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美洲绅土

中庸之道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品德，身为绅士者必须（应当设想绅士是新来到英格兰这块土地的人，因而处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熟谙此道，因为没有别的品德比它更能显示人的身份。

理查德·布拉斯韦特

《印花税法》虽然废除了，但英国政府并未承认该税法违宪或带有专横的性质。反之，许多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仍然对殖民地抱强硬态度，坚称英国国会在大英帝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北美诸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就必须接受其立法制约。前首相格伦维尔甚至认为英国国会拥有完全的统治权，而征税则是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象征。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英货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国的商业利益，并进而威胁到了宗主国的统治权力，所以，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废除《印花税法》。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废除该税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维护殖民宗主国的根本利益和统治权力，英国政府在废除印花税的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公告令》，宣称英国国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有制定具有足够效力和合法性的法律和法规的充分权力和权威，以制约殖民地和美洲人，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这一法令在上院通过时只有五张反对票，这说明英国统治集团在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是极其相近的。

当时，北美人民还沉浸在废除印花税所带来的胜利喜悦之中，对《公告令》枯燥的词句并未做认真的思索和体味，但富兰克林却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从中深刻认识到：英国政府实行侵犯北美人民权利和尊严的歧视性政策的企图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认为，在各殖民地经济日益繁荣和议会的自治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要它们承认英国国会有权控制北美的立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英国政府企图以此来控制理应属于殖民地议会的财政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因为如果殖民地议会失去了财政权，它们对殖民地的总督和政治生活也就没有了控制和约束的能力，从而不能有效地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北美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斗争取得的民主权利毁之一旦，他苦苦追求的理想帝国的合理构架也将土崩瓦解，大英帝国将逐步走向专制，甚至会引发革命而导致毁灭。富兰克林比任何北美人士都更早、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印花税法》废止前回答下院咨询时，他就曾尖锐地指出：“如果派军队去强制执行法律的话，他们在那儿即使碰不到革命也会引发革命的。”

显然，此时的富兰克林还不具备同时期的某些北美政治家（如亨利和萨缪尔·亚当斯等）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当他们已经投身于激进的反英革命运动中时，而富兰克林还是一位忠实于英王的“正统的”政治家。作为北美上层有产阶层中的重要成员，他不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遭遇一场激烈的革命风暴，他非常珍惜已取得的一切，并深信，经过这一代人诚实辛勤的劳动， 北美会建设得更好，人们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幸福。诚然，现行体制中存在不少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因素，需要革除，革命能够铲除这些弊端，但也会使人们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因诉诸暴力而丧失千万条宝贵的生命，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他认为，不如通过和平的方式促使英国当局改弦易辙，逐步达到改革现状之目的。富兰克林早先也是一位容易冲动的热血青年，

但如今他已年届六旬了，他所希望的是能够做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步步向着既定目标迈进，实现他多年构建并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在他的心目中， 英国仍是可敬可爱的母亲，他为她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高度进步的近代文明而感到自豪，况且他还是大英帝国的北美邮政副总监，宾夕法尼亚驻英代理人，废除印花税后，乔治亚、新泽西和麻萨诸塞殖民地又先后委托他为代理人。自己的身份和肩头的责任使他深深感到：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不能凭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更不能偏激冒进，挺而走险。因此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的行为极为谨慎，力求中庸温和，避免激烈偏狭，尽量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才能，缓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调节分歧，减轻冲突，在温文尔雅而又机智灵活的社交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益。

在《印花税法》被废除之后，富兰克林曾向宾夕法尼亚议会发出一封信函，要求尽快返回北美。但议会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为由要求他再留任一年， 这使他颇感失望。在 1766 年 6 月至 8 月比较闲暇的日子里，酷爱科学研究和大自然的富兰克林与已成为王室御医好友的约翰·普林格尔博士到德意志境内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希望能在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中调整一下十分疲惫的身体和神经。

