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 ¹⁷⁵

（1921 年 3 月） 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

（3 月 15 日）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¹⁷⁶，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 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责。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阶级是欺骗不了的。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

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写进记录。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辩的。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部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 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镳，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 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 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

对于这种中农，对于这种有自己的经济特点和自己的经济根系的中农的要求，我们能不能予以满足呢？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老实说， 这样的幻想家在我们中间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幻想家，怎么能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实践显然已经表明，农业集体经营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创举，可以起多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实践也表明，这种试验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人们怀着一片好心，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

你们很清楚，这样的例子不知有过多少了。我再说一遍：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我说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倒不是说需要几百年。你们都很清楚，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说：“是的，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去满足农民呢？满足农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对怎样满足农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呢？自然，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这些要求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要求加以审查，必须从经济科学的观点对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农民的经济要求的一切加以考察。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对自己说：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有什么可以流转， 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交易，那还算什么贸易自由！那就会成为纸上谈兵；而纸上的东西是满足不了各个阶级的，只有用物质的东西才能使它们满足。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两个条件。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怎样弄到商品，我们能不能弄到商品——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至于第一个条件——流转自由——需要在这里谈谈。

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于是就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难道可以承认贸易自由， 可以实行这种自由吗？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回答说：自然，这个问题在实际解决时是非常困难的。我事先就预见到，并且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在分发给你们的那个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中，发生问题最多的——发生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关于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这一点。这一点是在第 8 节的结尾中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范围究竟怎样？它怎样实现呢？ 如果谁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他就错了。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立法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任务只是规定原则路线，提出口号。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因为播种的季节就要到来了。然后再来发动我们整个机关，运用我们全部的理论力量和全部的实践经验，来研究这个工作应当怎样进行。能不能这样做呢？从理论上说来，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而不至于因此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能不能这样做呢？能够，因为问题在于掌握分寸。如果我们能获得纵然是数量不多的商品，把这些商品掌握在国家手中，掌握在控制政权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能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那么我们作为国家，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能够获得经济权力。把这些商品投入流转，就能够活跃小农业，这种小农业在严酷的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重压之下无法发展，现在已经陷于凋敝。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如果这种流转使国家能用工业品换得最低限度的一点粮食，以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的需要， 那么在恢复经济流转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能够仍旧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并

且得到巩固。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另一方面，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农业大国，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然而这样做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过去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极端激烈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因此我们在经济方面也只能按战争方式行动，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竟然熬过了这样一场战争，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允许地方流转自由，而又不破坏无产阶级政权，还能巩固这一政权。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的任务是向你们证明，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如果它手里有什么物资的话，它完全可以把这些物资投入流转，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农的要求，通过地方经济流转来满足他们的要求。

现在，简单地谈谈地方经济流转问题。首先我要讲一下合作社问题。当然，在实行地方经济流转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合作社的，而现在合作社在我国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党纲强调指出，最好的分配机构就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合作社，这个机构是需要保存下来的。党纲是这样说的。①这一点我们是否执行了呢？执行得非常不够，而且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执行，其部分原因还是我们犯了错误，部分原因则是军事上需要。合作社生成比较会经营的、经济地位较高的分子，从而在政治上生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是一种化学定律——是没有办法的事！（笑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⁴ 是些自觉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帮助尤登尼奇之流的人。这同样是一种定律。我们必须同他们作战。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我们当时必须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一成不变呢？不能。这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无疑是一种错误。正因为如此，关于合作社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很短，我现在把它读一下：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³⁰ 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①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¹⁷⁷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19 页。——编者注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23—25 页，

——编者注

你们会说，这说得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不明确，但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我们在全年当中能做成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个决议说：“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 ¹⁷⁸ 是一个很好的机关；但是，当我们重新研究对小农的态度时，还规定合作社必须隶属于粮食人民委员部，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那在政治上就犯了明显的错误。我们应当责成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和确定一定的办法并作一定的修改，检验我们要采取的前进和后退的步骤——看看这应当做到什么程度，怎样保持政治利益，应当放开多少才能松动些，以及如何检验试验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在这方面正面临着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办法。有一点我们心中明白：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设想我们的运动将沿着直线前进，而事实上，正像在革命史上常见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用这样的决议把手脚束缚起来，这是政治错误。现在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以强调合作社机构的作用的党纲为指针。

