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时期——田赋结合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

明清时期的农业在土地开发和技术利用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发展使手工业出现繁荣，私营手工业在明中后期占主导地位，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全国仍居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的农业土地占有方式，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有官田与民田之分，从土地所有制关系来看，官田属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地主或自耕农所有。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明代农业生产的进步

明朝是从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明代农业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准上仍处在比较落后的传统农业阶段，但与前代相比，其进步是十分明显的。

明朝政府鼓励农耕，新式农具得到推广使用，农业肥料的使用，土壤的改良，农作物的引进，栽培技术的创新，家畜家禽的饲养，水利方面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摆脱了单一的经营方式，商品性农业空前发展。

这一切说明，传统农业在明代仍是富有活力的，其发展潜力还很大。

明代农业由于受到条件限制，基本上还是自然农业模式，还是小农经济占据主要地位。

元末农民战争中，不少地主或死或逃，留下大批荒田。广大农民进行开垦耕种，得到明政府的认可。

1368年，明太祖下令，各处荒田，农民垦种后归自己所有，并免徭役3年，原业主若还乡，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如数拨与耕种。

此外，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凡移民屯种，官府给耕牛、种子，免征3年租税，其后亩纳税一斗。军屯是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军屯的耕牛、种子、农具由政府供给。大部分是垦荒得来的。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利用机械原理，省力而效率高。

代耕架由两个人字形支架和安有十字木橛的辘轳组成。耕地时田地两头距离两丈，相向安设。辘轳中缠有6丈长的绳索，绳两端固定在两边的辘轳上，中间安有一个小铁环，小铁环上挂有耕犁的曳钩，运作时以人力搬动辘轳上的木橛，使之转动，耕犁就往复移动耕田。

每套代耕器，共用3人，两面辘轳各用一人，扶犁一人。转动辘轳的人，一人转动时，对方一人休息，如此往复搬动。

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

此外还有灌溉农具风力水车。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

扬郡以风帆数扇，俟风转车，风息则止，此车为救潦，欲去泽水，以便栽种。

这类提水机械用于太湖流域排水，有风就转且可经常工作。稻谷脱粒农具稻床，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明代已把积肥列为农家的头等大事，并认为一切残渣废物都是好肥料。如《月令广义》指出：

田家首务，在于积粪。积粪之方不一，自人粪、六畜粪及尘埃粪、杂物浸渍臭泥及各草木叶皆是粪也。

广泛使用无机肥料是明代的一大特点。

绿肥和农产品加工的副产品也是当时的主要肥料，其中有棉籽饼、麻饼、豆饼、桕饼、麻饼、楂饼，还有酒糟、糖渣、豆渣、果子油渣、青靛渣、小麻油渣等。

制造堆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袁黄《宝坻劝农书》记载：“有踏粪法、有窖粪法、有蒸粪法、有酿粪法、有煨粪法、有煮粪法。”

明代继宋元之后在施肥方面已具有较系统的经验和理解。

一是认识到了肥料是决定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概括出了“惜粪如惜金”，“粪田胜如买田”的农谚。认识到了施肥量“多寡量田肥瘠”；施肥还必须与深耕相结合，以避免肥料集中于土表而遭致流失或引起作物徒长。

二是农业专家发表的见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指出凡落叶腐草、沟泥和豆苗绿肥等皆能做肥料，改良土质，并有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从而加强作物抗风兼耐水、旱的能力。并特别强调施用生泥对于冷浆田的好处。这是明人的又一宝贵见解。

袁黄《宝坻劝农书》也指出，对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来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紧土，用河泥改良缓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

《宝坻劝农书》还指出，基肥能改良土壤，追肥有滋苗的作用，说：“化土则用粪于先，而瘠者以肥；滋苗则用粪于后，徒使苗枝畅茂而实不繁。”

除施肥改土的方法外，还有通过耕作来改良土壤。在明代值得注意的，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在我国历史上早就不乏化斥卤为良田的事例，但到明代以后，农民千方百计地找地种，盐碱地改良利用的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