他们在久负盛名的疗养胜地皮尔蒙德做了近一个月的温泉疗养，并游览了英王领地汉诺威地区。在这期间，他和普林格尔同时被选为在哥丁根的德国皇家科学学会的成员，并出席了在哥丁根召开的会议。在这里，富兰克林走访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与科学家们就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访问汉诺威皇家医院时，富兰克林对该院的一种叫做脉冲瓶的新装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院长约翰·弗里德里奇·哈特曼博士当即批准赠送给他一个作为研究之用。这大概是他此行在科学考察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收获。

德意志之行结束后，富兰克林一身轻松地返回了伦敦，此时他诧异地发现英国政府又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撤销了《印花税法》的罗金厄姆内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国王不满而倒台了，老政治家威廉·皮特（此时被封为查塔姆伯爵）受命再度出山担任首相。

老皮特向来以精明果敢而闻名政坛，但他此时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上台后不久便被严重的痛风病弄垮了，无法正常地处理政务。这种情况使得这届内阁从一开始就像一艘失去了舵手的航船，在险风恶浪中漂忽不定，从而为老谋深算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左右朝政提供了便利。这位机敏强硬的政坛老手曾经是《印花税法》的有力支持者，如今他又利用首相不能理事的机会把英国的政治航向引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

汤森德一向不对北美抱友善的态度，时时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榨取。从 1767 年 5 月起，英国政府连续颁布了儿项由汤森德提出的条例：《中止纽约议会条例》宣布临时解散纽约州议会，直到该议会遵守

《驻营条例》，按时缴纳特别税，承担英国驻军给养时为止；另外两个条例则是为征税而制定的，规定在殖民地港口直接征收玻璃、铅、颜料、纸张和茶叶税，用以支持殖民地的王家官吏的薪俸，同时规定英国在美洲设立税收机构，增派官吏稽查税务，税吏有权进入殖民地的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品和走私货物。1767 年 9 月，汤森德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皮特内阁不久也被格拉夫顿内阁取代，但他精心策划制定的《汤森德条例》仍然有效，

并把大英帝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引入了一场巨大灾难的深渊。

《汤森德条例》一出台，富兰克林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决定，它未征得北美人民的同意就直接向他们征税，这是对法律的违背和公开践踏，而它用征来的税作为支付英国驻殖民地官吏的薪俸，其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不依靠殖民地议会而统治殖民地，这显然是对殖民地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肆意侵犯。这一严重的错误肯定会招致北美人民的普遍抵制，从而加大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已十分明显的裂痕，这不仅损害了北美洲的利益，而且必将极大地损害英国的根本利益，使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富兰克林对这一错误的条例公开进行了批评，并积极活动，试图阻止它的实施。他于 4 月 1 日给凯姆斯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坦率的信，信中虽然重申了北美洲对英国及其君主的忠诚，但同时尖锐地指出了《汤森德条例》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性。他写道：北美洲“将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摆脱可能是强加于她的束缚， 也许还会把这种束缚转移到施加束缚者的身上。与此同时，每一个压迫行动都将激怒他们的情绪，使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商业利润大大减少，甚至有可能全部丧失，并将推动他们的最后反抗；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撒满了自由的种子，并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根除它们。但是，那里的人们如今仍对不列颠满怀尊敬和爱戴，只要能细心地维护，友好谨慎地对待他们的权利，就可以不费力地长期统治他们，而不必动用武力或付出巨大开支。然而我看不到这里有实现这种行动所必需的足够的智慧”。