我们要撤销这个决议，我们说，应当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但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实行这一点呢？不会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说，还要过几个月。这在各地都一样吗？绝对不是。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一律看待，用一个框框去套，那将是极为愚蠢的。我建议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的方式把这个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思想肯定下来。¹⁷⁹ 我想，在这以后，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在最近几天内公布一封信，信中会说—

—自然，中央委员会会说得比我现在说的好（我们会找到写文章的高手，他们会写好这封信的）——不要损毁任何东西，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弄巧成拙， 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农的要求，而又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利益。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甚至几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所积累的经验。我想，为此我们会特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一书的作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参加。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货币周转是这么一回事， 它可以很好地检查国内流转是否正常；如果这个流转失常，货币就会变成一张废纸。为了获得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经验，我们必须上十次地检验我们采用的各种办法。

人们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商品。要知道，贸易自由是需要商品的。而农民是很聪明的人，他们很会挖苦人。我们现在能不能弄到商品呢？现在可以弄到，因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们正在同国际资本作斗争。国际资本一看到我们的共和国就说：“这是些强盗，鳄鱼”（这句话是一位英国女艺术家一字不漏地转告我的，她是从一个极有威望的政治家那里听到这种话的 ¹⁸⁰）。既然是鳄鱼，那就只能嗤之以鼻。这就是国际资本的说法。这就是阶级敌人的说法。而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需要用事实来检验。你既然是世界强大的力量，是世界资本，你既然说我们是“鳄鱼”， 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术装备，那就开枪试试吧！然而，它试了之后，却因此吃了更大的苦头。这样，资本才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 于是它说：“需要做生意”。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们，我们已经接到两项借款的建议，借款数目接近 1 亿金卢布，黄金我们是有的，但是黄金不能出卖，因为黄金是不能吃的东西。大家都遭到了经济破坏，在一切国家中，战争已把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弄得混乱不堪。此外，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由于这种情况，直到现在我们能使用的黄金的数量极小，小得可怜。现在银行资本家提出了两项借款的建议，数目为 1 亿。自然，这笔资本要的利息是掠夺性的。但是在此以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起过这一点；在此以前， 他们只是说：“我要一枪把你打死，我要把你所有的一切白白拿走。”现在他们因为无法把我们打死，于是就准备同我们做生意了。现在，同美国和英国的通商条约，可以说已经不成问题；租让的情况也是这样。昨天我还接到现在这里的万德利普先生的一封信，他发了一通怨言之外，还提到了一大堆关于租让和借款的计划。这是一位最讲实利的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他同比较敌视日本的北美西部诸州有联系。这样，我们就有了弄到商品的经济可能性。至于我们怎样实际做到这一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某种可能性总算已经有了。

我再说一遍：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像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同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的流转。我已经说过，我知道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嘲笑。莫斯科有一个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他们企图制造“舆论”。他们取笑说：“共产主义原来是这样的！它就好像是一个手里拄着拐杖、满脸裹着绷带的人，共产主义只能叫人莫名其妙。”这一类嘲笑我已经听够了，但这一类嘲笑不是打官腔，就是说风凉话！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被打了七年，而现在，谢天谢地，他居然能够拄着拐杖走动了！这便是我们的处境！ 谁如果以为我们可以不要拐杖，那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懂！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因此，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 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 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 就是只会说风凉话。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群众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了。既然四年战争的影响在各先进国家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么七年战争对我们又该有多么大的影响啊？！

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种极端疲惫状态，已经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现在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喘息时机。我们曾打算利用我们的黄金储备来换取生产资料。当然，最好是自己制造机器，不过，即使是购买机器，我们也是为了用这些买来的机器把我国的生产搞好。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能够工作的工人和农民，而他们多半已经不能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已经疲惫不堪了。必须帮助他们，必

