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集 新的革命

（字幕： 1992 年邓小平在深训国贸大厦）（邓小平）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 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资本主义发展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

（字幕： 1992 年邓小平在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邓小平）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1992 年的春天，这位 88 岁的老人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城市里反反复复他讲述着这些道理。他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人们都称他是改革的总设计师。

十几年过去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历史是最好的回答。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曾取得过成功的经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自 50 年代后期起，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我们曾经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耽误了 20 年的时间。

（吴庭美 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

1956 年到 1978 年，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县，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

力，卖给国家粮食 9 亿 6000 万斤。但是吃国家的回销粮，吃了 13 亿 4000

万斤。就是这么一个一百多万亩土地，几十万劳动力， 22 年，没给国家贡献一斤粮食，倒吃国家四亿斤粮食。

1978 年以前，像风阳这样的贫困县，在中国并不少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30 年的艰辛探索，当我们掌握了这些真理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曾经在建国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作为急迫的历史任务，就这样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1978 年 12 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果敢地发起了一场新的革命。

（邓小平）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 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在全国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

1979 年，安徽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们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大丰

收。那一年，小岗人把他们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 3 万斤一下子提高到了 12 万斤。那一年，小岗人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家家户户的囤也装满了粮食。

（王昌太 原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

并不是中国农民不勤劳，生产不出来粮食。也不是中国农民没有创造性， 找不到多增产粮食的道路，不是这个问题。根本问题在，解放以后的近 30 年间，有两个禁区没有被冲破，第一个禁区就是一个“包”字。一讲到“包” 字，那就害怕，“包”字就是跟社会主义相对抗的资本主义道路，“包”字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另一个禁区，就是所有制，所有制一大二公，越公越好，越大越好。所以这两个禁区，实际上是 1978 年，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这两个禁区才真正地被冲破。

小岗村农民的突破，几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他们在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的带领下，冒着风险，悄悄地实行一种叫做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严宏昌 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当时考虑，如果是公开地干起来，肯定干不成。所以，我们要保住这条秘密，要瞒上不瞒下。就是我们本队里不能瞒。当时，我们队是 20 户， 115

人。那时有两户单身汉， 18 户在家的。我们就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就是先不声不响地把生产搞起来。

包干到户，在当时被看成是历史的倒退， 18 户农民订下了这份契约， 谁也不允许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农民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万里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 年是大旱，大旱之年，我到了肥西看看。它那儿山南包产到户了， 麦子很好。到了山南，我就表扬了他们，我说你们就这样干吧。那时候省委回来我就开会，我支持。县委就批评，批评他们，你们包产到户不行。所以那个时候起，我说这个问题，包产到户既不合党的决议，又不合宪法，宪法

（规定是）人民公社嘛。开始搞了以后，我说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于下去。

有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万里心里有了底。1979 年夏天，他专程去了一

趟凤阳。就是在这个时候，小岗人分田的事情传了出来，惊动了县上。

（徐万里 原凤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正在犹豫的时候，万里来了，管了，管用了。万里来后，陈庭元同志就给他汇报了，我们全县责任制怎么安排的，但唯独这个小岗生产队，它就是暗地里到户。万里同志问，那到户怎么样呢？他说到户当然好了，（粮食产量）三万多斤一下搞到 12 万。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就让它干去了。就这解决问题了，当时县里研究，跟张伯乐同志讲， 你只能干这个队啊，别的队不能干，只能干小岗队，别的队无论如何不能干啊。好，就这样定下来了，就小岗生产队定下来了。哪知道到 1979 年年底， 全公社都是这样了。

很快，全国都知道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1979 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大包干”的做法，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多的人在犹豫观望。农村改革步履艰难。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王郁昭原安徽滁县地委书记）

