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苏区风云

（字幕： 1986 年 1 月 27 日桂林）

邓楠：爸，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胡子叔叔（王震）的？在中央苏区？ 邓：记不得了。

王震：全苏大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邓：噢，全苏大会，知道了。

（广西的兵能打仗）

邓楠：比四川的呢？比一下嘛！

邓：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湖南兵能打。

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回忆往事是兴奋的。问：二十儿岁，那时候你？

邓：哪个？

问：胡子叔叔问你那时候二十几岁？ 邓：二十儿岁？25 岁。

从这个时间往前推已经五十多年了。

从我们拍片的这年往前推已经六十多年了。

中山路是南宁城里最老的马路之一。1929 年修通的时候，南宁只有九万人口。

25 岁的邓小平是 1929 年的夏天到达这里的。他要找的“广昌号汽灯店” 就在这条街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做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发展中共在当地的政治军事力量。

（陈欣德 中共广西区委党支研究室研究员）

你看，这个就是当年广昌号汽灯店的铺面，现在是街道印刷厂的车间了。小平同志，从上海派到我们南宁来了以后，首先就来到这里。原来楼下到楼上有个楼梯，可以直接上去，但是为了保护楼上同志的安全，他们楼下的同志当时要上去呢，就从后门，进出从后门走。现在我带你们到后面去看看， 你看当年房子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路也比较小，比较阴暗，你们小心一点。一个门套着一个门。

（幻灯放映）

这个人叫俞作柏，是桂系军阀中的实力派。1929 年春天因为他在蒋桂战争中倒向蒋介石，致使李宗仁、白崇禧败北。应该说，是蒋介石利用了桂系内部的矛盾，拉拢了俞作柏。

请注意这个人，他叫李明瑞，是桂系中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北伐战争中，贺胜桥一战使他名扬整个北伐战场。虽然他和俞作柏是表亲关系，但他的革命倾向更为明显。

蒋桂战争结束以后，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当上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他们俩虽然执掌了广西军政大权，但根基比较薄弱，又深知蒋介石不可靠，于是他们听取了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的建议，主动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支援。

实际上，俞作豫就是共产党员。

（陈欣德）

这是广昌号的后门。

在这里，邓小平先同中共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并把广昌号汽灯店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站。

（黄爱琴 房主）

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听老人们说，邓小平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房子可能有些什么秘密，要我们注意一下。有一天我弟弟就跑到这上面的房梁上去玩，发现这房梁上有很多洞洞，我们想可能是文物了，就把房梁锯下来， 通知上面来取走，当时他们（博物馆）还给了我们 25 元钱。

（陈欣德）

都可以打开，这些洞里面是藏文件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

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并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出入俞作柏的官邸。

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紧接着，邓斌又以培训初级军官，加强广西军事力量的名义， 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成立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一百多名共产党的干部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共产党员俞作豫当上了第五大队大队长。

广西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国民党军阀的密切注意，失去广西地盘的李宗仁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党之西南根据地”。

但是，为他始料不及的事情还在后头。10 月中旬，邓斌等人在南宁策动了兵变。

由南宁往西，沿邕江上溯 30 公里，到了杨美镇这个地方，一条邕江一下子成了两条江。

左边的江通往龙州叫左江，右边的江通往百色叫右江，左右两江流经的地带就是左右江地区。

“南宁兵变”后，邓斌、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把部队拉到了百色和龙州。

（韦宝昌 右江革命纪念馆馆长）

1929 年 10 月份，邓小平、张云逸带领军队到百色的时候，指挥部设在这个地方。粤东会馆是广东商人搞商业活动聚会的地方。邓小平他们来百色的同时，派了龚饮冰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准备在广西左、右江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计划。龚饮冰回来以后，带回的指示呢， 两条，一条是颁布中央给红七军的番号，一条是龚饮冰回到广西后，在 10 天之内举行起义。

（黄丽娟 解说员）

这个就是当时红七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会议室，当时很多重要的决策会议就在这里举行，前面那个房子是邓小平和张云逸军长的住处。

（韦宝昌）

当时，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在 10 天之内举行起义，比较仓促。他认为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百色起义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打仗，他是先做好这个工作以后，再举行起义。这个起义是开大会、庆祝会，不是那一天打仗，它和别的起义有不同就在这个地方。

（字幕：清风楼红七军败治部旧址，它曾经是百色城里最高的建筑） 1929 年 12 月 11 日，百色城头飘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红七军宣告成立，

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斌任红七军政委。

（韦宝昌）

邓小平在这里部署百色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到龙州去，组织部署龙州起义，组建红八军。

