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奸臣压制的爱国者

淮西兵变，朝野大哗，张浚不得不引咎辞去宰相和都督的职务。相位的空缺由谁来填补便成为了一个问题，赵构首先考虑的人选是秦桧。

五年前，秦桧因“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受到弹劾而被罢相。直到这年春天，因张浚和赵鼎意见分歧，无法共事，赵鼎辞职，秦桧才出任枢密使，地位仅次干张浚，赵构询问张浚对秦桧的看法，张浚回答说：“我最近和他共事，方始知道此人昏庸不明。”

赵构于是决定起用赵鼎担任宰相。他要赵鼎决定秦桧的去留问题，赵鼎却认为秦桧不可去。赵鼎虽然不反对降金，但并不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他原先与张浚的分歧之一，便是张浚力主将行寨迁往建康，而他则图谋撤回临安。

秦桧一贯主张投降，因此在行寨后撤问题上，同赵鼎的意见不谋而合。秦桧既然留在朝廷中，并且仍旧担任重要的职务，这就使得投降派渐渐占了上风。不久，就“议定回队”“复幸浙西”，小朝廷终于回到了临安府。

当时，宋金对立的形势又发生大的变化。自从金太宗完颜民于1135年春病死，由完颜禀继承帝位以后，以往炙手可热的军事首脑粘罕，遂逐渐失势。

当年秋天，粘罕因罪被处死，伪齐刘豫失去了靠山。九月中旬，金朝的尚书省和元帅共同向金照宗完颜禀上了一道论劾伪齐的奏章，建议将它废除。金朝皇帝准奏。

金熙宗的批复下达时，正巧刘豫想再次发兵攻宋，派人向金乞求相助。金廷即以召开军事首脑会议的名义，诱俘了刘豫之子刘域，接着又派骑兵将刘豫捕获，然后正式颁发诏令废黜刘豫，取消伪齐。于是，伪齐的文臣武将，如知临汝军崔虎、知蔡州刘永寿、知毫州宋超、统制官王宗等，纷纷反正，率众归附南宋，其中大部分投奔了鄂州岳家军。

金朝首领根据这一形势，进一步采用“以和义佐攻战”的策略，向宋廷呼吁和谈，并表示可以考虑归还黄河以南的地域，以及徽宗的梓宫和赵构的生母韦氏，甚至还放出风声说，准备释放钦宗回沛京，等。

时局的急进变化，为宋军北伐提供了大好时机，满朝文武大多企盼赵构能采取果断的行动，岳飞更是火速上书请缨北伐。

然而，赵构这个宋廷最高决策者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他一怕宋、金之间失去了伪宋齐这一缓冲势力，更容易发生直接的军事中突；二怕万一金方果真将钦宗赵恒放回，自己的皇帝宝座就难以稳固。因此，他坚决反对北伐，主张议和。

为了与金人达成和议，赵构进一步重用秦桧，于1138年3月委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原是金派遣来的内奸，对于赵构的屈膝求和路线，当然极尽出谋画策之能事，很快便与金廷接通了关系。

当年5月，女真贵族决定派遣使臣乌陵思谋前来临安府，商谈议和事宜。消息传来，南宋朝野顿时“物议大汹”。

群臣纷纷表示，对金廷的使臣千万不可深信。反对和议的汹涌浪潮，弄得赵构很不高兴，常常大发脾气。宰相赵鼎虽然怯懦，可也不赞成投降，因而辞职。秦桧正好取而代之。

乌陵思谋等人到了临安府，态度十分傲慢，提出只有赵构答应自动取消宋的国的号，承认作为金国的藩属，并向金主称臣纳贡，和议才能达成，赵培的棺木和赵构的生母韦氏才能送还，原刘豫管辖的地盘才能划归赵构统治。

赵构和秦桧竟不顾大臣们的坚决反对，同意接受女真贵族的全部条件，随即指派王伦为使臣，随乌陵思谋等人同去金廷。

女真贵族见赵构已经答应全部条件，便委任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诏书”出使江南。他们竟然规定了宋廷迎接的礼仪：“接伴官”在迎接时必须跪膝阶墀；州县官必须望“诏书”迎拜；赵构则必须脱下皇袍，改穿臣服，北面跪拜，接受“诏令”等。

