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归隐庐山的功臣

秦桧为主和派的首要人物，他完全被金人吓晕了头，奴颜媚骨，唯和是求，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而岳飞则是坚决的抗战派，公开反对议和，谴责朝廷的投降政策，多次使秦桧大怒。

岳飞每打一次胜仗，每向北推进一步，他都会心惊肉跳一次，觉得这样离求和就远了一步。他认为，只要岳飞在世一天，他就会庸庸无为一天，金人明白他这种难堪的心情，乘机要挟他除掉岳飞，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在战场上根本做不到的事。

但岳飞的名声太大了，不是想杀便杀得的。必须得步步为营。秦桧决定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先将岳飞孤立起来。

当时，南宋手握重兵，能独挡一面的大将有三位，即岳飞、韩世忠和张俊。张俊害怕公战，勇于私斗，素与岳飞有矛盾，对岳飞屡立显功，少年得志嫉妒在心，常借故中伤岳飞。

秦桧便将他收买，让他参加陷害岳飞的阴谋。韩世忠与岳飞一样，是抗金派的骨干，秦桧决定先将他除掉。

正当秦桧劳心焦虑地思考着如何下手收拾这几员大将的时候，秦桧的一个死党，在两年前率先跪拜迎接金朝使臣张通古的范同，来向秦桧献计说：

“三路宣抚使皆人握重兵，难以制驭，索性就借口于这次拓皋之捷，论功行赏，把三大将都调入朝内，改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暗夺其权，岂不甚妙！”

这正投合了秦桧的心意，赵构自然也完全赞同。于是，他立即让人下诏给三大将，令他们三人前来行前奏事。

倘若被三大将看穿了这次召令还朝的真实用意，万一他们串通在一起，不遵从这道诏令，那将如何得了？秦桧和与之同谋的参知政事王次翁、直学士院范同诸人，从发出这道诏令之日起，直到已经收夺了兵权以后的许多天，全都在为此而惴惴不安。

他们表面上尽管还都故意表现得镇静自若，夜里却都合不上眼，睡不成觉。

韩世忠与张俊的驻地距离杭州都较近，因此，他们都很快就到了杭州。岳飞驻军在上游的鄂州，见诏较迟，自然不可能与韩、张同时抵达。

然而，岳飞不到，全盘策划便不能宣布。于是，秦桧每天都装出要设筵欢迎三大将的架势，却又总因岳飞未到而一次接连一次地把宴会推迟。

这样延迟了六、七天，岳飞也终于抵达杭州。

秦桧以盛筵招待过了之后，赵构于四月十一日召见了这三员大将。当天晚上，便由直学士院的范同和林待聘二人分别作成了三道《制词》：韩世忠、张俊都改官枢密使，岳飞则改官枢密副使。

在两天后又宣布了第二道诏令，把三大将的宣抚司一齐废除，并使每个宣抚司中原有的统制官，“各统所部，自为一军”，并一律在其军衔上加“御前”二字，亦即改由南宋王朝直接统辖。诏令同时还作出规定说：“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

三大将全都俯首听命，交出了兵权，莅临了新职，没有发生丝毫问题。

前此曾因收夺兵权拟议而与王庶发生过争执的张俊，这次因为在阴谋对金屈服问题上早已与秦桧情投意合，其表示更为卑顺：调他任枢密使的诏命刚一发布，他就率先上了一道奏章说，“臣已到院治事，现管军马，伏望拨属御前使唤。”

在没有引起任何事端的情况下，秦桧和赵构收夺了三员大将的兵权，对此，他们虽感到十分得意。但也还不能完全放心。

某一天，赵构向新上任的这三位枢密使、副进行安抚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没过好久，又向原属三宣抚司的诸军发出了一道进行安抚的诏谕说，你们都是立下过战功的将领，又是忠义之士，所以，我特地为你们加官进爵，以示奖励。

赵构、秦桧这次的收夺大将兵权，取消三个宣抚司，实际上是在摧毁南宋的国防力量，借以向金朝表示自己确实有屈服投降的决心和诚意。

不论因此而会招致如何严重的后果，他们全都在所不计。

在前述各事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当时任礼部侍郎的郑刚中便乘机向秦桧进言说，不要因这一事件的得手而过分高兴，因为天下之事，“利害得失，常对倚而不废；遇事更变，则激发而复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见其得愈忧其失，而后可以大有为。”

