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论黑人耕作者从奴隶制解放出来应遵循的道路

几乎在整个地球上，人们都可见到农民阶级陷入痛苦穷困的境地，这是一件既古怪又令人痛心的事情。土地生产的财富，是人懂得追求的第一批财富，是人生存最需要的财富；而生产这些财富的人，不仅有资格受到人的怜悯，而且有资格得到人的承认。在各种历史时期的开始阶段，我们都能了解到农民生活在自由、安宁与纯真中。在我们的想象中，那种生活景象十分甜美，各种语言的诗人都向我描绘了田园生活的幸福。黄金时代的寓言、各民族的田园诗歌，也向我们叙述了田间劳动与消遣相交替的富裕生活，好象那就是我们渴望的目的。在任何一个耕者是自由人，又是土地所有者的国家里， 我们都能目睹到这种幸福景象。瑞士农民，甚至还有托斯卡纳农民，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对诗人凭想象塑造的农民，没有任何艳羡之处。然而，就在财富积聚最多的地方，炫耀自己的文明最起劲的人民，好象竟相促使农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竞相探察可能把农民推到困苦的最后限度是什么，既不让农民丧失生命与劳动机能，又不给予他们任何超过这个限度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最富、最文明、最人道的民族，他们使它的农民落到什么境地； 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农民的命运中，我们可以认定威胁英格兰人本身的命运是什么，而且，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打击到英格兰人。虚假的财富学派的观点， 如果继续被其他民族接受，那么，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将被推向这种命运。

然而，也正是欧洲最文明的人民竭力剥夺农民，不仅剥夺一切他们认为对维持农民生存是多余的东西，一切可能给农民的生存添点温暖的东西，而且连农民的理智自由都剥夺了。这些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与自己不同的一个种族牺牲掉，将他们打入原始人的行列，禁止他们运用自己的意志和认识善与恶，把在自己家国废除了的奴隶制又重新加到他们的头上；这些人民凌辱黑人，又因为他们是奴隶而仇视他们，不把他们当成人看待，同时又对他们怀着只有人才能激起来的憎恨、忌妒与报复心理。这些人民甚至不考虑黑人种族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只要找到一种生存方式，使奴隶在累死之前，主人得到最大的收益就行。他们估计，一个黑奴在食物不足与过重劳动的情况下，用鞭子驱使可以干十年，过了这个期限，他最好死掉，主人再另外买一个。贩卖奴隶就是基于这种无耻的打算，直到现在，这种贩卖活动还没有完全废止。

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全都干了这种骇人听闻的勾当，参与了这种惨无人道的交易。干这种勾当的人，也确实是一小撮亡命徒，是这些民族的败类，他们远离祖国犯下累累罪行。美国人比这些国家的人民罪过更大，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的家中，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时至今日还继续违反上帝与自然的法规，将农民踩到低于野蛮人的地位；他们从这个州往那个州贩卖奴隶，当他们听到人类憎恶这种行径的呼声， 就变本加厉，压迫得更凶。

然而，在地球上，对慈悲心和永久正义的无耻践踏已不能再容忍，这种时代很快就会来临；慈悲心和永久正义应该把所有的人联结起来。黑人奴隶甚至会在爱尔兰农民之前改善处境，因为，人们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使黑人受害的立法是极不公正的；可是，爱尔兰所受的痛苦，是一种复杂的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很难认识，更难判断，并且给人造成印象，认为遭受痛苦的

人是咎由自取。英国以巨大的财政支出，在赎买被它奴役的人方而已经主动付出了代价，这种光彩的行动确实弥补了它祖先的过错。这种榜样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管殖民者出于贪婪，还是出于统治的欲望，多么激烈地反对这种榜样，也是无济于事的。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它准备效法英国的榜样， 只是犹豫采取什么方式。当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恢复了黑人作为人的地位，任何别的民族还把他们当成野蛮人对待的日子就不可能长久了。

关于殖民地以及今天所有由奴隶进行生产的国家，立法者应该确定什么目的呢？我们认为在前面各篇中，已经给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政府要全力促使百姓安居乐业。政府的职责，就是让所有的居民，或者它的大部分居民， 享受政府赐予的最大幸福。最广大的阶层，也就是农民阶层，它最容易得到幸福，对其他所有阶层的幸福也贡献最大；在殖民地，只有这个阶层创造财富；在那些特别的国家里，只有这个阶层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此，立法者确定的目的，应该让自由而幸福的农民开发殖民地，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万民安居乐业，首先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不过，立法者也要在农民劳动有剩余产品的前提下，设法保证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便使有闲暇而聪明的人同殖民地居民生活在一起。最后，立法者还应该希望，这两个阶级从农业所得的收入能够卓有余裕，通过他们的消费促进工业阶级的新繁荣，他们这种消费，或者从祖国进口工业品，或者在殖民地当地培养造就一些人来满足需要，添补农产品的不足。

