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政坛精英

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然而，精英论没有必要排斥低层的个别人升入社会的上层，恰恰相反，精英论允许社会上有一定的变动，非精英可以变为精英。

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

弃商从政，这是老乔赛亚·富兰克林十分向往而又无法问津的事情。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皂烛商人有着极高的政治颖悟力，又有为公众服务的热情，可惜的是繁重的家庭负担埋没了他的政治才华。他曾发誓让小儿子服务于教会以弥补自己的缺憾，却又因付不起学费等现实问题而改变了初衷。本杰明·富兰克林完全凭自己的才干和实力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出了一条生路，而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极大地宽慰了老父那颗拳拳爱子之心。父亲欣喜之余仍希望儿子能够多做一些社会工作，少沾染一些商场上的铜臭气。受过良好家教的母亲也十分关心儿子的处事为人，常常用颤巍巍的手给儿子写信，叮嘱他要洁身自好，与人为善，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富兰克林顺从了二老的心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地奉献给了生养他的这片热土，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都将远远超过父母对他的期望。

当富兰克林的生命之舟在茫茫商海中扬帆疾驶之时，善于把握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的舵手果断地把航船转到了政治仕途这条暗礁密布、充满凶险的艰难航线上来，将人生的座标定位在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利益这一焦点上。“我来在世间，不是为了抑制自己的天赋，而是为了重建人类，并轻声呼唤人类感悟其自身的伟大。”一位文坛巨匠如是说。

作为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人，富兰克林对费城、宾夕法尼亚及其母国的代议制度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当时，他对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是比较赞赏的，而对宾夕法尼亚的现行体制则颇为不满。1701 年，宾夕法尼亚业主威廉·佩恩在议会的压力下颁布了《特权特许状》，该特许状规定殖民地议会握有立法权，总督为最高行政首脑，参事会被剥夺了作为议会上院的地位和立法权，其权力仅限于与总督构成殖民地的最高法院。在这种体制下，业主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总督则成为英王在殖民地的最高代表，享有执行英王旨令、实施议会法律，监督宗教活动、负责本地防务、召集解散议会和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等等大权。富兰克林认为，这些授权使得总督的权力急剧膨胀，有产生暴政的趋向。他认为，议会应该是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关，除了受选民意志的限制外，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实体或个人凌驾其上。富兰克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使宾夕法尼亚议会取得与英国议会下院同等的地位与权力，限制总督的权力。但富兰克林十分清楚：这一计划牵涉到方方面面，对于刚刚迈入议会门槛的他来说，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计划比登天还难。但富兰克林并没有知难而退，他认为自己虽不能很快就根除现行体制中的这些弊端，但却可以从具体的工作做起，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革一步步向着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的目标迈进。

共读会的热心成员们就如何改进现行制度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致，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当地居民的政治文化素养比较低下。要想改进完善现行体制就必须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从

文化教育入手。富兰克林也是这么想的，他早就看到：哈佛大学是麻萨诸塞的骄傲，耶鲁大学使康涅狄格远近闻名，威廉·玛丽学院为弗吉尼亚增添了光彩，而费城呢，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甚至连一所像样的中学也没有。富兰克林认为，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普通的心智必须用教育加以提高、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又是提高人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手段，惟有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地保障政府的公正廉洁，促进政治体制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改进完善。

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由富兰克林执笔、写作出版了一个题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的小册子。在这部小册子中，终生为未受过正规教育而遗憾的富兰克林为千千万万北美青少年的受教育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他首先指出：在北美的早期移民中，许多人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他们的后裔中，教育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愚昧和无知意味着蜕化和衰亡。现在是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他建议：“应该让一些有闲暇和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人去建立和指导学院。⋯⋯这些参与建校的人们应当经常访问学院，鼓励支持年轻人，赞助支持教师们，并尽力用一切手段提高本计划的有效性和声誉，⋯⋯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学生们，以爱抚和仁慈对待之，当他们举止典雅并经过严格的学业考核而最终进入社会时，热忱地团结他们，给予一切方便使他们有所建树⋯⋯”在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校舍建设和办学方针等重要问题之后，富兰克林还根据自己的见解畅谈了学校的教育方式和课程设置等具体问题，他指出：“关于他们的学业，如果能教给他们一切有用的知识和一切增加本人光彩的东西，那再好不过了。但技艺需要长期的锤炼，而学生学习的时间则有限，因此建议他们学习那些可能是最为有用和最能增加自己光彩的内容。”据此，他要求学生对以下几门知识和技巧给以特别的关注：书法、绘图，数学、记账、外语、天文学原理、写作和演说等等。在此，富兰克林还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各种有用的知识都可以通过阅读历史而获得。“的确，爱好阅读好的历史书会把所有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和刚毅的美及人类各种美好而有益的操行深深地印入青年人的脑海之中。”在论及教育的目的这一重要问题时，富兰克林虽然谈得不多，其构想却十分深刻。他认为，教育除了可以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材外，它还有如下作用：“应经常教导和培养学生的那种仁爱的心胸，这表现在寻找并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人民服务和尽义务，这种心胸即所谓良好的教养和基础。”

