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论苏格兰盖尔族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被驱逐

我们已探讨并分析两种对立的学说，一种是我们称作理财学，或财富的增长，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或家庭和城市的规范：第一种学说是提出生产更多更廉价物品作为目的，第二种学说是提出劳动与产品的分配要尽可能保证最多的幸福。为了更好理解这两种学说的对立，过去，我们仅仅把目光注意到领土财富或农业上；因为领土财富所牵涉的社会利益比较起来不算十分复杂，而它的效果也能判断，不象商业财富那样，需要一览无遗地注目于全世界。

挣得多，支出少，这样财富就会增长，财富学派是把它作为原则提出的； 它的信徒们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用来创造财宫的所有人的一切享受就是支出；珍视享受的人类智慧和为享受提供便利的自由就是支出的原因，最后， 国家和人民也都是支出，随着国家削减这些费用，它也就会致富。如果人们将毁灭幸福、自由、甚至毁灭国家本身的存在作为进步，作为财富的好处， 那是多么荒谬和令人愤慨的事情，虽然这些都来源于财富学的首要原则，但是人们从来也没有说明它的后果。人们不敢说的，干起来却不怕。为了取得财富，人们减少穷人的生活资料，减少到仅够维持生命和能够从事劳动。在理论上，人们把大企业看作此类进步的体现；在农业上是大农庄，在商业上是大手工场，大工厂；巨大资本到处都有，并由一个人掌握，使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但是，要使这些劳动力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摆脱出来，就应该使他们从属于其它的人，听从别人的命令，在别人的资本中劳动；这些人成为短工、无产者后，虽然一无所有，一无所依，只是靠出卖体力对生产作出贡献，但是对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是威胁。一切大型农场或大型企业的成就总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基础上；而人们总是很容易招雇那些只有靠双手劳动而其它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为生活所迫，满足于极为微薄的工资。如果由于竞争暂时提高了工资价格，得到这些钱的人会毫不惋惜地将它吃光喝光；当无产者囊空如洗时，也就更顺从听话了，任何行业都可以把他们牵着走，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富人是参照生产更多更廉价的商品的办法，并不都是依赖无产者的竞争来降低工资的。富人曾要求亲自尝试过，用减少无产者消费的办法是否就不能养活工人，就因此不能从中得到同样多或更多的劳动。富人借发展财富，象使用奴隶一样驱使劳动者，这样就使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而劳动却干的更多，国家就能很容易地在国外市场推销商品。富人断言，黑人过于野蛮，如果不加诸鞭笞，他们就不懂得节约，也不会好好干活，而糖类种植业是所有种植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如果农人挣的钱与无产者一样，其开支也和无产者一样，那糖类种植业也不付这笔费用。如果糖类种植业不付这笔费用，人们也不必问种植业主，为什么这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 因为人们允许贩卖和役使黑奴；今天，人们终于确信这种立法的残酷与荒谬， 被迫承认使用奴隶比雇佣无产者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奴隶干活很少，但是， 人们还迟疑不决取缔这种既可耻又罪恶的事情。

文明国家不同意解放奴隶，认为奴隶是与他们相异的人种，对他们毫无同情可言。此外，奴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劳动，这些文明国家也很容易忘记奴隶制度的残暴；但是，他们的贪婪也没有放过从事劳动的白人同胞， 这些同胞则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受苦受难，政治经济学的讲坛上还流行这样一

种原理，这种原理建议，在争夺相互抵消的个人利益时可听之任之，然而， 在生产上花更少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东西，这样国民财富必然增长。财富生产者，那些大型农庄和大型企业的经理，就千方百计地在此处或彼岸，这里用水力，那里用风力，其它地方又用火力来代替劳动的人，即无产者；这些实业家在他们的实业中，将所能减少的劳动力都视为赢利，将人们从各种借以谋生的职业中逐走，并认为这些人们在人类社会中是过剩了。由于城市工业分成无数的行业，由于它还不断地产生新的行业，由于劳动成果经常是为很远的市场准备的，人们难以估量共需求和限度，也不能马上看到这些进步的效果，而新学派的哲学家们对这些进步是深感庆幸的。它削减了的活的劳动，而从中得到的利润只不过是被认为不再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资料。由于生产价格低廉，工业国家就到很远的地方找寻消费者，直到现在， 在那些国家里，由此而产生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比活的劳动的节省还要迅速； 被某一行业驱逐出来的工人进入另一种行业：因而，这些工业国家不是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多的物品，或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物品，而是用更多的劳动力生产难以计数的劳动成果。那些工业国家认为无用的人或被剥夺生存条件的人不再是他们的同胞，而是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人。这些人是感到这一点的，他们不顾财富学派的一切说教，把那些向全世界提供产品的人当作敌人，是这些人使本国工人死于饥饿。

