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书的第一卷是用来探讨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我们曾思付，人类为了互相保护而聚集在一起，要想从中得到好处，就应该弄清楚到底该如何行事；人类怎样才能将个人的聪明才智拧成一股绳，使之成为更有活力的公共智慧；国家的智慧怎样才能建立在众人的智慧的基础之上，通过什么办法人们才能使它成为统治国家的唯一力量；如果社会的最高权力授与唯一的领袖，如果这种权力交付少数显爵高位的人控制，或者由得到多数选票的人来掌握时，国家的智慧会受到抑制或引入歧途。

因此，本书的第一卷着重研究国家的意志是如何形成、如何才能放出光彩，最后又如何占统治地位。在本册书中，首先要研究这个题目。社会应该首先注意保障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我们要设法弄清社会应遵循的步伐，使得为了社会目的而被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为所有的社会成员谋利益，并维护这种利益。根据词源学的意义，我们称它为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家庭和城市的规则和规律。

我们提出，保证人类生存的劳动管理应该作为第一个努力目标，要求首先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人们丝毫不必因此指责我们把人降到野兽的水平。人们将会看到，与我们的先辈相比，我们是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与人的心灵以及人的智力的关系。但是，人靠生活资料活着，而人类道德和智力的发展也与人的生活有关。社会也应该象人一样，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它的机体健康，社会应该首先满足它的需要和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给予人们的活力，没有在满足需要后才能享受的闲暇，健康的心灵也就不可能存在。事实向我们证明，并使我们确信，社会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大多数人的贫困或富裕，它也决定了人类的健康、美丽、活力或蜕化， 也决定了使人们乐于互相帮助、兄弟相待的同情心或热衷于互相残杀的敌对心理；最后，令人惬意的闲暇发展了思想活动，也使智慧、想象力、兴趣爱好得以发挥；某些人由于穷侈极欲而消极颓废，另一些人则由于过度消耗体力或因疲劳而产生智力迟钝。

人类劳动的产物被称作财富，它和生活资料都代表人类要求享受的所有物质财产，而且几乎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是借助于物质财富才能得到。人们把财富或财富增长的理论，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特有的目的。这种目的，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理财学。人们在争论字义时，根本没有把思想观念弄清楚。今天，对社会科学的这个分支，如果不是为了同时要指明它应遵循的方向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重复这个字。这门科学总是、而且永远是把聚集在一起、组成社会的人们作为研究对象。经济这个词，按照词的原意，指的是家庭的规律，而政治经济学是用于城市的家庭的规律。家庭和城市是人类两大组合形式，这些很早就存在的组合形式就是科学的研究对象。这里，一切都起源于人，一切都与人有关，和聚集在一起而有共同联系的人有关。但是，我们说财富是从属于人或物的，如果不同时指明人或物的关系，财富这个比较术语就没有任何意义。财富是对所有物质财富的估量， 当时只不过是抽象名词；而理财学或财富增长的科学，也被认为是抽象的， 不是与人或物相关联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大厦也就象空中楼阁。

我们已经说过，财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它给予人们要求享受到的一切物质财富；包括一切物质享受和来源于物质享受的精神享受。财富固然是好

东西，但它为谁享用？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向理论家提过。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回答是，人本身属于财富，或者财富本身属于人。

波斯国王自以为是很富有的，因为他把帝国的居民都算作是他的财富， 因为他们是奴隶，所以是国王的财产。圣多米尼克过去被认为是富饶的殖民地，因为人们只瞧见居住在这里的 4，000 白人，而在白人的土地上，有 40 万奴隶为主人劳动，这些奴隶也可以当作财产；英国的棉花贸易被称作挣钱的买卖，因为它使从事进口棉花的印度商人、在大工厂加工棉花的厂主、在全世界销售棉花的零售商挣了大量钱财；但是，人们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培植棉花的农民处于奴隶地位，生活十分穷困；人们也没有考虑到那些织布工人干活时只能喂饱肚子，而当他们没有工作时，只好在收容所死去。

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在我们看来，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毫无疑问，社会成员按不同比例去分享社会劳动成果。但是， 我们永远也不会将社会的某一个成员从另一个成员那里抢夺来的那一部分称为财富。

乍一看来，谁都认为自己清楚地懂得财富是什么，以及财富对社会的作用；谁都知道财富是怎样改变了较贫穷的或较富有的人的社会地位；然而， 人们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更多的矛盾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利弊相当的社会现象，并使判断混乱。这是因为财富不是本质，而是标志，因为它的性质因人、或因它所属于的事物而异。由于需要的满足，物质享受的满足， 我们对这些问题形成的观念比较明确，但是这种观念的程度差异却极少：当我们需求得到满足时，如果还想增加财富，那就应该跳出我们的圈子，通过物品本身的区分，标明它在社会上的等级，并从取得这些物品需要付出的劳动来估量其价值；由于这二种估计不能用共同标准衡量，而我们思想又不断地左右摇摆不定，我们经常思忖，财富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如果将来富有起来了，我们决不会比以前更穷。

确实，所有的工艺品的价格，在富国比穷国更便宜；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比祖先更富有时，而成品价格却更为低廉。难道说，这些产品积累得越多， 我们真的就会发财吗？譬如说，在服装业中，我们怎样比较那些被取代的衣料？在衣料开支中，我们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到底是更富有还是更穷？ 在满足真实的需要时，所有这些衣料的用途是一样的，但是，既然少化了劳动，它的价格就低廉些。既然，它们交换的生活资料少些，这些衣料就更便宜。这样的观点，就象是等级区分一样，主要是迎合富人的愿望，这样，这些衣料就更便宜些，因为最华贵的衣服过去穷人是买不起的。然而，人们肯定会说，引进新的手工制造业使国家富有了；还肯定地说化同样的劳动，人们增产了 10 倍、甚至百倍的布，同样也就增加了 10 倍或百倍的财富。然而， 用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这些财富又变成了什么？在人们努力编造的财产清册中又变成了什么呢？随着交换价值的减少，财富是否也确实减少了呢？这样，我们感到如此骄傲的、所有工艺方面的现代创造发明的真正用处又是什么呢？