在这三个方面，殖民地的情况，恰恰与我们认为立法者应该希望它们的那样相反。全部农活都由痛苦不堪的农民来干，那些农民几乎一无所有，忍饥挨饿，受人鄙视，浑浑噩噩，但是，他们极端仇视统治他们的秩序。岛国的全部地产，都掌握在经济拮据的富人手中，他们负债累累，穷于应付，他们的全部收入就是食品，卖又卖不出去，因为食品价格逐年下跌。最后再看工业阶级，他们处于同样的困苦境地；直到目前为止，工业阶级在殖民地微乎其微，而且，由于殖民地的债务人无力偿付，宗主国的商人不断破产。当殖民地中占人口大多数，占绝大多数的奴隶一贫如洗，什么也不消费，而所谓富人又捉襟见肘的时候，情况怎么能不是这样！

那么，在殖民地，农业怎么使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都同样陷入困苦境地呢？ 那些地区位于世界气候最好的地带，土地十分肥沃，欧洲任何地方的土地都不能与之相比；再说，只有那里适于种植热带作物，而且，今天人们已经广泛食用那些产品，所以长期以来，种植园主利用对蔗糖与咖啡的垄断权，对付世界上最富的、最文明的国家。同时，殖民地不纳税，它们政府的开支， 它们本身的开支，并不由它们负担。它们自己无法保证的开支，却来源于一个自然条件不如它们，但治理得比它们更明智更好的国家。为什么得不到利润，收益又少得可怜呢？这种原因，我们已经有机会不止一次地指出来。滥用权力、贪得无厌的人，反过来自食其果；产业主在帮助他生产的人身上所赢得的利润，并没有实际价值，而且会很快使他破产；特别是在前一篇中， 我们能够详尽地看到，在使用人的劳动的各种方式中，奴隶制是最昂贵的； 奴隶制这种方式投资最大，收益最小；奴隶主使自己的奴隶变得愚昧无知， 剥夺他的意志和智慧，只给他留下恶念，结果吃亏的是奴隶主本身。然后， 在吃穿住等条件方面，奴隶主对奴隶无论怎样刻薄，怎样夺取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也全无济于事，奴隶主虽然使他只剩下傻力气，可是要维持这种傻力气，花费也还是太高。即使把买黑人的价钱忽略不计，同自由人的生活费

用与劳动比较起来，黑人的生活费用依旧抵不上他的劳动应得的代价。千万不可无视奴役劳动付出的代价比较昂贵的这一重要事实，因为人们应当从中得出结论，在废除奴隶制的时候，主人丝毫没有权利要求赔偿。确实，在奴隶劳动中，奴隶主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产业；依据现行法律，尽管这些法律很不公正，他只有在使他的奴隶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才有权占有奴隶的劳动； 这就象黑人当初不是他的奴隶时也能生活一样；只有在能使奴隶生活下去的情况下，他以同样的投资，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成果。

关于自由劳动与奴役劳动的收益的这种对比，种植园主用一个甘蔗园的经营细节来迷惑人的思想，一口咬定一个制糖厂非奴隶制不能经营。人们似乎应该下这样的断语：他们的制糖厂仅仅因为奴隶制而破产。用甘蔗制糖， 不知比甜菜榨糖强多少倍，甘蔗含糖量多得多，榨糖也容易得多，人们能够怀疑这一点吗？然而，甜菜是自由人栽种的，栽种的人带着智慧、灵巧和感情耕作，非常关心甜菜丰收。甘蔗是用血和泪的代价种植的，种植的人希望看到他们要挖沟的土地沉到深渊里。甜菜种植使法国农场主发了财；甘蔗种植却使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主破了产。有人提到要向甜菜榨糖业征税；然而，在征税原则提出来之前，整个欧洲已经争先从法国引进甜菜的种植，建设新的制糖厂。事实上，起码可以这样讲，只要在安的列斯群岛维持奴隶制， 那里的制糖业就完蛋了。从前，制糖是赚钱的工业，它可以支撑生产的巨大费用，只要在热带地区有几古里①见方的肥沃土地，就能垄断整个世界的糖业生产。但是，自从把产量更高的甘蔗从南美洲海岛引进安的列斯群岛之后， 自从把制糖厂迁到中美洲平原上，仅仅那里就能生产世界需要白糖的 100 倍之后，自从东印度群岛开始产糖之后，最后一点，自从发明了甜菜榨糖之后， 甘蔗园主就只能愐怀他们糖厂的过去产品，恰如愐怀永不复返的黄金时代。

