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 历史转折

（字幕：北京宽街）

从江西回来以后，邓小平一家再也没有搬回中南海。

1976 年，就在这所临街的院子里，邓小平迎来了他的第六个本命年。这一年，是中国的龙年。

（邓小平）

1976 年 1 月 8 日，9 时 57 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比邓小平年长六岁，在巴黎相识后的五十多年里，他一直是邓小平最亲密的兄长。

周恩来的逝世，给复杂的中国政局留下了一串未知数。

（范硕《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

1976 年总理逝世致悼词这个事，张春桥就提出来，张春桥说请叶帅来作。张春桥的本意是想他来作。结果叶帅说，我不能作，说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后来江青、张春桥说那合适吗？叶帅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他说得很坚决。因为叶帅说小平作，他们就没办法了。

1. 月 15 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

（邓小平）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这是 1976 年邓小平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十多天以后，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指定专管外交事务。

1. 月 5

   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署。

2. 月 15

   日，《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实际上是讲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

“四人帮”的攻击，好像在人们没有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地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

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1.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天安门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四人帮”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吴小平）

我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我叫吴小平。在 1976 年 4 月 7 号的上午，王洪文、江青和张春桥，接见了姚文元带来的一帮子人。据说嘛，这帮子人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写作班子。他们来了之后呢，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特别的高兴。江青呢，当时就叫了，说我们胜利了。王洪文接着就说，拿茅台酒来！

邓小平又一次陷入了政治困境。4 月 7 日，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字幕：乐交民巷）

撤销职务之后，邓小平在这里被监管了两个多月。

从高处看下去，可以发现，邓小平住的这个地方与天安门广场距离很近。邓小平已经 72 岁了。在“四人帮”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政治生

命也就自然地终结了。

那个多灾多难的龙年，使中国人遍尝了人间的苦涩与酸辛。7 月 6 日，共和国又一次降下了半旗。

新中国又一位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与世长辞。

7 月 28 日，24 万人在唐山的地震中失去了生命。但这并没有使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断。

1. 月 9 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撒手人寰。巨星陨落，举国同悲。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却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一场生死抉择。

正是这些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们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1. 月 6 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这是一个令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欢庆的锣鼓，宣告了十年动乱的结束。

但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的命题不可回避地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拒绝。

这期间，邓小平正因病住在医院，不久，他的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搬到了北京郊区的西山。

（王守江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接到这儿来了以后，有一次中午的时候，叶帅到玉泉山 5 号楼，开了会以后，他叫我到我们秘书办公的地方来，后来他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

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想给他一套文件，中央确定了由你直接给他送，其他人不要进去了，住在哪个地方，其他人也不要告诉。中央办公厅直接写你的名字，你把这套文件直接转给他。这个楼是 25 号，当时我给他的这套文件，写我的名字，中央秘书局认为还是给我的这套文件， 我就冒名的给小平同志，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的。叶帅很快就来看他。

冬去春来，龙年一过，老战友们之间的走动渐渐地多了起来。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

十年动乱，使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怎样才能走出困境？首先必须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认为，要维护毛泽东思想， 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生前作出的一切决定和意见。这个错误思想，集中表现为这篇 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提出的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凡是”。

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中国就不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邓小平就不能复出工作。“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抵制。

1977 年 3 月，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4 月 7 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三天后，他又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 请将我的信转发全党。

5 月 24 日，他在与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令全党同志耳目一新，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

这时候，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深入思考中国的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在一家医院的走廊里为构思一篇理论文章绞尽了脑汁。

（胡福明原江苏省委党校校长）

那是 1977 年的 6 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经常也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 年）9 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 年）1 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 4 月份，当时

《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做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

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就在这期间，叶剑英迎来了他的八十寿辰。将帅们不约而同地相聚在叶帅家中。

（王守江原叶剑英办公室主任）

大伙都来了。首先来的是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带着家属、儿女、第三代孙子、孙女都来了。比如聂帅来的早了，杨成武，后来徐帅也来了。

小平同志讲，老帅们都来了，叶帅就讲，那你是我们老帅的领班。

7 月 30 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

一个星期以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这是一次轻松的亮相。看足球，是他一生的爱好。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引起了世界瞩目。新老朋友一见面少不了要询问他的经历，可他总是把话题更多的引向中国的实际问题。

（韩素音英籍作家）

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 STRAIGHT （直爽），很直的，也不大说客气的话， 就握个手，马上就，四川人说，“开腔”，就讲起来，满肚子都是为中国， 说，我们过去呀，有这些问题，没有搞得好，现在有了经验，知道了怎么做。说 50 年代的看法、政策不适合于 80 年代，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两个月的

小孩子要吃奶，你不可能给他肉吃，但是他到了 18 岁，他要吃肉哇。这个问题呀，我们要看得清楚。

记者：他谈到自己的经历吗？

没有，他很少说自己，他只谈过大事情，我觉得中国很幸福，有这么一个人，很实际， PRACTICAL 就是说非常实际。

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得更为实际。他说，坦率他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五十多年的革命经历，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复出伊始，他就向全党大声疾呼，当前特别重要的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一复出，就着手领导拨乱反正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主动要求分