须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消费品，尽管这与我们以前的纲领不符。我们以前的纲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列扎瓦同志给我一份资料，我把它的内容讲一讲。从这份资料看，我们已经购买了几十万普特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它们正迅速地从立陶宛、芬兰和拉脱维亚运来。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在伦敦已经签订了一项购买 1850 万普特煤的合同，我们决定购买这些煤，是为了使彼得格勒的工业和纺织工业复苏。我们为农民去搞商品，这自然是违背纲领的，这是不正常的；但是必须给一个喘息时机，因为人民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喘息一下是不能工作的。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 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能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就不能同他们友好共处。俄国农民中成为中农的人愈来愈多了，害怕交换会成为个体交换是不必要的。在交换中，任何人都能给国家一些东西。一些人能提供余粮，另一些人能提供蔬菜，还有一些人则能提供劳务。情况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 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你们可以看到，在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中（草案已经分发给你们了）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相互抵触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该草案的末尾写道：“代表大会基本上〈这个词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同意中央委员会迅速使这些规定协调起来”①。我们知道，这些规定不协调；我们还来不及做协调工作，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仔细地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相应的法律。预定的程序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能通过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就将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也不颁布法律，而仅仅颁布一个经过修改的条例， 然后再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¹⁵⁰ 把它变为法律，而更重要的是， 由它们规定具体的细则。重要的是要使各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并能起来响应。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制为前提的。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107 页。—

—编者注

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计局 ¹⁸¹ 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要是有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肚子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 亿普特的余粮。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我讲话的时间快完了，我应当结束了。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 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灰心，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稍微有点觉悟的农民都不会不理解，我们作为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而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复沙皇的旧政府。喀琅施塔得 ¹⁸² 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然而别的政权又没有。因此，他们所处的情况就是一种最好的宣传，这种宣传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其他任何新的政府。

我们现在有同农民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实际地、巧妙地、机敏地、灵活地来做这件事。我们了解粮食人民委员部这个机关，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好的机关之一。把它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较好的机关，应当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机关必须服从于政治。如果我们不能同农民搞好关系，那么再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对我们也毫无用处。那样的话，这个机关再好，也不会为我们的阶级服务，而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服务。既然政治要求坚决转变，要求灵活性和巧妙的过渡办法，那么领导者就应当理解这一点。一个坚定的机关，应当能够随机应变。如果机关的坚定性变成了僵化，阻碍了变革，那就免不了有一场斗争。所以，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使这个机关完全服从于政治。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决定着共和国的命运。机关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愈坚定，就愈好，愈能随机应变。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我请你们注意，主要的一点是：把一切详细地、周密地规定出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应当注意的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

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 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

（热烈鼓掌）

载于 1963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

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3 月 8— 第 50—65 页

16 日）》一书

6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3 月 15 日）

同志们，我想只简单地谈几点意见。首先谈一谈有关西伯利亚粮食工作者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让我告诉大家：德罗任已交法庭审判，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是无罪的。我听到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应该说，这是正确的观点。现在常听到一些埋怨和流言蜚语，用这种方法来表明这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完全正确。其次，秋明有一些粮食工作者是因犯了非刑拷打、强奸妇女等刑事罪而被枪决的。因此， 决不能把这个问题同粮食工作扯在一起，应当看到这些完全是为非作歹的刑事犯罪活动。而在粮食工作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对这种罪行应该从严处理。因此，从这方面来说采取的措施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想先简单谈一下合作社问题。瞿鲁巴同志的报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也正如我们大家在这里听到的，并不是一个同报告人的观点截然对立的副报告。中央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是得到一致同意的，而主要的是，还在代表大会开幕前我们就看到，地方上的各方面的同志已经根据实际经验，自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对这种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质上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补充和警告，但是并没有建议采取另一种政策。

瞿鲁巴同志的报告只是在合作社问题上离开了这个总的方针。在这方面瞿鲁巴同志反对我所提出的决议案，但是我觉得，他的反驳意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上自由的经济流转关系就流转总量来说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这个问题应当研究，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仔细地研究地方上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大家当然都同意。但是我认为合作社还是有它一定的优越性。如果合作社像我指出过的那样，在政治上成为组织、集中和联合那些政治上敌视我们、实质上是实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策的分子的场所，那么合作社同小农户、小商业比较起来，当然也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合作社在这方面更糟。相反，共产党人经常地影响和监督合作社的手段，毕竟更多一些。

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在这里受到瞿鲁巴同志的坚决拥护和米柳亭同志的坚决反对。

瞿鲁巴同志说，我自己就是代表大会解决合作社问题以前那场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斗争的见证人。我应当承认这个事实。斗争确实有过，而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了这场斗争，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较大的优势，或者更确切些说，保证了粮食部门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以此为理由，拒绝在合

