 只要有那么多的正数或负数得不到完全的平衡，只要价值概念本身有那么多不同的定义，只要成本价格、市场价格或竞争价格折算为劳动日，只要实物或货币的价格不停地把那么多对立的概念混淆起来，人们就永远点不清财富，永远不可能用数字或用推测以外的数量来表示财富。

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就是它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根据重商主义者的想法，这些黄金和白银，国家在不断地积累起来。重农主义则只承认土地产物是财富。这两种学说都给亚当·斯密胜利地驳倒了，但是这两种学说仍对许多人有很大影响。因为，对于“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它们都作出了回答，诚然，回答是错误的，但却是肯定的，大家都记得的；而亚当·斯密回答问题的时候，只举出了一些不完全的事例，即使把它们的精神实质抓住了，也很快就会忘个一干二净。

亚当·斯密认为，公众财富就是构成每一个人财富的一切：房子、田地、工具、牲口，人本身和他自己学会的技巧以及他的工作能力；然后是人所制造的一切产品，虽然其中有些只是昌花一现，没法积累的。这种举例似乎是很空泛的，但是已足以消除某些误会了。在每一个人的财产中，要是拿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资料来同每个人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比较一下，那就可以看出，无论在公众或私人的财产中，钱财只不过占很小一部分而已。然后， 又很快可以看出，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所拥有的债权，并不是公众财产的一部分；因为，这只不过是正或负的两个数量而已，它们是互相抵消的。公债同样也要消失的，因为这只不过是贷款人对纳税人财产的债权而已。钞票纸币也要消失的，因为这只不过是答应付现金的凭证，或者是对流通中的贵重金属拥有抵押债权而已。只要把公众财产清点一下，即使是泛泛的，也足以消除一些人的错误想法，他们把信贷说成是创造力量，其实，信贷只不过使一个人能支配另一个人的财产罢了，它既不增加财产的数量，又不增加其实力。

要列举所有人的收入，也许就更为空泛了，但是这也可以消除某些幻想。

假设一个人从事农业或生产技艺，或使土地生产果实，或对这些果实进行加工，使之更适合人来使用，这样，他就增加了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或数量，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财富。这财富的价值高于他用来取得这财富而预付的代价。人类劳动每年的生产量同他预付的代价相比，超出的部分就是全部社会收入。但是，这一剩余价值有两种不同的估价法，一种是根据它所需要付出的劳动作出的，另一种是根据使用它的那些人对它的需要程度作出的。当一个家庭生活在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下，不管它的成员有多少，它是

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它总是根据每一个成员的需要而规定工作量多少，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一件产品是在人家不需要，或者其用途不是事先定好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就不会有货币价格，因为那时还没有交易。然而，在那里， 这个概念的发展，要比在我们今天的复杂社会里清楚得多，而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不再愿意给全体的利益以特别保证，人们自夸，通过贸易把许多个人利益纠缠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在这个我们假定人口众多的家庭里，人们认定每年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粮、衣服、家具等；家庭的各个成员已经拥有材料、存粮、工具和以前劳动的产品，其中一部分可以视为他们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例如供播种用的麦子，他们准备用来织衣料的羊毛， 他们使用的工具；其它的是去年的收入，他们一面消费这部分收入，一面创造新的一年的收入。家庭各个成员都投入工作，在他们之间进行分工，他们耕耘，播种，加工皮革，纺织羊毛，最后集中起来完成来年可以使用的储备： 那就是他们的食物和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在这储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部分：其一是资本，是预先用在农业或工业，用在庄稼人的种子，织布工的大麻和羊毛等等开支的复原；另外一部分是既有资本性质又有收入性质的， 这就是一家人劳动的一年中的生活资料，他们所消费的食物，他们所穿破的衣裳等等。作为去年的产品，这就是收入；但是，作为积累的产品，每年开始的时候总是要有的，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劳动，使劳动能够有所收益，作为这类产品，这又是资本。还有第三部分是纯粹的收入，那就是今年生产超过去年生产的实物数量，或者说劳动的收益。