确实，当人们竭力抽象地看待财富时，往往会迷入歧途。财富改变人们的社会地位，只有给人类带来幸福时，人们才能对它有个明确概念。财富就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大量物品，而人类的需要又将它消费了。真正富有的国家应该有丰富的物品，它既给富人、又给穷人最多的物质享受。

对于与社会的幸福相关联的人类需要、愿望和享受，我们要找寻一个比

较明确的概念。穷人的享受包括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的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最后，通过同样的劳动，穷人至少将得到同样的享受，确信未来的生活决不会低于现在。如果哪一个国家穷人没有达到上述四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繁荣发达的国家。达到这种标准的生活条件是人们的共同权利，对所有使共同劳动取得进展的人们来说，这种生活都应该得到保障。穷人生活宽裕了，全体国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也就愈能兴旺发达。

富人的享受首先也是满足吃、穿、住三个方面，对将来继续过惬意的生活也同样放心；但是，富人的享受还有新的因素，即闲暇。富人的生活资料并不是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在满足吃、穿、住等需要方面伸缩性是很大的， 一部分人可以比另一些人好得多。但是，要满足较富有的人的享受确非易事， 他们的某些享受纯粹是声色之乐，而哲学家们虽然不否定这种享受，他们更重视的是财富对国家的好处，并不认为这种声色之乐有多大价值。另外一些享受只是作为差别存在的，仅仅是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对另外一些人的优越感的表现。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差别、当普通老百姓看见珍肴佳餐、华贵服饰、宽敞坚固的住宅时对富人会肃然起敬。但这些东西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是，在估计国家的幸福、财富给予富人的幸福时，哲学家重视的不是为了虚荣的享受而是声色之乐。在对待人类的需要，满足人类的那种变化无常的享受时，哲学家们可能也不怎么重视财富的第三种特性。

但是，财富还保证富人的两种特权，它对整个社会有好处：一种特权是利用闲暇发展他们的智力，另一种特权是利用他们的剩余资财以减轻贫困。正因为有这两种特权，所以富人是整个国家进步所需要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富人，也就是说没有那种闲暇和剩余资财的人，国家就可能很快陷入无知、野蛮和自私。人们绝不能对体力劳动和疲劳所必然产生的精疲力竭的后果存在幻想，同样，在号召人们卖力气干活时，不仅不能没有科学和艺术的进步， 同时也不能没有智力、审美、思想和风度等各方面的进步。毫无疑问，两条腿的牲口也会在它的棚圈里养肥长膘，但是这就会离野兽越近，而离天使越来越远。然而，在富人身上，由于智力的进步就产生新的需求，使财富产生新的职能；智力、想象力、灵感也象身体的需求一样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美感、心灵美和智力的美感，它们也象至今也还没有使用的人类创造的财产一样，本身也要求人类活动留有余地。赈济是财富的另一种特性，它对社会比对穷人本身还重要。赈济应该弥补那些搅乱财富正常分配所造成的意外的混乱；赈济还应该联系社会各等级，它也应该使友爱和感激代替利益的争夺，通过乐善好施的善行来传播德行，这样才能以国民的爱来保持国家的稳定。

要估计富人的享受对国家幸福的影响，不仅要考虑到享受的程度，还要考虑到参与享受者的人数。如果我们假设，在为全体国民提供必需物品后， 国家的积余作为储备授与富人，那末人们要问，怎样的比例最为理想。首先， 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使很多人幸福比使一个人幸福好得多，将保证十个家庭的安逸舒适生活的十份财产，合并到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也就会象那十个家庭一样，它本身也不见得会是幸福的。但是，人们也很快会承认， 无论对国家、或者是为了由这些宫人占优势的社会，一些处于中等地位的富人总比一个豪华阔绰的富人好。如果富人的天职是为大家的好处而施展聪明才智，那人们也确实不会忘记劳动使人的脑子迟钝，而奢侈使人软弱无力，

因为富人的乐善好施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随着他们人数减少而减少，而是当财富超过某种程度时，随着财富增长而增加。如果富人的第二种职能通过慈善事业与社会相联系，人们同样能感到，他们人数越减少，而财产越扩大时，人们越是对他们躲避三舍，也会与被他们赈济的人越格格不入。这样，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和无法交往，同情心的联系也就切断了。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把十户、百户富人财产归并为己有的百万富翁，即使他的赈济金额与原来十户、百户富人相等，但它的道义效果和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就财富的正确价值设法估量其给予穷人或富人的好处后，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懂得，无论是对幸福或对精神文明，分配财富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但是，判断什么效果会使国家致富或贫困，辨认那些效果首先显露出来，财富的哪种进步对全面繁荣起作用，这些问题还没有向我们提出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现象，还不足以澄清我们的疑虑，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今天，人类在工业上获得巨大进步，将这些进步用于科学，并以主人翁姿态支配自然能力，又凭借于前所未有的、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资本，每年生产大量的物品供人类本身来享受。人类的成就不断增加，并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到处都充斥着商店，在工场里，对借助于风、水、火、蒸汽的力量来完成人类本身的工作，人们为之赞叹不已；人类借助于工程学征服了自然， 在工业劳动方面，其速度是过去几个世纪所望尘莫及的。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充溢着财富，它们都想把这些极为丰富的产品运送到邻邦，尽管体大量重，科学上的新发明却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它们运送出去。这就是财富学派的胜利：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技术过去从来也没有发展到如此地步。

