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集心系统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至今还有三块地方由于历史的和人为的原因，与祖国大陆隔开了。它们是台湾、香港和澳门。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心愿。

1974 年，81 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书房里遗憾地告诉英国首相希思：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几年后，邓小平说，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

1986 年 9 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 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

这里面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炎黄子孙都希望祖国能够统一，分裂状况总是违背民族的意志的。其次，就是台湾，只要台湾一天不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得不到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美国有种舆论，就是说中国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台湾归还祖国的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 50 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54 年 12 月 2 日，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当局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政府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用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下，我人民解放军从 50 年代开始相继解放沿海岛屿。但独独留下了离大陆最近的马祖列岛、金门岛和大担、二担岛没有解放。

这在当时是一个谜。

（叶飞原福州军区政委）

开始我们也想不到，思想也不通，不光我们思想不通，连彭德怀思想都不通，彭老总呵，彭老总是要解放金门的，他是很积极的，我们思想都不通，后来为什么通了呢？毛主席明讲了嘛，后来毛主席就明讲了，绞索政策，金门、马祖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绞索美国自己要解开都解不开，为什么我们来替他解开呢？因为一解放，这绞索不是就没有了吗？

1972 年 2 月，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走进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在这次改变中美两国关系的访华活动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1977 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随着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邓小平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自己实际提出来的，中国自己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用谈判方式，一个用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总要谈判的双方、或者三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是三方。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台湾能够接受，美国也能够接受。

（林丽蕴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

听到这段话呢，我自己作为台湾同胞，当时感受特别深，我们当时是说，要解放台湾，那台湾就是实行跟大陆一样的制度，是这么来理解的。从台湾同胞来讲，作为炎黄子孙，认同自己的祖籍，自己的根，这点是没问题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中国，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毕竟长期的几十年来的隔绝造成的那种对大陆的制度的不理解，或者甚至是疑虑，甚至可以说是还有一些反对的想法来讲，他们也还是有些担心的，到底统一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么很明确他讲到，统一了以后，不会把大陆制定的政策拿到台湾去使用。我想这个可以说是为和平统一的前景，从政策思想上提出来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

1979 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协全国委员会当天座谈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说，今天有三个特点：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提上具体日程。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邓小平后来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六条设想。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传颂的“邓六条”。

（汪道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一个名词没有，叫“叶九条，邓六条”，现在基本上按照他们两位，特别是“邓六条”的精神来处理两岸的关系。这两个文告发表后，台湾有所震动，台湾（方面）也是基于他的考虑，就是两岸对立、对峙的状态，是不是要有所改善？因为大陆已经表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这样的精神，他们就开始要缓解两岸关系。

1987 年 10 月，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在台人员赴大陆探亲。当年少小离家的游子，在饱经了几十年的离愁别绪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资料片）

你就是焕民？我是周东柏！太久了，真是太久了！

（王兆国原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我们国家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特别行政区仍然坚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国两制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小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国情，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对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在国际上解决长期遗留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出路。

（唐树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

15 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指引下，两岸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两岸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转向了缓和。

第二，就是 17 年来，两岸人员的交往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不论是新闻、科技、学术、体育、文艺各方面的交流都得到开展。这样的一种交流明显地增加两岸同胞的了解，增加了两岸同胞兄弟的感情。

第三，就是两岸之间经济的交流有了广泛的发展，两岸已经初步形成了互补互利的局面。这种经济上密切的联系，将一定会为和平统一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从 1988 年开始，海峡两岸龙的传人，每年的大年三十都在昔日对峙的厦门和金门，同时燃放烟花，共贺新年来临。五彩缤纷的焰火，点亮了两岸寂静的夜空，带来了一片祥和的气氛。

可是，在这种祥和的背后，台湾岛内仍有一股势力，鼓吹台湾独立，破坏祖国统一。

邓小平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提醒人们：解决台湾问题，要有两手准备。

（邓小平）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

放弃国家统一？但是，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国内建设上，那个事情晚解决几天无伤大局。但是，不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第三梯队的人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王兆国）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始终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就是说，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理解这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的，是针对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

1995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作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八点重要看法和主张。他强调：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的创造者。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论断和思想，确立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指导方针。”

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和大陆靠得更近。邓小平早年曾五次去过那里。1920 年 9 月，他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途中第一次经过香港，以后，从 1929 年到 1931 年的三年中，他因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在往返苏区和上海中央的途中，曾四次到过香港。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60 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 年英国再趁列强瓜分中国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 99 年，1997 年 6 月 30 日期满。

我国政府一贯立场是：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的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候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鲁平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我们作为中国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收回香港和澳门是我们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夙愿。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为此目标进行了奋斗，而且很多爱国志士为此抛头颅，捐身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而且宣布，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因为随着 1997 年的来临，新界租约很快就要满期了，所以英国政府不断地想来试探我们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态度。到了 1979 年，那个时候我们“港澳办”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了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来，小平同志见了他。当时他跟麦理浩就讲，我们把香港一直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也充分考虑了香港它的特殊地位，所以到了 1997 年，无论香港问题怎么样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是肯定会得到保证的。说得明确一点，他老人家说，就是在这

