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物实验专论

第一节 在生物机体中，要注意现象的和谐的整体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对于生物与无机物同样适用的实验原理；对于生物不同之点，只提到生物现象有更大的复杂性，这就使得实验分析和把握它的条件的决定论变得无比的困难。但是在生物现象中，还存在着现象之间所特有的相互联系，这一点我们应当提醒实验人员注意，因为，假使忽略了在研究生命基础中的生理学观点，即使我们实验成功，也会陷入最不正确的观点和最错误的结论中去。

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见到，实验方法的目的在于获得对于现象必然性的认识，无论对于生物或对于无机物都是一样。其次，我们又知道所谓现象的“必然性”，也就是指的决定现象产生的“决定原因”或“近因”。从而我们就必然地认识现象的“存在条件”，因此实验者就可以参加活动，以改变现象。所以我们不妨认为上面这些都是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法，而“必然性” 一词，就可概括所有这些说法。

自然，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生命现象的研究，在实验科学方法上丝毫也不具有什么区别，在这方面生理学与理化科学都正好建立在相同的研究原理上。但是应当知道，生命现象的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很复杂的决定论，而且又是一种配合和谐的决定论。因此，复杂的生理现象，由一系列比较简单的现象构成，宫们相互影响，相互联合或相互配合，为了一个共同的最终目的。现在，生理学家的基本目标，就在于决定生理现象的基本条件，并把握它们的自然属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探索在动物机体内如此多变的机制的各种配合。古代图象中有一种用一条长蛇首尾衔接，盘作环状，以代表生命的意义，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很正确的理解。原来，在复杂的机体中，生命的机体的确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圆环，而且这环上有头有尾，也就是说，各种生命现象尽管相互联系成生命的“环”，而却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 肌肉与神经器官支持造血器官的活动，而血液又营养着造血器官。这里维持着一种有机的或社会的关系，它支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活动，直到某一种生命必要的成份的活动受到扰乱或停止，以至于破坏了整套动物机器运动的平衡，或引起了它的混乱或停顿。所以，实验医学家的课题在于先探索出机体扰乱的“简单必然性”，也就是说，先把握住扰乱的最初现象，由此联系一套“复杂的必然性”，它的产生条件与最初的必然性一样是必须的。这最初条件的必然性就象指引实验研究者走出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迷宫里的向导， 使人从此懂得机制是多变的，但是总是和绝对的必然性相联系着。在以后的举例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怎样从生物机体表面上最复杂的解体或扰乱申清理出它的最初简单的必然性来，由此再引出一组复杂的必然性。一氧化碳的毒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见第三篇）。本年度我在法兰西学院教课时专注重箭毒的研究，我的目的并不是在讲述这毒素本身的历史，而是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指出，象运动性神经末梢病变这样一个简单的必然性，如何逐步影响所有其它活细胞，引起次级必然性，次级必然性逐渐引起并发症，最后致动物于死。我想通过实验来证实机体内存在这种必然性，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些现象，因为我认为这种研究才是科学的病理学与治疗学的真正基础。