1980 年，在这一年的 6 月初，省委在巢湖召开了芜湖地委和巢湖地委和滁县地委三个地委的书记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省委负责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次谈话，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件讲，就说安徽的肥西，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结果增产幅度很大。另外又讲到凤阳，就是“凤阳花鼓”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部分的生产队，都搞了包干到户，结果一年大变样。当时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叫秘书就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了，我就把这个精神，邓小平同志讲话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这次《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对于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他的倡导下，四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支持群众包产到户的要求，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从此，农村改革由局部试验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

（李锦 新华社记者）

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幅照片了。照片 170～一国是 1982 年12 月 31 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拍的。当时 12 月 24 号我正在商河县，鲁西北的商河县，就是这个地方，正在采访。突然接到新华总社的电话，说穆青同志让到北京来。31 号这一天，在北大厅，万里同志他把我领到小平同志

面前，说他去过二百多个村庄。小平同志说，那你有发言权呐，小平同志说， 农村情况怎么样你讲一下。当时很激动，一下子又想不出什么话来，万里同志就说，你就说说农民现在吃多少肉吧。我说，一个星期买一次肉，一大锅煮着，买个五六斤。一般下次再赶集的时候，一般就是五天，再去买一次。以后小平同志又问，说农民的房子怎么样？我说，一般都盖五间房子，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小平同志听的时候非常认真，耳朵都是侧着，很专注地在听着，我当时就讲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好。

农村改革方兴未艾，四川盆地又出了一件新鲜事。

（杨超原四川省委书记）

拿我们四川来说，主要是广汉。农业改革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向阳公社， 它就那时把公社取消了，第一次出现了乡政权，恢复了乡的组织。

（钟汉银原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

全部变了，盖了办公大楼了。当时我们公社的大门是两扇，木板门。牌子在这儿挂着。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这几个字比较大。

记者：当时你们把牌子摘下来怎么没想到把牌子再留起来呢？将来是个文物啊，搞不好。

（李万贵原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书记）

当时我们就没有认识到那个嘛，我们只认为，名符其实，是人民公社就是人民公社，是乡人民政府就是乡人民政府，就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东西。

记者：当时是，好像是悄悄摘下来的，是吧？

李万贵：还是怕，当时我们上面还有个要求，先让你是改革、探讨，还规定了三个东西，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意思是搞坏了，烂嘛只烂我们一家嘛，搞好了嘛，将来有推广价值，再推广嘛。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

到了 1984 年，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以“包干到户” 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温饱，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基本问题，经过短短几年的改革，就得到了初步解决。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迅速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产业。邓小平高兴地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最大收获。

（邓小平）

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

1984 年，经过六年的实践之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已经酝酿成熟。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镜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国庆节。

（邓小平）

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1984 年 10 月 20 日，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新闻解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迈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关键性一步。以此为标志，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久，中共中央又相继推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邓小平说：

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郑必坚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小平同志这段话很短，很朴实，很通俗，但是你看，是非常之深刻而且严密。我们就是要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上面来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就是解放生产力，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叫做什么呢？ 叫做第二次革命。这个革命要长期进行下去，进行到什么程度呢？要进行到下个世纪。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个方面的界限要搞清楚。一方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失误，就认为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都可以不要。另一方面，又不能够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如果这样认为，那我们就没有改革了，就会拒绝改革，就僵化了。所以，对这两方面错误倾向都要划清界限。

邓颖超：我们三个人同一年。

邓小平：同一年，你两个哪个大？你比我大两个月？ 邓颖超：我比你大四个月吧？

邓小平：四个月呀，我是 8 月。

邓颖超：你是 8 月啊，我是 2 月。邓小平：2 月，那大半年呢，你呢？ 陈云：我 6 月。

邓小平：啊？6 月？

陈云：6 月。

邓小平：6 月，他居中，那还是她大。

领导改革的政治家也有轻松的时候。

全方位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和全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实践和不断涌现的新鲜经验，向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苏星中央党校副校长）

所以当时面临着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摆在我们现实经济生活的面前。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 1979 年，邓小平在与美国学者吉布尼的会谈中， 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次谈话，虽然还是讲计划经济为主，但邓小平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1984 年，为了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称赞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邓小平）