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的这种最简单的阶段，收入也保存着它的某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性质。它转变为资本，资本同收入一样是可以消耗的：这是给人身体输送养料的血液，它转变为躯体的一部分，而同时自己又不断地更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某些法则只有在复杂程度更高时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人们发现，随着生产方法日臻完善，随着机器愈来愈好，劳动的产品也愈来愈可观；但是人们也感觉到，产品的增长并不见得都是有利可图的。社会的需要是有限度的；所有它不能消费的东西对它毫无用处。一定数目的个人能够吃掉的食物量的指标很快就达到了。只要继续增加这个数量，就会在劳动上造成损失，这时，生产养料的多余劳动就应该只用来改善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就应该用来使食品更加有益健康或更美味可口。一定数目的个人所需要的衣服数量就不那么精确了。虽然同一件衣服可以够穿一年，但再做一件新的是愉快的事情，如果愿意的话，每年可以做 4 次、8

次新衣服，这样一来，每件衣服就只穿 6 个星期。但应该到此为止了，再做更多的衣服会白白浪费劳动，对社会没有好处，也没有收入。如果由于技巧和工具的不断完善，生产能力还是不断提高，那未很快就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数量应该停止增长，而把力量用在改善质量上，人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 没有哪一种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的。与此同时，质量的改善也有限度，这个

限度是社会应该从事的劳动本身形成的。一切生产，人们只有能够享受空暇的时候才能享受它们。除非社会能把这些空暇时间保留给自己，否则，这些生产就毫无用处。

因此，生产是有限度的，不能逾越，只有把活动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增加生产的实力才有好处。生产的数量应该根据人口的数目而定，质量应该根据人的空暇时间而定。当人做到能够利用最高级的科学，当机械学的进步使他可以用无限少的时间生产无限多的东西的时候，他同时也应该中断他的生产能力，中断时间要长得多，他也应该给自己留下多得多的空暇时间；因为， 精美的食品，高价的衣服和所有高度完善的东西，只有有空暇时间的人去使用。

这些规律，只要是有关家庭的，不管其人口如何众多，人们是理解的， 是看得清楚的。对于社会的任何阶段，虽然它的管理不是根据聪明才智，使人能够弄清楚它内部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根据某种意志，使所有人都为共同利益而奋斗，虽然如此，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个人的利益打破了把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联系。他们依靠贸易，依靠货币，可以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顾共同的利益；他们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只是慈善家认为，最好是说，最好是相信他们之间的对立使大家都满意；他们也采取联合行动为所有人的好处奋斗，就好象他们真正见到这些好处似的。

生产的利益自认为是独立的，同消费的利益无关，而生产的利益又分为大量互相竞争的利益。谁手里掌握了若干数量积累起来的财富，一般情况下就负责领导一年的生产：他们分为两个阶级，以便有一些人去从事农业，另一些人去从事工业。他们对地主说：你让我们来使用你的土地，房屋和改革成果吧。我们来管理一切工作，而在生产成果中，我们留给你始终相等的一份，地租或租金：这将是你的收入。他们对庄稼人说：让我们来经管你的工作吧，我们负责收集成果；但是在你得到成果之前，我们按日子付给你工资， 工资从我们的资本中提取，并且成为你的收入，我们方面，还预支一笔新资本，以实现各种改进；你的劳动成果将会比你自己管理时还要大，但这将是我们的利润。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和教会，他们从地租、工资和利润中，提取新的一部分，用来分给各种级别的公职人员，作为收入。

与此同时，其他的资本家着手经管工业，他们付给工人工资，付给工厂主和机器主租金，付给其他资本家利息，这些资本家只限于借钱给他们而不愿管任何事；最后，他们还向政府纳税，他们为自己保留一份利润；这样， 他们就成为分配者，把每年的收入分配给 4 或 5 个阶级的人；但是，这收入， 不论在农村也好，在城市也好，永远只不过是劳动价值的剩余部分，为了进行这一劳动，事先必须预支一笔资本，劳动就是用这笔预支资本进行的。