种植园主还企图让人相信，根本没有必要正式废除奴隶制，因为，奴隶制的废除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他们虚伪地公布统计表，说明在法属的岛屿上，奴隶主都积极地使符合条件的黑人获得自由，解放了的奴隶的人口与日俱增。对于那种解放的性质，他们的动机，以及对那些受保护人的条件， 人们尽可以挑毛病；不过，应当向他们做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把经营殖民地建立在自由劳动的方面，他们没有迈出一步。土地需要的，农业需要的，人类需要的，国家安全需要的，全是农民，是自由而幸福的农民。解放在殖民地中确实常见，那不过是在城市还没有任何工业的国家里，招募城里的无产者罢了。被解放的人到海港码头充当散工、水夫、掮客、船夫、卖饮料或小吃的小摊贩。他们虽然不是私人的奴仆，却是公共的奴仆；而且，他们永远也不能胜任一种创造财富的行业；他们从来没有受雇来从事农业生产，哪怕当短工也好，可是国家的唯一收入就是来源于农业；他们从来没有到自由人在热带地区开设的为数很少的行业里，按月或者按年做工。他们在懒散、穷困与罪恶中过一天算一天，碰见有人吩咐就打个零工，他们一天天堕落下去， 使他们整个种族蒙受不公正的偏见。

奴隶制的铁链将黑人锁在种植园主的桎梏中，打破这种铁链，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把黑人改变成农民。要使殖民地的土地继续得到耕种，要使对人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劳动得以完成，要使土地财富不至丧失，要使全部固定在土地的资金，或者旨在发挥土地效用的流动资金不致损失，就必须把

① 法国古里，1 古里约合 4 公里。——译者

黑人改变成农民；要使社会存在，必须这样做；因为，正如人们今天在殖民地看到的那样，白人认为参加劳动有失体面，而被解放的人，只准许他们当搬运工或送货员，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农民，没有奴隶，过不上两年，全体居民就会被饥馑席卷而走。

为了黑人的幸福，为了他们的道德，为了他们的智慧，一定要把他们提高到农民的水平。立法者应当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的作用最重要，由于他们养活了其他所有的人；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迫害，受到天主与人的法规都不同意的一种罪恶的迫害；那种罪恶不仅剥夺了他们在人间的一切幸福，而且剥夺了他们的全部智慧、全部品德、人类的神圣品格，也许把他们的整个前途都剥夺了。从他们遭受的所有痛苦考虑， 社会应当向他们作出全部补偿，社会必须把他们的利益置于其他任何利益之前。

还必须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这样做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以便使社会中木数最多的阶级不致使社会动荡，以便使这个阶级不再准备同任何使它燃起希望打破枷锁的内外敌人联合，以便不再让非人道的怀疑、不公正的判决和残酷的刑罚玷污立法，腐蚀道德，以便使劳动不再是可耻的事情，以便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争相创造和积累财富，以便让民族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回到消费者的行列，从而使它发挥作用，既促进殖民地，也促进宗主国各城市的所有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最后，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也是为了种植园主本身、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我们根本用不着强调他们这样做，将从中得到多少精神上的好处， 将搬掉他们智力发展的障碍，将从他们家中排除各种罪恶的诱惑，用不着强调他们将避开一直悬在他们头上的匕首，也用不着强调他们将结束威胁他们孩子的千百种危险。种植园只要想恢复一些财政的独立性，就需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地位上。他们需要改变耕作方式，因为，现在的方式耗费最大， 最容易导致破产；在各种劳动中，奴隶劳动付的代价最高，收益最少。他们的产品，全部供应外国市场，他们确定的种植方向，最容易使他们受贸易变革与壅塞之害；今天，在所有的市场上，他们的产品已经过剩，这样，他们那种方向必然把他们引向破产；在法国，种植园主之所以幸免破产，也仅仅是因为海关实行不公正的垄断，通过损害法国消费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当今的世界中，任何国家的土地所有者，都没有象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那样负债累累；任何国家的富人阶级，也没有象殖民他的富人阶级破产的那样多； 然而，殖民地的土地虽然是最肥沃的，却比任何国家土地的价值都低。

实际上，一个种植园的价格，是以有多少黑人计算的；人们甚至并没有指望全部收回买黑人的价钱。一般来说，土地的整个价值比它更高。

这种益处，的确要强加予种植园主，因为他们竭尽全力拒绝这种益处。当然，一个阶级的人无视自己真正的利益，拒绝有益的，选择有害的，尤其是要维护现状，不愿意代之以未知的东西，尽管现状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 这种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在奴隶主以往的全部经历中，有某种东西促使他们产生幻想。他们用一笔资本买了奴隶，卖掉奴隶得换回资本； 当他们失掉奴隶时，必须由一笔资本来顶替。毫无疑问，他们非得有相当大的本事，抽身出来旁观，才能明白他们拥有的黑人价值等于零，完全等于零。然而这是一个事实。他们买了一个黑人，究竟得到什么了呢？得到黑人扣除生活费用的劳动剩余价值；可是，他们雇佣任何自由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

所做的恰恰是同样的交易。不过，黑人的待遇虽然更糟，而费用还是比他在自由的情况下要高，因为，他的生活费用不是按照他的节俭原则来安排的； 黑人的劳动虽然是强制性的，而产值却比他在自由的情况下要低，因为，他的劳动不是由他的智慧指挥的。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唯一的金钱问题，就是比较每一种耕作制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指出，一个主人在他的奴隶身上行使的权力，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衡量。自己发号施令，立即有人服从，这是一种乐趣；有的人把别人吓得发抖，按照自己的一时兴致进行赏罚，高高凌驾于法规之上，自认为比整个黑人种族优越，他们本身可鄙，却鄙视黑人， 并且依赖黑人满足他所有的嗜好、所有的邪恶，这些全是乐趣；然而，这类乐趣，任何阶层的公民享受，社会都不应该给予保障。

