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农业及其管理形式

商朝又称殷、殷商，是我国历史第一个有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朝代。商代的农业生产很发达，从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反映的情况，以及地下发掘的情况来看，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部门，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

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历法、酒业、园艺业和蚕桑业、畜牧业及渔猎都有一定的发展。

商代的土地制度，已经形成了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卜辞中大量记载了商朝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

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词句。由卜辞可知，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

在卜辞中，粮食作物的总称为“禾”。其中最主要的是“黍”，也就是现在的“大黄米”。商代的麦就是今天的大麦。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木器、石器和蚌器。木器包括“耒”和“耜”，这两种工具，都是用树枝加工而成。甲骨文中的“藉”字像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说明耒耜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石制农器当时还在大量应用，如石铲、石镰等。至于谷物加工工具石磨、石碾、石碓，更是普遍存在。蚌器、骨器非常多，如骨铲、蚌镰等。

商代盛行火耕，用火来烧荒。在商代，在荒林茂草之中，野兽到处出没，除了使用这种放火烧光的方式，恐怕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农夫们等大火熄灭之后，把土地稍加平整，在灰土中，播下种子，变荒田为可耕地。

这种焚田的方法表明，即便商朝人定居于某处，他们的耕种地点也不是永远固定于一处的。他们今年焚田及耕种于此，明年则焚田及耕种于彼，也就是要经常性地“抛荒”。

在卜辞中，关于改换耕作地点的记载是随处可见的：“甲辰卜，商受年。”“庚子卜，雀受年。”“口寅卜，万受年。”这里所说的某地受年，是卜问应该在某地耕作才能得到丰收的回答，这种卜问大多于耕作之前进行。

此外，卜辞中还经常出现询问方位，而不是卜问固定地点的卜辞：“癸卯贞，东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所谓某方受禾，是卜问在什么方位耕作始获丰收的意思。这证明，每年的耕作地点都有变化，这是一种“抛荒”农业。

有人根据卜辞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商代已在农田里施用农肥，并已有贮存人粪、畜粪以及造厩肥的方法。加之能清除杂草，使农作物的产量得以提高。收获的粮食被贮藏起来，所以卜辞中出现了“廪”字。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当时的窑穴，其中的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的。这种窑穴的底与壁多用草拌泥涂抹，底部还残留绿灰色的谷物的遗骸。有理由认为：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形成，历法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商朝人的历法发达。在甲骨文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的记载。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一条：“庚申，月有食。”

经天文学家推断，公元前131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凌晨，确实发生了一次月食，可见这条记载是有根据的。

用六十干支记日是从商代开始的。自商的先祖王亥起，商朝人开始用干支命名。在殷墟甲骨文中，发现了六十干支表。商朝人以10日为一旬，每旬的最后一日，要进行卜旬。在商朝人的历法中，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个月，月份已经有大小之分。商朝人以12个月为一年，并且出现了闰月。

商代的历法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太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太阴历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月；太阳历以地球绕日一周为一年。这样，一年如果仅有12个月的话，每年要差出10天左右。

商朝人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一定的年份，就设置一个闰月，闰月放在年底。商朝人置闰，先是3年一闰，5年两闰，最后，使用17年七闰的办法。

卜辞中把一年的时间称为一祀，这是因为商朝人迷信，每年都有一次祭祀。甲骨文中的“年”字，跟现在的“季”字差不多，上面是个“禾”字，下半部是个“人”字，好像是人背着一捆禾，象征着每年收获一次。

商代酿酒业发达，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酒的字。商代的酒有很多品种。如“醴”，是用稻制作的甜酒；鬯，是用黍制作的香酒。

《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田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现已出土的商代酒器种类繁多。这反映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空前发达。酿酒业及酒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

商代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当时的果树有杏、栗等。

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上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代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商朝人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在已经驯养的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中，马、牛、羊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

马是商王室及其贵族、官吏在战争与狩猎时使用的重要工具，因而受到特别重视。它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驱使成批的奴隶饲养。从商代甲骨文中看到，武丁以后至纣王时期，商代的战争是非常频繁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最大的一次可动用一万余名士卒。马是作战与运输的工具，每次动用的数量也是很大的。

当时还用奴隶饲养成群的牛羊，主要供食用和祭祀。商王和大贵族每次祭祀，用牲的数目都相当惊人，少则几头，多则几十、几百，甚至达到上千头。

此外，还大量饲养猪、狗、鸡等动物。它们既是当时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也是祭祀用的供品。另外还有鹿、象等，商代遗址中已发现象的遗骸。据记载“商朝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说明在征伐东夷的战争中，商朝人一度还使用象队。

商代时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

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代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

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获兕”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最多的是451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在卜辞中，与土地有关的文字非常多，如“田”字，就很常见。“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

至于“畴”字的意思，田”与“寿”联合起来表示“长期归属农家耕作的田地”。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

每个小方块代表一定的亩积，也是奴隶们的耕作单位。当时的农田已有规整的沟洫，构成了原始的灌溉系统。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在夏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还没有解体，到了商代，这种土地制度转化成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封邑”，供臣下享用。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

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作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

[旁注]

甲骨文　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我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殷墟　是我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横跨洹河两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

武丁　姓子，名昭，是我国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商朝著名军事统帅。在位时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贤臣傅说为相，妻子妇好为将军，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

王亥　子姓，又名振，契之后，冥之长子，河南商丘人。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商族先公之一，华商始祖，华夏商朝人之缔造者。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

东夷　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

田猎　狩猎；捕捉野生鸟兽。始于夏、商，以休闲猎获为目的，以选士练兵为手段。田猎的主要目的成了训练各种武器使用和车马的驾控，是集身体、技术、战术训练为一体的军事活动。

[阅读链接]

伊尹在商汤手下主持国政，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建议商汤减轻征赋、鼓励生产。商汤采纳了他的意见，使生产得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伊尹认为商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建议商汤尽可能地促进商品流通。商汤照他的意见做了，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伊尹在辅佐商汤灭夏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