这完全是把宋廷看作自己的属国，而根本不是来讲和的了。

消息传来宋廷，再次引起朝野大哗。大将韩世忠、枢密副使王庶、吏部传郎晏敦复、吏部员外郎许忻、枢密院编修官胡桂等人，或争相上疏，或见赵构，陈述利害，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与金人和议。

赵构、秦桧等却依然一意孤行。赵构假惺惺地对群臣说：“如果能使老百姓免于兵戈之苦，而得到安居乐业，朕并不计较个人受委屈。”

秦桧则厚颜无耻地说：“我是为了国事，就是死，也不回避，难道还怕怨谤吗！”

为了压制群臣的反对意见，他们罢黜了枢密副使王庶的官职，严厉处分了枢密院编修官胡锡，并再三降诏表明朝廷“屈已就和”的决心既定，已经无法变更。

腊月二十四日，张通古和萧哲终于被迎进临安府。秦桧将他们安置在左仆射府下榻。

采用什么方式使张通古把所等国书递交出来，这成为自张通古进入临安以来，南宋王朝的君臣们朝夕发愁的一个问题。

他们最感到为难的，是必要赵构亲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一事。以为这使赵构在南宋臣民面前丢脸太甚，继此之后，还有何等脸面对南宋军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呢？

然而赵构本人，却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回想到建炎三年（1129年）从明州逃往海中的事，那时候，赵鼎是御史中丞，他却主张与金人划江为界；他甚至还心甘情愿地留在明州充当接伴金使的人，要与金人磋商划江为界的事。只因后来金使未来，所以此议未能实现。

这件往事说明，那时即使有意要向金人跪拜，还苦于得不到机会呢！

有了这番回忆之后，赵构便认为，若不得已而亲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其国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他有一天竟声色俱厉地向台谏官勾龙如渊、李谊等人发牢骚说：

“士大夫不应该只为自己着想，为了百姓，朕就是百拜也没有关系。”

这话虽是直接针对着赵鼎而发，实际上却也是说给日前所有不同意屈膝投降的人们听的。李谊便乘机提议说：

“这件事是不是召三大将来商议一下？我们总应该商量得一个最妥善的办法才好。”

赵构不吭声，过了半晌又说道：

“王伦本是专为求和出使金国的，到今天他却又首鼠两端，动摇起来了。秦桧素主讲和之议，现今却也上表待罪，他们都是这种态度，我去找谁商量啊？”

这些话语，表明赵构对于屈膝投降的事是如何地死心蹋地，还表明，倘若一定要他亲自跪拜接受金的国书，他也已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也就是说，他一定会照办。

然而南宋王朝的臣僚们，包括那些力主投降的人们在内，却总认为这是过分丢脸的事，总应当尽量避免赤裸裸地进行那样的表演才好。所以，在朝堂上聚议此事时，有人便建议说：

“既然北面拜受金人诏书，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那就最好把我朝祖宗的‘御容’（画像）都陈列出来，而把金人的‘诏书’置于祖宗‘御容’中间，这样，就假称是在跪拜祖宗御容，面子上也过得去。”

大臣们纷纷议论了好几次，却终于还是做不出最后的抉择。

秦桧在全朝大臣的压力下，表面上上表请罪，实际上还在积极筹办有关对金投降的全部事体。

在如何接受金朝国书的这件事上，秦桧在家中和宰相府里，也是天天议论。有一天，给事中楼炤向他建议道：

“《尚书》上有‘高宗谅简，三年不言’，‘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的记载，皇上目前也正在守丧，丞相岂不正可引此为据，代替皇上去跪拜接受这份‘国书’吗？”

秦桧听了这些话语，恍然大悟。于是，他和赵构商定，由他以宰相身份去跪拜接受金朝的“诏书”，赵构则躲在深宫中，不用亲自出场。

然而，在张通古提出的要求当中，除了要皇上跪接“诏书”外，还包括在接受了“诏书”之后，要把它安置在皇帝的专车“玉辂”当中，送往南宋的朝廷，把它收藏起来。并且要来的文武百官们，一部分在玉辂之前引路，另一部分则在玉辂之后护从。