管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

有了这样的杰出人才，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拨乱反正，正是从科学、教育这两条战线首先开始的。1977 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推翻了“四人帮”鼓吹的“两个估计”， 倡导要在党内和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他要求教育部组织很强的班子来编写中小学教材，抓一批重点大学，尽快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恢复高校的招生制度。他说，拨乱反正，语言要准确，办事要快。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在他的领导下， 1977 年底，中国恢复了大学

招生考试制度。全国有 570 万青年参加了考试，他们中有许多人已过了而立之年。

1978 年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

（邓小平）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

科学与知识又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

1978 年 5 月 11 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反复推敲、修改，《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同志的压制。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 有的同志甚至指责这篇文章是反对毛主席的。一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蒙上了一层阴影。

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5 月 30 日，他对一些同志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 月 2 日， 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 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邓小平）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

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沸沸扬扬的争论声中，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 月，他又来到了广羡的松辽平原。他说，我这是到处点火。

（王恩茂原吉林省委书记）

我汇报以后，小平同志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要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小平同志在吉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促进了我们思想的大解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 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开始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一个月后，邓小平又去了一趟日本。

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引起了邓小平对解决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邓小平乘新干线高速列车） 邓：那是农民的宿舍吧？

答：普通的市民的房子。

问：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高速列车终于在 1978 年的年底启动了。

（胡 绳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这时候，党内党外，人们都纷纷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示出了一种愿望，一种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那种错误， 要求摒弃过去那些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种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时候举行的。在这次全会前，还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同志就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就叫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也就是为几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指导方针。在他的领导下，几天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做出认真的改革，来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的各个方面积极性， 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那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能够以高速度的稳定的向前发展。

（邓小平）

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全党工作的重心， 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

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从而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些重要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会议，叫做遵义会议，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 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遵义会议只过了 14 年，中国革命就得到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间，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胡絜青老舍夫人）

请坐，请坐，请坐。这就是老舍最后， 1965 年照的这最后一张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

（胡絜青）

打得太不像话了，桌子上摞桌子，让他跪到上头。所以他说，士可杀， 不可辱，与其成这样，我还不如什么，我干干净净地死了，这么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就拿着自己的订起来的毛主席的诗词走的。末了时候跟我这个孙女说，你说说跟爷爷再见。

1978 年 8 月，胡絜青给中央写了这封信。几天后，邓小平在来信上批示： “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 不可拖延”。

（胡絜青）

开会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特意送的花圈。

爸，我在给您写信，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 爸，九年前，您含冤死去；九年来，我饮恨活着。

爸，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 年 1 月 4 日，同学们递给我一张《打倒陶铸》的传单，说您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978 年 12 月，已故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曾经使许许多多的读者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文化大革命”以后，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她和母亲奔波了两年。

（曾志陶铸夫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我就晓得他们比较好。所以我就敢去找他（邓小平）。找他嘛，去见了他，后来我就给他讲陶铸的问题，他就听了，陶铸的问题他就听了。听了以后没表示态度，一点态度都没表示。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正式出来呀，他也不好怎么表示，虽然他兼了几职啊，他还没正式上任呢。可是我的女儿呢，陶斯亮呢，对这个事情，她就很着急。为什么小平同志一点不表示啊，这么冷淡啊？就感觉得很失望。后来，别人抄给我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小平同志批的，他这么写的，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很快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女儿后来也说，小平同志很深沉啊，当时那个时候，他自己不能讲话，他一句话都不讲，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很干脆，马上就给你解决，所以最早平反的就是陶铸和彭老总嘛。

这些都是迟到的追悼会。

那两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 13 次这样的追悼会，为 51 位含冤逝世的同

志敬献了花圈。在他的领导下，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全国有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1980 年 5 月 17 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桩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

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 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等到最后他跟我握手，小平同志跟我说了一句话：是好事，是胜利⋯⋯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

人们很自然地就要去回顾这一段历史，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对待？就是说在解放思想这样个潮流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股这种思潮。就是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怀疑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再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后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

针对在党内外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邓小平）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 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 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 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了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邓小平认为，必须作一个历史决议，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明确今后的前进方向。他高度重视这件大事，亲自主持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

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核心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1980 年 8 月，意大利著名记者奥利埃娜·法拉奇来到北京。邓小平连续

两次接受这位以爱提尖锐问题闻名的女记者的采访。

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邓小平）

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把毛泽东思想里边许多好的东西，我们要继承下来。

从 1980 年 3 月到 1981 年 6 月，邓小平先后十多次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

（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

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来，这个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说，要在重大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要统一认识，这是历史决议的首要的任务。他有一次甚至于讲了这个话，就说如果这个部分不写或写不好，那么，整个决议可以不要做。因为你讲“文化大革命”也好，你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好，那小平同志受的打击最大， 我们经常讲这个，几次被打倒、被整，受的苦也最大。但是，他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来看这个问题，他从党的事业，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实际出发， 所以他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要否定，要坚决否定，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但是，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就把

毛泽东思想完全抛弃。

（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起草小组曾经先后搞过十几个稿子，小平同志总感觉到不满意。不满意的中心一个关键问题，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站得高，从大局出发。他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如果那样完全否定毛主席，那就实际上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小平同志最重视的文件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受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从根本上恐怕应该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了这么一个《历史决议》作旗帜。所以江泽民同志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这是小平同志作出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万代的大事。

（邓小平）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在经过 22 个月的起草工作之后，198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江泽民）

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