然而，就在富兰克林对英国政府不明智的统治方式表示不满和抱怨的时候，北美人民却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展开了反对《汤森德条例》的革命斗争。他们认为这一条例是英国精心策划的长期压迫北美人民的重要步骤，如果不加以严厉制止，则英国在殖民地的暴政会愈演愈烈。1768 年，麻萨诸塞议会联合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向各地发出了一个《通告令》，呼吁各个殖民地团结御侮，共同进行抗议活动，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很快，各个殖民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不进口英货的风潮。在一些海港城市，在“自由之子社”的领导下，商人们积极进行违反《汤森德条例》的贸易。而各个乡镇的妇女们则在“自由之女社”的组织指导下，公开纺纱织布，鼓励人们穿自制的布衣，抵制进口英国的布匹衣料。她们还进行了不进口茶叶的活动， 有些地方的妇女还公开焚毁了自己储存的英国茶叶。城市工匠们也坚决支持不进口运动，并狠狠打击个别贪婪商贩违背不进口协议的商业活动，把其中的罪大恶极者抓起来游街示众。为了抵御英军的武力镇压，一些地区的议会还以防范印第安人为名，号召居民们拿起武器，严阵以待。弗吉尼亚议会的代表们在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抵制英货协会，宣称“任何人如通过演说或者著文，维护或者坚持除本殖民地协会以外任何人或团体有权利或权力向本地居民强派或者征税者，均应被视为国王陛下殖民地的敌人”。虽然抵制英货运动遭到了一些见利忘义的贪婪商人的严重破坏，但仍使英国对北美的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据统计，1768—1769 年，英国输入北美的贸易总额由 136.3 万英镑锐减至 50.4 万英镑。就连对北美持强硬态度的格拉夫顿内阁也感到英国为《汤森德条例》付出的代价太大， 开始考虑废除这一条例的问题了。

北美发生新的反英浪潮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英国。对此富兰克林早已有所预见，并能够充分地理解，认为这是一场维护殖民地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必须予以支持。于是，他于 1768 年 1 月在《伦敦记事》上发表了题名为

《1768 年以前美洲人不满的原因》的文章，明确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他尖锐地指出：“汤森德法显然是为在美洲维持王国政府的官吏而筹款的，以便于他们能够独立于美洲的议会之外，因此美洲人认为这不仅是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向他们征税，而且是要把他们置于英国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些英国商人不满足于垄断我们的事业，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向我们宣布，他们有权向我们征税，任意征税，不论是内部税还是外部税。如果我们不顺从这种苛求，就要剥夺我们的立法权和自由权。”接着，富兰克林甲一种婉转幽默的语气表达了对北美人民抵制英货运动的赞扬和支持：“现在该用我们所能运用的最好的方式照顾我们自己了。按照庄严的决议和协约联合起来，尽可能不给这些新官找麻烦，办法就是不用英货，因为他们要对这些货物征收官税。让我们携手一致，不用他们那些华而不实的贵东西，我们应俭朴地生活，努力生产自己的东西”。

在这篇文章中，富兰克林虽然表示了对英王的忠诚，并且由于编辑的删改而使文章失去了原有的锐利锋芒，但他还是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震撼心灵的呼声：美洲人的事情应该由美洲人自己来决定！他写道：“英国的领土仅限于大不列颠岛。毫无疑问，英国的立法机构只应该裁决与这块领土有关的福利事业，有关爱尔兰领土内的事情应由爱尔兰立法机构裁定，有关美洲领土内的事情应由美洲的立法机构来裁决。”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随着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实行的歧视性政策不断升级，富兰克林所采取的对策和立场也在不断转化，由尽力缓解宗主国与北美的矛盾转化为公开反对英国的错误政策。逐渐地，英国政府和政界要人们对富兰克林的态度已变得不那么尊敬友善了，他们甚至扬言要罢免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多年的北美邮政副总监的职务。连富兰克林这样温文尔雅、一贯奉行中庸之道的美洲绅士都难以与英国当局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可见在美洲问题上，英国当局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面对日益加剧的北美危机，英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采取强硬政策的格拉夫顿内阁遭到了反对派的一致猛烈攻击，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于 1770 年 1 月倒台，“国王之友”诺思勋爵受命出面组阁，以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但是紧张的局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剧，终于酿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血案。

1770 年 3 月 5 日，驻波士顿的英军与当地群众发生了冲突，英军竟残忍地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打伤多人，造成了流血的波士顿惨案。这一事件的发生震动了整个北美洲，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爆发革命之势。