这次中央全会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好文件，我完全同意。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

（苏星）

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里边就有一条，就是我们的政府原则上不直接管理企业。这个是非常对的。再一个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心环节还是搞活国有企业。因为现在你说是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这它都是跟市场适应的，它都是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那么不适应的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它长期是计划经济在那里管着。这其他的经济成分是轻装前进，国有企业是背着个大包袱走向市场。

（鞍山钢铁公司）

怎样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尖端课题。

（吴溪淳冶金部副部长兼鞍钢党委书记）

鞍钢是我们国家最大最老的一个钢铁企业，特别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一种体制就是缺乏企业自己造血的功能。鞍钢过去是皇帝女儿不愁

嫁，在计划经济体制情况下，鞍钢的钢材，一个是价格低，因为国家定价， 价格低，再一个呢，当时市场上是供不应求。

（刘玠鞍钢总经理）

现在是面对国内外两方面的竞争，国际上产品现在通过各种渠道也进到国内来了，我们要和他们竞争，同时我们还要跟国内的先进的企业竞争。

（吴溪淳）

在这个情况下，用户有了选择，他们要选择物美价廉的。要物美就得质量好。价廉呢，企业必须得成本低，你才能价廉，否则你就亏本。

鞍钢人不会忘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来到这里，和工人们一起探讨国有企业怎样才能走向市场的问题。

（夏云志原鞍钢炼铁厂厂长）

在 1978 年 9 月 18 日，邓小平同志到我厂来视察。我首先简单介绍一

下我们厂生产情况。那一年厂的产量大概年产 640 万吨，有 10 座高炉。小平

同志一听说有 10 座高炉，就问了一下，你这高炉装备水平怎么样？我说那可不行，破的破，老的老，有的炉子甚至是伪满留下的老炉子。

（吴溪淳）

当时小平同志就明确地指出来，我们要用先进的技术装备企业，引进技术要高起点，不能修修补补，不要改良，总得来讲要革命。那个时候，小平同志是看到了的。1978 年他来讲话，他是看到这个趋势的，就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高起点，要高起点以后企业才能有高效益，才能够真正进入市场。

（刘玠）

我觉得这样一搞呢，使我们这样一个国有大型企业，不仅在市场经济当中能够生存，而且我们能够得到发展。所以我们感觉到，小平同志指出的这样一个方向，只要这样走下去，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全有希望。

（长春一汽）

在这个曾经生产出第一辆国产汽车的老企业里，希望已经成了现实。

（耿昭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我们一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汽人早就有过两个愿望，或者说有两个梦。一个呢，我们想实现换型的梦，就是摘掉 30 年一贯制的帽子。还有一个梦，就是建设大规模的轿车基地。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这仅仅是梦。只是到了市场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以后，也才有了这个条件，使我们这两个梦变成了现实。我们也实现换型了，老解放也变了新解放了，也实现建设建成了大规模的轿车工业的基地了。

只有走向市场，经济才充满生机，只有赢得竞争，企业才充满活力。这是每一个成功企业的共识。

（宣中光扬子集团董事长）

因为现在国家把责权利都放给你了，由你自己去决策、去经营去，市场的竞争，推动一个民族的进步，推动一个国家的进步，推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

（迟斌元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

确实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厂的这么多科研人员，像这么一个环境，有充足的图书资料，有充足的科研基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字幕： 1986 年 11 月 14 日人民大会堂）

1986 年 11 月 14 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从电视屏幕上，人们看到邓小平向范尔霖赠送了一份小礼物。对此，《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的这一举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因为邓小平送给客人的是两个月前在上海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刚刚上市的新中国的第一份股票。

（黄贵显 原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总经济师）

后来他们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展览了好久一段时候。当然我们搞证券的时候一直有一些压力的，就是这个不批那个不批。小平同志送证券给范尔霖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认可而且把我们发的

