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³⁰⁹

续记

1922 年 12 月 27 日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然而我们一直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当给国家提供经过鉴别分析的材料，而国家机关则应当决定国家事务。我想，在目前国家事务变得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往往要交错着解决各种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鉴定，有些问题不需要他们鉴定，甚至有些问题的某些方面需要国家计划委员会鉴定，另一些方面则不需要它鉴定，因此我想，目前应该采取步骤来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例如，把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根据特别指令对需要改变决定的问题进行准备，根据特别条例写出报告，来权衡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否应该取消，以及对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的决定规定特别的期限，等等。

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我觉得，现在在这里把个人问题同原则问题过分紧密地牵扯在一起了。现在听到有人攻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副主席皮达可夫同志，攻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太软弱，缺乏自主精神，没有主见；另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指责是粗枝大叶，作风粗野，缺乏深湛的科学修养，等等。我想，这些攻击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把两个方面都夸大到极点，实际上我们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需要的是这两类性格的巧妙结合，一种典型可能是皮达可夫，另一种典型可能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 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