这些也必须照办不误。

腊月二十八日，秦桧作为赵构的代理人，到左仆射馆去拜见了张通古，并且跪拜接受了金国的诏书。

他敬谨遵守张通古的旨意，在事前就把“玉辂”安置在馆门之外，并且叫三省中的一些吏员分别穿上绯色的或绿色的服装，腰间各带银鱼，装扮成一般官员模样；枢密院的一些吏员则穿上紫色服装；腰间佩带金鱼，装扮成更高级官员模样，等到“诏谕江南使者张通古”出来之后，或作前导，或作扈从，一路上既护卫金的诏书，也护卫金的使臣。

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亦即承认了南宋只是金朝的藩属，承认了金、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诏书”中的语气，早已把这种君臣上下之分充分表现出来，它不再像以前的国书那样，把南宋视为对等的国家，就是对赵构也开始直呼其名了。

对此，南宋赵虹之在他的《遗史》中说道：

通古所持用，其辞不逊。上皆容忍之！

意思是说，张通古对待赵构极尽侮辱、傲慢之能事，但赵构都能容忍。

绍兴九年（1139年）的元旦，赵构下诏说：

大金已造使通和，割还故地，应官司行移文字，务存两国大体，不得辄加诋斥。布告中外，务令知悉。

金朝的诏书早已不把南宋作为对等国家看待，其中又全是以上临下的语气，亦即南宋人所说的“其辞不逊”，可见在金朝一方原无所谓“存两国大体”这一概念，而赵构此诏，无非要限制南宋所有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臣民，再不要对他和秦桧的屈膝投降行径加以讨论和非议。

到正月初五日，赵构又下了第二道诏书说：

朕……明不能烛，德不能绥，为人子孙不能保其所付，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

上穹开悔祸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车内之于戈，用全民命。自兹爱养士卒，免罹转战之伤……

在这一道诏中，赵构虽然掩盖真象，欺弄国人，并极力形容金朝对宋怎样地皇恩浩荡，然而只因有“上穹开悔祸之期”一句，却仍使金朝贵族大为不满，以为不应当归德上帝而不归德金人。

赵构在颁布这道大赦诏令之后，接着又派遣韩肖胄去金国回访，派遣王伦去作交割地界的专员，派遣方庭实去宣谕汴京和西京洛阳、南京归德、北京大名诸地。

派遣周聿、郭浩去宣谕陕西，派遣郭仲荀去做汴京的守臣，派遣皇亲赵士褒、张焘去河南“恭谒祖宗陵寝”，还派遣楼炤到永兴等路去“宣布德意”。

以上所派遣的七种使臣，全都随身携带了数量浩瀚的官吏兵民同往，每种使臣的开销都不下30多万贯，总而计之，其所费至少应在200万贯以上。

赵构、秦桧在搞成了丧权辱国的对金投降罪恶勾当之后，竟是那样的得意洋洋，那样拚命地扩大宣传，其目的只是企图此后能顺顺当当地仰承金人的鼻息，对东南半壁的人民继续进行其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们已不知羞耻为何物了。

南宋王朝绍兴九年正月五日的赦书，于一周以后的正月十二日递送到鄂州的岳家军营。

赦书中所谈到的“新复州郡”的一部分，即西京河南府一带，原即划归岳飞的辖区之内，按照定例，岳飞应当在接奉这道赦书之后上表致谢。

岳飞就利用这一机会，委托幕僚当中那个出身河朔、豪侠尚气的张节夫撰写了一封谢表：

今月十二日准进奏院递到赦书一道，臣已即躬率统制、统领、将佐、官属等望阙宣读讫。

观时制变，仰圣哲之宏规；善胜不争，实帝王之妙算。念此艰难之久，姑从和好之宜。睿泽诞敷，舆情寄悦。臣飞诚欢诚待，顿首顿首！……

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词而益币者进。

臣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今稽赖以称藩！

岳飞虽自称是“奉表称贺”，其实这与其称做“贺表”，远不如称做“抗议书”更为确切。

谢表突出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金人是不可怕的，为了暂时解除国家的危险而他们答订盟约，还是可以的。如果要使宋廷受到了四夷的尊重，这就不是长远之计了。臣身为大将，因为没有建立什么劳功，口诵诏书，感到万分惭愧。