如果劳动是同劳动的理应消费者共同进行的话，生产本来同消费总是保持适当的比例的。但是商业愈扩展，距离很远国家之间的贸易愈发展，生产者就愈无法准确地衡量他们所要供应的市场的需要了。另外，他们也不关心这件事，每个人只想到自己。他不考虑自己的努力是否真正地增加社会的收入，而只想到如何把最大份额抢到自己手里，不惜损害他人。往往为了达到目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把所有人的份额都减少了。

资本家，从事工业的企业家，如果在他所供应的市场上，消费者对这一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了，那么，他就肯定看到自己的收入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如果是遍及整个社会的，那么肯定就会出奇地缓慢和渐进的。为了扩

大对食物的需求，办法不应该是让更大量的人出生，因为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别的因素，会带来更大的开支，而减少收入，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吃得更坏， 大多数孩子就会在低龄时夭折；问题应该是提高生活水平，特别对穷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他们的开支中，食物占去四分之三，而在富人的开支中还不到十分之一。提高生活水平将会延长穷人的寿命，并使更多的孩子能够成长。然而，在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原因可以是出生多或长寿，除了爱尔兰和殖民地外，人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 1 倍的；尽管有人曾经计算过，如果人口继续接近年来的速度增长，那就会在更短得多的时间内增长 1 倍。一般来说，在真正繁荣的国家，人口增长并不显著。然而，人口的进展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应该给自己规定的界限。让我们不考虑丰收和歉收的这种波动，好坏年头总是得失相抵的，人们不应该把粮食产量每年增加 1

％以上，因为这就是欧洲的幸福的人民迄今作出的最大进展。由于农业每逢有所改善，生产就会增加，生产速度就会加快，所以每逢有所进展，都必须同时放弃生产最大量和生长最快的粮食作物；例如放弃若干马铃薯地，改种小麦，或放弃麦地，以便用来生产肉类和酒；放弃粮食地，改而生产亚麻、大麻、茜草和城市工业原料。事实上，一般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外的只有某些作物，开头是为人而种植的，后来改用以喂养牲口，但结果是一样的。

在边远的地区，同邻近地区交通不便，对每年可以消费的食物资料，生产者是清楚的，所以不会种那么多的粮食和把它投入市场，以致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农人比较接近大城市、海港、运河、铁道，总之是一个市场，其规模是他无法估计的，那么，他就什么也不顾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把他的收成扩大到 2 倍、4 倍，并打算比其他生产者索取稍为低一点的价钱出售。为了降低价格，他首先设法减少那些在生产上同他竞争的人的收入，少给地主地租，少付借钱给他的人的利息，少给工人工资，少付政府赋税。由于把太多的小麦拿到市场而卖不出去，他就必然造成这种结果。因为小麦马上就要降价了，所以所有农人都象他那样向地主、资本家、工人、统治者发出同样的怨言；于是地租减少了，贷款利息降低了，工资削减了。

同时，他又对所有其他农人作出反应。如果他的耕作方法更好，用同样的劳动，预支同样的资本，他可以生产更大量的食物，那未他用同样的价格出售就可以赚钱，而别人却要亏本。这样他就继续发财，而其他人则破产。于是，他便提出把他们的产业都租过来，加在自己的上面，他找到别的资本家帮他的忙做这件事，即使他的管理规模扩大了 1 倍，他的管理工作却不会

增加 1 倍。另外，要是他每 20 万法郎能赚 4％，那要比他每 10 万法郎赚 5

％有利。小的农庄便消失了，只剩下最大的农户。

这样，从土地得到的收入因这种过量的生产而减少了。地主同意降低地租，资本家满足于 4％而不是 5％的利息；农民满足于 4％而不是 5％的利润； 短工满足于每天 2O 苏而不是 30 苏的工资。可是，所有这些人都是食品的消费者。他们合起来就是消费者的最大的主体。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收入减少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减少，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的减少；穷人不再吃肉而吃面包，不吃面包而吃马铃薯。对于富人的影响就更复杂了；收入减少的后果就是需要更多的资本来维持生活，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取得同样的地租，需要借出更多的钱才能得到相同的利息，需要更大的农场才能得到相同的利润；由于富人总是极力避免他们家庭的衰落，避免非门当户对的婚姻， 原来的有钱人数目减少了，原来的贵族家庭的数目事实上一代比一代减少，