然而，在商业部门，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明显。这种关系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以致人们也不屑将它否认。但是，农业局限性确实是比较多，特别是与城市的工业相比，比较容易估量，就象一个国家的疆土是由邻国的边界所限定一样，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也是同样情况：因此，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必须与农民的数目成比例。当城市能够接受时，农民们从田野走向城市，但是，如果城市不能够给他们工作时、国家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余时，就将他们抛开了。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中，在农业劳动的节约上， 英国是走得最快的，不仅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耕种，而且由于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变得富有，并生产了无数的产品；所有这些是由英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完成的，而在欧洲其它国家，农民数字占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英国耕地有 3， 425 万英亩，有农业短工 1，055，982 人，100 英亩不到 3 人，或 1 平方英里

21 人。在托斯卡纳的尼埃沃尔， 1 平方英里占用了 300—700 人。这么一来， 人们就要问，英国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干什么去了呢？

当财富学派为了发财要节约人力时，我们则毫不迟疑地说要为了人类而牺牲财富，人们向我们证明，从经济观点来说，我们拒绝的每一种新发明是很有利可图的，可是这是白费气力，而我们要说，假如这种发明减少了享受幸福生活的人数，即那些生活在特定空间的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那末这种发明也是坏的；正是由于我们抱着这种观点，我们过去进行了斗争，而且将来也永远向把活的劳动降价的工业主义制度作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制度是多么地错误，它居然采取这种野蛮的设想， 只管国家的得失，不管人的幸福和死活。我们的论敌在这一点上是与我们一致的，即只有消费与生产紧密配合，生产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相互抵消； 当产品壅塞市场，财富也就不成其为财富；最后，工业只是工业家本人需要而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工业；然而，工业家诩诩自夸的努力只不过限制了消费者的能力和人数而已。不管是把消费者赶出家园，或者是将他们沦为奴隶， 或者给予一份仅能维持苟延喘总的微薄的生活资料，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的，人们减少或停止消费，这也就搅乱了为社会组织奠定基础的平衡，人们在某一个轮子上按一个制动销，而这个轮子也不比整个社会机构应该停止时更早地停止转动。

财富学派可能否认，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把国家的一部分人逐出家园， 或使他们陷于一无所有境地，或沦为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应该弄清事实，我们应该拿各国和各社会阶层作为例子。在考察引起如此巨大痛苦的严重错误时，我们才能承认什么是使社会组织到处受到威胁的危险，以及什么是医治人们不能不为之战栗的灾祸的药方。

有些读者可能不相信把种地的农民置之不顾、并将他们逐出祖国的作法是农业的试验和改善农业体制的办法。然而，这种试验在大不列颠统治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进行多次了。在戈德史密斯①的感人诗篇《荒凉的村庄》中已有描述，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甚至在今天的报纸上，也经常有“等级清洗”（theclearing of estate）的半军事性质的执行情况的细节。它告诉我们，在选举中被反对党击败后，英格兰或爱尔兰的大地主逐走了所有的佃农，一会儿说是他们没有契约，一会儿又说是他们没有付清欠债；另一个这样的大领主是怎样地坚决地只要求新教徒当佃户，而将所有的天主教徒赶走；但是，这种派别观念再加上述的指责，而这些指责又由于被派别观念推到第二位，事实也由此被歪曲了，以至很难弄清其真相。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农业的大规模行动、即“等级清洗”所展现的事实，它是有条不紊的、但却是静悄悄的，它是在某种领域的清洗，这种清洗已经在农业上大规模地实行了。

1820 年，詹姆斯·洛赫先生在伦敦发表了一本 354 页、带有 39 张插图的八开本的书，书名是《斯塔福德侯爵领地所得利润报告》，作者本人是大领主的雇员，亲自主持分红工作，在读者眼看来，他讲的确是事实。但是， 我们分析他的著作，并不是由于他具有身分。在我们时代的一次大的革命中， 我们要在他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历史，看看苏格兰山区人民由于实行财富学派学说而过着什么生活，而我们乐于相信洛赫先生的话，他作为大家族雇员， 在执行他们的命令中，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盖尔民族，如今只剩 34 万人了，他们几乎都被他们的领主逐出家园，几个世纪以来，盖尔人把这些领主当作他们的领头人，对之无限忠诚。盖尔人世代耕种土地，交纳定额租金， 他们的田产如今已被夺走；他们的田园已成为牧场，交给外来的放牧者；他们的住房和村庄已荡然无存或付之一炬。这些被逐走的山民，在山区无处容身，只得在海边搭棚居住，设法以捕渔为业，借以维持生命，要不然就穿洋过海，到美洲的荒漠之地寻找生财之道。