但是，这也算是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吗？家庭和城市的规律是否给这个城市和那一个家庭幸福呢？财富是为人准备的，应该增加物质享受的人类社会，是否因此就能过舒适的物质生活，是否能获得与这种巨大发展相适应的安全感呢？乍一看来，人们似乎不必另找答案，因为人们相信一旦有更多的供他们享受的东西，每人都将获得其中很大一部分。然而，当人们将目光转到人而不是物时，如果人们详细分析每一种社会地位的人和他们从财富中获得的好处时，疑虑就可能产生了。我们要问，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的人们， 难道他们都能感到他们的生活资料比工业大发展以前更有保证吗？他们的休息更有保证吗？对前途更有安全感吗？能享受更多的独立性吗？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的发展，不仅能住得好、穿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闲暇吗？智力发展会更多吗？不同社会身分的人的比例会向有利、还是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方向发展呢？处于最低层的人们会比以前更多还是更少？富人与穷人的等级比以前更多吗？逐步跨过这些级别是比以前更容易还是更难？ 譬如说，在农村中，短工或者对分制小佃户、小佃耕户、小自耕农，他们的人数是否会按比例增加？在城市中，短工、师傅或帮工、小工场主、零售商和批发商，所有那些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他们的人数是不是会同样增加？人们应该充分觉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这是社会幸福的总和。在不同时期，人们是要作比较的。财富转变为享受；但是要估计国民享受数量，那就几乎只要注意那些参预享受者的人数，因为宫人是不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不增加他们的享受的。

设想一个与我们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观察一个我们没有生活过的过去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只有一个国家的宏伟建筑有时会告诉我们

一些我们不会拒绝接受的事实。在我们写这部作品的地方，那些环绕我们四周的古建筑物，强烈地在我们的想象中重现了、并完全地代表过去的本来面貌。在意大利，从最富庶的城市到穷乡僻壤，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比今天居住在这里的那些人的条件更为优越；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今天也没有一个家庭比建造这些建筑物的人们要求更高。富丽堂皇的热那亚是一个宫殿之邦，是由于商业建设起来的；但是，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把巴黎和伦敦的那些现代化的商业大楼，把美国、法国的建筑物也算在内，人们也找不出如此大量的华丽的建筑来装饰这一座城市，在任何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如此雄伟和壮丽的气魄。今天，资财万贯的商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因此他们不必建造纪念碑。意大利的一个共和国的富商数目，比今天掌管商业霸权的两个帝国的数目还多。但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搏洛涅、锡那那，其富丽堂皇也可以和热那亚匹敌；而米兰、都灵、那不勒斯、普莱桑斯、摩德纳，以及弗拉拉等城市的军事贵族的宫殿，装饰也比巴黎和伦敦更富丽堂皇。

再看那些较小的城市，看看它们的生活条件。就在我们现在居住地附近的佩夏，也毫不例外地拥有繁荣的工业；今天，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建立起来的工业财富是意大利的最大的工业财富之一；但是，在佩夏，比起那些新富翁的巨额资财更使我们吃惊的是那些城市新贵的宫殿（人们是这样称呼的）。佩夏是一个有 4，000 人口的城市，却有四十座这样的宫殿，这种宫殿建筑物庄严，大厅雄伟，楼梯典雅，居室宽敞，只有巴黎最上层贵族的府邸才能与之媲美。确实，居室已不能满足第一流设计的豪华要求；相反，大多数房产主已难以维持；他们的家具消失了，壁画黯然失色了；全家住到这些宽敞居室中最简陋的那些房间中；但是，当初的建筑物不会高声说话吗？难道它不会说，那些现在已经不是处于独立地位、而过去有中等资产，却是独立的人们的人数在这里已更多，这些人过去也爱优美和庄严的住宅，但是，现在在欧洲最繁荣的国家，这类人已得不到这种住宅了。

我们再来谈谈生活条件。我们站在靠近佩夏城地势较高的地方，举目环视 8 至 10 英里的周围地区，那里有 12 到 15 个有围墙的城镇，意大利把它称作卡斯泰利（castelli），这个字相当法文的城堡（chateau）。因为这里有防御工事，包含有抵抗和独立的意思。但是，就象中世纪时法国和意大利在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方法有所不同一样，这个词含意也不同。过去，法国的城堡是个人宅邸，在乡村里是独居一处的，绅士们住在挖有河沟和筑有围墙的住宅里，它保障着他们压迫人的权利；意大利的卡斯泰利是农村自由人的宅邸，他们用共同的围墙把他们住所围起来，联合起来自卫，他们立下誓言， 只要钟声一响，就赶来相助，赶走共同的敌人。我们进入这些城堡时，大部分房屋已经毁坏，只剩下二、三十座了。但是，这些四、五层楼的房屋在五个世纪中经受战争的考验，也经受了岁月时消磨。一般情况下，除了第一层外，其它几层已不住人，房子里陈设着简朴的家具，主人对破损不堪的住宅感到忧心仲忡。过去，这些房子是由那些比现在的住户的社会地位高得多的人所建造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社会上已不存在的人们的生活秩序。在英国、法国、荷兰，在那些财富好象充溢于工场、柜台的国家里，人们已经找不到这类人了。但是，意大利却不是这样。这些人生活圈子很小，但却是独立的。他们靠双手劳动，靠收获自己地里和葡萄园里产品过活；但是， 他们也不和任何人分享这些劳动成果；他们靠自己的威望管理村镇议会，在必要时，用自己的武装自卫；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及其子孙的财产的稳定性确

信无疑，以致于他们愿意自己所建的房子永世长存。在尼埃沃尔山谷，在靠近他们小小的首府佩夏附近有很多卡斯泰利，其规模比不上英国贵族的领地，在这里，人们只能看到领主的华丽宅邸和二十来个大农庄，以及短工们住的近百所房屋。①

毫无疑问，人们在任何其它国家也找不到如此巨大的昔日繁荣的痕迹， 甚至在今天的幸福之邦也杳无踪迹。在那些不仅掌握财富权力、而且还以追求阔气以抬高身分的万贯豪富身边，还有这么多的只有中等资财的小康之家，就以面积和比例来讲，也是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这种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意大利人虽然如此富有，但是他们井没有科学赐予我们征服自然的能力，他们也没有在工场里使用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来生产和创造财富。