戴维·霍尔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质量印制了《建议》一书，并通过邮政局将这本小册子在社会上广泛散发。一时间，办学兴教成了各界人士饭后茶余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当社会舆论的焦点集中到教育问题上时，富兰克林及其朋友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这一方式曾在建立消防队、治安警察、孤儿院和大教堂的过程中屡试不爽，这次他们决定再使用一次。结果，他们很快就募集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1749 年 11 月 13 日，由费城各界推举出的 24 位受托管理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成立了，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先生以其铁面无私和公正廉洁被委以监督学校财政收支的重任，富兰克林则因其在筹划办学的运动中功绩卓著而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

有了钱，又有了办学的组织领导机构，问题就算解决了一大半，富兰克

林等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工作。首先由他主持制订了一部学校管理章程，章程在委员会通过后，便开始租赁校舍，聘任教师。就在同一年，即 1749 年年底，学校正式开课了。在当时，学校开学成了殖民地的一件大事，很快，入学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却也给办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校舍严重不足，而建设新校舍所需的巨大投入又是人们力所不及的。就在这个关口，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富兰克林等人发现了一套现成的校舍——一所闲置不用的教堂，即前面所提到为怀侍菲尔德先生布道所修建的那所大教堂。

怀特菲尔德曾经成功地唤起了北美人民的宗教觉醒，可惜的是，此后再也没有比他更为出色的传教士莅临费城了，虔诚的教徒们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各自教派的小教堂里作礼拜，那座宏伟的大教堂自建成以后一直派不上用场，教堂也没有任何进项，教堂管委会因无力偿还地租和债务而陷入困境，一筹莫展。身兼教堂和学校双重管理职责的富兰克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教堂管委会把房产转交给学校方面，后者负责分期偿还其债务，并且根据初建时的宗旨，把当中的正厅留给偶尔前来布道的传教士使用。两厢高大的厅堂改建成两层结构，上下各隔出多间房子作为校舍，并为穷苦孩子设立一所免费学校，同时还购置了一些地皮，以供建校使用。所有操心费神的大事，例如改建教堂、筹措资金、购置物资和监督工程等等，均由富兰克林承担下来，并且完成得十分圆满。后来总督给学校颁发了执照，学校评议会归殖民地政府管辖，英王、业主和宾夕法尼亚议会又分别给以捐赠和拨款，学校终于在 1751 年 1 月正式创建，这就是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多少年来，它为宾夕法尼亚和全美国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专业人材。

兴教办学不仅能够促进宾夕法尼亚经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与殖民地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这一关系到人们未来和前途的大事有密切联系；富兰克林在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上辛勤操劳，尽心尽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的威望有了进一步提高，以致于每当费城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要办哪些重要事情，人们常常会首先探询富兰克林的态度和意向，他们往往会问：富兰克林知道这件事吗？他对此抱什么态度？尽管富兰克林并非沽名钓誉、好大喜功之辈，但由于人民的拥戴和推崇，他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扮演了公众领袖的角色。这样一来他就更加繁忙了，虽然他总是设法抽空去进行他所热爱的科学实验和哲学研究，但是他的时间和生命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公共事务所占据了。

有病到医院看医生，这在 18 世纪上半期的西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然而此时的宾夕法尼亚却还没有一座标准化的医院。不同的移民团体和印第安部落医治病痛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去教堂祈祷，有的找私人医生就诊，有的使用祖传秘方，有的则求诸于江湖术士和巫医神汉，葡萄酒被当作最好的兴奋剂，烟草被认为具有治疗痛风、寒热以及醒酒、解乏、疏通人体毛孔和血脉等神奇功能。倘若生了疟疾之类的传染病，除了放血、清肠之外，似乎只能将病人隔离开来，任其自生自灭了。所有这一切使得医学专家托马斯·邦德先生忧心如焚。

