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

序言

在本世纪，聚集成社会的人，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他们结合的理论与条件，这种情况恐怕比任何世纪都更为突出。他们不再继续遵循他们认为是定论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不过是定论，他们要认识的是每种事物的道理。他们要求政权证明其存在的权利；他们以人性的名义，要求享有造物主曾经赐予人的那些幸福、保障与权利。在他们看来，劳动犹如人的乳母；但是，他们想要了解这种劳动的成果如何分配，财富根据什么原则产生和积累。他们也将自己的信仰进行同样的剖析；他们从哲学和道德角度判断他们的宗教。最后，他们还查阅历史卷帙，以便用人类的经验照亮他们要寻求的理论。因此，他们在政治中寻求他们的权利，在创造财富中寻求他们的幸福，在道德哲学中寻求他们的义务，在历史中寻求他们的经验。这就是人类怀着十分的好奇心，在最近六十年来所涉猎的社会科学的范围。

六十年以来，我也曾多次被这些社会问题煽动起来的变革所愚弄，我本人遭难，我的财产也受到损失；我仔细观察了民众的情绪，我对它并非漠然置之；我将我所能进行的全部研究、全部思考，并同我目睹的事件提供给我的、有时是强加给我的经验结合起来；我生活在各种民族中间，努力熟悉他们的生活和风俗，同时学习他们的语言。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试图以我的著作竭力影响他们。实际上，近四十年来，我先后参加了关于社会科学的历次讨论，同时，我在长篇的历史著作中，力图重温过去的经验，并且以定期文集或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 60 多本小册子，论述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那些小册子中，我曾先后接触了立宪政治、政治经济学、一国人民、一个省的或一个被压迫的种族对权利的要求，以及道德哲学。这些著作，几乎全是因事而发，也许阐明了不止一个新的真理。至少，它们都具有深刻的信念。我的好几位朋友经常要求我把发表在各国杂志上的分散文章收集起来，

因为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说实在话，我自己也极其渴望将那些零散文章编汇成册，我认为，我在那些文章里提出了一门新科学的原则。我为了真理，为了人类战斗过，当我觉察还没有一个新的捍卫者来替换我，维护我认为是正确的原则时，我觉得这时撤离战斗是与我的职责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在漫长的生涯中，我的观点虽然变化不大，虽然在我的许多的小文章中，承认的似乎只是一条原理，可我也感到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并且由于经验与研究使这种思想更臻完善。我对最初的著作感到不满，公众也会对那些著作感到不满足：他们不会问我从前是怎么想的，而是问我现在的想法，他们即使不会鄙弃一些散篇的重版本、一个作者文稿的残缺不全的集子，也要抛掉一切有关过去情况的、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的论述。

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由于我在人生中饱经沧桑，我也不会用这些散篇凑成一部巨著。不过，在童编的文件中，我也力图使那些散篇不失其特点；各篇都会有各自的阐述，独立的导言，这种办法虽有重复之嫌，会受人指责；然而，它利多于弊。从前，严肃作品的作者，也可以指望有严肃、认真、专心的读者，然而，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作者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料到，读者会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仔细阅读他们的推理论证；而且，我很清楚，人们在浏览觉得熟悉的领域时会感到不耐烦，读者肯定只要翻翻书，就能理解和进行判断。因此，我感到有必要以新的形式，反复地陈述我认为具有根本性的真理；因为，如果我把所有的真理放在一篇里，如果我把它们当作科

学的要素阐述，我就有理由认为，读者看书时恰恰会跳过那一篇、那些要素。此外，人们总是把一切关于社会科学的论述普遍推广，我觉得这是陷入

了严重的谬误。恰恰相反，我们一定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人类生存条件。人们应当时而抓住一个时期，时而抓住一个国家，或者抓住一种职业，以便清楚地了解人处于什么状况，法规如何作用于人。反之，如果有人把人的生存条件与世界割裂开来看，或者说，干脆抽象地观察人的生存变革，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会被经验推翻。如果我把具有特点的材料砍掉，那就会使我的作品大为减色，这些材料不但最能使我的作品变得实用，而且也许最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另一方面，我不是按照写作的顺序，而是按照思想顺序把我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我分别抽出每篇当成素材；我毫不留情地增删修改，我还是把这部书看作是我的书，因为，公众很难了解其中情况。因此，我把一贯持有的思想或者长期来零散思想串连起来；我新写一些章节填补空白，这些章节几乎同我原来引用的一样多；总而言之，我以平生的气力，潜心全面地论述这些科学，我认为，这些科学对人类幸福来说是最重要的科学。

我在着手写作不久之后就认识到，这项任务比我事先估计的要困难，化费的时间要长。因此，考虑到我剩下的时间与精力有限，我在发表这些研究的第一卷时，没有公布我打算续下去的消息。在编成第二卷后，我的信心增加了一些。我已经完成了一半，起码可以说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如果我的生命不继，未能竟业，那么，全部著作尽管中辍，可每卷都有它的特别宗旨，绝不能说这部著作不完整。诚然，远远不能说，书中涉及的广泛题材，在每卷都得到详尽的论述，或者谈得面面具到。而且，我预告的，也仅仅是关于我尽力阐明的问题的论文，每一章都能满足读者的兴趣，总括起来，即使没有包含整个这门科学，起码也能提出这门科学应当引出的思想。