建筑学的纪念碑给我们关于旧时代城市财富的概念，或者是告诉我们那些有闲暇和剩余资财的那个阶级的人们的情况。但是，尤其对一门好的政治经挤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 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一般来说，平民百姓的住房经不起几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他们的服装和食物也不耐久和难以保存。过去，几乎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为使我们认识他们时代的这些很普通的事情操过心，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此外，每个国家的政治条件也不断使纯属理财学的结果复杂化；压迫、混乱、战争等经常打击社会底层的人们，这些效果与以财富为原玫力的手段产生的效果不能混淆。然而，从中世纪历史学家作品中，可能会收集到他们偶尔留下的某些特点，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虽然没有全面地描绘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情况，但也足以使我们了解这些人当时的处境与今天的情况大相径庭。

自从真正的封建制度结束、领主不再需要农民为保卫他们而进行战争以后，国家里最受压迫、人数最多的阶级是平民，他们单独承担了农业劳动。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一样，在法国和德国，封建领主采地的农奴为数甚少： 其它一些农奴，有的向本堂神甫交什一税，有的向领主交地租和于体力活， 有的要向国王交人头税和承担徭役，国王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土地收入的纯收益；但是，这些土地被假设是属于他们的。人头税是一种强行征收的税，它是根据浮财、牲口、农用车辆等来征收的：因此，这就促使农民表面上装的很穷，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不仅吃、穿、住方面尽量粗劣简陋，而且还小心翼翼地把能表现富裕生活的一切都掩饰起来。他们住的房子、种的地是属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的；在这种关系中，他们财产中的地产本身不是没有保障的；但是，他们不把这些当作收入；领主和收税宫轮流地掠取他们用血汗换来的果实，并使他们陷入极端可怖的贫困境地。除此以外，国王的军队在这里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目无法纪。士兵不仅吃农民的饭菜，而且还强迫农民为他们宰杀耕牛。士兵经常掠夺、殴打农民并索取赎金；在亨利第三和亨利第四在位期间，人们在朗格多克的户籍册中看到，很多农民家庭由于受到这种折磨而死亡，该省户口剧减。

当人们想到这种压迫，不禁毛骨悚然。社会动乱不安、政府残暴成性、国家灾祸连绵，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暴发了大革命。①养活国家的农民，深感生活的权利也无法保障；社会承认他们的财产，但不能给

① 尼埃沃尔山谷占地 158，000 英亩，而爱尔兰萨瑟兰公爵的领地有 100 万英亩。

① 指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译者

予保障。农民生活晴无天日，贫恨交集；因为暴力与专横随时夺去他们相信应属于他们的一切。但是，在旧制度下的农民的地位，对加诸于他们的政治压迫和财政的压迫不可混同。作为公民，农民没有任何保障，但作为耕种者， 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在交付地租、什一税和其它一些正常的赋税后，留下来的还足以维持丰衣足食的生活；而事实上，正因为农民一般还有些剩余， 所以可以对他们敲诈勒索。人们可能不知道，在殖民地黑人那里，爱尔兰农民、英国农民那里，全国各地的短工那里，或无产者那里，人们不会任意地派军队到那里去。无产者是这样一种人，给他们的正好够他们吃的，他们能够劳动不致饿死，这一点人们计算得很正确。人们每天给无产者一份口粮， 对他们敲榨勒索就会要了他们的命，派兵到他们那里，那兵士就会抢劫他们。

在那些专制国家，只有依靠武装，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因而城市居民， 即使是最穷的居民，也没有被剥夺某些武装；在德语词源学里，市民这个称呼也就有结成联盟的意思，即相互帮助。实际上，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自卫以维护正当权利；他们知道贵族们憎恶他们，鄙视他们，然而也惧怕他们；城邦里有些权势人物及资产阶级法官能为他们伸张正义；他们的大社团分成一些小社团，还有同业公会，行会，它们都维护成员的利益，在需要时可以手拿武器进行自卫。动乱愈利害，行会愈强大，这样就能保障正当权益不受侵犯。确实，行会有时也屈服了！这时灾祸就临头了。因为胜利者以强盗的贪婪和残忍、再加上贵族的妒忌和仇恨一并暴发。在勃艮第家族统治下，佛兰德的城邦和列日主教所属教区都有过这种实证。这时，资产者的自由和安全都成为泡影；从此以后，政府循规蹈矩，但不主持公道；商人和工人受到贵族的耻笑、欺骗和嘲弄，贵族要他们劳动而不付给工钱；资产者和行会是有势力的，而国王除了自己权力外，不容许其它权力存在；国王的权力日趋衰败，到大革命时被废除。

团体精神总是妒忌和具有排他性的。资产者和同业公会要求正义、自由、平等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他们不想把目光转向全国。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唯恐落入他人之手。他们竭力关闭进入他们会社的门户； 他们对学手艺者百般刁难，使之难以掌握技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所有资产者、所有的师傅尽可能是平等的，他们不允许在他手下的师傅有很多工人；在很多职业中，他们多方限制，只允许有一个学徒和一个帮工， 而这样他们能使城市工业在人力使用方面保持很低水平；与乡村工业相比， 这就具有优越地位，能得到更多的报酬。

因此，资产者在行业方面保持了很多的垄断权，他们从同胞那里得到垄断利润：这就是说他们经营的市场货物配备不全，高价出售货物并取得巨额利润；他们不必费劲地改进商品，这样也能保证这些商品的推销。他们从来不必相互竞争，也不必低价出售，从来不必为竞争而降低工资。穷人人数不多，发生偶然事件也不致使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可以负担这些人：他们有钱， 很少求助于收容所；收容所是为满足全体居民需要由行善的施主设立的；收容所的床位和这个城市的这一代贫民人数成比例，也和下一代贫民成比例： 到大革命时为止，人们没有看出社会救济产生了穷人。

这种制度被认为是与物品及财富的创造有关的，按照财富学派的规律， 毫无疑问是坏制度；同时，这种制度阻碍了商品的丰富、商品的改进和价格的降低。但是，在摧毁这个制度时，人们曾否很好地从人的关系方面考虑到它的效果？这种制度有效地遏制了乡下人急剧地流入城市，虽然他们在那里