所以生理学家与医学家决不应当忘记，一个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

位个体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不能置身于宇宙之外.不联系自然界整体必然的关系来研究个别的物体和现象。但是生理学家却相反，他自居于一具完整的有机体之外，他看得见整体的全部，他就应该注意到这整体全部的和谐，同时又探索机体的内部，以求了解其每一部分的机制。由此可见，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拒绝接受在他们观察到的事实中所包括的最后原因的观念；而生理学家却必须承认一具生物机体具有一种先定的、和谐的目的性，机体各部分的动作存在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如果我们拆开一具活的机体，分解它的各个部分，这只是为了实验分析的方便，而决不是为了作孤立的理解。事实上，当我们对某种生理特性判断它的价值和真正的意义时， 我们必须总是注意它和整体的联系，而只有从它对于整体的相关作用，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毫无疑问，由于认识到生物各部分之间的这种必然的密切联系，所以居维埃才说实验方法不适用于生物研究，因为实验把应当连成一体的有机体拆成几部分。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其它所谓活力论的生理学家和医学家一直还在反对医学的实验研究。这种观点，固然也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们总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而且极大地妨害了科学的进步。毫无疑问，正确的说法是，机体的各组成部分在生理上是彼此不可分的，是为了促成一种共同生命的结果；但是我们却不应当因此就下结论说，不应该分析这一具生物的机器，如象我们分析一台人造的机器一样，其各部分本来都同样在整体上起着一份作用。我们应当尽力而为，借助实验分析手段，将生理活动迁出机体之外；这种隔离法能让我们看见而且更好地理解现象的内在条件，其目的是为了在机体中继续研究这些现象，以理解它们的生命作用。因此，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自然消化与自然受精的现象，我们作人工消化和人工授精的实验，而为了理解有机体的活动，我们还可以用人工循环的方法或其他方法， 分离活的组织，并将它们放在我们能更好地研究其特性的条件中。我们有时用麻醉药破坏总的功能协调与反应，以分离某个器官，我们切除某一部分的神经联系而保留血管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我借助这种分析的实验方法，可以说已将一些温血动物变为凉血动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它们各组织的特性。我也曾成功地做到对一种已切除神经的腺体在体外进行杀灭或复活的实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可以任意让腺体完全休息，接着又可以让它高度工作；知道了它的机能的两种极端的现象之后，就很容易地把握住一切中间的条件了。并且我们也可以明白，一种完全化学性机能的器官是怎样受着神经系统的调节，从而也就了解了它在总是相同的条件下是如何分泌出体液的。我不必列举这种实验分析的例子，现在只需扼要地再说一遍：否认用实验方法分析机体，就是阻止科学的进步和否定实验方法；但是，另一方面， 只顾做生理分析，而忽略机体的和谐统一性，这又是否定生命科学和抹杀它的全部特性。

所以，在作了各种现象的分析之后，为了观察分离了的各部分在连成整体后的作用，总是应当作一番生理的综合。关于“生理的综合”一词，还应当阐明我们的想法。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综合”就是重新组合被“分析” 拆散了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只是用“反证”或必要的补充来证明分析。这样的定义对于物质的分析与综合是绝对正确的。在化学上，综合由相同物质按等量比例，数量相加，构成相同的物体；但是一讲到物体特性的分析和综合，即现象的综合，情形就困难得多了。原来物体的特性并不是只关系到组成物质的性质与份量比例，它还关系到同一物质的排列方式。此外，

我们知道综合与分析所显示或消失了的特性，也不能看作是各种组成物体的特性的简单的增加或单纯的减少。例如，氧与氢的特性并不能给我们显示出水的特性来，尽管水是由两者组合而成的。

我不想讨论这些组合或组成物体的相关特性的问题，尽管它们是困难的，而又是基本的，但却属于其他的科学部门的事情。在这里，我只提出一点：自然现象无非就是物体之间的关系的表现。由此可知，拆散某一种物体的各部分，也就是破坏它们的原有关系，因此也停止了原有的现象。由此还可知，生理学上的分析，尽管可以便我们了解各器官与各组织独立的特性， 可是这种分析永远只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理想而十分不完善的综合。正如我们了解了独立的人，却不能由此就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结合的各种组织，而这些组织只能由社会生活来表现。总之，当我们把各个生理的单位联合起来时， 我们看见了研究分离的单位时所不能估计到的特性。所以，必须永远地作生理的综合的实验，因为细胞越来越复杂地联合或结合，可能产生完全特殊的新现象。这一切都说明，这些细胞尽管各自具有鲜明特有的性质，它们在整体中却不是起着简单结合的作用，他们结合起来表现出比个别特性加起来更多得多的东西。我确信心理现象实验研究的阻碍大部分就是这类性质的困难。因为尽管细胞有奇妙的性质及其精微的表现，可是据我看，不可能象生物的其他现象一样，使大脑的现象归纳到科学必然性规律里来。