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的同一天，诺思首相把一个关于部分废除《汤森德条例》的法案提交到国会讨论，并最终获得了通过。此时，诺思当然不可能接到波士顿惨案发生的消息，但他似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他希望通过废除这个令人厌恶的条例，缓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 摆脱掉危机的阴影。但是为了保持宗主国的尊严，表示英国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也是出于对英王意愿的顺从，该法案把茶税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风暴平息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富兰克林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将会看到大英帝国的一场悲剧——北美殖民地与母国分裂。在这场反对《汤森德条例》的斗争中，富兰克林逐渐对自己过去的帝国观感到厌倦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

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他曾经耗费了许多精力，希望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构建出一个理想的帝国联合体。结果却适得其反，北美的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他所奉行的中庸调和道路越走越窄，而他本人也被深深地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不可自拔。他在这个时期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越是对这个问题思索，我越坚信，没有中间原则可以完全坚持。我的意思是，不可能以明白易懂的论点来坚持中间原则。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过两个极端来进行的：国会有权力我们制定一切法律，或者国会无权为我们制定任何法律。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论据更多，也更有分量。如果这一原则成立，各殖民地从此就变成了许多独立的州，只服从一个国王，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从前的联合那样。⋯⋯这样一种类似苏格兰式的联合对于整体有利还是不利呢？”显然，富兰克林认为这是有利的，尽管他对于它的实现还没有信心。

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和复杂艰巨的斗争形势给富兰克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也不会为敌人所征服，他总是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为维护北美人民神圣的自由权利而日夜操劳，苦苦奋斗。但与此同时，这位时代的骄子一刻也没有丧失对人类、自然和科学事业的眷恋之情。他充分利用了一切工作的间隙时间，或者开展学术研究，或者埋头书案，奋笔疾书，如果稍有闲暇便去旅行，尽享大自然那灿烂多姿、壮丽奇妙的美景。当然，他从事这些活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一利用这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放松一下高度紧张疲惫的身体和神经，以便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去。他已经习惯于每年作一次长途旅行了，如果这一规律被打破， 他往往会感到身体不适，脾胃不爽，精神甚至也会萎靡不振。因而科学研究、写作和旅行一直是富兰克林的三大爱好和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不仅能够持之以恒，而且长期乐此不疲，即使在反对《汤森德条例》的斗争紧张进行的日子里也从未中断过。笔者现将他从 1767 年至 1773 年间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些活动简要摘录如下：

1767 年 8 月—10 月，富兰克林同普林格尔到法国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对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所深深折服。其间，他被引见给法王路易十五，并会见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如：德阿里巴赫德、弗朗索瓦·魁奈和米拉波侯爵等。

1768 年 1 月，在《伦敦记事》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1768 年前美洲不满的原因》，表达了自己反对《汤森德条例》的基本政治观点。

1769 年 1 月，他再次当选为美洲哲学会主席，以其威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组织会员们就各个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使这一学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学术团体。

2 月，他的《关于电荷的观察与实验》一书的第四版发行了。该书增补了近年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内容不仅涉及电学，还涉及到物理学、医学、地质学、天文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该书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

1771 年 7 月末至 8 月中旬，富兰克林在坐落于退福德的一所乡问别墅里撰写了那部后来脍炙人口的《富兰克林自传》的第一部分，形象生动地记述了他早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经历。

1771 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了他在英期间为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他与爱尔兰的朝臣派和爱国派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

谈，但他的感情是倾向于爱国派的，因为他发现他们是北美人的真正朋友。他对这里壮美的山川景致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深感忧虑。

1772 年 6 月初访问了英格兰西北部。

8 月 16 日，入选法国皇家科学院。当他得知该院仅有外国院士八人时， 为自己能进入这个“世界第一的科学院”而感到兴奋不已。

8 月 21—27 日，为军械器材部起草了一份关于从闪电下保护军用火药库的皇家学会报告书，后来被官方采纳。

1773 年夏天，《富兰克林文集》在巴黎出版。

10 月，为《英国国教祈祷书节本》作序。

这一年，富兰克林还进行了两个重要的科研项目：感冒发生的原因和预防办法；油对于平息海面波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