第一卷，也就是关于自由人民的政体研究，旨在阐述我认为的真正的自由政策，并拿它同现今在理论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思想以及同在实践家占主导地位的蒙昧主义对照。我同理论家一致的地方，就是只承认国家本身具有主权；然而，我所提出的主权，是体现智慧的主权，而不是体现物质力量或数字的主权。这是既持久、又明智的意志的统治。我还力图阐明为什么全体人民应该和衷共济，为什么少数人要抵制，为什么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感情都必须有它们的代表机构，以便使国家作出明智的决定之前，能够达到成熟、净化与冷静的程度。同时，我还观察了人类的现状，它的自由与权利，几乎在各地都被剥夺了。我还设法让人们理解，人类通过革命改善命运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因此，我竭力规划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人类才可望获得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美德、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

第二卷同第三卷一样，都旨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在这两卷中，我着重阐述财富分配的理论，而财富学派1只关心财富的形成。劳动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之父；劳动创造财富；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城市与家庭的规则，应当教育指导人的劳动，以达到以下诸点：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大家都能从造物主给人的恩赐中受益；全体人民都能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以保持身心健康；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智慧的硕果；然而，少数天资优越的人能在财富中获得空闲时间、独立性与兴趣，这些都是促进

¹ ①财富学派（l’écolechré mastistique ），又译理财学派。——译者

心性智慧高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少数人能向为人类社会增光的艺术、科学、道德领域进发；这些有特长的人，这些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富人，将来数量会更多，在各地都树立起有益的榜样；他们将象酵母一样激发群众，或者将象光束一样将全体人民照亮；他们在都市、城镇与乡村，他们的富裕程度，以及他们同其余人口的比例都将裁处得当，使他们的财富在最大限度上造福于社会；这样就能够实现夭主的旨意，贪富并存，始终是为了双方的利益。

在政体研究与经济研究之间，至少在我看来，具有的共同点比人们惯常承认的要多。政体研究与经济研究，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为了社会的幸福与进步；无论哪种研究，在抽象地观察社会时，如果无视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如果只见政体不见人，只见物不见人，都必然要背离它们的目标。立法者、行政官员、政论家，应该立意为全体人民尽量谋取最多的福利。正是依据这种根本思想，我们在第一卷的政权研究中，首先提出人们在取得共同意志时，每个人是否都有平等的权利；然而，不久以后，我们就承认，全体利益必须限制全体人民的权利。一个社会，只有在贤明、正确、开明与始终一贯的意志领导下，才能实现它与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这种意志，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愿望的结果，因为在大多数人中，人人一票，个个平等，而实际上在社会成员之间，能力、意志、专心与兴趣，根本谈不上一样。因此，我们承认，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要求人们学会衡量，而不是学会数选票；我们承认最好的政体，是区分两类权利的政体：将为了全体利益必须使全体人民保留的权利，同为了全体利益必须授与一小部分人的权利区别开来。

政体学的研究对象，是汇集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在这方面，我们开始同样提出来，全体人民是不是应当平均分配财富带来的利益，但是不久我们就看出，财富是劳动的成果，而这种劳动又阻碍智力的发展，智力得不到发展，人就依然是一种不完全的造物；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在社会中保留贫官差别，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劳动成果的分配加以区别的政治经济学，即把为了全体利益，全体人必须得到的份额，同为了全体利益，少数人应当获取的份额区别开来。

因此，在这部著作的不同章节中，只有一种思想指导我们：寻求人类的最大利益，这种最大利益的本身，始终包含提高道德品质与获得幸福。在排列人的权利与要求中，我们也只运用一条规则。社会的组成是为了全体的最大利益，从这种目的中产生它的成员的一切权利，也是这种目的改变或修正了他们当初的平等。毫无疑问，人人生来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大家放弃了这种权利上的平等。平均分享政治权利，全民选举制，非但不能表达民族的意志，反而只会体现无知与疏忽大意；平均分享财富，非但不能使全体人丰衣足食，反而会造成穷困与粗俗不堪。因此，全体人的第一个愿望，不是寻求政治权利的平等，而是国民议会的明智；第二个愿望，不是寻求平均分配创造的财富，而是保证社会劳动继续进行，保证劳动成果给各地带来富裕生活。于是，每个人都同意别人可以比他富有，因为他已经明白，这样做反而会比平均分配之后更富有。因此，凡是从社会得到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身分提高超过当初平等权利的人，他们的权利都建筑在其他那些人的利益之上。

我今天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内容几乎全是研究领土财富与农民的生活条件的，第二卷将着重研究商业财富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无论是第一卷还是第二卷，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详尽的阐述；要研究的课题十分广泛，就是耗费毕生精力也不为过。我仅仅力求将特殊的观察、有关不同国家人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奉献到读者面前；在上升到普遍意义之前，我先列举具体事实；在寻求药方之前，我先指出并描述病症；我仅仅遗憾不能更多地介绍关于不同国家农民的生活条件的研究，这种研究会有助于科学进步与人类的幸福。在组成这一卷的几篇中，有三篇全部或部分地刊登在《百科全书杂志》1821 年 9 月号、1824 年 5 月号与 1827 年 7 月号上；有一篇刊登在《政治经济学杂志》1835 年 5 月号上；最后，还有两篇，虽然也是这部书的组成部分，今年夏季却发表在《日内瓦大学图书馆学刊》上；其余几篇未出版过。

只有在一项还根本没有开始的工作完成之后，我才能判断出，在我发表过的关于被压迫人民生活条件的论文中，应当重刊哪些合适；那些人民不管是处于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我都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的权利。在我年轻时发表的有关历史的批评文章，是否值得保留，我现在更难于判断：然而，我对几篇道德或宗教哲学的文章有些偏爱，将它们收入我的最后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