由于这种变革发生在远离伦敦 800 里之外近于不开化的异乡，其语言也不为帝国其它居民所熟悉，因而这种变革有时不为人知，至少不引人注目； 在英国，人们得知苏格兰北部的一些居民等候那些要驱逐他们的士兵，有时用石头痛击之；人们曾听说，他们只求与妻儿老少一起死在祖先的坟墓旁， 也不愿被逐往外地，以致在孤立无援与贫困中客死异乡，这种反抗行动引起有恻隐之心的人们的同情。在这些驱使他们背井离乡的苏格兰领主中，萨瑟兰郡的继承人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颇引人注目，因为她领地广阔，资财万贯，

① 奥利维·戈德史密斯（OliverGoldsmith，1730—1774），爱尔兰作家。—— 译者

于这种事迫不及待，在改变当地的管理方法上不惜巨资。人们得悉她将 15， 000 农民逐往他乡，他们居住的面积相当于法国的一个中等省份；这些不幸的人们是她家族的为数众多的仆从中唯一的后裔，他们世世代代为这个家族流血流汗。为了确保强制农民撤寓该地，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竟放火烧房；有人说有一老人，有的人则说是一老媪，因为怕流落他乡挨饿受苦，不愿抛弃茅舍，这样也并不能阻止纵火者，结果在熊熊烈火中被活活烧死。然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公众的责难也不被重视，也没有阻止这种罪恶行径。

人们开始控告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但是她不信会受到严厉审判。本书披露的详情细节，为的是向公众舆论伸张正义。作者竭力证实，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不仅滥用立法给予的权利，而且在使用这些权利时，也没有保证奴仆能生存下去，她是认识到要对他们的生存负责的。至于我们，也就是在本书要研究的，并不是这位资财万贯的贵妇人举止行为是否干练或慷慨大方，而是研究立法精神本身，这种立法根据惯例，已废除了过去对财产的限制；根据这个原则，土地所有者可根据本身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对他的财产作出最好的抉择；应用这条原则，农业同样会发展，办法是用同样的费用获得更多的效益，或者用更少的费用获得同样的效益；应用这条原则，就能节省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取消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活的劳动，如果工业停留在同一水平，这种活的劳动的取消就是利润；这也就是实行财富学派学说在农业上的重要经验和成果。

根据她的经纪人写的书，我们知道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祖先是苏格兰最北部、占有萨瑟兰郡的四分之三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占地 80 万苏格兰

亩，按英亩算有 100 万英亩，超过 40 万公顷的面积。这个面积超过上莱茵省， 稍少于下莱茵省。当萨瑟兰伯爵夫人继承这些领地、并在嫁给斯塔福德侯爵时，把土地带来作为陪嫁，当时这里的居民不超过 15，000 人，而斯塔福德侯爵是在萨瑟兰公爵时加封的。人们不能精确地说出这个家族的历史要上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人们只知道当叶盖尔人震撼了南苏格兰，人们看到他们的部队从山上下来。今天，这个财源枯竭的国家已供养不起这些人了。萨瑟兰人口虽然减少，自从不服兵役后，对领主来说，人口仍然过多。在过去的国家组织中，实际上人人都是军人。只有 30 多名侍从宫直接隶属伯爵，人们称他们为塔克曼，归他们管辖和耕种的地区称作塔克①。这些侍从官和他们的部下将这地区分享和统治，各自管辖村落和河谷，他们下面的阶层是农民。在和平时期，塔克曼是他们唯一的仲裁人，在战争时是他们的军官；但是，下属的服从是通过说服办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所有的人都是首领的亲属，属同一个姓氏。对于那些受他管辖的人，首领们可以运用特权、随心所欲地给予或收回那份借以活命的土地。但是，每个首领虽然对增加权力感兴趣，在他的管辖区吸引一些新的农民，但是并不想剥夺佃户的生计。此外，萨瑟兰伯爵通过塔克曼和他们的陪臣、以及陪臣的奴仆所征收的所得税微不足道，与其说是交地租，还不如说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感激。洛赫先生举出 1811 年金特威尔家族（租金）收入帐本，人们通过帐本可以看出， 直到那时为止，每户每年只交几英镑钱，几只家禽，以及为主人干几天活。