以致遗产就变得更加可观。因此，有钱阶级的消费从总体来看将要减少，不仅是根据收入减少的比例来说，而且根据人数减少的比例来说都是如此。这个双重作用在英国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使人飞黄腾达的事业很多，也许比任何其它地方都保持更大数量的豪富家庭，但是，在那里，地主的总人数显著减少了，农人的数目也许减少得更厉害。他们所消费的小麦、肉类和上等啤酒也随之减少；至于短工们，他们从吃肉降为吃面包，从吃面包降为吃土豆； 他们的消费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降低了。

我们着重于谈农业生产，因为在这里比较容易抓住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工业生产方面发生的情况也恰恰相同。例如，为了对衣服有更大的需求，办法不应该是让更多人出生，而是让应该穿衣服的人更富裕一些， 让国家的所有阶级有更多的收入，因为所有人都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用在穿衣上。出生的增加可以只增加死亡的人数，而对各种衣料的消费丝毫不起作用。生命力的增加，延长了充满活力的年代，也就是人们花最多的钱在衣着上的年代，因而会有更加显著得多的影响。然而，我们已经谈到过，不论出生的增加，还是长寿，都不会使人口在百年内增加 1 倍。提高生活水平会使衣服的消费增长得更快，特别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是如此。勤换衣服，不论对健康、对清洁卫生、对享受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地域辽阔的蒙古的王爷们每天晚上都要把身上穿的锦袍撕碎，不想再穿这件衣服了，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也许，欧洲的妇女每年要给自己做 30 套衣服；这大概是轻浮习

气所能决定的最大消费量了。然而，从健康和清洁方面说，每年每人穿 4 套衣服大概是国民消费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了。一俟工厂达到这一数量衣料的生产指标后，生产得更多就没有用处了。这时就应该注意质量而不是注意数量，应该使衣着的材料，使它的品质和花样多样化，并且最后停下来，所有多余的人手应该用于织布以外的工作，不然的话，工人们便会在贫困中灭亡。然而，生产的增加在工业方面要比在农业方面无限地迅速得多；某台机器， 用一定的工作量可以把生产提高至两倍，另一台可以提高至 4 倍，甚至 10 倍。够所有人穿的农料很快就生产出来了，改善质量方面的界限很快也达到了，至少对所有劳动的人来说是这样。劳动同高质量或华丽的衣服是不相容的；劳动者认为耐穿是衣服最宝贵的优点；但是这优点本身可以使他免于经常缝制新衣服，因而也就减少了消费；至于用呢子来代替粗毛呢，用棉花来代替羊毛，这不是增加消费，往往还适得其反，是减少消费，因为后一种布料比前一种便宜，需要的劳动也较少。

但是，制造商，同接近大城市的大农场主一样，都不了解自己的市场； 他迷迷糊糊看不清楚，他想象买主是无数的；要不然就是他不关心他的竞争对手的损失，一心只想把顾主拉到自己方面来。当他发展自己的工业，因而使一家不过是外国的工厂倒闭时，他便自认为是爱国的，并引以为荣；但是， 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同胞也一点不客气。他的一切劳动，一切技巧都用来达到一个目的：卖得比他的对手更便宜，办法有时是用更完善、更昂贵、但生产效率也更高的机器来代替迄今使用的机器，有时是设法减低厂房的租金， 减低惜款的利息，因而就减少游手好闲的富人的收入，有时又是减少工人的工资和勤劳的穷人的收入，有时压缩他自己工业的利润，这一点，只要他在更大规模上生产的话，还是有利可图的，有时又是投消费者所好，提供一些新产品或者创造一些新款式。这样，他增加自己的生产，而减少资本家、工厂主、制造商、他的同行，以及他自己，还有所有工人的收入。对于某些人