（证券）送给（外宾），那我们就放心了。当时呢，我们只是想搞一个长期的资金市场。1986 年 9 月 26 日，搞股票买卖的那个过程，是江泽民同志直接抓的，开了一些座谈会，就问了我们为什么搞不起来？我们就谈了这个批， 那个不行，那个又不许。他就说为什么搞一些改革你们就这么困难呢？他支持嘛，当然其他都开绿灯了。

（字幕：上海）

（吴邦国 国务院副总理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小平同志对上海的市场的培育是很关心的，因为企业的改革，就是把企业推向市场。市场经济嘛，就是在资源的配置，要市场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培育和发展市场，是目前改革的主要的内容。这个市场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当然有商品市场。我们的一种想法是，上海能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的集散地，所以按照这个规律和要求，上海就积极地、比较谨慎地、而且规范化地、逐步在探讨一个资本市场，一个证券交易所，另外生产资料的市场， 包括有色金属交易所等等。另外还有技术市场，上海的技术市场也蛮活跃的， 另外还有人才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积极地培育市场。这个发展以后，实际上为上海的企业的改革，面向市场创造条件。也为上海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资金和物资的一个宏观的环境和条件。

改革是一场巨大的试验。邓小平的观点是，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于是，证券、股份制、金融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原来被视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刺激着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的症结，还是计划与市场这个老问题。

1987 年 2 月，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说：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字幕： 1987 年 10 月 25 日）

（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同时，根据邓小平的思路，大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决走不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了。这些重要提法，使我们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又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这次大会深入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和长期目标。邓小平身体力行，在这次大会上坚持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十三大以后，中国的改革驶出了相对平静的内河，进入了最为复杂的攻坚阶段。

邓小平常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改革的艰难。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伴随着风风雨雨，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事关改革成败的大局。在坚持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

1989 年的春天，北京很不平静。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遥相呼应，活动频繁。充满希望的改革大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邓小平发出了警告。2 月 26 日，他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中国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3 月 4 日，他再次告诫中央负责同志：“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但是，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它严重地

破坏了改革的进程。

风波之后，改革将如何发展？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身上。

（字幕： 1989 年 6 月 9 日）

（邓小平）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怎么样做工作，也还要来

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所谓共和国。也许这么一件坏事，会使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步子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能够发扬得更好。为什么讲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0 年，是不是因为这次动乱，这 10 年就发生

问题，正确性发生问题，正不正确？这 10 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制订的， 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发展的三部曲，正不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右，是不是“左”的问题？我想我们没有作出一种“左”的判断，也没有提出过急的目标。因此第一个问题要回答的，我们制定的战略日标，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失败的。

邓小平说：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对不对？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邓小平）

但是今天回头一看，我们这方面就显得明显的不足。两只手，一只手比较硬，一只手比较软。总结经验，我想恐怕是这样，不是对不对，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

邓小平说：这是总结我们过去 10 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邓小平）

我提出这么一个课题，利用这个时候，冷静地考虑过去，考虑未来。过去主要是过去 10 年，未来是一直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实现。总结经验，我们有哪些失误，纠正；哪些方面搞得对的，坚持；哪些方面搞得不足的，加点劲。

那一年的夏天，邓小平照例去了海边。他已经 85 岁了。

（邓小平接见李政道）

邓楠：每天游一个多小时。

邓小平：一个小时，在水下。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活动范围大小，喜欢大自然，自由一些，有个气势。

那一年的秋天，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坚持辞去了最后一个领导职务。

邓小平退休了，但是他仍然牵挂着改革，关注着改革的每一个最新动态。从 1989 年到 1992 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治理整顿中逐步深化。形

势的发展，对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改革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李铁映 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

但是毕竟改革深入到这种程度，还没有一个最终的我们要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设想、蓝图或者规划。历史的任务也就提出来了，改革进入到这一步，需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在这个关键时刻， 小平同志 1992 年初又出来进一步讲了计划和市场。

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从 1979 年到 1992 年，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问题，这次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使全党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江泽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 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结束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