作社问题上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有更大的选择政治措施的自由，这在政治上无疑是不正确的。我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当然不高兴看到在许多次会议上发生琐碎的争执甚至斗气，而愿意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必须遵守的、能够结束这场斗争的代表大会决议。但是应当考虑的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而是实行一定的经济政策有没有利的问题。你们大家在这里都看到，我收到的大量字条，一大堆字条，也更加清楚地证实，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当我们的政策有所改变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细节上的困难。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立刻解决这些困难。如果我们要保留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的决议，那我们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完全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政策而不能背离这个决议的一字一句。决议一直说的是余粮收集制，而你们却要以实物税来代替它。

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作出估计和检查。因此，撤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自然又会使我们感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又成为悬案了。然而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避开这一点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我们所制定的、无疑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

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显然是没有分歧的，一般说来，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很多非党农民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完全确定了的。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实行这种改变。所以我再来把合作社问题的决议宣读一次：“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撤销这项决议。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拟订一些决定，使之在党和苏维埃系统中获得通过，以便根据俄共党纲并适应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情况，来改善和发展合作社的机构和活动。”

我将代表中央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接受并基本上通过第一个决议案——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初步草案，责成党中央委员会对决议案的提法加以审订协调，然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个决议案——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案——也是这样。

现在我来谈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应当说明一下，我收到的字条有一大堆， 字条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要说把问题全都罗列出来，就是把问题全部加以分类，立刻就各类问题继续谈一谈的打算，我也只好作罢。很遗憾，我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我要把这些字条保存下来，作为今后讨论问题的材料。

也许，这些问题可以比较详细地在报刊上公布，或者至少要收集起来， 加以分类，编成一份详尽的综合材料，发给所有直接从事制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法令的经济学家、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领导人员这样一些同志。我现在只能举出两大类，并针对这两种主要的异议或意见，针对这些字条上提出的两大类问题说几句。

第一类是技术方面的。有很多字条详细地指出具体实行这些措施将如何困难，会产生多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在第一个报告中就已经附带说明过， 这类意见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要一下子就弄清楚我们将如何着手解决

这些困难，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一般性的，是关于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这里很多发言人， 甚至大多数发言人都讲到的，在递来的许多字条上也都指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必然会得到加强。有些人在字条上写道：“这样你们就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为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敞开大门。”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多少重复一下我在第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话：毫无疑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在这方面，我应当指出，有些人批评了我的讲话中的某些结论，批评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规模自由流转的相互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人，也没有一张字条（尽管字条有几十张，我还是看了大部分字条）批评上述论点。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 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米柳亭同志在这里说，我们有严整的制度，而我们的立法， 如他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实现这种过渡的严整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却没有估计到向小资产阶级实行一系列让步的必要性。米柳亭同志这样说， 但没有作出我所作的结论。业已建立的严整的制度是由战时的而不是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决定的。当时我们的经济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我们不得不在一场大战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也许我们在执行一定的政策时犯过错误，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

—这是应当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但是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而只有立即实行最大限度的垄断，直到不给任何补偿就征收全部余粮。而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这并不是严整的经济制度。这种办法不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战时条件迫使我们采用的。至于说到经济上的考虑， 现在主要的考虑就是增加产品数量。现在，主要生产力即工人和农民处于经济破产、一贫如洗、精疲力竭的境地，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使一切服从于一个主要的考虑——尽一切力量增加产品数量。

有人问我，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同现在正在进行的播种运动有什么关系，而且有些同志在字条上极力揭露这方面有很多矛盾。我认为从经济上说这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播种运动就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经济可能性来增加播种面积。为此就需要重新分配种子， 保管和运送种子。但是，尽管种子这样少，我们也无法把它运走；往往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互助措施，才能在农具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减少或消灭播种不足的情况。对很多省份来说，要消灭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非党农民自己在很多场合就已经提出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要求，希望借此得到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经济的刺激，如果他在春耕以前听到国家政权说， 这个措施已经决定并且就要实行，那么，这同播种运动的总政策是不是相违背呢？不，不违背，这是一种带有鼓励因素的措施。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很小的鼓励因素。问题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马上让农民看到从英国开来的几十艘轮船，船上满载着用来交换他们将要收割的庄稼的商品——这当然实在得多。但是企图以此来欺骗那些实际上知道我国贸易情况的人，那是很可笑的。我们知道，载着煤和少量粮食的轮船已经从英国开出，这个消息我们是从克拉辛同志那里知道的；我们知道，在缔结通商条约以前（这个