因此，他又向秦桧提出七条善后意见，劝他应当思患预防。

郑刚中考虑到的这些问题，由于是向秦桧提出的，都极尽委婉温和之能事，而决无激烈尖锐言词，然而单就这七个问题而论，如边境居民的惊慌情绪，军队纪律的维持，战时的动员、集结与指挥，将官与士兵的关系，防范敌军进行收买、拉拢等等，却无一而不是极现实的要害问题。而且每一条的最后，他都提出了可行的补救措施。

然而，对秦桧说来，这却正是所谓“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当然不会发生丝毫作用。他本来是要彻底地“自毁长城”，目前所已经实现的一些破坏工作，还远远不能使他感到称心如意，怎么能希望他反转来再进行修葺整补呢。

所以，他对这番话不予理睬，是理所当然的。

韩世忠、张俊、岳飞被解除了兵柄，充当了枢密使和副使之后，虽然也要按时进入枢密院衙门中去，实际的军政大计却并不交他们去处理。

对于这次军职的大变动，他们做出的反应并不相同：在张俊，是怡然自得，不但不改故常，且还比往常更为得意。

而在韩、岳二人的表现，就不能不在内心极为愤感的情况下，只在表面上故示悠闲：

韩世忠特地制了一条“一字巾”，每逢到衙门中去，就把它裹在头上，有意地从装束上作出一点特殊样式，出了衙门之后，便由几名亲卫兵跟随着，到处跑跑玩玩。

岳飞也脱卸了他的军服，换上一身文职官员衣装，故作幽闲之状，每次与人闲谈，也屡屡表示羡慕山林闲居之适，对于国事，则表示只想摆脱，不愿再闻也不愿再问了。

韩兴忠和岳飞的这样一些举止行动，都不过显露了他们的胸怀中仍然充满着愤愤不平之气，这就使得秦桧和他的党羽们对韩、岳更加切骨痛恨。

秦桧和他的党羽们把刚刚过去的一些事件回想一下，他们也更加认为，消除兵权的事应当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在秦桧、赵构对女真贵族进行卖国投降活动的过程中，三大将中的张俊虽在极力曲意逢迎，而韩世忠和岳飞却一直在极力反对。

当金朝派遣张通古南来，和南宋王朝派遣官员出使金国时，韩世忠曾连续五六次上书反对所谓的“和议”，且还明白对秦桧加以指斥。

岳飞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表态，其激烈程度更在韩世忠之上。这就使得秦桧对韩世忠和岳飞都同样地深恶痛绝。而今韩、岳的兵权虽已被解除，却仍不足以解尽秦桧的心头之恨。

秦桧清楚地记得，上年秋天，兀术曾在给他信中说过：似朝夕向我求和，而岳飞却无时无刻不在图谋进兵河北，而且杀了我的爱婿，此仇不可不报。

因此，一定要杀岳飞。杀了岳飞之后，方能使和议成功。金方提出以杀岳飞为和议的先决条件，赵构和秦桧当然是不得不考虑的。至于韩世忠呢，他和岳飞一样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反对和议，并指名道姓斥责过秦桧，也必须除之。

紧接在淮西战役之后，秦桧、赵构已经又开始了向金朝进行投降的活动，若不把原来的韩家军和岳家军彻底摧毁，这一桩卖国勾当还可能照旧遇到梗阻。对这两支军事力量，还需要进一步把它们收拾掉。

大将们解除兵权是一桩极不寻常的重大变局，他们所统领的部队中的兵将，一时都不易摸得着头脑，因而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揣测，以致议论纷纷，呈现出一些动乱情况。

秦桧和他的党羽们，决定借口于此而首先向资望最老的韩世忠及其原来统帅的部队开刀。

所要采用的手法，是利用三大将之间原有的嫌隙，使其互相诬陷和残害。

秦桧借用赵构的名义，指派张俊和岳飞前在楚州，即韩家军驻屯的地方，名义上是去安抚、抚慰韩世忠的旧部，并把他们一律从楚州调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