对于国家的前途，仍然表示深切的关心和忧虑，唯恐无缘无故而主张向敌人请和的小人，将要因此置身朝廷的而受到重用。为此，臣愿意继续麾军北指，渡过黄河，收复燕云，为国复仇。

这道所谓《贺表》，悲愤激昂，壮怀激烈。它迸发出多年来郁结在岳飞胸中的积愤，也凝聚着全国亿万人民从丹田释放出来的心声。

因而更能激励人心，鼓舞士气。在它传布出来之后，立即被人们传诵在口。

由于岳飞大军在握，而这支大军又是当时最精锐的劲旅，所以他在《贺表》中写进了这样一些话语，也更显得格外响亮，格外雄壮。它给予所有具有民族意识的南宋人民和官僚士绅以极大的希望、信心和力量。

然而也正是因其如此，便又惹得秦桧、赵构等民族败类对岳飞恨很得咬牙切齿。

具有反抗恶潮逆浪的勇气，并挺身出而与之搏斗的人，是最应赢得世人尊敬的人，而岳飞用其全副身心精力与之搏击的，却正是当时最大的逆浪和恶潮。

绍兴九年正月十一日，南宋王朝为了庆贺“和议”的成功，把京湖宣抚使岳飞和川陕宣抚副使吴玠的官阶都晋升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

朝廷在晋升岳飞的《制词》中，把岳飞与西汉的卫青、霍去病和东汉的岑彭、贾复相比，说他临敌有智略，决策若神明。全文虽都是褒奖之词，却又全都没有超出乎岳飞和岳家军的实有的军功之外。

这样的一道褒奖诏令，其用意是对岳飞进行笼络，使岳飞不要再对这次的所谓“和议”从中作梗。

然而，赵构、秦桧所企求的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岳飞还借用“辞免”的机会，对这次所谓“和议”进行了又一次无情的抨击：

臣初捧制文，尚怀疑惑：岂谓非常之典，遽及无功；又于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来干办官王敏求差人资到前件告一轴，乃知朝廷以逆虏归疆，而将阃之寄例进优秩。不惟臣一己私分愈切惊惶，至于将士三军，亦皆有靦面目。

岳飞在这里既提出了“岂谓非常之典，遽及无功”，作为他不应晋官加封的理由，也说到“至于将士三军，亦皆有靦面目”，借以表达岳家军全都反对这次借和议之名而屈膝投降的强烈反应。

宋朝的文武大臣，每逢进官升秩等事，总都要上表辞谢，大致都是在辞谢三数次之后方肯受命。

就岳飞的这首《札子》的内容看来，态度倔强，措词激切，用意决不在于履行一些照例的公事，而是坚决地不愿意把自身和岳家军全体人员也被裹入赵构、秦桧卖国降敌的罪恶勾当之中。

然而，南宋王朝的当权者们却不肯作这样的理解，于是又依照惯例下诏给岳飞，不许他再上书辞免。岳飞在二月二十七日接到不许辞免的诏书后，又上书恳辞，说道：

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辞恩宠，庶几陛下洞烛危恳，终赐矜从。而温诏谆谆，未回睿听。跼地吁天，不知所措。

夫爵赏者人君所以为厉世磨钝之具，人臣得之，所以荣耀乡里而显贵宗族也，谁不欲贪多而务得哉！然得所当得，固以为荣；受所非受，反足为辱。

伏念臣奋迹羁单，被恩优腆，使臣终身只守此官，已逾涯量；岂可分外更冒显荣，……伏望陛下检会臣累次札子，追寝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岳飞一道道奏章，呕心沥血，慷慨陈词，但是并没有使赵构、秦桧等人回心转意。他接着又上书给赵构，要求准许他带兵马去西京洛阳恭谒洒扫先帝的陵墓。

