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

（1922 年 2 月底）一

打个比方

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正处在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因为容易失足，难于看清踩脚的地方，也没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标时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如此等等。现在必须给自己系上绳子，花好几个钟头用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拴牢绳子的地方；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并且是向后退，向下爬，离目标愈来愈远，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何时才能结束，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往上爬，登上山顶。

一个人尽管已经登上前人未曾到过的高度，但处于这样的境地，也会有霎时的灰心，这样假定恐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远眺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那么灰心的时候就会更多、更沉重。这种极危险的下山甚至不能叫作（像“路标转换派”²⁴⁴ 说的）“有制动器控制的下山”，因为使用制动器要有设计周密、经过试验的车辆，有事先修好的道路，有早经试验合格的车辆部件。可是，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来自下面的议论是幸灾乐祸的。有些人公开表示幸灾乐祸，高声嘲笑说：看，他就要摔下来了，活该，看你还发疯！有些人则完全仿效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 ²⁴⁵，竭力把幸灾乐祸的情绪隐藏起来。他们举目望天，神情忧伤。真叫人伤心，我们的忧虑竟得到了证实！我们耗费毕生精力来拟订一个攀登这座高山的合理计划，我们不是要求过在计划没有订好以前先不要攀登吗？我们曾经激烈地反对走这条现在连疯子本人也放弃了的道路（看呀，看呀，他后退了，下来了，他花了好几个钟头作准备，好让自己能够挪动那么一俄尺！可是，当我们不断要求稳重和谨慎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最难听的辱骂！），我们曾经严厉地斥责这个疯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帮助他。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攀登这座高山的宏伟计划的爱护，是为了不让人败坏这个宏伟计划的声誉！

幸亏在我们的比喻中所假想的这位旅行家听不到这些登山计划的“真正的朋友”的声音，否则他也许要恶心了。而人一恶心，据说就不能头脑清醒，脚步稳健，尤其是在那么高的地方。

二

不用比喻

比喻不是证据。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我们仍不妨把这些道理重提一下，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任何比喻的含义的界限。

不仅同 1789 年和 1793 年相比，而且同 1871 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必须尽可能清醒、明确和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完成了”什么，还没有完成什么。这样就会使人头脑清爽，既不会出现恶心，也不会产生错觉或灰心失望。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特别宝贵，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还会爆发反动的帝国主义大厮杀；而 20 世纪

的人是不那么容易再度满足于“巴塞尔宣言”¹²⁶ 之类的东西的，虽然在 1912

年和 1914—1918 年叛徒们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¹²² 的英雄们曾用“巴塞尔宣言”糊弄了自己和工人。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完成”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的建设。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孤军作战，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但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们还保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支“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和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把没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来。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

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

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而世界上与我们并存的一些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富裕千百倍、在军事上强大千百倍的国家，却在“它们的”、为它们所歌颂的、它们所熟悉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继续倒退。

三

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据说，捉狐狸最可靠的方法是这样的：在一定范围内把侦察到的狐狸用系着许多小红旗的绳子围起来，绳子要稍高于积雪。狐狸害怕这种显然是人为的即“人类的”设置，只在用小红旗筑成的“围墙”稍微打开一个缺口的时候才从那里跑出来，而猎人就在那里守候它。对于这种人人都要追捕的野兽来说，谨慎似乎是一种最好的品质。可是在这里“优点的延续”却成了缺点。狐狸被捉，正是由于它过分谨慎。

应当坦白承认，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²¹² 上也因过分谨慎而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次大会上，我站在最右翼一边。我满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当时有一大批“有威信的”代表，以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很多同志为首，采取了一种过“左的”和左得不正确的立场，他们往往不是冷静地考虑形势并不那么有利于立刻采取和直接采取革命行动，而是使劲挥舞小红旗。出于谨慎，即生怕这种无疑是不正确的左倾把共产国际的全部策略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我当时曾竭力替莱维辩护，推测说莱维丧失理智（我当时并没有否认莱维丧失理智）也许是因为对左派的错误过分害怕，还说常有这样的情形：丧失了理智的共产党员，以后又“恢复了”理智。我针对“左派”的攻击而发，说莱维即使是孟什维克，这种假定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 15 年（1903—1917 年）的整个历史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 1907 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看来，我们当时同“左派”的争论已经过时了，已经由现实生活解决了。在莱维的问题上我当时是不对的。因为莱维已经确实证明，他走上孟什维克的歧途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不仅仅是因反对“左派”极危险的错误而“矫枉过正”，而是由来已久的，有深厚根源的，是出于他的本性。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像一个因愤恨左派的某些错误而暂时丧失理智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诚恳地承认必须重新申请入党，而是开始卑鄙地诬蔑党，暗地里陷害党，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替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效劳。德国共产党人为了回答这一点，最近又从自己党内开除了几位暗中帮助保尔·莱维干这种高尚勾当的老爷，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证明，它们已经认识到左派在这次大会上所犯的错误，并且逐渐地、慢慢地、但一直不断地在加以纠正。它们正忠诚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的决定。把欧洲议会主义的、只是薄薄涂上一层革命色彩而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旧型的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真正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党，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的例子大概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1921 年和 1922 年初，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两个革命战斗白热化时期的间隙，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不利用这个间隙（大概是非常短促的）对本党的整个机构和全部工作实行这种根本的、内部的、深刻的改造，那将是他们的一桩极严重的罪行。幸而这种担心没有根据。在欧洲和美洲，建立真正的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先锋队的工作，已经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目地、悄悄地、慢慢地但是扎实地开始了，而且这种工作还在进行。

甚至从观察捉狐狸这样一件平凡的事情中得出的政治教训，也并不是没有益处的：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只是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考虑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

保尔·莱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是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大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有错误的著作。对此我们可以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²⁴⁶。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 1903 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

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 1914 年 7 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 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 1918 年底 1919 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 年 8 月 4 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保尔·莱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各有所好嘛。

谈到塞拉蒂，只能把他比作一个臭蛋，它绷裂时，既响又特别⋯⋯刺鼻地臭。他先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提议通过一个愿意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的决议 ²⁴⁷，接着把一位老头子拉查理派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来，最后用马贩子的卑鄙手段欺骗了工人。这真是太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在给意大利造就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政党的同时，现在又将让工人群众看到一个搞政客骗术和孟什维主义的实例。这个实例是有益的，会使人产生反感，它的效果虽然不会立刻表现出来，不经过反复多次的具体的教训不会表现出来，但最终一定会表现出来。不要脱离群众；要不厌其烦地向普通工人做艰苦的工作，即通过实践揭露塞拉蒂的欺骗行为；不要相信那种过于简单容易却又极其危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塞拉蒂说“a”的地方，就偏说“负α”；要始终不渝地教育群众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采取革命的行动；要在实践中切实利用法西斯主义给人们所上的极好的（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

生动具体的课。这样做了，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莱维和塞拉蒂有典型意义不是由于他们本身，而是由于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左翼的最新标本，是“他们的”阵营即跟我们阵营对立的国际资本家阵营的最新标本。在“他们的”阵营中，从龚帕斯到塞拉蒂，无不对我们的退却、对我们的“下山”、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幸灾乐祸，欣喜若狂，或者洒下几滴鳄鱼的眼泪。让他们去幸灾乐祸吧。让他们去演练丑角吧。各有所好嘛。我们决不会陷入错觉，也不会灰心失望。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从龚帕斯到塞拉蒂的国际联盟的事业是日暮途穷的事业。

载于 1924 年 4 月 16 日《真理报》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

第 87 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447—455 页

消息报》第 88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