失去健康、独立地位和幸福；这种制度给工业人口的无限止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师傅的人数是有限的，在没有当师傅前，任何工人都不结婚；这种制度维护师傅之间的平等，保证每人的独立和小康生活，而不仅是保证一个人的生活，这个人把几百个工人集中在他的工场里，吞噬了其它一切工业。这种制度对任何一个进入工业的人，一旦开始干活，就能保证足够的生活资料，这是一种缓慢的、却是走向富裕的正常的发展。当这个人成年时，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能保证过丰衣足食的舒适生活。

确实，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在整个中世纪直到旧制度垮台，从事工业的人的报酬总是很高的。手工业者生活也是很富裕的。对谈论战争时喋喋不休、而对国家生活的各种现象却如此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也只是在灾荒年代将资产者推上舞台，帮工的骚乱①将佛罗伦萨最贫穷的手工业者推上舞台，阿尔特韦尔特父子②的统治和白头巾争端使我们认识了佛兰德的暴乱③；在法国，布尔吉尼翁和阿尔马涅克的内战使我们了解资产阶级的等级。在展示了这些急风暴雨时代的种种回忆以后，我们才能认识这些勤勤恳恳的资产者对社会所施加的影响，这些人曾经是某些行业的主人，但今天已不被人们尊重了；那时，他们的家庭保持了祖传的丰衣足食生活，由于限制奢侈法，他们约束了丰富多彩的服饰；最后，当暴力革命把他们从居住地赶走时，他们的劳动总是能够找到慷慨的报酬，并确信在另一个城市也能受到很好的接待。

人类社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大量生产那些有用和精致的消费品以迷惑人们的眼目吗？抑或是以人类驾驭自然的威力和以无生命的东西执行人的工作的准确和迅速来表现惊人的智能吗？是由于在海上布满船只、陆地修建许多铁路，从而向四面八方销售日益发达的工业产品？最后，是赋予10 万人中的两个或三个人以处理足够使这 10 万人能过着宽裕生活的富庶产品的权力吗？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们祖先相比，我们无疑地是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在发明上、在技巧上、在科学威力上，尤其在商品生产上都硕果累累；因为每一个民族不仅是为本民族、并且也是为其邻国而从事上述活动的。但是，如果社会本身所要求的有利于劳动和保证劳动成果的目的，曾相当优先地保证人的发展和全体人类的发展；对于人类劳动的成果，即我们所称为财富的东西，有一只慈善的手来将他们散发给整个社会，尽管在比例上有些差异；如果这些成果，即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包含着道德的和智慧的结晶， 不但作为享受的同时也是用来使人健康发展以达到完善地步的手段，我们是否能够肯定他说已经接近这个目的呢？是否能够肯定地说，在寻求财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忘记城市的和家庭的秩序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呢？

在欧洲所有好战的君主国家里，如同对其它公民权一样，对财产的保护是很差的；弱者的权利毫无保障。穷苦农民的财物，贫苦的手工艺工人的财物，简直是任意地受到掠夺和诈取。这些情况，今天只有在东方的君主专制国家中才能看到；这不应该从可憎恶的政治组织产生的结果、即残暴的统治上来鉴定以前对劳动的保证。我们曾经在农村居民中看到以前那种景况，农

① 指 1378 年佛罗伦萨工人的起义运动。——译者

② 指雅克·范·阿尔特韦尔特（JacquesVanArtevclde，1295—1345）及其子腓力普（1340—1382）的独载统治。——译者

③ 十四世纪佛兰德的一次民主运动。——译者

民们一般都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确实被征以定期税收，但是强者的掠夺不是经常把他们一切都剥夺去的话，这种定期税收应当给他们留下一点剩余。

从前，在城市居民中，学徒与帮工们住在师傅家里，吃、穿、住的条件都不错，并和师傅一起劳动；他们通过勤奋工作，有一天也一定能当上师傅， 那时候生活就不致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代替以前社会秩序的当前制度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的，而财富学派认为这种制度是它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学派是抽象地追求财富的增长，而不问为谁的利益来积累这些财富，却提出尽可能地生产大量廉价物品作为国家的目的。这个学派说，财富是地里积累起来的，是有用劳动的产物，并且是它没有消费掉的那部分；财富用两种方式积累起来，即生产的更多，或耗费更少。社会上每一个成员都想发财致富，因此竭力用增加生产或减少开支的办法，从而各自逐步达到人类社会的共同目的。让这些个人活动飞跃发展吧；对于人们的活动、他们的生产或节约，不应该管的过死， 相反应该鼓励他们之间的竞争，即全面的竞争；让这种竞争在各种社会等级中，在同样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都发挥支配作用，于是，人们将看到由于生产的增长、或者由于减少开支，财富将不断增长，这种活跃的景象是过去几个世纪从没有出现过的。实际上，从那时起，理财学家们、或人们今天称作政治经济学家们的那些人，他们对各种行业的企业家、工业家发表演说，赞成商业和工业的无限自由、赞成最活跃的竞争，他们的话可以表达如下：“首先是寻找利益；无论是出售物品或从事劳动，如果你胜过你的竞争者，你就会找到利益；对那些想为你效劳的人们，或者是有关于他们的购买方面，或对那些为你劳动的人，如果你的条件更有利可图，你也可找到利益。你也许会使他们陷于贫困，你也许会使他们破产，你也许会毁了他们的生命。这一切不是你的责任：你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可是，每个人都轮流地是消费者； 因为你代表大众的利益，代表全民的利益。因此，不必左顾右盼，不必悲天悯人；因为你可能对竞争者们说：你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生存所系。”