但是，在另一方面，出生于萨瑟兰领地的各个等级的每一个男子，都要

① 塔克（tack），即苏格兰的租借契约地，管理这种租借契约地的称塔克曼（tack-man），本书按音译。—

—译者

为维护主权与家族的荣誉流血和牺牲，这被看作应尽的职责。在十世纪以前， 丹麦人曾经在海岸登陆，征服了凯思内斯平原，并将盖尔人赶到山上。从那时起，凯思内斯和萨瑟兰这两个过去以同一个名字联合在一起和只有一个政府的地方，从此就分割开了，由于语言和种族不同，经常互相敌视。在盖尔语称作莫耳一费尔·查泰伯（Mhoir-Fhear Chattaibh）的萨瑟兰的大人物总能找到能冒着生命危险、反对一切敌人的保卫自己领土的战友，而敌人是丹麦人、苏格兰人，一些外国人或本地人。

赶走斯图尔特王朝的革命发生后，苏格兰的内战更少，危险性更小，英国国王的统治权力虽没有真正达到这些边远的省份，至少还是想把这些大人物的政权成为他们的分支。他们鼓励苏格兰领主征集家族军队，使这种新的军事体制与原有的氏族性的全民体制相配合，使之相辅相成。第九十三团归萨瑟兰伯爵管辖后，从那时起，军饷成为家族的主要收入，而伯爵的贵族则从团长给予的一部分军饷、从所管辖的塔克中，以及与他在团里军衔相称的让与的土地中得到收益。这些贵族以同样的条件招一些新兵，并与其下属分享让与的土地。

因而，租地的转让失去了过去那种恩赐的性质。而且也不再是家族的首领的慷慨行为，而是一种金钱交易，在这个交易中，莫尔—费尔·查泰伯设法挣钱，事实上，他也需要钱，他曾被召到宫廷，萨瑟兰的这位大人物在奢华的伦敦感到很渺小，他的寒酸受到英国人的嘲笑，他觉得这对他的民族也很不体面。在军营里，他的军官，那些塔克曼们也得应付在英国的巨额开支； 他们过去不知道摆这种阔气，他们在英国学会了。他们竭力设法从农民那里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他们同时停止鼓励当地工业，他们不再满足苏格兰花呢和家庭生产的花格长中，山区制作的苏格兰剑，代替面包作为食用的燕麦饼；食品、饮料、服装、武器、家具，这一切都由商业部门供给，不再用家庭工业产品。然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与商业交换，他们的产品不值什么钱，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谷物，他们织造粗衣服的羊毛都不能与英国的相媲美，而且也负担不起运输费用。当地严酷的气候不能供应寓人的消费， 他们也象穷人一样，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富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很简陋的。当首领们和军官们需要用钱以取得不能缺少的奢侈品时，耕作就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口或出售，而产品出售时受到蔑视。所有的地方工业都消失了；在这种两天中就有一夭是下雨或下雪、只有一天是干燥天气的地方，人们找不到躲雨地方去干有利可图的工作；穷人的所有家庭成员没有四季都可千的行业，而无所事事又增加了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但是，对那些想从这块广阔领地获得收益的人们，他们也还觉得不够。

在萨瑟兰，人口分布比较平均。每个山谷都有村庄；冲积地带种植燕麦和大麦；人们拿燕麦作饼，以大麦酿威士忌酒；山区野草丛生，用来放牧畜群，牲畜提供乳类、肉类，羊毛和皮革。人们对这些粗陋产品很知足，需要也能满足。然而，长角的牲畜也习以为常，长得瘦骨嶙峋，毛皮粗糙；燕麦和大麦地种植也不精心，因为经常是交付妇女经管，男子们生来是为了打仗或是到山上放牧畜群，他们生性勇敢，喜欢冒险，对民族、习惯、种族荣誉、对首领、对山山水水都非常热爱，但并不怎么灵巧聪颖。由于妇女的劳动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所以男人们喜欢无所事事。除了耕耘和放牧外，全国没有别的资源，因为气候酷似瑞士的高山地带，春寒料峭、寒暑不匀，生产不能发展，人民日益贫困；国家没有制造业，没有商业，一贫如洗；那里没有

驿站，没有开辟大道，伯爵领地的各部分没有公共交通线，只有供行人走的小路：大部分居民谈不上服从英国法律，甚至不知道照法律办事。另外，村民家里应有尽有，足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他们不觉得还有什么需求，感到生活很幸福；即使有时流年不利，影响收成，人畜都得忍饥挨饿，但依靠能劳动的双手，也不致备受煎熬，照样能挺过去。