邦德是美洲哲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在巴黎就读，后来一直在费城开办诊所，有着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他对于社会事务和民众心理尚缺乏深入的了解。为了使更多的人免遭病痛的蹂躏折磨，他以饱满的热情单枪匹马地开展募捐活动，为建立宾夕法尼亚医院而四

处奔走游说，但收效甚微。穷苦人认为，到医院看病是有钱人的事情，自己既没有这个福份，也没有这个能力；富有者则不甘心自己掏腰包让他人渔利；而更多的人并不是不希望建立一所为公众服务的医院，他们是担心钱财使用不当会白白流失；许多人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富兰克林不出面，他们对这件事就不抱有信心。在屡屡碰壁之后，邦德先生终于幡然醒悟，弄清了广大民众的心理，于是他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老朋友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虽不是一位医学家，但他与医学却有着一种不解之缘：作为一位出版商，他曾印刷出版过不少医学书籍；作为一位涉猎极为广泛的自然科学家，他对医学的某些领域有过深入的探索，并卓有成绩。例如，为了减轻哥哥约翰的病痛，他设计发明了医学史上第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导尿管；为了使小儿子弗朗西斯的悲剧不再重演，他论证了接种牛痘对预防天花的效用，并呼吁家长们及时地为自己的子女接种；他还曾研究过西印度群岛流行的一种无名腹绞痛的病因，解决了当时医学领域的一个难题。她所研究的这些医学课题都是他当时亲眼目睹的给人类造成痛苦的普通病症。这说明，富兰克林虽不是一位医学家，却对医道及其宗旨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具有一种悲天悯人、愿为天下人解除痛苦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当邦德对他畅谈了建立医院的重要性和筹建方案时，得到了他巨大无私的支持。

富兰克林身体力行，带头慷慨解囊，捐款 25 英镑。接着，他召开了一个公民大会，向与会者公布了邦德建立医院的计划，用极具说服力的语言解释了建立医院的重要性及其将给民众带来的好处，并要求与会者向全体居民进行宣传动员，以促进这一公益事业的完成。另外，富兰克林还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文章，做进一步的宣传鼓动。不久，他们就陆续收到了不少捐款。但一段时间之后，捐款的数额日益减少。这使富兰克林认识到，有必要得到议会的支持，否则，民众的热情将不会持久。于是，富兰克林亲自起草了一份有关建立医院的议案，于 1751 年 1 月 23 日递交给议会审议。出于他的意料，该议案在议会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是农村议员对此计划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事业只有利于城市居民，因此应由市民出资兴办。针对这一局面，富兰克林采取了有效的对策。一方面，他在议会中广泛游说，说明医院是为所有的人（包括穷人、富人、费城人和外地人）服务的，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项颇为“狡猾”的计谋：在游说议员时，他要求议会拨款 2000 镑，条件是民间也将捐献相同的数额；在向人民募捐时则许诺：民众每捐一份款项议会也会拨出同等的款项。这一谋略效果极佳，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激起了议会和民间两方面的热情和积极性，最后的结果是：获得的款项大大超过了建立医院所需的数额。资金初步到位之后，医院便破土动工了。1755 年 5 月，一所美观实用的医院大楼在费城的云杉街和松树街之间的第八大街落成了，它的基石上镌刻着富兰克林撰写的优美的铭文：

在耶稣诞生之第 1755 年在乔治二世仁慈的统治下

（因为他为其人民寻求幸福）在繁荣昌盛的费城

（因他的人民有为公众服务之精神）这座建筑

是由政府及许多私人慷慨捐助

为拯救那些处于疾病扣痛苦之中的生灵而虔诚地建造的

愿仁慈的上帝祝福这项事业

富兰克林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人民对他的人道主义义举给予的崇高奖赏。但一生以拯救斯民为己任的富兰克林对此却显得极为大度，虚怀若谷，他一再把功劳推在建立医院的首倡者邦德先生身上，在其《自传》中还特意注明：“人们把这一功劳归在我的身上，其实是朋友托马斯·邦德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在为医院筹资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为了确保筹资成功，富兰克林不仅向公众和议员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充分运用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而且还动用了某些“狡猾的”伎俩，颇有些“马基雅弗利主义” 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味道。但由于他动机纯正，目的高尚，成效甚佳，还从未有哪个人指责他使用了“阴谋诡计”。或许历史的玄妙就在于此，历史学家们往往喜欢以其建树和功德品评精英人物，而对其采取的某些有悖于常规的行为方式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放之次位。