毫无疑问，这种言词显得很残酷，但是它并不比这个新学说所号召的、欧洲的竞争者们所进行的互相倾轧、掠夺和互相破坏的行动更为残酷。这两种都为财富学派所鼓励的行动，已经在那些允许为个人利益而自由活动的地方普遍开始了。一方面，人们想要生产更多的财富，即更多的劳动所生产的而为人们愿意消费的物品。然而，由于这些物品只有在它们遇到同意购买它们去使用的消费者时，才能成为财富，可是需求并不和生产同时增加，以致每个工业家都设法占据竞争者的地位，即争夺他的顾客。国家之间在生产上互相竞争，并认为这和国家荣誉攸关。如果法国人能够在原先属于英国人的产品销售范围的外国市场畅销法国产品，或者反过来英国人能够从那里排除法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得利一方都会感到庆幸，并要求他们的同胞参加祝贺，好象他们不仅是在投机事业上得到好处，而且是爱国的壮举。然而，谁掠取了制造业者一向供应货物的市场，谁就使敌对的制造业沦于不能售货的境地，这就决定了制造业者的破产，并使他的工人们饿死。这样的竞争，在一个国家内，存在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在一个城市内，存在于工场与工场之间。任何地方都有一场生死搏斗，它导致业主们的毁灭和他们的从属者的死亡；它毁坏了的财产和增加的财产一样多；最兴旺发达的商业分枝，大概就存在于破产最多的行业，就整个来讲，因为新财产只是在旧财产的颠倒中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普遍竞争出现以前，制造业的各门望族是世代相传的；

大制造业家的名称也和贵族的称号一样，他们也是很骄傲地传于子孙的；今天，古代这个字是不信任的代号和毁灭的不祥之兆；现在，只有那些企业家、工业家等新手，他们懂得用廉价售卖去战胜各自的竞争者。

但是，如果每人为增加生产而劳动，并为生产廉价产品而劳动，这其中的一种行动是另一种的必然的结果和补充。然而，我们曾经说过，财富就是劳动的果实；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劳动的节约，或者说是在这份劳动报酬上的节约。实际上，在一个允许自由竞争的国家里，从这一极端到另一极端，都激励这样的主导思想，即不论谁在作生产劳动计划，不论谁在对这种劳动支付代价，总要使同样多人类劳动数量生产出更多的货物，或者使用较少的人类劳动数量生产出同样多的货物，或者用较少的报酬取得同样多的人类劳动；可是，在任何时候，取得前两种节约的任何一种时，也就必然会得到第三种节约，因为人们对市场抛出了剩余劳动者，他们也就不得不减价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人们如考察一下在艺术、制造业、农业等方面称作进步的东西，那就会发现一切发明，一切改进都可以归结为用同样多的劳动做同样多的事情，或者用较少的劳动做同样多的事情；所以一切的进步都趋向于减低劳动力的价值和报酬，或者说减少了只能靠劳动谋生的人们的宽裕。

人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过去社会的境况。当然，特别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下，那里有许多受苦难的和受压榨的低层阶级。但是，这些低层阶级虽然靠劳动谋生，却不是单纯地靠他们的劳动而生活，他们还有一定的财产，他们本身也得到一切发明的利益，他们以耗费体力最少的代价，同样也获得技艺上进步的好处。农民、平民，虽然受到折磨和歧视，但是他是财产所有者。农业上的一切进步，对他来说是节省劳动的手段，因为铁锨可以作为一种机械，犁也可以作为一种机械，驾辕的牛也可做人的工作；但是，如果它不能给他提供利润或休息的话，即使最简单的机械，他也不会继续使用； 可是，他在技艺上的每一种进步，虽然都能使他的劳动有所节约，但他的全部劳动对他仍然是需要的。

如果平民在他的乡间有一份财产，实业家也会有一份由他控制并受行会很好保护的产业。在城市的各项劳动中，毫无例外地都由人的劳动操纵，借助工具、或者不同程度地用简单或复杂的机器来进行的；但是，操纵机器的人数是有数的；如果没有实业家的同意，人数是不能增加的。如果没有对与之竞争的工业的斗争的需要，如果没有低价售卖的竞争，毫无疑问，他们也没有必要急于寻求机械上的新发明，也不指望用八小时时间来完成以前用十二小时完成的工作。只是在有新的需求，有新的市场向他们开放时，他们才想到上述问题。实际上，旧日师傅们的一切规章都是保守的；为了维持原有的技艺，他们想的似乎仅仅是截断新的道路；然而，技艺也有缓慢的进步， 但是他们绝不让技艺的进步来反对人。绝不以减低报酬来损害劳动者。

由于竞争所产生的普遍的斗争和这种斗争的直接后果，社会的根本改变猝然产生，这就是在各种身分的人中间出现了无产者，从古罗马借用的这个名称是很旧的，但它的存在却是崭新的事实。在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无产者， 是一群没有产业的人，他们不缴纳赋税，对祖国的贡献只是提供所生的儿女； 就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古罗马人也曾经注意到这些无产者家庭人口众多，但是由于一无所有，不注意教育子女。此外，罗马的无产者是不劳动的，因为在奴隶制社会中，劳动是不光荣的，是自由人所不愿意做的；他

们差不多完全靠社会过活，由共和国分配食品。人们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剥夺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可是实际上，按照财富学派所想要建立的体制，无产者是唯一担负社会全部劳动的人，应当是与财产无缘的人，他们仅靠工资维持生活。至于生产财富的劳动方面，按照财富学派的意见，社会上的人共分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短工或无产者。地主提供土地，资产阶级提供管理，无产者提供劳动力；在报酬上，地主征收地租或房租，资本家取得利润，无产者得到工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努力去争夺总生产中所能得到的最大份额，相互争夺的结果规定了地租、利润、工资间的比例。

行会及其一切特权的取消产生了最早的一批无产者，即城市中的短工：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进入各种行业，并为选择另一种职业而离开它；每个人都能对愿意雇用他的人提供劳动力和技巧；每个人不必通过学徒阶段、不必加入同业公会，在自己没有工场、没有商店，在自己没有任何积蓄以前， 可以在别人的资本中、在别人的企业中劳动；他感到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