在此调动期间，如果觉察到韩家军稍有动摇生事等不稳情况，便可由张、岳二人挟嫌诬构，夸大事态的严重性，把它彻底解决。

到韩家军已被彻底解决之后，便再指派张俊去把岳家军彻底摧毁。张俊、岳飞行经镇江时，首先把驻扎在那里的韩家军的一部分调往教场检阅。

对于张、岳二人这次之被指派阅视韩军旧部的用意，张俊是理解得最为透彻的，因而，他提议把韩世忠的背嵬军，即亲卫军拆散，把他们分别编插到别的部从中去。

岳飞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说道：

“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内真能领兵作战的人，只有咱们三、四人，若想恢复中原，也只有依靠咱们，万一再要用兵作战，皇上再令韩枢密出而主管军队，我们将有何面目与之相见呢？”

张俊虽然被问得张口结舌，默不作声，在内心里却又大大增加了对岳飞的仇恨。

张俊和岳飞于六月十六日到达楚州。岳飞就住宿在台州知州的衙门里，张俊却住在楚州城外。

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原任韩家军中军统制的王胜，率领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士到楚州城外去与张俊会面。

在王胜到达之前，就已有人告诉张俊说，看王胜的这种来势，似有有杀害枢密使（指张俊）之意。张俊亲自看到这支全副武装人员，也不免有些胆怯和惊慌，便质问王胜说：

“你们这班将士，来与我相见，为什么都要全副武装呢？”

王胜回答他说：

“枢密使是来检阅兵马的，所以不敢不以军人装束相见。”

张俊要他们必须一律卸掉军装，然后才能会谈，王胜等虽也全都照办了，然而张俊对他们的疑虑和仇恨却终难消失。

张、岳两人按照军籍名册点视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确知，这支雄据淮东十余年的韩家军，总共才只有3万人马。

就这样一支部队，不但使得女真兵马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还有余力去北图山东，连获胜捷。岳飞对此不禁感到由衷的钦佩，而且对于有这样治军本领的韩世忠，也深加赞叹说：“真算得一名奇特非凡人物！”

张、岳二人有一天一同“登（楚州）城行视”，看到城墙有倾圮之处，不便固守。张俊便又提议说，应当把城修好，以便守御。岳飞听到后很不同意，因而不作回答。张俊再三要他作出答复，岳飞便勉强回答说：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努力，恢复中原；今若修筑楚州城池，专为防守退保之计，将如何去激励将士？

张俊听了这番话大不高兴，接着就又说了一些攻击岳飞的话语，岳飞虽然没有做任何反应，张俊却还是怒不可遏，随即迁怒于身边的两名“候兵”，强加于他们一个罪名而下令斩首。

岳飞恳切劝止，终是不肯听从。及至返回南宋行朝之后，张俊更把岳飞的意见加以歪曲，在朝内朝外到处散播谣言，颠倒是非黑白，对岳飞进行诬蔑。

他说岳飞曾在楚州当众宣言：楚州不可守，因而楚州城何必修？

张俊之所以制造这类谣言，是要说明岳飞立意要放弃楚州，亦即放弃准东整个地区，而退保长江。

然而事实上，真正要放弃淮南而退保长江的，却并不是岳飞，而是张俊、秦桧和赵构诸奸贼。

他们从此玩弄起贼喊捉贼的手法。

张俊的上述诸行为，越来越受到赵构和秦桧的赏识和宠信。他们目前暂先撇开岳飞，依然共同策划收拾韩家军的勾当。

他买通了韩家军中总管钱粮的胡纺，要他诬告韩家军蓄谋造反，以便最后置韩世忠于死地。

胡纺本是个奸佞小人，两年前袭杀张通古计划，就因他告密而未能实施。这次，他又根据秦桧的意图，出头诬告韩世忠的部将耿著有“蛊惑众听，希图生事”的“罪状”。

秦桧立即命人逮捕耿著，严刑逼供，企图牵上韩世忠，然后置之刑典。结果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原在韩家军总领钱粮的胡纺，这时已被秦桧、张俊所收买，便揣摩着当时革势与主使人意图，出而诬告韩世忠的部曲耿著“鼓惑众听，希图生事”。耿著立即被逮捕入狱，继被判决“杖脊，刺配青阳军牢城”。秦桧等人的意图，是要把这一案件尽量扩大，实行株连蔓抄，以最后达到惩治韩世忠本人这一目的为止。