要把黑人提高到农民的水平，立法者必须首先探求，采取什么耕作契约， 才能在保障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同时，保证耕者享受最大的幸福，保证耕者的精神与智力得到最大的发展；立法者还应当探求，采取什么契约，从奴隶制解脱出来的人，在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被剥夺了劳动的智慧与意志的情况下， 他们还能够履行。最后，立法者应当探求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救济，才能使奴隶具备条件进入新的地位，才能在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的食品生产也会继续，才能以一种适当的奖惩制度维持新的秩序。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给这些不同的问题准备了答案；我们研究了土地所有者与耕种者之间的好几种契约，土地就是通过那些契约进行耕作的；我们也不止一次描写契约史，以便说明各国人民，包括我们的祖先在内，通过什么道路从奴隶制到达自由。因为，所有国家都有非正义和野蛮，今天迫害黑人的罪行，在地球各个地区都先后犯过。不过，我们将扼要地复述一下我们的见解，我们宁可重复一些，也不愿意在这里留下难解之点。

自由农民，或者即将要获得自由的农民，为另外一个人耕作土地的条件， 可以归纳成四个主要方面。农民从土地所有者的手中拿到土地，做为交换， 可以把半数劳动日给土地所有者；他可以不用把土地接过来，而是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劳作，双方平分所得的收获；他也可以交纳定额地租，而不用交纳一半收成，到规定的年限再把土地还给所有者。最后，农民还可以永远租佃土地，同样交纳这种定额地租或者固定的劳役。第一种契约下的称为农奴：第二种契约下的称为分成制佃农；第三种契约下的称为定额租制佃农； 第四种契约下的称为永佃制佃农。可以看出，我们没有把农业无产者或者说短工放在农民的名目下。其实，农业无产者并不属于乡土，乡土也不属于他。

我们将农奴列入这个发展阶梯，读者绝不要惊奇；农奴，正如他同土地所有者签订的契约规定的那样，他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虽然还依附于领主，已经不再是奴隶了，尽管领主的政治权力可能而且必然被大大地削减了。农奴还被看成是主人所有，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一所住房、一些土地、羊群、车马，这些全属于他。每周，他只需要亲自服三天劳役， 其余三天，他可以支配他自己和他的产业。这种契约是不好的：它使人变得愚昧，阻止农业的发展，酿成并维持仇视的感情；不过，它给农民造成痛苦的程度，远不如一些自称为更文明的国家里农业无产者的遭遇。从衣、食、住，以及时前途的安全感几个方面，比较俄罗斯农民与爱尔兰农民的情况， 后者的条件显然要糟得多。这种契约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里面还保存当初奴隶制的因素；它之所以不好，还因为它保留了农奴与奴隶之间的相似点。

农奴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三天中，确实象一个自由人，他把智慧和感情都倾注在土地上，因为他受到希望的激励；然而，在另外三天中，他怀着厌恶、恐惧和偷懒的心理，象奴隶一样在领主的土地上干活；在俄罗斯，如同在安的列斯群岛一样，为了让农奴精神集中，快点干活，监工往往使用鞭子催促； 可是，在俄罗斯也好，在安的列斯也好，鞭子永远也不能代替意志和智慧， 农奴在三天的劳役中，干出来的活抵不上他平时一天的自由劳动。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许将研究俄罗斯与波兰的农民如何才能提高地位。我们绝不会建议将农奴制引到安的列斯群岛，以取代那里的奴隶制，尽管黑人同白人一样，都会从中得到好处；当人们已经战胜了阻止改革的一切障碍的时候， 如果人们半途而废，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东欧国家的状况足以表明，这种契约是多么阻碍农村科学与文明的进步。不过，做为例外采用这种契约，ad terrorem①，也没有丝毫的坏处，可以用来惩罚一些不愿意遵从任何耕作制度的黑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置若罔闻，一离开监工的鞭子就不能干活。