在 1811 年到 1820 年间，为数 15，000 人的 1，000 户居民都被驱赶，按照主持此事的洛赫先生比较婉转的语言，那就是在伯爵的领地内被分割、搬迁。所有村庄都被拆除或烧毁，他们的田地都改为牧场（见洛赫先生著作， 第 92 页）。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萨瑟兰伯爵领地内其它 7—8 个领主，他们

占地约 25 万英亩，也干着同样的事情；此外，当时苏格兰北部的所有领主也照此办理，或毫不迟疑地学习这种榜样。然而，洛赫先生说，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比她的任何一个邻居更人道；她关心那些搬迁户的命运，她留给他们一份土地，她在取走 794，000 亩自古就属于这些搬迁户的土地时，慷慨地将 6， 000 亩留给他们，每户约 2 亩左右。

留给佃户作避难所的这 6，000 亩土地，从前是不毛之地，对地主毫无收益可言。然而，地主也不是白白地给予他们；平均租金还得交 2.5 英镑，土地契约为期七年，如果土地耕种得好，还答应可再延长七年。

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收归己有的这 794，000 亩土地，由她的代理人洛赫先生划分为 29 个农场，其面积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比塞纳省面积还大，占地46，191 公顷，因为塞纳省也不超过萨瑟兰伯爵领地的九分之一。这些农场仅用于放牧羊群，每个农场只有 1 户居民，由于引进的技艺是新式的，这些

农场不用苏格兰人，而使用来自英国的雇工。然而，有 17 位贵族、或萨瑟兰的塔克曼，不顾对这种行业传统的偏见，掌管了与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同样数量的农庄，其它 12 个是由英国人掌管的。1820 年，13 万只羊替代了那些保卫莫尔一费尔·查泰伯流血流汗的勇敢的人们（同书，第 147 页），也许， 羊只数目已大大增加了。这些群山的峡谷，过去以古老种族鏖战的沙场著称， 如今已杏无人迹，也没有人回想光荣的往事；山谷中没有村落，既听不见欢乐的歌声，也听不到痛苦的呻吟；萨瑟兰伯爵的继承人，已定居在离祖先居住的故园几百英里之遥的英国，靠他以前的陪臣过日子，尽情享受和玩乐； 他可以在特伦特姆城堡摆阔气，象王族那样富丽堂皇，并用他的奢侈生活支持英国的厂家。

这个小民族在财产上、习俗上、爱好上、整个生活方式上的翻天覆地的剧变，奇迹般地使已经家财万贯的萨瑟兰伯爵夫人增加财产，我们对这些丝毫也不怀疑。但是，洛赫先生接着指出它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洛赫先生指出，这样一来，钱更多了，市场活跃了，工业发展了，奢侈的享受也更多了，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不前后，整个萨瑟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确实，我们也相信，根据财富学派的原则来判断这个地方，用繁荣来称呼也名副其实， 萨瑟兰正在进步。几条长达 40 英里、45 英里、50 英里的大道已经横贯全境； 在大河上，伯爵夫人、也就是今天的公爵夫人投资修造了几座石桥和铁桥， 其中有几条颇为雄伟壮观；防波堤与坝堰阻止了洪水的泛滥，港口向商业开放；驿车通向全境，直达边远的城市；斯塔福德侯爵还修建了驿站、客栈， 从 1820 年起，萨瑟兰出口细羊毛达 415，000 磅，这就向人们预示，它有朝一日能向遥远的地方输送财富，这是因为有了令人赞叹的经济，居民用劳动创造了幸福，人们成功地开发了这个地方。

