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研究》一书在思想高度上始终没有超过《新原理》，但它补充了大量材料来进一步发挥《新原理》的思想，并采取了更加鲜明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对立的态度。这里仅就几个主要问题，看看西斯蒙第在《研究》中是怎样在批判古典经济学派的同时，阐述他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的。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①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 1 卷，第 3 页（以下凡本书引文均采用文内夹注，只写卷数与页数）。

西斯蒙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寻求人类的最大利益，⋯⋯包含提高道德品质与获得幸福”（本卷，第 6 页）。政治经济学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他在《新原理》中曾说过：“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①在《研究》中他又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本卷，第 6 页）。《研究》一书把“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把财富看作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第 2 卷，第 2 页），把关于人们的福利和财富分配的理论作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研究》注意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注意搜集与人相关联的事实。在西斯蒙第看来，“详细地介绍一个实例比阐述理论更为重要”（第 2 卷，第 50 页）。第二，研究各种人的幸福，包括道德、情趣、习性、智慧。第三，确定社会物质利益的规则与生活资料的原则。第四，研究对社会秩序变化的态度。简言之，西斯蒙第以人的福利和分配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主要研究的就是围绕该中心的分配和消费问题。

西斯蒙第在《研究》中，集中力量批判了古典学派经济体系研究的对象和中心。他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理财学或财富增长的科学，也被认为是抽象的，不是与人或物相关联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大厦，也就象空中楼阁”（本卷，第 11 页）。古典学派抽象地追求财富增长，而不问为谁的利益去积累财富，只是把尽可能地生产大量廉价物品作为国家的目的。在西斯蒙第看来，“财富就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大量物品，而人类的需要又将它消费了。”（本卷，第 13 页）“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

享到生活的好处”（本卷，第 11 页）。因此，应当从“人”出发去指导人的劳动及分配。作为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本卷，第 20 页）。而人们富裕了，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西斯蒙第很清楚，“当亚当·斯密发现并向全世界揭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原理时，资本同所需要的生产活动，还是那么不相称，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最想做到的事情就是积累资本，而最有利可图的活动就是使资本更快地周转”（本卷，第 41 页）。古典学派认为，整个社会都是靠劳动养育的；而资本又推动了劳动。资本的最好用途是商业，最终是生产，因此，古典学派强调生产，并把生产与财富看作是一致的。西斯蒙第认为，“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完全对的。”（本卷，第 45 页）但西斯蒙第强烈反对古典学派下面的看法，即只需关心生产财富，不必担心消费和需求，因为“与创造交换手段的同时，生产也创造了消费的原因。他们说，⋯⋯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总是会把所有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的”（本卷，第 46 页）。西斯蒙第

认为，“劳动的目的应该是享受，生活的目的应该是消费”（本卷，第 47

页）。“决定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合算的是生产同消费的比例”（本卷，第 48 页），而人的需要和欲望“只有同交换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满足”（本卷，第 47 页）。

通过这样的对比，西斯蒙第指明了他自己同古典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说：“理论上对立的结果看来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应保持何种关系，以及社会收入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本卷，第 48 页）这又归结为，古典学派的理论舍本求末，丢掉了人和真正利益，只关心物的进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22 页。

步，不关心人类的进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了未来。其最突出的例子正如西斯蒙第在《新原理》中所说：“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①这样，西斯蒙第就把古典学派的理论看作一种空洞、抽象、不切实际的，甚至导致社会灾难的学说加以反对。

我们说，西斯蒙第主张的实际是一种反映小商品生产方式下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从资本主义下占统治地位的根本的经济条件和关系出发，而是从小生产者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的，以一切人相标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要求。他说的“人及其福利”，实际是小生产者及其福利。这从他把消费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重视生产与消费的比例是对的，但他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他把个人消费直接同生产相联系，但没有看到生产消费的巨大作用，没有看到，在直接关系上，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单纯与个人消费相联系，而是更多地与生产消费相联系，只是在最终，才与个人消费发生联系。这样，他对古典学派的批评就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中。此外，他强调个人消费和分配，反对古典学派强调生产，还在于他没有把生产理解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说：“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作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末无论‘分配’或‘消费’ 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地，如果生产关系没有阐明（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论断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②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西斯蒙第不赞成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认为它过于抽象。他尤其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大卫·李嘉图所采用的抽象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造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因素。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幸福，而“要看出人们应

