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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画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

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 1918—1919 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

价格，把 4000 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 4000 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 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

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