来说，这种做法是致命的。当他把每年的生产从 10 法郎提高到 100 万法郎，

他就把 9 个制造商置于死地，他们是他的竞争对手，每年每人制造 10 万法郎的东西；当他减低工人的工资，或者迫使他的对手解雇他们，他就会使身体最弱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孩子陷入贫困而死亡，不久后，也使其余的大部分工人陷入绝境。他的繁荣兴旺对于事物也好，对于人也好，都是一场灾难。有了他的新工厂，他的新机器设备，旧有的就没有用处了，由于要竞争，他扔掉了旧设备，原先用来购置这些设备的资本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收入遭到损失，因为存钱的利息减少了，工业的利润减少了，所有变成无用了的工厂和机器损失了，工人的总人数和每一个工人的工资减少了。因此，在所有这些阶级中，消费减少了。工厂主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增加他生产的布料的数量， 提高质量，推销产品，与此同时，他也就同样积极地减少这些或那些产品的买主，并使所有日益变穷的人穿着他们的衣服穿得时间更长，对质量的要求也愈来愈低。

我们如果还是这样谈下去，谈到工业的所有其他产品，所有器皿，家具， 武器等等，我们会使读者感到疲劳的；总之，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消费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的，这个界限可能难以划出来，但肯定是有的。只要生产超过这个界限，那么，这种异常丰富的生产不仅远远不是增加收入，而是减少收入。这样一来，物质财富、表面财富的增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穷和困苦。

我们觉得，通过对社会收入的这一分析，已经充分地回答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难题了。我们觉得已经说明了，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大多了。的确，劳动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超过了需求，如果引起工资下降，以及因此减低了劳动者的收入，那么，提供的劳动也可以是太多了。资本是好东西， 但是，如果推动生产的是资本家，而不是需要产品的消费者，那么，资本也可以是大多了。这样一来，生产超过了应该用来购买产品的收入的价值。这种失调使得所有要出卖的东西价格下跌，因此，进一步降低一切有东西出售的人的收入；这些收入的主人本身又成为消费者，而他们所受到的损失使他们更加没有能力购买来年的产品。最后，生产是件好事，但是生产也可以是太多了，或者是因为劳动过剩，或资本过剩，或者是科学给予生产技术的推动过于迅猛；因为，如果生产不是根据消费者的欲望去调节，不是根据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也就是根据收入的多少去调节，产品就会卖不出去，从而使生产者破产。

从我们以上的阐述，还可以得出另一个定理，是同人们所接受的学说相矛盾的；所谓个人利益的斗争足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好处，这是不确实的。正如家庭的兴旺要求家长想到量人为出，生生多少要看消费的需要而定，同样地，在管理公共财富上，最高当局必须时常监督和约束个人，使他们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当局永远不要忽略了财富的构成和分配，因为正是这一收入应该使所有阶级分享富裕和繁荣的好处；当局特别要保护贫穷的劳动阶级，因为它最没有能力自己保卫自己，往往为了别的阶级而被牺牲掉，它的痛苦成为最大的困难。最后，当局应该特别关心的不是国家财富或收人的增长，而是使之恒久和均衡，因为幸福有赖于长期在人口和收入之间保持一个不变的比例。而当前者或后者遇到变幻莫测的情况时，某些人意想不到的暴富，永远不能被看做可以补偿另一些人的破产和悲惨的死亡。

人们要考虑到更特殊的情况，这才能明白贫困的劳动阶级为什么感觉到

需要保护，以及最高当局怎样可以实行这种保护。这些阶级当中，人口最多的就是那些从事农业的人，同时，也是那些财富学派作者最不关心的。然而， 今天，也许这个阶级比任何一个阶级更感受到财富学派的原则的副作用。我们将用以下的论述来使大家明白这个阶级的地位，以及主要应该为它做些什么。我们不想把我们的观察普遍化，我们不怕把我们的目光轮番地集中于单独一个国家，以及有关土地的各种经营契约的各种后果上。我们通过分析一些专门的著作去寻求事实，这些著作的目的往往是同我们打算从中得到的东西完全不相同的。最后，我们不会忘记，对于这样一个似乎老在我们眼皮下而又是那么陌生的问题，我们更主要地是阐述现实的情况，而不是指出应该是什么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