该往哪个方向走，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孤立开来，假设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行事的，其中没有贸易，然后再去弄清他们的欲望和利益。一个单独的人的目的也应该就是所有人的共同目的，如果贸易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把一部分人的力量用来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力量，不是使一部分人富有起来，而损害另一部分人，这个目的应该是相同的。真正的贸易只不过是希望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在他们之间实行社会分工而已。”（本卷，第 48—49 页）

我们说，西斯蒙第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古典学派的抽象分析方法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西斯蒙第的分析是从小生产者开始，而古典学派则是从资产者个人开始。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的抽象方法，其实反对的恰好是李嘉图的正确方面。李嘉图的错误并不在于运用抽象方法，而恰恰在于抽象得不够。西斯蒙第为了与古典派相区别，采取了更多的考察具体事例的方法，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9 页。

②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66—167 页。

即描述的方法，不过，一旦遇到理论问题，仍然要回到抽象方法上来。其实，正是由于西斯蒙第的研究方法比古典派更不彻底，因而在理论上更不彻底，不能抓住生产关系进行分析。

三、关于积累、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还坚决反对古典学派的无所顾忌地扩大再生产和进行资本积累的主张。

他认为，古典学派的财富积累方式是：第一，生产得更多；第二，耗费得更少。这种方式鼓励个人活动的迅速发展。然而，在这种方式下，人们首先是为寻找利益而竞争，但不顾后果（参见本卷，第 26 页）。在普遍的竞争下，尽管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技术发达了，作为资本的财富集中并扩大了，但小生产阶级却分化、破产了，贫富间产生了鸿沟，甚至发生突然的社会变动和毁灭，即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认为，古典学派在这方面的看法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比古典学派高明。因为马尔萨斯“已经隐约地看到必须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差不多准确的平衡”，“看到了市场可能发生壅塞，以致使生产活动戌为生产者本身破产的一个原因为（本卷，第 47 页）。而李嘉图却假定：

（1）生产的任何增长都是收入的增长；（2）收入的任何增加决定了消费的增长；并且认为，自由竞争会使这两条假定成为现实。

西斯蒙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是与李嘉图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由竞争使“每一个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时，看不见整体的利益，也无法准确地衡量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一切人的需要。”（本卷，第 51 页）每个生产者都不能不与分工交换相联系，他必须找到消费者才能实现发财的愿望。商人，在社会职能上就充当了生产与消费的中介人，充当了“社会后备储备的管理人”。贸易使消费者对商人产生了依赖心理而放弃了后备储备。这样，贸易愈发展，社会愈富裕，其后备储备就愈益减少，而生产与消费之间保持均衡就愈重要。独立生产者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去安排生产计划，使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出现贸易和市场以后，人们不顾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并用其指导经济生活，于是，资本家、业主（地主）、劳动者都竭力增加生产，致使产品越来越便宜，报酬越来越少。为了从销售数量上找回价格上的损失，他们就拚命生产更多的东西，却不考虑消费者的购买力。这就导致了整个生产的壅塞。

当然，西斯蒙第还是比较注意消费对生产的制约作用的。他认为，贸易本身就会坚决反对这种生产的激增。“每一个商人都拒绝接受他们看来不容易和不能很快售出的商品，他们设法在仓库中保留最少量的库存，尽可能频繁地更新他的货色，而一旦他的资本不再以最大的速度周转时，他就会遭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生产者已经是够积极的了，如果再催促他们，迫使他们不顾遭到拒绝，更大批地投进贸易中去，那就冒失得太出奇了”

（本卷，第 54 页）。这是自由贸易的竞争中本来就有的情况，而季嘉图却忽视了它。

西斯蒙第认为，比较合理的经济制度，应当坚信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 “只有消费增加了，增加生产才真正有利可图”，而“增加消费只不过就是增加开支”（本卷，第 54 页）。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经济制度来保证收入分配。

西斯蒙第还认为，要处理好再生产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应有恰当的安

排。他从小生产者自然经济出发，指出：“单独的人又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欲望和需要”

