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本卷选载列宁在 1919 年 6 月 28 日至 1923 年 3 月 2 日即国内战争后期

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著作，共 68 篇。

1919 年中，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势力在俄国东部败局已定，而

在南方却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这年 10 月中旬，苏维埃俄国又处于非常危险

的境地。经过激烈的战斗，到 1919 年底，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苏维埃国家抓住这一喘息时机，再次把工作重点由战争转移到经济恢复工作。但是，1920 年 4 月下旬，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以及弗兰格尔白卫军在乌克兰又大举进攻，重新燃起战火。经过 5 个多月的反复较量，红军击退了波兰反动势力的进攻，肃清了弗兰格尔匪帮。至此，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国土，除远东等一部分地区外，已经全部解放，延续达 3 年之久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终于结束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本卷的开篇《伟大的创举》高度颂扬了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 1919 年春季组织的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指出，这一创举的重大意义在于工人不计报酬地从事额外工作的共产主义精神，在于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创精神。他给阶级下了科学定义，指出，要完全消灭阶级，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他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的同时要引导劳动群众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后一任务更重要更困难。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他认为新的劳动组织要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列宁 1919 年 12 月《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

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和 1920 年 4 月写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共产主义劳动的特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广泛而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共产党员支持和推广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十分关注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共产党员素质的提高。在 1919 年国内战争局势最危急的时刻，俄共中央一方面进行党员登记，清除党内那些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党员，另一方面在 10 月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吸收了 20 多万优秀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和《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两文阐述了征收党员周的目的、意义和成就。列宁指出，党不要徒具虚名的党员，应当把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取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党员清洗出党。他赞扬在国家危难时刻申请入党的无产阶级群众所表现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

列宁在国内战争的严峻日子里还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他的

《论国家》这篇讲演首先提出研究国家问题的科学方法，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了历史的考察。列宁依次分析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说明了一种国家类型过渡到另一种国家类型的规律，从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解释了这种过渡的原因。他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的机会主义论点，阐明了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

《无产价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是一篇没有写完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两年来的经验。列宁首先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然后他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了科学的分析，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把这一时期的多种结构的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他在论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思想时写道，在一个农民国家里，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无比困难和非常长久的任务。他告诫，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只会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而“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见本卷第 65 页）。

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和俄国东部各民族的解放运动问题。《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论述了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建立起最充分的相互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只有工人的国际联合才能战胜资本这一国际势力。共产党员作为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力求实现俄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并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应当对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的对俄罗斯民族的不信任情绪采取非常耐心和肯作让步的态度。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论述了东部各民族解放运动，高度评价了俄国东部各族人民的觉醒，指出东方的人民群众将参与决定世界的命运。

在 1920 年初的暂时和平时期，经济恢复问题摆到了首位。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谈到经济问题时强调，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建立铁的纪律，需要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意志，需要加强一长制。列宁批驳那种认为集体管理是工人管理，个人管理不是工人管理的错误看法，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是由管理生产的原则，而是由所有制的形式来决定的。一长制只是组织和领导生产的一种具体管理制度。列宁尖锐地指出，在关于集体管理制的议论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最无知的情绪，即反对专家的情绪。针对党内反对派反对起用内行、专家的主张，列宁强调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和管理经验、起用资产阶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的重要性，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

本卷收载列宁在国内战争末期关心青年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三篇重要文献。《青年团的任务》这篇讲话提出了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和原则，阐明了共青团的性质和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列宁从各方面说明，共产主义建设者应该是具有广博的学识、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列宁在这篇讲话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全俄省、具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教育必须联系政治的问题。列宁认为，革命之后，教育任务应当提到首位，教育要联系政治，而政治不仅是指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政治更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

在国内战争后期，列宁还用很多精力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西欧

许多国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还缺乏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不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出现了一股“左”倾思潮。

列宁在 1920 年 4—5 月撰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是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全面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帮助他们认识和纠正错误。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同时强调布尔什维克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有着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他详细说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特点，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党丰富的斗争经验。他阐明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任务。他以大量篇幅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否定纪律、否定民主集中制、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抵制议会活动、拒绝任何妥协的错误，阐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纪律问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时，必须考虑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特点。