有人对我们说，就让他们干吧，比起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在管理自己财产的产业主来，立法者也并不认为，他们比这些人更为高明。如果产业主富有、聪明、能干，他将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繁荣，他的财产越多，在执行有利可图的计划时，他碰到的困难将更少。这一片荒凉不毛之地，过去养洁那些不拿铁锨锄头耕地而挥舞着古老刀枪、过着贫困生活、成天惶恐不安的陪臣和奴仆，今天养活的是羊群，它们身上的毛供应工场，并给遥远的市场提供原料。但是，居民又怎样了呢？洛赫先生告诉我们，成千上万被逐出家园的家庭，境况并不象当初他们担心的那样悲惨。确实，有些家庭不愿从驱赶他们的伯爵夫人那里取得任何东西。冈氏族，或麦克—哈米什人，离开了基尔多南山、纳瓦尔山谷和赫尔姆斯达山谷，全部出走，而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后来他们怎样了。1818 年和 1819 年间，除去这个氏族外，斯特拉思布罗雷家族有 32 户到美洲，作者说，其它各户都接受了斯塔福德侯爵夫人赠予的那份土地。这些人被扔在这块介于大海与高山的广阔土地上，在找寻适合耕种的土地。洛赫先生说，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块荒芜的、宽度只有半英里的海滨，萨瑟兰居然能从种植谷类得到利润。这些被称为小佃户的流放者，从地主那里得到援助，帮助他们建造新房，并鼓励他们开垦新的土地：因此他们借以活命的田园很快地得到开发。

在这些家庭中，年轻人富于大胆冒险精神，与苏格兰山民性格极为相称。他们在海上完全是外行，与原来的习惯也大相径庭，他们却购买了或制造了船只，在受斯塔福德夫人托付的船失指导下，他们很快地勇敢地学习技术， 而他们也曾经等待在鲜鱼和鳕鱼群旁，在不同的季节，交替轮流巡查海域， 在赫尔姆斯达尔和布罗拉建立了一些大货栈用来加工制造鱼类食品；苏格兰和英国的商店也曾经派过经纪人。自 1814 年到 1819 年，渔业日益发展，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些财富不是供当地消费，而是全部出口（同上书，第125 页）。

对以上论及的问题，洛赫先生的结论是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在萨瑟兰郡的土地上所制订的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她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而且还使那个属于他的地区很快地从不开化状态走向文明。作者说，如果这些给以侯爵夫人命运所系的这个小民族带来极端的痛苦和不安，相反，她也给工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场所，为了竭力减轻负疚心情，她将来要给这个小民族更多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推进文明的方式，与穆罕默德·阿里在同一时期，在埃及所干的相似；穆罕默德·阿里被财富学派当作商业和工业的奠基人广为颂扬；在他身上，君主的法律与产业主的法规混为一体；他在判断国家的繁荣时，不是从居民的安全与美满生活出发，而是看商业活动，出口价值和食利者的利润；他也是修道路、开运河、筑桥垒坝。他使埃及布满桥梁隧道工程。他在埃及请来了学者、工程师、实业家；他要在埃及各地建立工场；最后，他在干好事的同时，特别是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他的算盘中，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些数字，是与棉花包一样计算的；而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是把人的生命与羊毛包一样来计算的。穆罕默德·阿里精打细算，但是，受她所支配的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爱好、回忆与希望等等，他是置之度外的。

萨瑟兰公爵夫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人们对这一点是肯定的；她非常巧妙地管理她的万贯家财；她增加了资产，而这份资产也为未来新的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她在认为必需时发展她的事业，而且也把这些看作为国家

增加财富，任何人和任何股份公司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资金，但是，谁能预言她的继承人会怎样，他们能象她那样乐善好施、富于同情心和聪明能干吗？英国许多贵族虽有巨额家产，却负债累累。于是，他们毁了他们的领地，对佃户十分贪婪，土地也被债主占有了。因而，在七年或十四年后，萨瑟兰那些背井离乡的家庭，又将深受地主的谬误、差错、挥霍，贪婪、放荡和不公正的祸害，地主们掌握他们的命运，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指使洛赫先生执行她的计划时，侯爵夫人既谨慎小心又富有人道主义。英国的法律允许地主逐走他的佃户，既可以不必管他们的死活也不问他们未来的命运，法律的这种精神难道不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吗；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借助武力驱赶佃户，这种事情实际上已经干了不止一次了，最后，根据洛赫先生的说法，这个郡的其它地主没有一点人道精神。他写道：“辛湖的格伦德人为数众多；1818 年冬，当他们被撵走时，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份额， 或者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盖尔人被逐出故园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谁敢说这是正义的？如同贩卖黑奴和驱赶白人这样奇怪的对比一样，这样的事实难道没有惊人的联系吗？把非洲不幸的黑人运到马提尼克去种外乡的土地的人，与那些把不幸的苏格兰人赶到远离欧洲的彼岸的人可以与之媲美，这些人不也是不让苏格兰不幸的人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吗？盖尔人，这个古老的克尔特人的民族，它过去不仅是不列颠岛的主人，而且也是高卢的主人，西班牙、意大利部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悬崖峭壁从未被征服过，当其它地方失去独立时，他们屹然挺立，今天，难道他们将被法律逐出故园了吗？这些欧洲最古老的主人应该被流放吗？