条约还没有签字），我们是同个别商人半合法地进行贸易的，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不可能禁止这些商人做这种事情。要在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圈上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更大的许诺我们现在当然作不了。一切能够做到的我们毕竟都在做，我们正在从这方面改变进口计划。

从小业主、小农的观点看来，由于实物税的总额将要比征粮数少，而且规定得更明确，他们就有可能多播种一些，就有可能相信余粮将用来改善他们的经营，所以这是一条最大限度地支持勤劳的业主的路线，这一点在播种运动中也已经提出来了。一切反对意见归结起来是这样一个问题：得到好处多的是经济上同共产主义对立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大工业。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 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它把先进的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联合起来。

这里有人试图说，或者试图从经济上得出结论说：毫无疑问，得到好处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是手工业商品生产。他们特别试图从下面的观点来进行论证：由于实行租让，大工业将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我认为，这种论断在经济上是根本错误的。即使能够完全确实地证明小工业得到的好处相对说来要多得多，甚至假定绝对地多得多，这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也都丝毫不能否定我们所采取的步骤的正确性。结论是这样的：从经济上巩固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其他的支柱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现在假定——纯粹是大致假定一下，这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小工业是 100（不管这是 100 个百万劳动单位或者 100 个其他什么单位），而大工业是 200。我们大致假定， 小工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增长为 175，而大工业仍然是 200。这里我们是假定大工业停滞不前而小工业却有巨大的发展。这是作最坏的假设，但是我认为，即使是这样，对我们也有无可置疑的好处，因为今年的情况表明，我们的燃料和运输的情况表明，米柳亭同志非常凑巧地提起的粮食分配的情况也表明，我们现在是在勉强维持着。

这里有人问而且有人写条子问：“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你们怎样保持住工人国家呢？”这个现象——农村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发展

——是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现象是最大的威胁。

下面来谈谈租让。租让——这是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同盟。应当对租让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这是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金融资本缔结的一种经济联盟、同盟、合同，这种合同可以使我们的产品稍微增多一些， 同时也使订约人的产品增多。如果我们把矿藏或森林租让出去，那么承租人就会拿走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而只给我们很小一笔提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增加产量是如此重要，连这很小一笔提成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借助租让，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将根据合同的规定稍微得到改善，这对外国资本毫不困难，而这种稍微改善对我们的大工业却是有好处的，它能使我们的大工业得到巩固。由于经济上的影响，这也将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改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生活状况。

害怕小农业和小工业会发展到威胁我国大工业的程度是没有根据的。要振兴工业，就必须有振兴的某些征兆。

如果我们歉收（我已经向你们提到过波波夫的小册子 ¹⁸³）并且只得到像去年那样少的物资的话，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缩小危机和发展小工业了， 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只有在获得农需工业剩余产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获得这种剩余产品是可能的，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会给我们很大的好处。是小生产还是大生产得到的好处多，这个问题是一个怎样把利用我国资源和发展市场这两者连接和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正在争取同资本主义达成有关租让的协议，使我国的资源得到利用和市场得到发展，这样就会使我们提高农业生产。这些方法我们中间谁利用得好，得到的结果就会好。我认为， 如果工人阶级手中握有极为重要的大工业部门，而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门上，那么工人阶级得到的好处就会比小工业多，虽然按比例来说小工业可能增长得快些。我国纺织工业的状况就是这样，到 1920 年底，情况显然有了好转，但是缺少燃料，如果我们的燃料足够的话，那我们本来会获得近 8 亿俄尺的布，我们就会有本国生产的衣料去同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

但是，由于燃料危机，我们的生产大大下降了。即使现在已经在国外买到煤，过一两个星期轮船就能把这些煤运来，那我们也还是已经损失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应当怕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的滋长。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粮荒、生活贫困、产品缺乏的情况持续太久，这种情况已经使无产阶级变得完全软弱无力， 使无产阶级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绝望情绪这种自发势力。这才是更可怕的。只要产品数量增加，小资产阶级不管怎样发展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使大工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鼓励小农业。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鼓励小农业。实物税就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它能给予这种鼓励。应当无条件地通过这项措施。（鼓掌）