上述著作所阐述的主要论点在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发挥和补充。《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当时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党或巩固已有的共产党，为赢得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国家政权作好准备。提纲要求各国共产党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迅速克服“左”倾错误。《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深重的全面危机必然促进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要求纠正“左派”共产党人低估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看法。《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指明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防止和肃清机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影响的措施。《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列宁指出，必须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明确地加以区分，把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明确地加以区分。他还提出，社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并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帮助下，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对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的不同阶层的特点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相应规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以及革命胜利后对这些不同阶层的农民应采取的策略。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认为，为了迅速恢复遭到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必须想方设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他在 1920 年 11 月签署了《关于实行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法令。针对广大工农群众对租让政策的不了解和疑虑，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的关于租让的报告、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详细地论述了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实行租让政策政治上的考虑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恢复贸易联系，防止新的武装干涉；经济上的考虑是通过把俄国无力开发的森林、土地、矿山租让出去的办法，利用资产阶级的资金，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学习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他反复说明，租让同卖国毫无共同之处，租让是战争在经济范围内的继续，但又与战争不同，它不会破坏生产力，而只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他在强调租让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应该处处用共产主义的影响来抵制租让必然带来的资本主义习气的腐蚀。

国家电气化计划即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是列宁极其关注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把俄国电气化远景计划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党的政治纲领应当用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他阐释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思想。

1921 年 2 月，列宁建议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它根据统一的经济计划领导国民经济各部门。他主张科学技术专家和学者应在国家计委中占绝对优势。《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说明国家计委组成的重要意义和广泛吸收非党专家参加国家计委工作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计委内的党组织不要热中于发号施令，而要学会尊重科学技术专家踏踏实实的工作。

随着形势的变化，由战争转到经济建设，俄国共产党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920 年 11 月）上提出工会必须改变军事化领导方法和扩大工人民主问题。在党和国家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时，托洛茨基等在党内挑起一场关于工会问题的大争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著作，反映了列宁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反对派的错误观点和派别活动所作的斗争。列宁指出，在工会问题上同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意见分歧是如何掌握群众、对待群众、联系群众的问题。列宁阐明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会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工人认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的重要性。列宁针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经济和政治割裂并对立起来的错误，阐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见本卷第 407、408 页）。列宁还揭露了布哈林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提出了关于辩证法的四点要求的重要思想，指出布哈林在理论上的错误就在于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

当苏维埃俄国正要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粮食、燃料和原料极端缺乏，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工人中间产生了不满情绪；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强烈不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暴动，1921 年 3 月初终于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 国内战争时期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措施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严重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列宁和俄共中央果断地作出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开始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重新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21 年 3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新经济政策是从改变粮食政策开始的。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实物税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实质是工人

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列宁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见本卷第 444 页）。他回顾了历史经验，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必要的限度。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由流转，不仅不会破坏反而会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强调指出，必须适应中农经济来进行建设，否则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

列宁向这次大会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以及就后一问题所作的报告， 维护了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指出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规定，党内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对破坏党的统一的共产党员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和有关的报告指明，“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代表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宣传这种思想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党不排除对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科学的探讨，不过这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在党的政治路线范围内进行，党不是争论的俱乐部。

列宁在 4 月间写的《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是一篇从理论上说明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它阐述了与粮食税的执行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该文的第一部分《关于俄国现时经济》，说明 1918 年春和 1921 年春的经济政策原则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第二部分《论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当首先去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立刻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所谓从农民开始，就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国家有利，至于其限度的大小应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 实行国家监督就能把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可避免的并为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列宁详细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赁制。他指出，后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根本没有人注意过。他写道，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列宁继《论粮食税》之后提出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规定了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工作纲领和工作方法。列宁特别强调鼓励地方尽量发挥首创精神、自主精神和进取精神，反对给地方机关工作作出死硬的规定。他重视总结地方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提出：要用地方经验和地方监督来检查中央机关的工作以及由中央来检查地方的工作，要通过地方的实践检查中央的指示以及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