所以，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应当永远注意机体的各个部分，同时又要注意机体全部的活动，而决不能忽略各个个别现象的特殊条件，原来“个体”就是由这些条件所组合而成的。但是单纯的个别事实总是不科学的，只有普遍化才能构成科学。不过这里又有双重的阻碍要克服：一方面，过于着重特殊事实固然是违反科学态度的，但另一方面过分夸张普遍化就会产生脱离事实的理想的科学。这后一个阻碍对于好推理的博物学家影响不大，可是对于医学家的影响就大了，因为医学家应当着重寻求客观而又实用的真理。自然， 我们应当佩服象哥德、奥肯、卡露斯、圣提雷尔、达尔文这样的高瞻远瞩的天才，他们归纳出一种普追化的概念，使我们看出一切生物都是物种在演化中不断变动的表现，并且每一个生物的个体仿佛是它所属的整体的回光返照，消失在生物界的演化中。在医学上，我们也可以同样地提取抽象的哲理， 或者按博物学家的观点，将所有的疾病，看作几种可以确定和分类的病，或者按生理学的观点，认为没有疾病，也就是说疾病只是生理状态的一种特殊情况。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再清楚不过，对我们有指导作用和用处。但是如果过于偏重这种假想，就很容易违背事实。照我的意见，这却是误解了真正的科学的哲理，而在对特殊性认识的事实与以前日益完全混乱的普及理论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或划了一道鸿沟。原来所谓医生，并不是指的生物界的一般医生，也不是指人类的医生，而是指的“个体人”的医生，也就是说， 他是某个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某种所谓特异功能条件下患病者的医生。照这样说法，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医学与其它科学不同，应当是越来越特殊化的一门科学。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所谓事实的越来越特殊化只是表面现象， 因为一切科学都是把普遍化纳入各种现象的规律中，普遍化才能达到科学的真正目的。只要了解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博物学家常用的一切形态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对于生理学家和医生还嫌太肤浅，不够用。博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医生着眼的问题各不相同，他们的研究不是平行发展的。例如：我们不能将生理学的标准强加给动物学。生理学家和医生比动物学家研究生物问题更深

入得多。生理学家要考虑生命现象存在的一般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可能受到的各种变化。而医生不只想了解所有生命现象在一切生物身上都具有相同的条件，他更需深入研究每个人在某些特定的病理情况下的这些条件的详细情况。因此，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到正常的和病埋的状态下生命现象的内部奥妙之后，生理学家和医生才能够得到光明而丰富的普遍理论。生命的原始本质在于有机发展的一种力。这种力就是构成希

波克拉底的可治疗的体质和海尔蒙的“生命源质”。但是，不管我们对这种力的性质持什么观念，总之，它的表现永远伴随着一组为生命现象所特有的理化条件。所以，唯有经过理化条件的特殊的研究，医生才能把个别性看成普遍规律里所包含的特殊性，从而在其中普遍地找到统一性里面包含着变化的、和谐的普遍性。但是，医生一面处理变化情况，一面应当永远探索决定变化的学问，从而才能把变化纳入普遍性。

如果要我用一个简单的名词对生命下一个定义，说明对生命性质的看法，那么依我的意见，它就应与生物科学分清，我要说：“生命就是创造”。事实上，创造出来的机体必然是一种按照机体构成元素的理化特性来工作的机器。对于生物现象表现的三种特性，今天我们这样加以区别：物理的、化学的和生命的特性。最后一种生命特性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称呼，因为象这一类的特性无非是我们今天还不能用理化方法处理的生物特性，但是，我们确信将来总有一天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这生命机器的特性，不在于它的理化特性如何复杂，而在于这台机器的创造。这创造的过程表现在我们的眼前，沿着它特有的条件和某种确定的观念而发展。而这确定的观念正说明生物的特性和生命的本质。

当一只雏鸡在鸡蛋里生长发育的时候，这决不是那只动物身体，即具有生命力主要特征的一组化学元素的形成。这一组化学物质的增长积累只是由于物质的理化特性按规律的发展。但是，属于生命范围的基本东西，既不属于物理学，也不属于化学或其它范围，而是生命演化的指导观念。在一切生物的种子中，都包含有一种发展的和有机构造表现的创造观念。但是在生命的全部历史中，它一直受这同一创造性的生命力的影响，并且，当这种生命力不能再发展的时候，死亡也就来临了。这里和别处一样，一切都来自创造和指导生命的观念，至于一切理化特性的表现方法则和所有自然界的现象相同，而且都处在乱七八糟地混沌状态，这些现象好象一合子字母块，有一种力能从里面检取一些字母，拼凑起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机制。同样，总是这个生命的观念能把被实验破坏的或被偶然事故和疾病毁坏的生物机体的几个部分，恢复成生物的整体。因而无论是在正常的状态，还是患病的状态下，只有在最初发育的理化条件上，才应该永远追溯得出生命的解释来。我们确实能看到生理学家和医生只能通过动物性的理化才能真正开展他们的研究活动，也就是说，通过理化活动来探索这一具有生命特性的领域。在这个特殊的活的领域内，一切生物现象的存在条件，根据一种确定的观念和严格的必然性创造着、发展着和相互支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