无论是萨瑟兰郡的塔克曼和佃农，或者是苏格兰的其它人，他们几世纪来就占用的土地都被认为是没有所有权的。而他们过去的总管们被授权，破坏几个世纪以来在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这是滥用合法的形式和极不公平的越权行为。

英国的法学家经常把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等同起来，并且以财产权来捍卫政治权利。他们认为，领主的纯属政治的权力要看财产，就如同他们认为， 在当选国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这种专有权利时要看某些市民的财产、在选举神职时要看地位高低和收入多寡。他们忘记了这些职务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他们得到的报酬也是属于人民的资财。英国的法学家勉强地承认， 社会发展进步了，成为人民负担的权力就有权取消；无论如何，法学家们愿意在取消这些职务时，人们还保留其报酬。同时，他们不致力去了解各种机构的设立是为了照顾那些委派他们担任职务的人的利益，他们从来也不认为，只有一个人从职务中得到了经济利益而他们把这种利益看成同那些占有一片田地和一所房屋情况相同。

领主占有大面积领地并不是英国的特殊情况。在整个查理曼帝国，在整个西方，一个省一个省地被那些黩武的头领们所侵占，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土地分给被征服者、奴隶，有时也给自己的战友。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对曼恩、普瓦图、昂儒这三个省的伯爵来说，与其说这三个公国还不如说是三个农场；瑞士是一个多山、多湖泊的国家，气候使农民感到沮丧，老百姓的性格、习俗等都与苏格兰颇为相似，在当时，这个国家也被少数领主所瓜分。如果吉堡、伦茨堡、哈普斯堡，格鲁那雷的伯爵们也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他们今天的状况也会与二十年来萨瑟兰伯爵们所处境地完全一样：他们中间有

些人也许还会对修缮感兴趣，而另外一些共和国的人可能已被赶出阿尔卑斯山而代之以羊群。但是，不管怕爵权利的起源如何，八个世纪来，在整个欧洲大陆立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保障诸侯的臣属、陪臣和属于他们的农奴的利益；以法律条文作保护来加强农民的独立地位，把习惯作法改成法律条丈， 使之免受领主们的敲榨勒索，从而逐步将农民的土地收入水平提高到地主收入水平。瑞士的法律使农民保证能永远生存下去，而在大英帝国给领主们的保证是让农民处于不稳定境地。人们可以对这两个国家和这两种制度作个比较。

在法国，佃户的生活条件也经常得到改善。法国的陪臣原先是被征服者， 或者是奴隶，说得好听一点，是自由人，他们放弃自由成为侍臣，他们为领主尽一些封建义务，封建领主赠予一块土地作为报答。但是，原来权利中缺少的东西，已根据惯例不断授与：不但产权被承认，他与产业赠与人地位也平等；相反，盖尔人的佃农却从来没有获得这种地位；他从来也没有从领主的恩赐中得到过土地，但是，他与总管原来都是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或者说还是他部族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然而，在战争时期，他随同总管、并为共同的利益服从总管的命令，首先，总管把他当成朋友和亲属，尔后是士兵、臣属，最后是佃农，被雇用的农民，为了共同的祖国的土地，他们愿意受苦受累，但是，总管一旦觉得养活他们没有用处时，可以自己作主，将佃农解雇。

确实，不应该忘记苏格兰的高原地带，即盖尔族居住的山区，从来也没有受过外来侵略的桎梏；封建制度从来也没有成为国家的法律；虽然，人们也将古时就遵循的民族习惯与邻国的封建制度相结合；就名称来讲，英语中的称呼在当地语言中也找不到，如萨瑟兰伯爵一词，在盖尔语中是凯思内斯南部的大人物。