在去龙州的路上，邓斌遇到了从龙州赶来的李明瑞。李明瑞率领兵变部队在龙州筹集兵饷，稍事休整后，又产生了反攻南宁的念头，并把部队拉了出来。他与邓斌虽然早就相互闻名，但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的头一次见面。

（邓小平）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啊，那个时候见面。邓斌把李明瑞带回了粤东会馆，并争取他在龙州发动起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

（何自坚 91 岁原红八军一纵队司令）

左江能不能成立红八军，不得到李明瑞同意呢，是个大疑问。邓小平同志才是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对李明瑞这么高地位的，年龄又比他大那么多， 这个工作我们想得到，不容易做的。可是他一个青年，能够把李明瑞说服， 走共产主义道路。

在这里，他们商定了龙州起义的行动步骤。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一段生死之情。

（邓小平）

李明瑞很不错，参加了革命非常刻苦。我和他从广西到江西，他没有骑过一次牲口，就是走路。我也陪着他一块儿走，我们两个走前面，带个先遣连。

（字幕：红八军军部旧址，这儿原来曾是一座钱庄）

1929 年底，中央电令邓斌回上海汇报工作。他在龙州布置完工作后绕道越南、香港返回上海。红八军在他离开后不久宣告成立。龙州起义爆发了。中共中央认为，左右江起义“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

兵变”。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吸收李明瑞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受“左” 倾路线影响，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却认为，对李明瑞绝不能存“丝毫的幻想”。邓小平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发动下层群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开展工作的上层线索。不久，中央决定由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任总政委。

在上海，与妻子的重聚是幸福的。

邓小平就要做父亲了。他抽空去陪伴住在医院里的妻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盼望到的那一天是不幸的。

妻子张锡瑗因难产而去世，生下一个女孩儿寄放在别人家里，没过多久也夭折了。

军情如火，他甚至不能亲手掩埋自己的亲人，又匆忙赶回了广西。

（李应芬 74 岁李明瑞女儿）

他 1930 年 1 月底就回到龙州，接着他就宣布中央已经批准同意李明瑞参加共产党了。

邓小平后来在一份材料中曾回忆：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 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

（何自坚）

他大概在 3 月初，我在雷平，他就从龙州到雷平来，指挥我们去打靖西。他同我去打靖西，同我在一个战壕。打到第四天了，因为向都那边党组织有人来接他，他又急于回右江去，传达中央的命令。然而打了第四天靖西还没有攻下，他就要回右江了。我就派一连人护送他，一直很顺利地到右江，同韦拔群同志会合。

（黄美伦 95 岁原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韦拔群的弟媳）

六十几年了，1930 年 3 月 24 日，邓小平和一个同志来。邓小平拿着棍， 戴个帽。我问他：你哪里的人？他讲：我从百色来。邓小平讲的，拔群同志在这里吗？我又不敢说，后来我问他，你姓什么？我姓邓。邓什么？邓小平。他没讲他叫邓斌。后来带他去见韦拔群，他就同韦拔群讲。韦拔群问，你是

哪个啊？讲：我是邓斌。他同韦拔群讲他叫邓斌，同我讲就讲他叫邓小平。

邓斌到东兰的时候，红八军在龙州作战失败。而红七军主力此时也离开了右江，百色已经被敌人占领，只有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留守在东兰。

邓斌决定住下来，一面设法同七军取得联系，一面和韦拔群一道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还搞起了“共耕社”，重新分配土地。

（黄美伦）

在东里（村）开群众大会啊。邓小平讲，同志们，今天开这个会是光荣的，为什么说是光荣呢，“共耕社”从来没有过，今天有了“共耕社”，“共耕社”是基础，它后面是苏维埃。

（字幕：东兰武篆魁星楼）

记者： 1930 年红军在这里搞起来是不是红火得很？

（陈国团 85 岁原红七军战士）

那时候啊， 1930 年，那是轰轰烈烈的。邓小平由上海回来以后呢，把右江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的组织。他的指示是这样，凡是参加韦拔群（队伍）三年以上的，思想进步、无产阶级成分的，贫下中农成分的都要吸收入党。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浩大声势。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 13 个县，100 万人口，成为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之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带着立三中央的指示来到了红七军。

（陈国团）

邓岗来的时候，要调红七军北上，那时候中央要夺取大城市，要红七军打到柳州、桂林去，打到广东北江去。邓岗是这样嘛。所以呢，总政委邓政委没有办法，要走了，他北上以后我们同他离开了，没有了，不见了，一次都没见过他了。