对半分成制租佃契约，正如我们介绍过的那样，给托斯卡纳地区农民造福，我们认为，它也最适合让黑人安居乐业，使农业生产保持繁荣，确保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高于他现在从种植园所得的收益。这种契约在任何地方实行，也许都是最公道的，它既保持土地所有者有最大的收入，同时也保证农民有最大限度的安乐与安全；但是，它对殖民地，对从奴隶制解放出来的人们，显然特别适合。另外，我们也论述了，即使在最繁荣的国家里，租佃制也有弊病，它促使农民之间竞争，竞争的结果，如同在爱尔兰那样，可能把农民逼迫到最可怕的穷困中。而且，这种租佃契约在殖民地尤其实行不通。因此，要根据打算废除奴隶制的国家的状况，来比较这两种契约。人们应该在这两种契约中选择。农奴制只能被当成一种惩罚制度，仅仅在违抗的情况下采用；今天，欧洲最幸福的农民享受产权的好处，全靠交纳定额地租的永佃制，可是，适合永佃制的国情，殖民地根本不具备，这种情况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因此，要想使殖民地拥有农民，就必须把黑人改变成定额地租佃农，或者改变成对分制地租佃农；在这两种制度中间进行选择，如果是在任何别的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情况没有一条会使人看中对分制地租佃农。从种植的作物来看，位于热带地区的多年生植物与灌木，比欧洲南部国家的还要多。甘蔗、棉花、靛青植物、烟草，都是多年生植物；咖啡树、仙人掌是灌木；可可是一种树；香蕉、棕榈、木薯，所有这些食用作物，都长期生长在土地上。在全欧洲，人们体会到凡是灌木性作物，诸如葡萄、橄榄，都不能交给定额地租佃农管理，因为，他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在重新签订契约时把租金压低些，就会在他的契约到期时，故意把园林弄得荒废或者枯竭。一般来说， 长期占地的作物，使用犁或者其他节省劳力的工具都不适合；这类作物要求手工操作，要求管理得精心、灵巧，要求注意保护；在殖民地，特别是因为奴隶是他主人暗中的优敌，他的劳动才具有破坏性。对分制佃农则相反，他是他主人的合作者；他在每株作物上花的工夫，与他期待作物所结的果实是相称的。当然，定额地租佃农在租契期间，也关心他的种植园丰产；但是， 他不能独自一个人干活，不得不雇佣一些劳力，雇佣的人由于不经心，在短时间内就能给这些多年生作物造成损害，这些作物毁掉，种植园也就随之破

① 拉丁文，使用恐怖手段。——译者

产了。

在殖民地，种植正是用种植园这个名称来表示，如果说，这种种植的性质规定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种植园主只能把他投放到土地上的巨大资本，交给在维护种植园方面同他的利益相等的人，那么，能够经营这类种植园的人， 他们的性质则更强烈地要求别人接受他们为对分制佃农，而不是定额地租佃农。定额地租佃农的技艺非常高超，一个从奴隶制出来的人干不了。他在经营中，由于完全要自己负责，他也需要摆脱任何控制；他需要抓销路好的产品，放弃别的产品；他需要在他认为最适宜的时候进行耕作，收获，出售。可是，按照这样的条件，殖民地就没有一个黑人，一个种植园主愿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他。对分制佃农则不同，他习惯于听从主人的指挥；由于他同主人是合伙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双方也都希望发挥各自的知识、经验和技巧。在土地肥沃的意大利，农民有他的老习惯和老经验，可是，他相信同伙更有智慧，绝不会拒绝同伙的建议；在种植园，主人惯于发号施令，黑人惯于俯首贴耳，大家都推定主人经验丰富，聪明伶俐，有远见卓识，而黑人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甚至还有意志，这样的对分制佃农会完全驯服，一直到他自己取得经验，可以启发主人了。

种植的性质与农民的性质，如果都同样地排斥定额地租制，那么，用于农业的资金的分配，就会使殖民地寻求定额地租佃农更加不可能，给黑人留下的，仅仅是对分制佃农这样一种地位。绝不能忘记，从奴隶制出来的人一贫如洗，就连他自己都不属于他，还是别人给他的，可是，除此之外，别人再也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因此，按照习惯，全部资金，都要由土地所有者贷给对分制佃农，他可以贷款，因为，他一直指挥资金的运用，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资金并没有离开他的手。他永远也不会同意把资金贷给一个两手空空、拿不出一点保证的定额地租佃农。他要求，而且应该要求定额地租佃农不仅拥有必要的资金经营自己的农场，而且还有一定的保证，碰到歉年能够交上地租；因为，租金必须是契约规定年限的平均数；土地所有者将大丰收年景的收益让给佃农，不能在歉年时收不上租子；可是，这样一种交易， 怎么能同一个一无所有，既无可丧失，又无可许诺的人来做呢？解放了的奴隶，不能充当定额地租佃农。

然而，从事黑人解放事业的人，似乎特别期望在英国殖民地中，或者有定额地租佃农主动前去，或者种植园主本身转为他们土地的佃农。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将黑人改变成农民，而是仅仅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好在农忙时雇佣， 然后再辞退。他们促使英国以无比慷慨的精神采取了一项措施，可是，他们仅仅把黑人变成无产者，这项措施恐怕就不完善了。他们虽然付出很高代价赎买黑人，却根本没有把黑人从奴隶制中解救出来，起码说没有把他们从穷困中解救出来；他们根本没有保证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根本没有保证国家的农业生产继续下去，也根本没有保证国家的安全。①

正如我们在别处讲过的，为了农业人口的幸福，就必须希望他们全都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希望他们人人劳动，人人安乐；希望参加劳作的人不要分成两个阶级，让一个阶级谋利，而另一个阶级受穷。我们认为人类的祈愿，