开始时，就象是在手工业发展后期的一种例外境况中那样，工人、无产者为数甚微；但不久人数倍增（其原因下面将加以详述），同时，昔日的师傅、帮工、学徒几乎都消踪灭迹，而今天，城市劳动的绝大部分就只是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在乡村劳动中或在农业中，骤然到来的革命并非迅猛异常。

农民们不仅没有损失他们财产的任何部分，相反，由于封建权利的取消， 财产状况有所改善；过去的地主、交纳年贡者和租佃户，继续在他们作为农民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这就使有关财产的一条法律变成无效；在大农业国中， 只有佃户开始找到适合管理农业的经营方式而不再亲自劳动，他们自己置身于制造业企业家之列，使用农业无产者来干他们所需要的劳动，而对这些无产者，他们可以随便雇用或辞退。使用农业无产者以代替昔日农民之经济革命，只有在英国已经完成，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革命已经普遍地在许多国家中发生。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短工，他们的人数在增加，而农民的人数在减少。农民是耕种者，他和土地有关联，他有继承权并有一部分土地；短工则只是对一天工作时间有关系，他是对乡土不感兴趣的耕作者；前者对乡土有永恒的联系，而后者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在制造业追求廉价市场的过程中，财富学派认为力量的分散经常会有所损失，这似乎是一条原则；资本代表一种力量，创造财富所使用的资本愈集中，它所发挥的力量就愈大；10 万埃居在一个单一的企业中所能完成的工作，超过 10 个 1 万埃居在 10 个不同企业中所能完成的工作；因为大机械在构造上、在耐久性上、在磨损上、在计算上、在检查上都有所节约；因此， 更多的财富集中于一个人手里，财富就更能发挥作用，在所经营的事业中， 能生产更多的廉价商品。这个原则曾为财富学派所采纳，为个人利益驱使而拼命追求，由于集中原则的实施，导致一切中间地位不能再维持，并将它所驱逐的人们推到无产者的行列，以致于无产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实际上，这个原则在极端富裕和极端贫困之间挖了一条鸿沟，它在一切实业中同样被实施了，并到处追逐难能可贵的独立性，而这种幸福的小康生活，长期来曾是才智之士祈愿的目标。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经营大农场比经营小农场有更多的利润和节

约。对各种农活的检查比较容易，工种的转换也比较省时间；占有为数可观资本的农场主，能接受与其财产相称的教育；因此，他也具有更多的智慧与学识；他的一切工具、一切牲畜、一切建筑都是质量优异和经久耐用的；他不必急于出售产品，可以等到市价对他更有利时出售。事实上，凡是有大农场与小农场竞争的地方，总是大农场使小农场破产。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从小农场撤回契约、拆毁房屋，将它的花园和果园改为草地和牧场。他们认为， 凡是土地不到半英里长或 320 英亩的，都算作小农场经营，都设法予以消灭。

1 平方英里是 640 英亩，尤其是在东路锡安那些最兴旺发达的省份，面积超

过 2 平方英里的农场为数甚多。如此规模巨大的农场的农场主不必亲自参加劳动；他自命不凡、一副绅士派头；一切劳动都由无产者或短工来作，农场主把他们当作物品，而不当作人来对待；他把雇工看作与耕牛、机器等同， 从这三种劳动工具中选择其一，看哪一种能用最少的成本而取得最多的产品。

在进行这种所谓的改革时，在农业上，活劳动得到节约，这是财富学派十分赞赏的。在英国的全部农业劳动中，人们估计土地面积共有 3，425 万英亩，1831 年由 1，055，982 个耕作者完成全部工作，而人们却希望再减少劳动人数。这样，不仅所有小农场经营者沦为短工，同时大多数短工又被迫放弃了农业劳动；因此，人们向我们保证，过去小农场经营损失了很多劳动力， 而现在没有这种损失了。但是，在工业中能够安插这些由农村驱赶到城市的家庭吗？它能给他们面包吗？人们是否想过，在土地生产和工艺生产间要有一定比例吗？即使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里，当人们看到工匠人数和农民一样多时，人们不是承认只有工匠是在为供应全世界所需的工艺品而生产时才算过多吗？

事实上，城市中的工业已经采用了集中力量和集中资本的原则，并且比农村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在英国，人们是运用十分巨大的资本才使它的制造业兴旺发达起来。同样，只是在十分巨大的信贷运用下，人们看到机器在功率上、耐久性上、在对工人的检查上、在科学研究上、在会计业务上、在商品的推销等等方面，出现了节约作用。在一切市场上，大工场与小工场竞争时的优势，与工场的规模大小成比例。事实上，在英国，使用 1，000 英镑本金的制造业首先被淘汰了；相反，在法国，大多数制造业仍然没有超过这个金额或在 25，000 法郎的本金基础上进行生产。很快地，在英国，那以 1 万英镑（25 万法郎）为本金的制造业已被看作小规模和太小的单位了；它们破产了，让位于大企业了；今天，那以 10 万英镑进行生产的制造业，只被看作是中等规模的单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将只有以百万英镑进行生产的单位才能够支持竞争。

每当更大的资本集中起来时，更大的工场就建立起来，生产更加迅速并集中在同一领导之下，于是人们看到同一组织中、从同一个工厂中送出已经织就的呢子，而它在 24 小时以前，还是活生生绵羊背上的羊毛，可是财富学派却情不自禁地愉快地喊出了他们的赞美声。它兴高采烈地赞美国家的繁荣，那里，一个人每天就能装载出一船的衣服、铁器，或陶器，而它就能满足千万人的需要。但是，人类又是何等健忘，为什么不去调查大工业取代手工业后，人们处境又如何？因为，究其根本，由大工业所供应的消费者，在以前也并不是没有衣服穿，没有铁器或陶器用；但是，这些消费者过去从几百家小制造商那里获得这些物品，这些小制造商过去生活幸福安乐，而现在