富兰克林是在 45 岁那一年（1751 年）正式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的，儿子威廉也就是从这时起接替了他的议会秘书一职。在天赋和禀性方面，威廉与父亲一样聪慧机敏，正直刚毅，精力过人，但可能由于是在长辈的爱抚和顺意之中成长起来的缘故，他的性格中多了几分守成和清高的气质。就在这一年，宾夕法尼亚人获悉乔治二世批准了英国议会关于把重罪犯遣送到北美去的法案，顿时，北美各界群情激昂，人民都对这一无耻的举动感到愤愤不平。诚然，布衣百姓和政坛精英有时会拥有同样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但在表现形式和处事态度上却往往大相径庭。前者易于冲动激奋，无所畏惧，后者则冷静沉稳，富于妥协和灵活性，而在这冷静沉稳之中常常孕含着某些更令人生畏的东西。

议会推举富兰克林起草一个关于拒绝接受英国罪犯的法案。威廉担心因此会得罪殖民当局，劝父亲三思而行。但富兰克林不为所动，他决心要为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尊严而疾呼呐喊。于是，他用那支辛辣幽默的笔写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而又不失恭敬的文章，刊登在《宾夕法尼亚报》上。他在开篇这样写道：“为了改善和充实美洲，不列颠政府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将重罪犯送往殖民地的决定。毋庸置疑，这会为北美注入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正是大英帝国的繁荣富裕才滋生出了如此之多的在鸿蒙初辟的北美不曾问世的特殊材料组成的特殊的人。北美人认为，这种母亲般的关怀要求孝顺子女般的感恩，至少要求提供某种补偿。在殖民地许多省份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存在许多有毒的爬行动物，我们称之为响尾蛇。它们是这个世界中最早的重犯，每当碰到它们，我们便根据最古老的法律将其处死。但因这是血腥的法律，可能太残酷了，无论这些生灵对我们多么有害，如果能改变气候，它们或许能改变本性。对此我谦卑地提议将这种残酷的死刑改为流放。⋯⋯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送到不列颠，细心安置在圣詹姆斯公园、斯普林公园和伦敦周围的消遣场所，安置在贵族的别墅里，特别安置在首相、贸易大臣及国会议员们的花园中，因为我们对他们最为感恩戴德。尽管把响尾蛇运往不列颠要冒

很大风险，但这并不会比把罪犯运往美洲更为困难。”

富兰克林在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双向的“公平交易”之后，又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了由此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他指出：“试想一下，这将会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景象：家庭被强盗闯入，商店被盗窃，旅途遭抢劫，儿子随时因堕落而上绞架，女儿因放荡而感染梅毒，妻子被刺杀或丈夫被割断喉管，孩子的头颅被斧子击碎，这就是殖民地所得到的改善和充实。而我们送往不列颠的响尾蛇不论多么有害，都能被它们良好的榜样作用所抵消。原来诚挚朴实的英格兰绅士由于熟悉了这些爬行动物，学会了爬行，钻营、垂涎和扭动，并不失时机地毒害妨碍它们前进的任何人。⋯⋯这是一项公正的贸易，也是对恩惠的回答。⋯⋯然而这项贸易，像所有的贸易一样，祖国比我们得到更大的好处，它将不必冒同样的不便和风险，而坐收同样大的利益。因为响尾蛇在企图造成危害之前会发出警告，而犯人却不会；响尾蛇有一个漫长的冬眠期，而犯人却没有。”

就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美洲绅士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回击了可敬可畏的大英帝国的神圣法令，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倨傲抗上的精神和对母国深深的不满，这与历来谦和宽厚的富兰克林简直判若两人。受过高等教育而颇为自负的威廉为父亲这篇构思独特、胆略过人而又不失风雅的文章所深深折服了，他真正体味到了手中这支笔的份量到底有多么重。后来，富兰克林协助起草了一个关于禁止向宾夕法尼亚遣送重罪犯的法令，被议会正式通过了，他所描绘的那幅可怕的图景终于未能在宾夕法尼亚大地上出现。据查，这可能是富兰克林参与撰写的最早的反对殖民宗主国的法律文件。

自从富兰克林成为议员之后，众议院的事情增加了不少，议员们都感到格外忙碌。议会充分发挥了立法机关的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制订了许多深得民心的法令，办了不少顺乎民意的实事。富兰克林就是具有如此之大的神通，无论他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激励和感染所有的人，带动他们一道投入到紧张有益的工作中去。他就像一座上足了发条的钟，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奔忙着。议会在通过了关于办学校、建医院、反对重罪犯遣送美洲等重要法令之后，又开始讨论富兰克林提出的关于修建马路的议案了。