① 我们在伦敦的《新杂志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美国的《美国北方新闻》（North American Review），以及巴黎的《政治经济学月刊》（Revuemensuelled’économiepolitique ）1833 年 12 月号上发表的回忆录，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

不是几个农场主发财，而是全体农民富裕。此外，在改善农业方面，精明的农场主，能干的农场主，是本人亲手干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艰苦朴素， 能够做出表率的农场主；是要求他的雇工与仆人干的活，他自己样样能干的农场主；是与雇工仆人同桌吃饭，并教他们懂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农场主， 是以他的亲身体验确定，他给他们的食物足以维持或者恢复他们的精力的农场主。农场主，或者肯亲自做农场主、把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产业主，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节俭精明地经营他的农业。

欧洲的机灵的农学家，也许没有一个没有这样的体验，在一个他独自经营的农场里，如果他不会亲手做他在理论上所熟悉的事情，那么，他的全部知识对他就毫无意义；如果他不在黎明时亲自下地，那么，他的雇工的劳动起码每天就会耽误一个小时；如果他不象雇工那样会使用农具，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表面的劳动，得不到实在的劳动；如果他不与他们同桌吃饭，那么，他们就会糟蹋东西，使他的开销增加 1 倍。他也许会试图以一个工头代替自己；的确，他要付工资给工头，但是，他从工头那里永远也得不到主人那样的监督和意志。

在英国殖民地试行的解放，不是将黑人转变成农民，而是转变成农业无产者、短工；这种解放就确定，他们或者在一个租佃整个种植园的白人管理下劳动，或者在种植园主本人的管理下劳动，种植园主经营自己的土地；因为，这种经营体制在欧洲虽然完全独特，在安的列斯却被认为是正常的。然而，要在殖民地寻找一个承租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说在黑人中间找不到，在白人中间同样不可能找到。跑到那些岛屿去寻求发财的冒险家们，一切条件也都不具备，缺乏资金、信贷，缺乏农业知识，尤其不了解当地情况， 最常见的是缺乏廉正的品德。再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偏见，剥夺了所有白人当农学家的本领，无论是产业主还是农场主，都逃不脱这种偏见：白种人劳动是可耻的。因此，白人经营一个种植园，不管他本身是产业主，是经理， 是破产的种植园的财产管理人，还是承租者，无论碰见哪一个，他从来没有亲手荷锄，从来没有尝试干干任何一种农田活，从来没有同一个黑人吃过饭。他满足于在一定时间，到种植园里转转，听听工头和黑人监工的汇报，发布指示并施行惩罚。他指望只是用恐怖手段代替兢兢业业。他无知，又无法掌握全面情况，也只能依靠奴隶制来办种植园。一个从欧洲来的农场主，如果并不比他内行，就会很快破产。所有种植园主都债台高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黑人厌恶劳动固然是一条，但也不能小看白人在种植园的劳动中合作不力这一面。

在一种经营体制中，生产的全部领导权和监督权、产业的整个主人翁感、全部智慧，若是统统被白人霸占去，而黑人在里面只能抡臂膀卖力气，如同短工一样，看来，对于这样一种经营体制，白人自己也难以期望能取得多少成果，而这正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如果说，把黑人转变成无产者，不足以保证产业主的利益，那末，就是这种转变，又是多么不完全，想要保障黑人命运的人见了该多么失望啊！我们在考察爱尔兰的情况时，已经研究了人们把殖民地导向可怕的状态。一方面，人们看到那里的一小撮产业主千方百计地节省他们种植园所需要的劳动，这或者是因为他们缺乏资金，或者因为殖民地生产的食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继续下跌；另方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阶级，他们一无所有，仅仅靠双手过活，他们为了得到别人的雇佣，竟相抢工作，压低劳动报酬。在这两种人之间，穷人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没有

任何慈善机构救济，而且还得不到丝毫同情。实行这种雇佣短工的经营方式的地方，到了农闲季节，半数黑人就会被辞退，这时让人们派一个使者，到黑人原来的主人那里，向他们陈述被解放的黑人濒于饿死，恳求他们大发慈悲吧。请再看一看牙买加议会的辩论记录，想象一下他们的回答：它会使人类颤抖。

我们比谁都更憎恶奴隶制，当然，我们也确信，爱尔兰无产者常常陷入的穷苦境地，是黑人奴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比起黑人的茅舍，爱尔兰人的草棚更简陋，更缺少家具和用品，更贫寒。双方全都衣不遮体，可是，爱尔兰的气候潮湿阴冷，爱尔兰人更需要穿衣和住房条件；爱尔兰人的食品种类和营养价值，比不上黑人的食品；爱尔兰人的劳动更少间歇，延续时间更长。当然，黑人在劳动中，有被工头鞭笞的危险，还要遭受主人的反复无常的残暴待遇，爱尔兰人倒不受体罚，只是忍受饥饿的精神折磨，饥饿每天都威胁他和他的孩子们。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两者状况的差异，然而，使英国议会赢得荣誉的这项解放奴隶的举措，所取得的成果，若是仅仅把黑人提高到爱尔兰无产者的地位上，国家就不值得花费 2，000 万英镑了。