载于 1963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

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3 月 8— 第 66—75 页

16 日）》一书

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

（3 月 13 日或 14 日）

1. 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2. 但是，还在全党开展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苗头，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这种派别活动的苗头已经出现，例如在莫斯科

（1920 年 11 月）党代表会议 ¹⁸⁴ 和哈尔科夫党代表会议 ¹⁸⁵ 上，在所谓“工人反对派”¹⁷⁰ 的活动中，局部地也在所谓“民主集中派”¹⁸⁶ 的活动中已经表现出来。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 ⁴ 以至一切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都利用了这场似乎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才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叛乱所提出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成最左的共产主义者。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某些派别活动的苗头事实上在怂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口头上却标榜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不过要苏维埃政权作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1. 关于这个问题的宣传，一方面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害处和危险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公开打着白卫旗帜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指望了，所以现在他们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到表面上最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

在宣传中还应当阐明历次革命的经验，当时反革命势力也总是支持那种既反对极端革命的政党又同这一政党最相似的派别，以求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从而为资本家和地主的反革命势力以后取得完全胜利开辟道路。

1. 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

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¹⁸⁷ 和专门文集，力求能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而决不采取那种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方式。

1. 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已有专

门的决议①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1.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2.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 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¹⁸⁸

载于 1963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

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3 月 8— 第 78—83 页

16 日）》一书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第 66—69 页。

——编者注

9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

（3 月 13 日或 14 日）

1. 最近几个月来，在党内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对这种倾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清洗和健全党的队伍。

2.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以前的孟什维克以及尚未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党的队伍，主要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共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目前，在歉收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为恶化、成百万军队的复员使几十万农民和工人无法立刻找到正常的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特别猖獗，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3. 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和其他著作，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最完整和形式上最完备的表现（或者说：是这种倾向的⋯⋯最完整⋯⋯的表现之一）。例如，他们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①

这种主张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主张所依据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一切半无产阶级革命和目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经验的总结背道而驰的。

第一，“生产者”这个概念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完全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违背了要明确地划分阶级这个基本要求。

第二，上述论点中所表现出来的指靠非党群众或者说迎合非党群众的思想，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一教导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 ²⁰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 年）¹⁰¹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 ¹⁸⁹ 中正式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 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

① 见《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工会的任务》（1921 年 1 月 25 日《真理报》）第 15 号和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仅供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成员参考）（1921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25 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 4.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上述这个派别以及其他人想援引俄共党纲

经济部分有关工会作用的第 5 条来为他们的错误观点辩解的一切尝试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一条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吸引”这些群众“直接参加经济管理”。

俄共党纲的同一条指出，“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把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把全体”劳动者都包括进来，这个过程是工会做到“应当做到”的这一步的先决条件。

最后，俄共党纲的同一条还着重指出，“根据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①。

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参加管理的实际经验，不严格地根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纠正的错误的教训去进一步发展这一经验，却直接提出由“各级生产者代表大会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口号。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因此，这不是继续进行和改进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而是用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来破坏这一工作，而这样做只能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获得胜利。

1. 俄共代表大会认为，上述派别及其他类似的派别和个人的观点不仅是理论错误，不仅是对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采取根本错误的态度，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一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占有巨大优势，由于战祸频仍、经济破坏、疫病流行、连年歉收必然使人民极端贫困痛苦，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就表现出特别严重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时而倾向于巩固同无产阶级的联盟，时而又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而 18、19 和 20 世纪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都十分清楚地和令人信服地说明，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力量和影响稍微受到削弱，这种动摇的结果就只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以及私有制的复辟（恢复）。

因此，“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1.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

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思想斗争；

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

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载于 1963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415 页。——编者注

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3 月 8— 第 84—87 页 16 日）》一书

10

关于党的统一和

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 ¹⁹⁰

（3 月 16 日）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谈很多，因为整个代表大会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就已经涉及了现在应当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也就是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加以阐明的问题。《关于统一的决议》①，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 7 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 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 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现在我谈一谈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问题在大会讨论第四项议题时已经涉及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是要确定我们对某些派别或思想倾向的态度。我们说“倾向”，是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彻底形成、已经绝对肯定和完全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政治趋向的开始，党对这种趋向是不能不有所估计的。大概你们都已经看到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决议的第 3 条中，有一个地方显然是印错了（从发言中看到，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应当改成这样：“例如， 他们的”即“工人反对派”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①。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 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 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②。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最先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们的党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最初的步骤，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