在一个没有开化的、甚至连文字也没有的民族里，人们不能指望得到在苏格兰称作氏族的、那些大的家庭组合形式的真正资料，更没有几个部族合并成象萨瑟兰郡那样唯一的至高无上权力的资料。在盖尔语中，克朗（klaan） 一词的意思是子女。确实，所有的惯例，相互关系、感情等等，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家族的子女；确实，对共同产业的权利就象同一个父亲的子女那样。除了共同保卫这种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隶属关系外，他们不服从其它的隶属关系。土地分配的不稳定也不削弱大家族的财产权；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就是属于大家庭的；这方面是和日耳曼人一样，也是克尔特人的公法；日耳曼人的组织形式，不仅是为了耕作，更多的是为了打仗，为了怕把家庭过分地束缚在他们耕种的那块土地上，这些家庭经常地、甚至每年都改变地块。苏格兰人的每个成员对一切都有权利，但是，每人的土地也可以给他的邻居，有时是因为机会凑巧，有时是由于家庭耕种力量的扩大或缩小，有时是作为为国效劳的报酬。此外，在欧洲的任何国家，人们都找不到这样一种可以暂时的、或可变的分配共同组合体土地的即使是最新的记载。在苏格兰，人们希望土地的划分或细分能指明或维持军官和士兵的隶属关系；每个氏族的大人物在分配共同组合体的土地时，甚至可能独揽分配大权；根据战争时作用大小，将不同的租借契约的土地分配给军官；但是， 尽管他在军事上对氏族成员进行奖励或惩罚，氏族的财产一点也没有减少。受惠者虽然不同，但是服役的义务还是一样的，只要萨瑟兰全部属于萨瑟兰人，为全民利益设立的军事长官，在这块属于全民的土地上总是会或多或少得到或失去部分土地，土地隶属关系是相同的。为公共防务交的捐税、向那

些带他们战斗、维持秩序的贵族们交纳的地租从来也没有增加。

当文明开始取得进步，贵族们讲英国话，穿英国服饰，他们的习惯与思想方式也学英国的样子，他们再也不了解、也不想再去了解克尔特人的民族约法；而且，为了给约法一种文明国家常用的形式，他们将它编撰成文。贵族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陪臣们塔克，即一份土地。他们好象对这些陪臣作了很大的让步，因为在过去，他们能随意驱逐陪臣。相反，这对共同组合体是一种侵占行为，因为过去他们总是以社会身分相仿佛的人来代替他们；而且，每当他们开始出租土地，在重订合同时，在合同中巧妙地加些新的条件， 或增加佃农的祖金。

由于这种暗中进行的侵占行为，盖尔族的土地贵族，确切地说，也就是那些对氏族的财产只有固定不变的收益的贵族，现在他们将这种收益变成付给他们地租的领地的无止境的财产所有权。然而，这些贵族没有料想到，而陪臣们当时也没有担心，他们利用更新合同，这样不是增加农民的地租，而是有一天会将农民逐走。在干出这种野蛮的勾当前，这些贵族要完全不去考虑同胞的意见，不顾情谊、不顾荣誉体面；他们不仅不去想想他们彼此是父老兄弟，甚至彼此是苏格兰人；当他们将同胞的命运置之脑后时，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扼杀了他们共同祖先世代相系的血缘感情。不久，社会不同成员采取的立场、舆论，也产生了类似的变化，认为立法者应该进行干预，使整个民族不致被一小撮贪婪与冒失之徒控制支配祈求贵族们的恻隐之心是无济干事的，而是应该建立盖尔人的法律；照此办理，贵族们就不能搬出财富学派的原则，说什么扣除国家所得后，在人类社会中，会节省更多人力，会有更多进步，也会更加繁荣等等；还有说什么不是根据推理行动，而是根据这些原则经常推理。如果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有权利用 29 个外来户和几十万只绵羊代之以全省农户，那对她和其它人来说，应该赶快废除这种罪恶的法律。对一个国家来说，允许领土财富集中在为数很少的人的手中，这已经是

很大的不幸。当一个人占有足够几百户的领土，原来富裕生活就代之以奢侈豪华，而原来培育道德的收入也被挥霍浪费殆尽。如果一个省的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是和该省居民利益相对立，用牛羊来代替人，那国家会成什么样子？ 土地财产不是为这种目的建立，却为法律所保护。人们承认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相信对那些一无所有或只有极少财产的人有利；但是，当财产所有权与国家的权利相对立时，社会就会动摇了。一个伯爵不能再有这种驱逐他领地内居民的权利，国王也不能再有驱逐他的王国的居民的权利。一个最专横君主， 如果今天试图超越他的权力很快就会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英国的领主们应引以为戒！领主们人数越少，国内反对他们人数越多，喜欢他们的人就越少， 对他们也就更危险！

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在利益攸关时，正象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代理人所写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们采用不同于别国都遵循的规定？ 为什么产业主不为公众的利益抛弃或牺牲他们对产业的绝对权力？”（洛赫：笔记，第 41 页）。有一天，如果产业主认为他们不需要人民，反之，人们认

为也不需要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为了他们的利润，可以用 400 万只绵羊来代替 34 万英勇的山民，那末，山民们对那些不配作他们同胞的 30—40，也可能是 300—400 领主，可能更容易地找到对付他们的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