开封是北宋的首都，也是北宋的宗庙社稷之所在；而洛阳则是北宋各代皇帝陵墓之所在。这两地都包括在这次金政权赐予南宋的地区之内，因而当赵构、秦桧对“和议告成”大事粉饰夸说之际，秘书省正字范如圭当时向赵构建议说：

“金国既然已经把两座京城的版图归还给我们，而祖宗的陵寝又近在咫尺，我们何不去祭奠一下，这样上可以告慰神灵，下可以安抚民意，不是很好吗？”

于是，在绍兴九年的正月上旬之末，赵构便派遣了判大宗正寺的赵士褒和兵部侍郎张焘一同到洛阳远郊县区去朝拜那八座陵墓。

至于宗庙，则因开封城市还没有办好“交割”手续，赵构是不敢贸然派人前去“朝、修”其宗庙社稷的。

到二月中旬，赵士褒和张焘从临安出发，要经由武昌、信阳、蔡州、颖州以达洛阳。由于这些地点全在京西湖北宣抚使岳飞的辖区之内，赵构于赵、张二人出发时便又下令给岳飞，要他负责供应修理诸陵墓所需的人工和费用。

其实，岳飞在正月十二日看到那份所谓“讲和赦书”之后，就已经写了一道奏章，表示要躬诣诸陵进行洒扫。其奏章略谓：

西京河南府系臣所管地分，自刘豫盗据以来，祖宗陵寝久失严奉，臣不胜臣子区区之情，欲乞量带官兵，躬诣洒扫。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南宋王朝在二月三日给予岳飞的回答是：已降旨给差同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张焘前去拜谒陵寝。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与岳飞照会；等到他们出发后，岳飞可以带少量亲兵，一起前去拜谒。

其实，岳飞申请前往洛阳地区的目的，并不单纯在于“拜谒陵寝”和“躬诣洒扫”，而是还别有用意，他是要去深入了解敌方的军政情况以及是否有进攻金国的可乘之机。这后一种用意他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实现。

因此，当他虽已闻知赵士褒、张焘被派前去“朝修祖宗陵寝”，但还没有接到南宋王朝二月三日那道旨意时，他又一次上书申请，要随同二使前往，并在书中把真情实意略加透露，奏章的大意是：

自靖康以来，敌人用一个“和”字玩弄咱们十几年了。咱们始终没有觉察到他们的诡计，因而遭受祸害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他们又无缘无故地要求讲和，这说明他们国内一定有困难，无力进犯咱们的边境。同时，刘豫刚刚被废黜，边境空虚，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名义上是把土地归还给咱们，实际上是把它暂时寄放在咱们这儿。臣这次西去，请准带适量的轻骑，以便窥视敌人的虚实，找出他们致命弱点。

赵构、秦桧接到这道奏章，方才明白岳飞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忙下诏说：“大将需要坐镇军中，不能久离，只需差造一两名将官，带上一千士兵随同赵士褒和张煮前去，就可以了。”

很明显，赵构和秦桧之所以中途变卦，不准岳飞前往洛阳。主要是害怕岳飞在“前往观衅”之后，难免又会寻觅战机，去触犯金朝的军事贵族；倘使他果然做出那等事来。则刚刚搞成的屈已请和局面便又会被他破坏了，那是万万使不得的。

反对“讲和”的意见既然不被采纳，要求以谒陵为名去了解敌情，又不被批准，岳飞在难以抑制自己愤懑情怀的情况下，便又决定，索性把自身所担任的军职一律辞掉好了。那样，在面对着当前这些屈膝降敌的无耻行径时，也许可以免得再发生“身居将阃，面有惭于军旅”的那种内疚和惭愧感了。

于是，在绍兴九年二三月之交的一天，他又两次给赵构送去札子，要求解除自己的军职。字里行间不无对朝廷屈膝求和讽刺之意。

这两道奏章递达南宋王朝之后，终于迫使赵构作出一个批示。其批示上说：

卿竭尽忠诚保卫社稷，功勋卓著，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但是你想用武力收复沦丧的国土，这并不是一时就能做到的，所以，你所请求辞去官职一事，不准，以后也不要提了。

岳飞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就只能牢守在鄂州军营当中“存抚军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