1930 年 11 月 5 日，红七军在这里举行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典礼。由于抵制立三路线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左”倾错误，站在阅兵台上的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指挥权。由于中断了同中央的交通联络，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前在上海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1 月 9 日，红七军主力告别了右江根据地，去打柳州、桂林。绝大多数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只有七千多人的队伍要夺取大城市，将会遭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和损失。

（黄荣 84 岁原红七军战士）

四把（镇）战斗就看见小平了。敌人四面八方地冲过来，包围我们了。小平同志说，你们要有秩序地向后面走，后面由我和李明瑞把他顶住，你们后方部队先慢慢地有秩序地走，不要乱。

（莫文骅 86 岁原装甲兵政委、红七军战士）

还没有打柳州，我们就打了长安，打长安就打了四五天吧，没有打下来。长安你打不下，再打柳州就困难了，柳州不能打，你打桂林就更困难。

（黄荣）

以后又打武冈，就打不下去，部队伤亡很大。小平说：撤，不能打，打不得了。就撤了，撤了以后就这个样子，不撤啊，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啦。就撤下来。

（莫文骅）

原来我们出发是 7500 人，我们 7500 人出发，两个师 7500 人。后来打、打、打⋯⋯缩编了，把师取消了，改成两个团。

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走一路打一路，仗越打越不顺。坚持立三路线的邓冈等人相继离开了队伍。经过 7000 里的迂回转战，剩下的两千多官

兵总算在第二年的 7 月到达了中央苏区江西兴国。

四十多年后，人们在红七军出发的地方，发现了许多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

传说，邓小平、李明瑞就是在这里与韦拔群分别的。红七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

主力东进后，在右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因为叛徒的出卖而牺牲，时年 38 岁。

带领部队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的李明瑞被执行王明路线的人诬陷为“改组派”首领，惨遭杀害，时年 35 岁。

在这一时期牺牲的红军仅东兰一个县就有一千八百多人。

（李应芬）

“九·一八”（事变）后，天天我就留心我父亲的消息，《申报》经常登。后来看到有个小报登，登一篇长文章，写我父亲的，说，李明瑞亦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看了我就想哭了。当时我妈妈因为不见我父亲，整天哭得眼睛都肿了，我没办法告诉我妈妈，我就埋在心里头，真想我父亲。几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我父亲确实是死了，还是没有死。一直到解放后才知道。1986 年以后呢，我晓得了，邓小平对李明瑞这么好，这么关心李明瑞， 还要关心他的家属。

邓小平与江西这块土地，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他一生经历过三次政治磨难，第一次就发生在江西会昌。

（字幂：江西赣南）

（江西省档案馆）

记者：人们都知道邓小平一生有三起三落，是吧？

工作人员：啊，是的。

记者：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起落的情况。

工作人员：也是在我们江西，是中央苏区的时候，1933 年吧。我们这里保存了一些档案。

记者：我们能看什么档案？

工作人员：你看一下这本《斗争》，这是当年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的合订本，上面什么材料都有。

红七军脱离险情后，邓小平在江西的崇义告别了部队回到上海，写下了这份“七军工作报告”。但是，由于他与王明“左”倾领导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中央根本没有听取他的这个报告。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到苏区工作的请求。

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影响到了中央苏区。邓小平在瑞金当了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又被调到了会昌。这期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远远地看到过李明瑞，但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永别。

（黎新泉原江西省赣州地区公安局干部）

那天下午我们陪同小平参观会昌的老县城，走到一个小街里头，事实上就是当年他办过公的地方。一进这个院子，小平一抬头看到一棵树：哎呀， 这棵树还在，大了很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

（凌步机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60 年前，他在这里当县委书记，这个地方就是会昌县委的办公旧址。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提出，会昌是一个大县，而武装力量却过于薄弱，应该设立一个军事部。经罗屏汉介绍，决定调红十一军一个叫钟亚庆的副团长出任军事部长。

（钟亚庆 94 岁原会昌县苏维埃军事部长）

第一次调我到那里去呢，调我到会昌，我就在江城区那儿，他（邓小平） 就在会昌那儿摇电话了，调我。我说我不来，我没文化，我不肯坐办公，我背枪打仗更合适。他说我不要文化，我有文书，我就要你来，我说我没文化， 他就（让人）反复来电话说，我就去了。

我从澄江到会昌，在杉塘区的苏维埃政府，小平同志就碰到我了，他正去罗塘区工作。他看到我背着个背包，他说：这个同志哪里来的？叫我。我说从澄江。你到哪里？我到会昌。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钟亚庆。好，好，我是邓小平。我就和他一起到了区政府。他说钟亚庆你很调皮，通知都下了， 调你到会昌来，你今天才来，你今天不来呀，要打屁股哇！