岳飞的为人，忠直强项，直情径行。这次楚州之行，没有使秦桧、赵构顺利达成其收拾韩家军的目的，更使得这伙操权得势的奸恶集团，对岳飞的仇恨又远在韩世忠之上了。于是，还没有来得及把耿著的案件照原来的阴谋扩大下去，秦桧、张俊、赵构等人的怨毒之气，又要一股脑儿往岳飞身上去发泄。

秦桧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编织罪名，弹劾岳飞：

一是说岳飞自从担任枢密副使以后，悠闲消极，不问国事；

二是说岳飞在今春的淮西之役中，违抗朝廷旨意，迟迟不出兵，以致有摄州败北；

三是说岳飞不久前同张俊前往楚州安抚韩世忠旧部时，竟然当着张俊的面，反对修复楚州城恒，公然宣称楚州应当放弃。

据此，万俟要求朝廷免去岳飞枢密副使官职，把他贬斥出朝。这些“罪状”，除第一条事出有因外，其余两条完全是凭空捏造或故意歪曲。万俟弹刻之后，赵构暂是未加处理。

与此同时，宋、金之间和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朝自从兀术执掌军政大权之后，连续两次大举南侵，都遭到以岳家军为主的宋军的迎头痛击，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兀术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他慑于岳家军的威力，改变了策略，再度使用诱降的办法，以求达到他用攻战所无法达到的目的。

绍兴十一年八月初，兀术写了一封“撅书”，让早先被扣押的两名宋将英莫和韩恕南归，带给赵构和秦桧。信中极尽威胁之能事，企图逼迫赵构屈膝投降。

这件事很快地被岳飞知道了。他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便鼓起勇气，直谏说：“在我班师后，兀术无缘无故来约和，必是探听我们的虚实，或者是虚声讹诈，如果轻信他的话，则是有害而无利啊。”

秦桧见岳飞仍然顽强不屈地反对和议，气急败坏，又唆使御史中丞何铸和殿中侍御使罗汝挥两个人，再次弹劾岳飞。“罪名”无非是重弹万俟的老调，并敦请朝廷给予岳飞处分。

秦桧故意命万俟将那些奏章抄了副本，交给岳飞。

岳飞知道自己被人弹劾，而且又是编造和一派胡言，心中气愤之极，便上章自请罢免。这正合赵构和秦桧的心意。

当年八月初八，宋廷颁下诏旨，免去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命他以“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任“万寿观使”的闲职。

岳飞被解除枢密院的官职，返回江州庐山旧居赋闲之后，朝廷上梗阻和议的最大障碍已除，赵构和秦桧等便进一步出卖主权、土地和人民。

他们先是派进刘光远、曹勋二人，带了求饶告哀的书信，去金营拜见兀术。

兀术不满意于赵构信中的措词和来使官位太低，将原函退回。他们连忙又改派官位较高的魏良臣和王公亮为“禀议使”，前往求见兀术，表示只要金方按兵不动，议降的条件就一定听从兀术的“钧诲”。

魏良臣和王公亮到了金营一面向兀术呈递书信，一面口述赵构和秦桧拟定的投降条件：

以淮水中流作为宋、金的分界线；

淮水以西的唐、邓两州，全部割让予金；

每年向金贡纳银20万两、绢25万匹……

哪知兀术的胃口更大，并不以此为满足。经魏、王两人再三叩头哀求，兀术才勉强允诺。

赵构得到兀术允降的回书后，欣喜若狂，立即以“臣”自居，写了坚决投降的“誓表”，答应割让土地，交纳岁币，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既蒙织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他还委派何铸和曹勋为正副专使，去兀术军营朝拜。

兀术见自己诱降策略完全成功，不免志得意满，即命何铸、曹勋将赵构的“誓表”送往会宁府献给大金皇帝。

由于兀术曾提出过一定要杀岳飞方可言和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赵构和秦桧的这场丧权辱国的大出卖过程中，一个置岳飞于死地的罪恶勾当，即将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