① 见本卷第 469—472 页。——编者注

① 见本卷第 473—474 页。——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508—510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146—147 页， 第 4 卷第 170 页。——编者注

的过渡阶段。但是我们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实践和整个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像反对派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定义，是多么不正确。我们十分清楚：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并且会存在很久；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阶级必然要存在很久，存在许多年。要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的储备，至少需要十年。这是最短的期限，而且需要具备非常有利的技术条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已经有了一项把俄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计划，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制定的电气化计划 ¹⁹¹。实行这个计划的最短期限需要十年，并且是以比较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太短了——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有了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 而目前阶级还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和苏维埃机关内部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竟有人提出包含我读过的那几个论点的纲领，这显然是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倾向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流派。倾向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一些人已经有些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是可以纠正的。我认为，俄文“倾向”一词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它还不是什么完全形成了的东西，事情还不难纠正；这里是希望引起警惕，是想直截了当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如果谁能找出一个俄文词可以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请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用词上展开争论，而应当分析这个基本论点的实质，不要跟着“工人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许多主张跑。这可以让我们的著作家以及这一派的领导者去分析。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 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 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加以揭露和讨论。如果需要认真地辩论，我们也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像你们刚听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这个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¹³³ 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同这个党是有斗争的。当时批评这种倾向的用词，往往比“倾向”这个词还要尖锐。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

性的问题。因此，想用不再辩论、到此为止的办法来了结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将要出版一些文集和专门的刊物，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这是破坏党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的错误还在于对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作过决议 ¹⁹²。目前的情况是，非党的自发势力正在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种动摇性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

其次，我认为这个决议的第 4 节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党纲作了确切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了出自作者的解释。代表大会是党纲的作者，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解释，以便结束这种动摇现象，结束这种有时甚至是玩弄党纲的现象：有人对党纲中关于工会的部分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你们都听到了梁赞诺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对党纲的批评，我们真要谢谢这位批评家的理论探讨！你们都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出的批评。对这种批评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认为，在这里，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有了我们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党纲是由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因此，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说：请看我们是怎样理解党纲的。我再说一遍，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正式的提议，我们还没有花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党纲，就会看到下面的话：“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这句话应当加以强调。而从前面的一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法律，工会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生产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我们知道，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协助下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处在极端贫困的时期，工人在我国占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农民群众已经疲惫不堪、流血过多。难道我们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竟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国家里可以迅速地完成这一过程吗？！我们甚至还没有打下基础，我们只是刚开始根据经验计划在工会的参加下管理生产。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是贫困。说我们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工作是不对的；相反，工人群众中任何多少有点才干的人，都得到我们最真诚的支持。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形势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在饥荒之后，我们至少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短的期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只要有一两年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目前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支持。为此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说，政府、工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任何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

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我们根据统计材料知道，在管理机关中工人占 60％。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按照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来解释党纲说的“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是绝对不 行的。

确切地解释党纲，可以使我们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决议的末尾已经着重指出了。决议是怎样说的呢？ 让我们读一下第 6 点：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 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①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像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 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

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 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在不合法状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 ¹⁹³ 编写

第 2 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而目前的这一决议，却应当成为我们的路标。我们开展了最广泛、最自由的辩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经登载在发行 25 万份的党中央机关报 ¹⁹⁴ 上。我们从各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个纲领，我们根据这个纲领选举了代表，最后，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而大会对政治辩论作了总结，并且指出：倾向已经很明显，我们不要再捉迷藏了；应当公开指出，倾向就是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一定会纠正这种倾向，至于辩论，那将是理论上的辩论。

因此，我再次提议通过并且赞成通过这两项决议，巩固党的统一，并且正确规定党的会议应该做些什么，个别愿意帮助党的、从事某些理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些什么。（鼓掌）载于 1963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

大会。速记记录（1921 年 3 月 8— 第 88—95 页 16 日）》一书

① 见本卷第 476 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