（本卷，第 49 页）。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消费与生产的矛盾，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因而，个人安排生产与消费的原则，也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原则：一切都按对消费的紧迫程度和顺序来安排。第一，生产用于享受而马上就能消费掉的东西；第二，生产用于长期享受的东西；第三，生产比生产者本人还要持久的东西。这三类东西属于消费储备，生产出来就享用，并通过消费来消耗它们。另外，还要有后备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当这两种储备充实之后，就会停止生产和增加财富。再生产和积累就毫无意义和价值。西斯蒙第认为“从其整体来看，社会完全象这个人”（本卷，第 50 页）。处于这种情况下的社会，生产与消费就是均衡的，就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人民也是幸福的。

我们说，西斯蒙第在积累和再生产方面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坚持“斯密教条”，把社会总收入混同于社会总产品，只注意个人消费而没有注意生产消费。他批评古典学派为生产而生产，却没有看到，只有抓住生产和生产中的一切关系，才能抓住根本，因此，他谈消费问题、分配问题，都没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相联系，都讲得不够深刻。尽管他注意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却不能正确解释它。正如列宁所说：“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道路的适当性，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相反地，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是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一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一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该一制度的发展。”①西斯蒙第所主张的，正是列宁所说的这种“荒唐的浪漫主义”观点，因此，他不能真正说明积累、再生产和经济危机问题。

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小生产的讴歌

西斯蒙第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经常批判和揭露它的弊病，还企图以小生产经济制度来代替它。在《研究》中，经常可以见到西斯蒙第这种情绪。在《研究》中，西斯蒙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和谴责了自由竞争造成的恶果，并为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市场普遍奎塞而痛心。他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弊病，认为，尽管集中改进了一切事物，但也“毁坏了人的一切”，“凡是物取得进步的地方，人就得受苦”（第 2 卷，第 131 页）。他说，资本主义在“欧洲罕有的繁荣时期，实际上只不过是使穷人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使制造业和商业濒临危机，同时还搅动了本世纪高枕无忧的幸福人民的平安生活”（第 2 卷，第 277 页）。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病使西斯蒙第及其追随者用爱慕的目光引起对中世纪的回忆，使他们企图恢复农业，恢复个人所有制，恢复智慧和幸福。他认为，“只有当农民人数很多和生活幸福时，社会结构才得以巩固”；“让农民过幸福生活就是目的，是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37—138 页。

社会的最大目的”（第 2 卷，第 142 页）。因为“真正的财富、真正的力量、

以及国家的幸福都系于农村人口”（第 2 卷，第 75 页）。

这些充分反映了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他找不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制度时只好转而求助于过去的思想。在《研究》中，他对过去田园诗般平静幸福的农村生活和个体经济不厌其烦地加以赞美和描述，就是上述思想的表现。宗法制的农业以及行会制的工业，这就是西斯蒙第所醉心的经济制度。

不过，西斯蒙第自己也感到旧制度已一去不复返，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且“穷人自己向来也不同意倒退的运动”（第 2 卷，第 211 页）。尽管西斯蒙第“热情欢迎一切重新将无产者与财产结合起来的方法”，但“我们对这种方法不抱任何信心，它决不会消除那些极为严重的祸患，眼下这些祸患是工业、商品壅塞，以及为生产得更多更便宜的产品而展开的各种竞争造成的严重灾难”（第 2 卷，第 212 页）。他认为，“只有一些治标的办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澄清舆论；第二，是不鼓励新的发明；第三，是在工业企业中排除巨额资本”（第 2 卷，第 212 页）。此外，在经济政策上，西斯蒙第主张依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他很清楚，小生产者的力量是十分软弱的。他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它应当出面纠正经济生活中的失误。这种纠偏，是政府的神圣职责，是“使国家不致为了增加某种收入而沦于毁灭”（第 2 卷，第 36 页）。政治经济学和政府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物的积累，因而，政府应该阻止各种竞争，当然最重要的是“应该注意生活资料的分配，但是，应该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是社会上某个阶级的利益”（第 2 卷，第 26 页）。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揭露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当时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学派，都做不到的。这正是他的贡献和功绩所在。不过，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小生产的讴歌，诚如马克思所言，“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不过，从他的论据的基础来看，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①但西斯蒙第看不到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也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在这方面，他常常求救于过去；他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或者也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②这完全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眼界所造成的。他能做的只是以小生产者的道德伦理标准，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的评判，实际上，也就是以“良心”和“情感”来代替他经济学家的理智和科学分析。

西斯蒙第是一位在经济学说史上占特殊地位的经济学家。尽管其学说总的历史倾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他毕竟较早地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55 页。

制度的弊病，其某些观点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