当年去过费城的人都禁不住为这座城市开拓者的精心设计和建设而赞叹不已：整座城市坐落在两河之间的开阔平原上，以宾夕法尼亚广场为中心，呈棋盘状向四周辐射，道路宽阔笔直，纵横交错，政府区、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排列有序，城市建筑鳞次栉比，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一遇雨雪天气，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街道变成了河流，广场成了一片充斥着垃圾污泥的黑色沼泽，令行人望而怯步，苦不堪言。

富兰克林走南闯北见识过不少城市的街道，且不说伦敦那车水马龙、充满王者之象的林荫大道，就连波士顿那条铺着碎石子的街道也要比费城的道路强出许多倍。道路不畅不仅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不利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大大损害了整个城市的形象。于是，富兰克林又开始为修建街道一事而苦心筹划。他不断写文章，向各界人士呼吁，终于募得了一笔资金，对某些重要路段进行了改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资金太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他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议会。1757 年，他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城市铺路的议案。经过一番努力，议案最终被批准，通过征税的方式筹得了大量资金，全部用于费城街道的改造工程。

改建后的费城街道外观和质量都大为改进。由石头铺成的路面平整坚

实，大街的两旁建有阴沟以便排水，窄小街道的排水沟设在路基之下。另外，还采取了有效措施以维持街道清洁和夜间照明。每户居民每年交 6 便士卫生费，雇佣一批清道夫，每天清晨打扫路面，这不仅大大改善了城市的卫生面貌，还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受到已故的克里夫顿先生家门口竖立的一种带玻璃罩的长明灯的启发，富兰克林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路灯：用平板玻璃作外罩，在上方装一个抽烟的小筒，下方留一个空隙，以便让空气流入，使黑烟冒出。这是一种即实用又很经济的路灯，灯罩可以长时间保持清洁，如破损可随时更换。安装上这种路灯之后，费城的马路即使在夜间也可以畅通无阻了。

道路通，百业兴。18 世纪中叶的费城以交通发达，市容美观、经济文化事业繁荣著称于北美，招来了商贾，吸引了移民，方便了人们的社交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着费城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富兰克林本人的事业也大获其益：他的印刷所（现为霍尔先生管理）客户盈门，业务量大增：《宾夕法尼亚报》的订户数量急剧上升；作为邮政局长（1753 年他被任命为全殖民地的邮政副总监），他每年从邮政业务中上交的利润逐年递增，而这一切都使他的个人财富迅速增加，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建功立业的雄心。

作为政治家的富兰克林兴趣十分广泛，精力也相当充沛，在这一不太长的时期里，他为费城以及宾夕法尼亚人民办了许多件实事：为了保卫英属北美殖民地边境免遭英国的宿敌西班牙和法国人的骚扰，富兰克林倡导并组织了费城民兵自卫团，这支武装力量在保卫殖民地社会安宁和边防安全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火灾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杜绝火灾隐患，富兰克林于 1752 年 4 月发起组建了火灾保险公司，这在当时的北美是一个创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集中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投资赢利，大大改善了消防队的装备，使投保人在遭受火灾后能及时得到补偿。他还在 1753

年从费城出发的美洲首次远航北极的探险活动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51 年 10 月，议会有条件地通过了富兰克林拟订的一个关于发行纸币的法案，在宾夕法尼亚境内发行纸币 20000 镑，对该地区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投身于政坛的最初年代里，富兰克林出手不凡，崭露头角，显示出了一个职业政治家高超的领导艺术、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他孜孜以求的是北美人民的富裕、祥和、民主和自由，而这些在殖民地时代却显得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总督、业主、保守主义者以及英国内阁和王室，在他通往理想目标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年复一年的政治生涯里，他必然会被深深地卷入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冲突之中，等待着他的是更加棘手的难题和更为严峻的考验。要想冲破这道道难关，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理想，富兰克林所需具备的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宽厚仁慈，普罗米修斯的正义忠勇，苏格拉底的智慧和谦恭，而且多少还要有一点马基雅弗利的韬晦和谋略。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在富兰克林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外，他还拥有某些前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近代科学所赋予他的理智的头脑、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以及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因而，他总是能以一种超前的意识和主动乐观的姿态去迎接命运的挑战，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推动事业的进步。他在任议会秘书时就已经发挥议员的作用了，成为议员后不久便能在议会辩论中左右局势，从而成为当然的议会领袖。命

运似乎已经注定，富兰克林必将成就一番大事业，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机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