位于海河流域的曲周县农民为了求生，总结了多年探索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改良和利用盐碱地：一是赶盐，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用水冲刷，把盐赶走。二是压盐。在田里打围埝，蓄存雨水，用来压盐下沉。三是躲盐。通过耕作，切断土壤毛细管作用，减少蒸发，并施用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结构，设法尽可能避开盐碱之害。四是挑沟筑岸，用造田来改良利用滨海盐碱地。

还有就是分布在陇中地区的石砂田，也源于明代。它是一种独特的改良利用土地的创造。砂田建设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粗砂石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

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30年左右。以后再重新起砂、铺砂，实行更新。因砂石覆盖具有增温、保墒、保土、压碱的综合性能，砂田产量超过一般田地10%至50%。

明代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三种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两种经济作物。经过多年的传播，这些都逐渐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

番薯引进据说是福建长乐商朝人陈振龙于1593年从菲律宾带回薯蔓，在家乡试种，次年由福建巡按金学曾加以推广。

另据《东莞县志》和《电白县志》记载，大致在此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种薯。番薯引进一二十年后就已在闽、粤部分地区普遍栽培，并在救荒中起了一定作用。

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来种植的人，并著有《甘薯疏》。黄河流域大约是在18世纪前期从福建和长江流域引种的。

玉米在我国广泛种植大约是17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主要种在山区。18世纪中叶以后已相当普遍。

马铃薯，也叫洋芋、土豆、山药蛋。约在17世纪前期传入我国。1650年荷兰人斯特勒伊斯访问我国台湾，曾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

19世纪中期以来，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山、陕都已广泛种植马铃薯。

花生过去一般人认为我国是直接或间接从南美洲传来的。最早记载花生的是江苏太湖地区的一些著作，如《常熟县志》、《嘉定县志》和苏州人黄省曾写的《种芋法》。

19世纪后期美国大粒花生品种引种于上海和山东蓬莱。由于它的产量较高，逐渐代替了小粒种的地位。

烟草也叫“淡巴菰”。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前期由两路传入我国。南线，自菲律宾传入。此外，还有自吕宋先传入澳门，再传入我国台湾。

由于传统选种技术的发展，培育新品种的进度加快，因此这一时期作物品种相当丰富。如《天工开物》记述黍、稷、粱、粟的名称很多。尤其是稻的品种特别多，质性有粘、不粘的；生育期长短有“五十日早”、“六十日稻”、“七十日即获”和“二百日方收获”者等。

形状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的；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有品质特别好的“香稻米”，还有“深水稻”、“咸水稻”等。水稻品种的多种多样和适应性较强，有利于种植品种的搭配，也为改进种植制度提供了条件。

明代农业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广东等地则利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颜料作物、油料作物以及茶树、花卉、果木、蔬菜、药材、烟草等也在各处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

棉花的栽培方法有著名的“张五典种棉法”，这是总结民间植棉经验得出的新法。从棉花的制种、栽种气温、土壤选择、根株行距、田间管理、定苗锄耘、打叶掐尖等生产技术，在《农政全书》中都有科学的规定。

明代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也有发展和创造。如在番薯引进我国300多年的历史中，其无性繁殖技术，除藤蔓扦插外，还创造了从种薯育苗结合扦插到温床育苗的技术。

据文献记载，番薯主要有4种育苗繁殖方法，即露地自然育苗、越冬老蔓育苗、切块直播育苗和催芽畦种育苗。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小城镇的纷纷兴起和扩大，刺激了园艺业的发展，促进了栽培技术的提高。果树栽培种类和品种增加，《农政全书》所著录的果树种类达40种，较元代《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所著录的20余种大大增加。

北方梨产区的主栽品种莱阳梨和秋白梨，以及上海水蜜桃都是在明代选育出来的。繁殖栽培技术在许多方面比起以前也有不少提高。

明代蔬菜种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菜、萝卜开始成为主要的栽培菜蔬，再就是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南瓜、辣椒、番茄、马铃薯、菜豆等南美原产的蔬菜以及球茎甘蓝引种到我国。