那段时间里，会昌的扩红工作，赤卫队建设，政权建设都搞得有声有色。1932 年 7 月，为加强边区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把会昌、寻乌、安

远三个县连成一体，在筠门岭建立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当上了中心县委书记。

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当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片面地

强调扩大中央红军，把会、寻、安三县的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了正规红军， 并调走了守卫在筠门岭一带的红军独立三师。这样，造成了苏区南部的防御空虚，致使寻乌县城在广东军阀的大规模进攻中失守。

（凌步机）

本来这个事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苏区失守在当时来讲，丢来丢去，来来去去这是正常的，边境一般来讲都是不稳定的。但是“左”倾领。导者抓住这个事件不放，开始了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把它看成是会寻安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退却逃跑。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寻乌事件”只是一个开头，它实际上是王明“左”倾领导向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党内同志实行宗派主义打击的一个部署。在中央苏区，站在同“左”倾路线斗争前列的除了邓小平，还有毛泽罩、谢唯俊、古柏。

1933 年 3 月，在会、寻、安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邓小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撤去了职务。

这篇文章中说：在中央局的领导下，江西三个月来正确的、具体的、清楚的揭发了邓、毛、谢、古的错误，并一致给了他们以严重的打击。

这就是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左”倾领导对他们作出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跌落。

（危秀英 84 岁原中央苏区干部）

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 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

（刘英 90 岁原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透露，他好像没有这回事。所以人家更同情他嘛，但是他从来不讲。

30 年代发生的这个事件，毛泽东记得很清楚。

（车上对话）

记者：老凌，你还记得吧，林彪事件以后，小平同志当时在江西下放劳动。1972 年，他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毛泽东在 8 月 14 号那天作了批示， 好像他说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我记得好像是原话。

凌步机：是的，是的。

邓小平 1972 年冬天的赣南之行，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之后。

（黎新泉）

1972 年 12 月 8 号的上午，我们陪着小平同志和他夫人一起到了（会昌的）文武坝。在看了这个（毛泽东）旧居的门口，小平同志似乎心情比较沉重，讲了一句，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我们随行人员中没有哪个吭声，不好吭声，比较敏感。

1934 年，被王明中央撤消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在会昌城外的文武坝写下了他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3 年的夏天，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贺昌的热心帮助，邓小平被调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这个 10 年前巴黎《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在这里重操旧业，于上了《红星报》的主编。

（刘英）

贺昌非常喜欢小平同志，他说他是个人才、笔杆子，很能写东西，对什么工作他都有兴趣，分给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他做工作是很卖力的。

“《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红军里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

“它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字幕：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刘英）

贺昌同志跟我讲了以后，我对他的印象加深了，所以我跟他接触就多了。他这个人呢非常活跃。很多人都同情他，实际上他处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刘礼青原瑞金纪念馆馆长）

小平同志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原来塌掉了，我们也找不出， 不晓得哪一问是《红星报》的编辑部。小平同志一来这里看呢，看到这个屋基，他很肯定他说，我就在第二间。他一到这个地方，他就兴奋起来了。

（刘英）

村子就只有那么大嘛，所以我们很近呐，过一个田埂就到他那儿去，他就来啦。聊天就是娱乐，会合在一起就是精神会餐，就是娱乐。我觉得他这个人满不在乎，他从来不给我漏过。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嘛，他觉得毛主席是对的嘛，一直坚持嘛，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嘛。

1933 年和 1934 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是祸不单行的年月。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了战略转移。

邓小平和他的《红星报》被编在“红章”纵队里。

（字幕：于都河）

渡过于都河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对邓小平来讲，这已是第二次长征了。四年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整整走了 7000 里。

（刘英）

长征的时候很苦，没有东西吃，大家就精神会餐，谈吃的吧，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他就说他四川菜最好吃，我们就说，我们湖南菜也很好啊。所以非常乐观。我们喜欢听他吹，我们叫他吹牛皮，牛皮公司，老想要他吹， 大家笑一笑要高兴一点。

1935 年 1 月，邓小平随“红章”纵队到达遵义。

在这之前，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已经对“左”倾错误领导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邓小平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

（字幕：贵州遵义）

（田兴泳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小平同志对遵义、对遵义会议很有感情。第二次（19） 65 年这次来呢， 就是我接待的这一次，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很兴奋的，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小平同志因为遵义会议前受排挤，那么遵义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个转折，对小平同志来说也是小平同志一个转折。据他回忆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

许多年之后，女儿毛毛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