都消失了，让位于唯利是图的百万富翁了。

资本家费尽心机寻求用同样的方式集中一切工业，到处消灭手工业，并以工场来代替。他们致力于开办制锁工场以生产锁的各种零件，并开办木工工场和细木器工场；财富学派对纪龙德的筛粉工场深为赞美，而这个工场使当地磨粉业成为无用之物了；有了卢瓦尔的木桶工场，桶匠们也就无活可干了；汽船、马车、四轮大马车、以及铁路等企业的出现，加之这些企业资本巨大，就置独立的、资本微薄、规模很小的造船业、制车业、马车运送业等于无用武之地。在这些小本经营中，业主就是师傅；相反，在那些大企业中， 一切劳动都由具过保的人，即无产者担任。同样，经营零售业的富商巨贾在各大都会开设他们规模宏大的百货店，在新发明的速度很快的运输工具的帮助下，在全国各地直至边疆，他们都能供给消费者以人们所需要的商品，这也是财富学派赞美的事件之一。可是这些富商巨贾正在消灭一般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以及散居于各省的小商店主人，他们并使用一些伙计、雇员和无产者来代替这些原来是独立经营的人们：人们莫非没有看到，有人把另一些人到处驱赶，并对每种身份的人证明他们是没有用的人，他们甚至不用改变言词， 可以说服国家，为了节约的原因，这些人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同样，人们借助资本的威力，攻击一切独立的工业，并逼迫前手工业主， 使他们沦为短工和无产者；人们也攻击家庭次要成员的一切家务劳动，而财富学派也以金钱的威力和廉价的诱惑之说加以论证附和。这个学派说，为什么家庭主妇要自纺、自织和准备全家的衣着呢？这个工作将由制造上非常廉价地予以完成；使用较少的钱，家庭主妇将会购得更多和更细的布。为什么她要自己来揉粉做面包呢？她不会做得同面包店所做的那样，如此轻而易举，如此火候到家、又这样价廉。为什么她要自己来烧煮呢？大食品商店有现成的各种食品供应，资本充裕，检查周到，可以供应她优质食品，还能大大节约时间和燃料。设在四轮大马车上的厨房甚至还能每天送热汤上门。为什么呢？因为相互的关心与责任形成并使家庭关系更为密切起来；因为贫困的家庭主妇对提供她的第一需要常忧虑在心；因为爱情对于受苦的男子来说往往是粗俗的和短暂的感情；但是他对于每天为他准备唯一的享受的家人的爱却与日俱增。这是由于家庭主妇能够如此迅速地满足体力劳动者的身体需要，而这是她在生活中所能预见到的和经常想到的事情；这是因为她能将节约、整洁、井井有条的家务和富足结合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也能有力地抗拒狂饮暴食并由此导致幸福。如果除了生孩子外不让妇女做其它工作， 这难道不会损害婚姻的神圣结合吗？这比之最应受谴责伤风败俗行为的警戒和惩罚更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人们称作最繁荣兴旺的国家里，在家务劳动上，象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样，制造业已将它夺过去了。人们曾宣称他们的成功好象是工业的一种奇迹般的征服；评论家也象财富学派头头一样，竟相庆贺公共财富的迅速增长。但是可怕的现实突然来临，它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并动摇了曾被如此独断地宣扬着一切原则：这是因为赤贫出现了，它增长迅速、咄咄逼人， 科学的明确断语也承认无力提供治疗良方。赤贫是一种灾难，它首先出现在英国，虽然它也曾在其它一些工业国家出现，它仍然只有英国人给它取的这个赤贫的名称。赤贫是无产者没有工作时必然陷入的境地。这是必须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只有在资本家雇用时才有工作可做的，而在他们无事可做时又必须由社会来供养的人们的境地。这个完全由富人支持的社会，如果土

地所有者或农业经营者不招请时，是不允许无产者到农业园地工作的。如果制造业或他的代理人不召唤时，社会也不允许无产者到工业中去工作的。但是企业主和农场主不断在研究节省人类劳动的方法，要置人类劳动于无用之地；每当农业或工业获得进步时，他们总是要辞退一定数量的无产者，以致无产者陷于无工作可做的境地，如果社会不给予救济。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正义和人道同样地在呼吁合法赈济的必要，呼吁由社会当局出来对穷人提供食物救济，穷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既痛苦又可怕；但是，在最近，甚至就是在今天，经验与计算都表明，社会没有力量来承担这样的重担：为济贫而征收的赋税却增加了穷人的贫困，以及他们的依赖性和恶习，除非吸收最富有国家的纯收入，否则是不足以将他们从赤贫中拯救出来。

然而，长期来如此吹嘘的富庶阔气又变成了什么？要我们拜倒的导致兴旺发达的进步又在哪里？自从这些国家致富以来，他们不是更能养活自己的百姓了吗？在不遗余力地增加物质财富时，只见物不见人，结果不是只制造了一批穷人吗？刺激每个人都去寻找各自的利益，而取得这些利益的手段是损害那些与之缔结契约的工人的利益，个人的配合行动只是为了个人，而不是为各种力量的平衡，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对谁都不利吗？诚然，很久以前我们对这些事实已有所论述，但是当这些文章抨击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时，其影响甚微。但是事实却象块顽石并且桀骜不驯，人们白费气力对事实进行反驳，什么也听不进去，好象这不过是一些论述，它们并不代表什么实际情况，往往是夸大事实，因而不必介意，结果事实的重负落到了经过精心炮制的财富学说身上，当它的作者正庆贺自己曾胜利地驳倒一切对手时， 学说却被压碎和推翻了。

我们并不是阐述新的理论，我们打算搜集的也就是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与人相关联而不是与财富相关联；我们打算研究的是社会上各种身分的人， 目的是鉴定每种身分的人的幸福，不仅是研究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同时也与人的情趣和习性有关，与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智慧与道德的发展有关。实际上， 我们的目的是要确定关于社会的物质利益和它的生浩资料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只是对财富本身对人类幸福和人类道德尊严的关系加以鉴定，而不是对价值和真实价格抽象的概念进行研究，这样，我们自信最终能认识每一种身分的人的享受和痛苦，认识到社会能给予每个阶级的智慧发展有多少，最后，社会秩序的改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究竟有多少值得赞扬或加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