在明代，我国家畜家禽已有相当多的著名品种，如马，北方和西北有蒙古马和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西宁马、伊犁马、三河马、焉耆马等；西南则有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和贵州的水西马。牛有秦川牛、南阳牛。羊有湖羊、洮羊、蒙古羊、同羊、封羊等。

生长于岭南的猪，大者可长到二三百斤。这个猪种骨质细致，易熟易肥，耐粗饲，繁殖力高，抗病力强，18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育成大约克夏猪。

鸡有辽阳鸡、矮鸡、泰和鸡、长鸣鸡、寿光鸡、九斤黄、狼山鸡。鸭有番鸭、北京鸭和淮鸭。

在家畜家禽饲养方面，有几种家禽的肥育法是很有特色的：

一是栈鸡易肥法。以油和面擀成指尖大块，日与十数食之，并将土硫黄研细，用饯许与硬饭拌而喂之，数日即肥。

二是栈鹅易肥法。与栈鸡相似，不同者在于须用砖盖成小屋放鹅在内，勿令转侧，门以木棒绑定，只令出头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与食，勿令住口，只如此5日必肥。

三是填鸭法。在食用之前21日，白米做饭后，以盐花和之成团，做枣核状，每日减去一团，至期宰食，其味鲜嫩无比。

明初，政府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广西的灵渠、四川的都江堰等，都曾在洪武年间先后修复。陕西洪渠堰疏浚后，可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田200余里。宁夏卫所修渠道灌田数万顷。浙江定海、鄞县疏浚的东钱湖也能灌田数万顷。

1395年，全国府县计开塘堰40900多处，浚河4100多处，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这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灌溉技术方面，徐光启针对北方农业少水干旱的特点，利用一种仿制的“龙尾车”取水，据说“物省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其大者一器所出若决渠焉，累接而上，可使在山，是不忧高田”。

距离河数十里的稻田、棉田、菜地皆可得到灌溉，比笨重的旧式水车效率大增。“龙尾车”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机械法引水工具。利用活塞汲水的机械压水工具，所谓“玉衡车”，也同时引进。

明代的农业发达地区逐渐摆脱单一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利用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市场的扩大等条件，进行多种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

当时吴人谭晓、谭照两兄弟，以当地湖田多洼芜，被人遗弃的田地甚多，遂以低价买入，利用当地贱价的劳动力，进行土地改良，过洼的田地，凿为鱼池以养鱼，稍高的田地，围堰造田，粮食收获比他田高3倍。

这是一种较高水平的经营，既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又获得副业生产的高收益。谭氏兄弟的农业经营方式，在当时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并不是偶发的或例外的方式，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太仓州的龚姓人家就利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除粮食生产外发展牧畜业、养鱼业、果树蔬菜生产，而且产品都进入市场。

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满足于农业的自给型生产而进行整体的农业多种经营，一部分地区的农业已经与商品市场比较紧密联系起来，生产的目的在于销售。这类活动本身，其商业意义已经很明显了。

[旁注]

小农经济　也可以说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明太祖（1328年～1398年），朱元璋，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他结束了元朝民族等级制度，努力恢复生产，整治贪官，其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奉新，今江西人。明末科学家。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技术达到新水平的条件下，他在江西分宜教谕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的著作还有《论气》、《谈天》、《思怜诗》、《卮言十种》等。

袁黄　初名表，字坤仪，号了凡。嘉善魏塘镇人。1565年知县辟书院，令高材生从其受业。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培养、发现和提拔人才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科学研究范围广泛，其中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

陈振龙（约1543年～1619年），福建省长乐县人。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见当地种有朱薯，耐旱易活，生熟可食，便不顾西班牙政府不许朱薯出口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是我国引种番薯第一人。

黄省曾（1490年～1546年），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学者。交游极广，王阳明讲学越东，往见执子弟礼，又请益于谌若水，学诗于李梦阳。长于农业与畜牧，诗作以华艳胜。

卫所　明代军队编制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时屯田或驻防。遇有战争，朝廷命将，率领调自卫、所的士兵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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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20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常常默对孤灯，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

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长期的努力使他在农业方面取得了成就，著成《农政全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