《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信指出了各民族共和国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希望各民族共和国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要考虑到本地区的特点，发挥本地区的经济优势。他认为，高加索各共和国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特别是农民，要温和一点、谨慎一点、通融一点，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

要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他建议边疆地区要充分利用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西方搞好“共居关系”的条件，广泛地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对外贸易，以此开发边疆的丰富资源，发展边疆的农业和畜牧业，从而提高边疆的生产力。

本卷收载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多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为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虽然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是原来实行的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有计划“商品交换”

（实际上是产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到 1921 年秋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列宁根据面临的经济现实，对进一步改变新经济政策即从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作了反复论证。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写道，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从中得出结论：不能直接凭热情， 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个报告中，特别是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列宁对过去经济政策的错误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1918 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 596、598 页）。直到 1921 年秋，列宁才根据实践经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俄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必须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问题。

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从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苏维埃俄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过的和正在走的道路。他写道，应该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哪些任务要用改良的方法解决。在 1921 年春天以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俄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种革命办法，即“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见本卷第 611 页）；从 1921 年春天起，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开始采取改良的办法：“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见本卷第 611 页）

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信中，列宁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教会人民法院严惩利用新经济政策的违法行为。他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是：允许他们做生意，允许他们发财， 同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以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审判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倍严厉地惩办，这两点是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强调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不受地方的任何干扰。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机关领导，有权从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政权的决定和决议提出异议。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顶住地方和私人的干预，从而有可能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改组工会，使其适应新的情况。《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就是为此而写的。这个提纲草案不仅制定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纲领，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它明确指出：在容许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要从各方面维护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原则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国营企业的工会也有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的任务。它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它在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关系问题上指出，只有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工业的恢复工作才能取得迅速的进展，而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是绝对有害和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它提出了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几种形式。它要求工会经常教育劳动群众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表明，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等文献，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实践，肯定了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提出进一步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探索， 必须善于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基本教训时指出：我们只是开始寻求而还没真正实现正在着手建设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在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的竞赛中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无产阶级还缺乏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他认为，应当从是否真正达到了同农民的结合，是否能在同私人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胜，是否能够掌握好国家资本主义这三个方面，来检查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他们熟悉和需要的是市场、商业。列宁指出，做好商业工作是当前全部工作的关键，但是必须有三个条件：没有武装干涉，财政危机不过于严重，不犯政治错误。他强调指出，执政的共产党人能不能领导好经济工作，这是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的一场考试，是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严格的考试。能不能考及格，这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

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非常关注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是列宁为 1922 年初创办的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写的指导性文章。这篇文章确定了党在哲学战线上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斗争，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要求党

的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全篇文章贯串始终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改造自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关于“出版自由”》一文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列宁指出，在处于世界资产阶级包围中的俄罗斯联邦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有建立政治组织和进行反动宣传的自由，因此这是一个政治错误。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和《政论家札记》两文，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实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欧洲共产党的“左派”集团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工人反对派”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回到资本主义上去了”等等谬论。

本卷最后一部分是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1923 年 3 月病重期间口授的给

代表大会的信和 5 篇重要著作。列宁在这些文献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他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阐发了在以前论著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观点和原理，指明并论证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道路。

《给代表大会的信》反映了列宁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的深切关怀。列宁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吸收工人和劳动农民党员担任中央委员，增加中央委员人数，以便减少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使中央委员会在其工作的继承性和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评述了党中央的主要成员的个人特性，并提出了防止分裂的措施。列宁认为，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

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列宁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他认为， 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丰富经验和能力。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论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发现了把小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共利益的合适程度，从而克服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没有克服的障碍。他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他揭示并论证了在无产阶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问题，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见本卷第 773 页）。他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他特别强调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重要意义，指出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科学。

《日记摘录》反映了列宁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他要求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振奋他们的精神。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

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查院在革新国家机关、提高机关工作质量方面的职能和任务问题。他深感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因此，他提出了学习的任务，要求监察机关的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既要了解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切细节，又要了解资产阶级的现代科学在使各类职员工作达到最佳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只有完成整顿国家机关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

《论我国革命》一文驳斥了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的论断。列宁指出，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国的某些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他还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见本卷第 7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