个世纪，以至于下个世纪初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实行它的资本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这点他请投资者放心，所以当时他已经提出来了“一国两制”这个构想。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来中国访问。邓小平向她阐述了中国

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在 1997 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当时，英国方面又在想什么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

我们要商谈顺利交接，协助一手建立成功的殖民地、出色金融生产中心的香港人和中方磋商，让资本主义香港可继续行使我们的法律。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英国人并不想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他们当时的如意算盘，按照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来， 1982 年，同小平同志会谈当中，她开始还是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这个我们当然理所当然地驳斥了她。后来她又想用所谓治权，主权换治权，就是说名义上主权交还给中国，但是要英国继续管理。如果中国方面要提出把香港收回，由中国人来管理，她说香港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来吓唬我们。当时小平同志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荒谬的说法。

（邓小平）

我跟她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就是说中国 1997 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不管用什么方式。接着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议程，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1997 年以后的安排，就是说我们中国收回主权之后怎么样来管理香港，就是制度问题了；第三个议程是在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

当时我说，不排除这个期间发生意外的事情，香港发生动乱。再一个是我们根本谈不拢。我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当然想说，或者是有租约，但是否应让香港人自决？但中方断然否定，收复主权对我们和人民很重要，这是尊严的问题。我们关心的不只是领土问题，还有当地人民的意愿，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因此我很失望。

此后，中英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谈判。22 个回合的较量波澜迭起。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姬鹏飞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比如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的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

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香港）。邓小平这几句话，字字千斤，一锤定音。

（周南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中英谈判之所以能谈成，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我们国家是强大的，从 1949 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实力不断

增强，同 1840 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有一句成语叫“弱国无外交”。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谈成，是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是个有力量的国家，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其次，能够谈成是由于谈判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来谈的，也就是说“一国两制”的方针或者叫战略搞对了。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在谈判结束时说，“一国两制”的方针要归功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资料片解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于 1984 年 12 月 18 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同一天，应邀参加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的 101 位香港各界人士也从香港来到北京。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

在会见时，邓小平说，中英之间的阴影现在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天才创造，是行得通的。

采访正式签字仪式的一百多名北京、香港和英国的记者，这一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直播签字仪式的实况。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5 时 30 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

这是个庄严的时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香港问题上蒙受的屈辱，终于有结束的日期了。

香港新闻媒介都争先报道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消息，世界各国舆论都盛赞中英联合声明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榜样。香港各界，更为之振奋。

（霍英东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在北京签署声明，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日子，也是中国现代史一个大日子。

（曾宪梓全国人大常委）

最根本的一点，值得我们香港同胞兴高采烈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两国政府一致同意了，就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我们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必须在同一天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整个香港都轰动起来。

（费彝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原香港大公报社社长）

香港主权收回呢，我在香港呆了三十七年半，也就是我等了三十七年半了。我特别是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但

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国际间慢慢地也要作为榜样，在历史上有地位。第二，我个人呢觉得高兴，我跟香港人一样，香港人今后照现在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应该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只有满意的地方。

（查济民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

今天到了中英联合声明 10 周年了，我们会看得出来，“一国两制”这个办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得到证实，是有效的，是对我们中国最大贡献的一个政策。

1985 年 4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英联合声明。过渡时期的香港并不平静。邓小平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不论什么人在香港问题上制造什么麻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有决心、有能力按期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为了确保（19） 97 年之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立即展开，目的是把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还说：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没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

1990 年 4 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并决定于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平塔席戈尔葡萄牙前首相）

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我们都很感兴趣，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我必须赞赏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所做出的努力。葡萄牙宪法中明确表明，澳门是中国领土，我们从未把澳门当作葡萄牙殖民地，那是中国领土，葡萄牙的人民在一段时期可以在那里和中国人民相处。

我们将于 1999 年结束对澳门的统治管辖。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澳门总督发表谈话

（韦启立澳门总督）

他说，《基本法》是中葡两国签署联合声明的成果，澳门将会在有信心的气氛和发展的气氛中平稳过渡，而且澳门管辖权的移交也将会顺利进行。相信澳门居民会充满信心和安全地渡过后过渡期，澳门的前途是光明的。

1987 年 4 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

会委员。这一年，他 83 岁。

（邓小平）

我快 83 了，到今年 8 月就 83 岁了。

要体现这个“根本法”。这个“根本法”也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法，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法，是件新事物啊，再花三年时间把它搞得非常妥当，我相信我还看得到。

1990 年 1 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这

一年，他 85 岁。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 85 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 1997 年。李嘉诚：我敢买保险，你能超过这个。邓小平：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李嘉诚：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邓小平：我活到 1997 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李嘉诚：一定会的。

李嘉诚先生问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说：

（邓小平）

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1992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深

情地望着香港，那是他五次去过的地方。这一年，他 88 岁。他心里要说的，

也就是他多次表达过的，我要活到 1997 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到香港去看一看，哪怕坐着轮椅也要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走一走。

我们在制作本片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在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未来的繁荣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已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