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动物的选择：取用不同的动物作实验对医学的好处

医生们对实验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中，有一条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人怀疑取用动物作实验研究对人体生理与医学是否有用处。事实上，他们说过：从狗或蛙身上作的实验所得的结论只能应用于狗和蛙， 决不能用到人身上，因为人有自己特有的，并且与其它一切动物不同的生理与病理的性质。他们又补充说，如果要从人体得到真正的结论，那只有取用人体或与人体尽可能相近的动物作实验。我想一定是这样的看法使得古代希腊的盖伦选择猴子作他的实验对象，而中世纪意大利的维沙利之所以选择猪，大概也是由于猪的杂食性和人相近的缘故。今天，还有许多人用狗作实验，不仅是因为狗容易得到，而且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狗身上作实验比蛙更能适用于人体而已。象这样的一些意见究竟有什么根据呢？选择相应的有用的动物作实验对医生的重要性何在呢？

自然，为了实用医学的直接应用，用人体作实验总会得到最可靠的结果， 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否认。既然道德和国家法律都不允许在人身上做这样对科学有利的迫切需要的实验，所以我们有必要呼吁取动物作实验，并且我们还说：从理论观点来讲，各种动物的实验对于医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直接应用的观点来讲，各种实验都是有用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研究生命现象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点，是一般生命元素的基本特性，第二点， 是每一种动物特有的解剖生理的形态结构和机制。可是，在生理学家与医生们可以用未作实验的各种动物中，有的动物比其它动物更适合研究用，这是根据这种观点得出的。现在我只扼要地说：对于一般组织的研究，用凉血动物或幼小的哺乳动物比较合适，因为它们活动组织的特性消失得比较慢，因此，可以更好地研究。此外，有些实验适宜选择某种动物，因为它的解剖结构对某些影响更加有利或特别敏感。我们在后面注意例举在进行每种研究时选择哪种动物合适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解决一个生理学或病理学问题时，往往只看实验对象选择得是否恰当，因为它是关系到结果是否更加明

② 靳坦尼尤斯（Stannius），《对生物返老还童的观察》。罗斯托克，1853 年。

确，或更加令人信服的关键所在。

普通生理学和病理学必然建立在各级动物的组织研究上，因为普通病理学基本上不以各级动物机体对比较病理学的贡献为依据，它只是关于人体总体总的病理学，而不是科学词义上的一般病理学，正如病态机体必然的是由于它的单个或多个活细胞特性的病态表现而成一样。常态机体也必然的是由于它的单个或多个活细胞的特性的常态表现而成，各种活细胞既然在各种动物中性质相同，因此它们受相同的有机规律支配：生长、生活、患病和死亡， 尽管机制表现有差别而呈千姿百态，但是它们受影响的性质是必然相似的。对一定的组织细胞起作用的一种毒素或一种病态条件，对一切中毒或病态动物都应达到同样的病状效力，否则细胞就不再是同一性质的。如果继续把活细胞在生命正常反应或病理反应影响下的相反或不同的表现看作相同的性质，这就不仅全面地否定了科学，而且还给生物学带来混乱和困难，必定妨害它的发展。因为在生命科学里支配其它一切的第一特征，就是生命特征。毫无疑间，这一生命特征在它的程度上和表现方式上可以根据健康的或病态的机体表现的环境或机制的特殊情况而呈现很大的差别。低级动物的各种活细胞就不及高级动物的括细胞表现分明，所以它们受病或致死的影响也不如高级动物那样容易发生。但是在同类、同属或同种的动物里也存在一些固定的或暂时的差异，生理医学家应绝对了解和明白这一点，因为这些差异虽然很微小，但对表现的现象会带来根本的差别。所以生命科学的问题正在于： 在千差万别的各种特殊现象表现的环境中寻求生理学和病理学现象本质上的统一性。所以各种动物实验是比较生理学和比较病理学的基础。我们以后还要举出例子，来证明上述这些观念有多么重要。

在高级动物身上所作的实验每天都在为特殊的生理和病理问题指点光明，它们正用于实践，即医学或卫生方面。在动物身上作的有关消化生理的研究可与人体的同样现象作明显的比较。鲍蒙对加拿大人的观察和我们对狗作胃瘦管的观察比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用动物作脑脊神经或血管运动神经和交感神经分泌作用的实验，和循环系统的实验一样在各方面都可以用到人体的生理与病理上来。用有毒药剂或在有害环境下对动物作实验对人体卫生和毒理学极有益处，并会收到很好的成效。对动物作药物或毒物的研究同样完全可供人体治疗学参考。正如我已指出过的那样①，因为这些药物对于人体和动物的效果都一样，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在病理生理学关于骨痴的形成和脓的产生的研究，以及比较的病理学研究中许多其它用动物作的实验，对人体医学都有无可争议的好处。

但是，除了人和动物这些相似处以外，必须承认也有一些差异。例如， 从生理学观点看，感觉器官和大脑功能的实验研究必须在人身上进行。因为， 一方面人比动物高级，具有某些动物没有的机能，另一方面，动物不能告诉我们它们体验到的感觉。就病理学的观点看，我们也看到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些不同，如动物有些寄生性的疾病，而人不会感染；相反的情况也一样。在这些疾病中，有的病可以在人体与动物之间互相传染，而另一些病又不传染。最启，某些腹膜炎或其它器官的炎症在人体和各种各类动物中的敏感性表现程度不等。但是，这些差异不应当阻止我们作动物实验和进行病理研究，从而阻止推断人体观察的动机。恰好相反，它们应成为对动物实验的更充足的

① 克洛德·贝尔纳，“关于鸦片及其生物成的研究”（《科学院院报》，1864 年）。

理由。各种动物向我们提出许多重要的病理倾向差异性，我说过，从狗、驴、马等家畜当中还发现了同种各族间都各具有极其特殊的生理的或病理的敏感性，我甚至看到同族动物个体之间的差异经常是相当明显的。可是，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实验研究才能够给我们解释在不同族的人体或同族的个别人身上也具有我们观察到的这种个别性的差异，医生们称之为个性差异或特异功能。这些个性差异不停留在机体的不确定状态，一经实验研究就成为生理学一般性规律里的特殊例子，而这种规律也就是实用医学的基础。

总之，我的结论是从动物实验所得出的生理学的、病理学的与治疗学的各种结果，不仅可以适用于理论医学，而且我想如果对动物不作这种比较研究，那么实用医学永远不会具备科学的特点。关于这点，我想借用布丰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本节，也许这句话在哲学上另有意义，但是此处却有真正科学的含义：“假使世问没有动物存在，人类的性质还将更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