法国在弥补它对人类的专欠时，路应当走得更正些；它必须完成它的事业，黑人也是法兰西的属民，它应当把黑人提高到法国农民的地位上；同时， 法国必须不顾殖民者的反对，帮助殖民者，法国产业主应该把安全作为收益给予黑人。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君主不应当计较那些产业主的过错，要为他们打算，要推行一项对他们有利的正确措施，而且，我们也绝不主张把黑人提高到法国产业主的地位上，尽管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变成有产业的奴隶，尽管这是那些省份繁荣的原因。中世纪的混乱局面以及内战，给人类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恩典，当人们目睹混战破坏的惨象：大领主的野心取代了贪婪；他们要把他们的财富转变成力量；他们把他们 的奴隶转变成仆从， 不向仆从收地租，只要求服劳役。在他们的保卫者身上，他们需要找到爱戴、勇敢、荣誉和美德，这些与奴隶制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使仆从萌生这些品质， 他们赐与仆从独立的地位。如果他们要仆从把扣掉消费的劳动剩余价值，以金钱或食物的形式交纳，那么，就根本不会唤起那样炽热的感情；在十一、十二世纪，那种感情在过去受奴役歧视的种族中大放光彩，使居民和农业技艺，英勇和对故乡忠诚的品格，都以神奇的速度重新振兴。黑人如果成为他们垦殖土地的主人，他们在智力、品德与经济繁荣方面，会取得快得多的进步，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在圣多明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例证。最近游历了那个岛屿的旅行家所写的日记告诉我们，经营大种植园与大糖厂的平原地区，由于连年的残酷战争，几乎依然一片荒凉：然而，穷苦的黑人携家带口逃到丘陵地区，他们在那里享受独立和自由，他们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完全属于他们所有，他们只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装成货箱运往外国市场， 那里展现一幅幅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和睦幸福的景象，在一个对累累罪行还记忆犹新的国度里，这些景象可以宽慰人心。

然而，立法者却不能鼓励象在圣多明各发生的、打乱一切所有制的一场革命，而是应该运用立法者的全部权力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立法者远远不能允许奴隶主在解放自己的奴隶时，效法中世纪的领主，把奴隶改造成兵士， 而是应该监督公民不得篡夺任何部分的公共力量。殖民地的土地，现在是种植园主的合法财产，而在苏格兰与爱尔兰，有一部分土地属于自由租地的保有者，为此，我们认为立法者应该把近来被种植园主侵吞的权利还给自由租

地保有者。在殖民地则相反，人们虽然希望看到黑人，或者起码看到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上升到拥有地产的农民的地位，立法者所应努力的方向，却是使他们成为在唯一既适于他们、也适于他们的主人的契约下的农民，即对分制佃农，因为，若使他们成为定额地租制佃农，或者农奴，或者无产者，都只能产生危险。

为了改变黑人的命运，必须十分了解要使他们脱离的是什么地位，要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位。法律根本没有赋予奴隶以权利，不过，它依然迫使奴隶主对他们负有义务，他们通过买奴隶的行动本身，便承担了义务。实际上， 奴隶制包括一种有益权利和一种政治权利。正如我们讲过的那样，有益权利， 就是扣掉生活费后的劳动剩余价值。黑奴在不致累死的情况下，必须为主人使出全身力气劳动。主人必须供给他吃穿住，在一个生活很不讲究的国家里， 黑奴的生活条件只要按一般情理说得过去就行。主人必须在宗教规定的休息日，在时令反常或农忙之后的空闲日子，要象奴隶在劳动时候那样供给他饭食；在奴隶有病期间，处于幼年时期，或者进入老年期，虽然不能挣一文钱， 主人也必须保证饭食和医药。我们不清楚是否有这样的事例，主人有意将年老或体残的奴隶饿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殖民者不敢声称有这种权利， 当局也必须干预，制止这种残酷行为。因此，奴隶制是一种类契约，它给奴隶本身一种对付主人的权利，就是享有他经营的种植园产品的权利。

然而，在一般法律中却有一个例外，这种例外的荒谬程度，起码与它的不公正程度相等，即禁止奴隶要求他的权利，尽管立法者承认他享有那些权利，因为，立法者授予奴隶主对奴隶具有毫无限制的绝对政治权力，而他本来应该运用奴隶的权利扼制奴隶主。对奴隶来说，主人胜过一个法官，胜过一个国王，主人居于神与人的一切法规之上。正是这种政治权力酿成各种凌辱、惩罚、罪恶、刑罚来残害黑人；正是这种政治权力腐蚀了白人，既使他们的心变黑，又使他们的思想变坏；正是这种与社会良好组织相违背的政治权力，建立了国中之国，破坏了社会契约的义务，鼓动一些人大逞暴虐，而把其他人丢进最可怕的灾难的火坑。

立法者没有权利授予这种政治权力，这种人对人的权力；两者在法律面前，在社会权力面前，如同在造物主面前一样，都是平等的；废除这种政治权力，是立法者责无旁贷的义务。立法者参与了双方的关系，因此，保留奴隶制的类契约中一切可能对双方有益的因素，也是立法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立法者应当维护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的权利，也应当维护黑人对于种植园的劳动权利，并且维护他根据他的劳动，从中提取他的费用的权利，他在有病期间同健康时一样，在不可避免的休息时同劳动时一样，始终享受这种权利。

种植园有多少黑人农户，就分成多少份对分制租田，租田按照一种统一的契约出租，那种契约，我们谈托斯卡纳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人们也都了解；这样，双方就会得到足够的保证，享受他们事先规定的所有权利；主人的政治权力、司法权力将立即取消，这对主人没有别的妨害，只能使他丧失骄横与犯罪的特权。

种植园继续由原来的耕作者管理，每个农户都不会迁走，任何一种经验都不会舍弃，甚至任何一块田地也不会荒废；可是，从此以后，主人就不用花钱雇佣或供养监工和工头了。每一个农业工人都了解他自己的利益，他本身就是一个监工，比所有雇佣的监工都强。黑人挥锄的时候，不仅使用力气， 而且要把他的智慧、技巧和经验用上；有了这些长处，用手工操作管理多年

生作物，就比用牲畜和农具不知要强多少倍；作物的长势会更加旺盛，收成将会更 好；收成的半数向产业主交租，一点也不减少收入。产业主用不着急于出售产品，以换取流动资金，因为，他再也不用投资，再也不用修理农具， 再也不用买奴隶，再也不用为奴隶置办吃穿的东西了。

另一方面，收成的另外一半将由黑人用来消费，这是他在从前的地位中就有权享受的，他在没有收入的季节和生活时期，甚至也应当依靠这笔费用。他的费用，自然比从前更充裕，因为他在消费中不会有丝毫的浪费，因为他感到要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必须量入为出，还尤其因为他劳动的产品大大增加，他劳动成果的半数，对他来说是丰裕得多的份额；然而，虽说黑人提高了富裕程度，主人却不会有丝毫损失，而且恰恰相反。农业生产只能伴随农民对农享的感情和他的智慧而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将使主人的收入得到保障，他如果要出售他的产业，就容易卖出好价钱，这是一个奴隶主永远难以期望得到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在普遍实行对分制经营的国家里，对分制佃农几乎总是同他的产业主搞交换，以最畅销的产品换取最适于他消费的产品；这样，黑人会按市价出让他的一半殖民地产品，而主人则给他相应数量的他所要求的食品。的确，农民所得的份额，绝不应该把大部分投入市场； 农民要根据他需要的数量，在土地上种植供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产品对口，有固定的消费，就保证避免市场壅塞，也可以避免在今天已危害了所有的工业的那种灾难，而殖民地的工业更是首当其冲的。实行对分制经营之后，生产糖和咖啡的作物很可能不再那么单一，新的农民将多考虑一点他们自己的需要，以及居住在殖民地上的消费者的需要，少考虑一点欧洲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殖民地的出口贸易可能要减少，这正如爱尔兰人若是开始自己食用小麦和咸猪肉，人们就会看到爱尔兰这两种产品的出口减少。我们很高兴终于让读者理解，出口额多少绝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尺度。其实，只要种植园主不再象现今这样负债累累，而是享用他们的收益，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地售出他们的产业，只要农民丰衣足食，只要人口的增长同尚未开垦的土地相称，只要农业不断地改善，只要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殖民地就将是繁荣的，尽管它完全停止生产我们今天称之为的殖民地食品。

在执行这样一项重大组织改革过程中，宗主国必须要意识到它要造福人类，绝不理睬地方的成见和偏激情绪。它必须把它的权力授予没有殖民者的偏见、有一定魄力和威望的人。不过，它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以便慷慨地补偿殖民者的损失，使他们同意它的观点，自愿将他们的种植园分为对分制租田，从而首先做出完全成功的榜样。最后，它也必须掌握手段，如果有的黑人捣蛋或者太愚昧，不肯劳动，拒绝它要施给他们的好处，它就遏制或惩罚他们。但是，这些行动手段，不再是政治经济原则的直接后果，也不是司法和人类的手段，仅仅是政府的权限，而一个局外的文人，极不情愿把这些权限赋予一个政治家。我们不再是以建议，而是以祝愿结束这一章和这一卷， 祝愿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一致摈弃它们法律还允许的最大罪恶，摈弃它们的贪婪还把它们拖进去的最大谬误；祝愿受它们欺压最深的那个种族，从它们那里得到它有权要求的赔偿，并由它们引导重新获得智慧、道德和自由；最后， 祝愿整个人类社会都切实地关心整个人类社会基础的那个阶级的幸福，并祝愿无论什么肤色的农民，都能在风俗习惯、法律、所有人的同情中，得到对

他的富裕、他的独立、他的前途的保障；他的这种保障被剥夺的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