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全面分离

诺思勋爵及其阁僚们认为，由英国国会直接控制麻萨诸塞，再用军队来支持这种控制，就可以教训美洲人，使他们尊重英国国会的最高权威。但殖民地人所得到的教训是：英国国会的最高权成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代议制度和法庭的权力的终结，意呼来着陪审团审讯权的终结，也意味着丧失了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政治原则。

J·布卢姆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世界在动荡之中发生着剧烈而神奇的变化，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光怪陆离，懵懵懂懂，令人难以琢磨，无所适从。国王变得喜怒无常，颐指气使；首相和廷臣们变得唯命是从，暴戾恣睢；美洲人则变得激昂亢奋，桀骛不驯，充满了倨傲抗上的战斗豪情；富兰克林也在变，由忠于君主、热爱帝国的儒雅绅士转变成一个为北美的自由独立事业而奋勇拼搏的民族战士。

过去在费城时，他十分喜欢在黎明时起床做户外运动，或者骑马，或者散步。望着那冉冉升起的红日，他的心绪和感情也在不断地升腾舒展，仿佛感到自己的事业和北美洲的前程都如同这旭日一样蒸蒸日上，灿烂辉煌。如今，住在这喧闹嘈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都市里，想观赏日出已十分困难了。但富兰克林仍坚持每天早晨到草坪上做热身运动，呼吸一下新鲜清爽的空气，然后回到书屋做一种独特的“健身浴”，这是他一生中诸多重大发明中唯一仅供他一人享受的项目——一丝不挂，赤诚坦荡，全神贯注地端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或念，或者冥思苦想，用赤裸的身躯直接触碰书本中的每一个字母，让这些世间最美好的符号和信息穿透自己坦荡的胸襟，去化解积郁在心灵深处的重重块垒。每当此时，他会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祛除内心的所有杂念，犹如一个历尽艰辛的朝拜者终于沐浴在上帝的灵光之中，与耶稣基督直接进行心灵的沟通，在人间天堂里自由地徜徉。傍晚，他有时喜欢到泰晤士河畔独自漫游，观赏瑰丽多彩的晚霞。但每当看到挂在天边的夕阳时，总有一丝不易被人察党的哀愁涌入心底，他常常们心自问：这就是大英帝国的那轮不落的太阳吗？

富兰克林越是接近英国的权力中枢，就越认清了这个云遮雾掩之下的老大帝国的庐山真面目，从而也找到了美洲危机无法解决的某些症结。

从理论上讲，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阁应由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对国会负责。国王是国家元首，但一般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只是“统而不治”的“虚君”。但在 18 世纪中叶，英国政坛的情况却有些反常。乔治三世与那些很少过问国事、甚至不懂英语的先辈们截然不同，他关心政治，迷恋权力，认为自己对于巩固和扩展大英帝国的利益和版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崇高而又虚幻的使命感。但是，他却不喜欢那些具有真知灼见，讲究办事效果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他需要的是一种少几分哲理，多一些忠顺的权力部门和执行机构。于是，他积极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向内阁推荐了大批须取高薪的官员，并尽力使自己的亲信进入国会，从而最终出现了一大批听命于王室的国会成员和一个号称“国王之友”的内阁。由于他们是借助国王的恩惠和影响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所以他们在商讨和制定国家的军政要务时往往要仰国王的鼻息而行事。但是，英王虽然精通权术，具有执著的事业心，却并不真

正了解英美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因而盲目地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粗暴的政策。可能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目的的纯洁性，以致从未怀疑过这些政策是多么糟糕，总有一天，它们会把大英帝国引入分崩离析的险境。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因为他过去曾长期认为，英王是个公正无私、心地善良的君主，他是把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紧密联系起来的最牢固的纽带，而他此次英国之行的最初使命便是要求把宾夕法尼亚由业主殖民地改为英王直辖殖民地。时至今日，富兰克林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肤浅，国王的统治绝不会比业主的统治好到哪里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北美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这些或许就是促使他写作那两篇脍炙人口的文章《缩小帝国要诀》和《普鲁士国王敕令》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后一篇文章，他把影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英王乔治三世，对他的统治方式和错误的殖民地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富兰克林希望用这种强刺激促使英王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从而恢复英美双方的和谐，重新赢得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文章中诙谐的妙语和辛辣的讥讽得到了许多同情北美人民的英国人士的赞赏，也使那些正在进行反抗斗争的殖民地同胞们备受鼓舞。但令人遗憾的是，富兰克林的本来目的却并未实现，英王不仅没有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反而对富兰克林万分忌恨，而那些坚持强硬态度的议员和大臣们更是义愤填膺，把对殖民地人民的刻骨仇恨都集中到了富兰克林的身上，认为正是这个老奸巨滑的北美哲学家煽起了北美人狂躁和反抗的风潮，如今他竟敢攻击谩骂英明慈爱的英国君主，实属大逆不道，必须对他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酝酿策划之后，英国统治集团决定对富兰克林下手了，其借口便是“哈钦森信件”事件。当这个恶毒的阴谋像一张巨大的黑网向富兰克林笼罩过来时，这位老练的哲人竟然毫无觉察。此前不久，富兰克林正式向皇家学会递交了为军械器材部起草的关于从闪电下保护军火仓库的报告书，他以科学家的敏锐洞察力为高大建筑物找到了躲避雷电的防护措施，却未能使自己免遭一场人为制造的突如其来的残酷打击。

哈钦森的信件寄到北美后并未像富兰克林所嘱咐的那样在特定的范围内传阅，也没有按期返回富兰克林手中，而是被人们广泛地传阅了，并被某些热心人印刷出来在更大的范围里扩散传播。哈钦森之流的丑恶嘴脸和背叛行径使得本来就已躁动不安的北美人民怒火中烧，变得更加激愤狂热，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很快就波及整个北美。麻萨诸塞殖民地做出决议，对哈钦森等人的罪恶阴谋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并坚决要求立即撤销哈钦森等人的职务。不久，各地的抗议书和请愿书就漂洋过海传到了伦敦。这一突发事件使得本已焦头烂额的英国统治当局寝食不安，也把富兰克林深深地卷入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吵之中。

此时，哈钦森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先生已经故去，其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因受到这场丑闻的冲击而恼羞成怒，他回忆起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于 1772 年 10 月向他要求看看自己当年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件，并得到了许可，于是威廉·惠特利便指责是坦普尔拿走并传阅了这些信件。但坦普尔断然否认，两人遂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决斗，结果惠特利负了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未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本来可以保持缄默，相安无事。但是，善良的恻隐之心使他没有这样做，他担心惠特

利伤好后当事双方还会进行流血的决斗，于是他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为但普尔摆脱干系，以便息事宁人。因此他在圣诞节那天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争执双方对此事都一无所知，“我是得到这批信件并把它们寄给波士顿方面的唯一一人。惠特利先生不可能把它们转交给别人，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信件从来不在他们手中”。这样一来，富兰克林就把一切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由于他事先曾承诺为提供信件者和波士顿的收信人保守秘密，并一直严格地履行了这一诺言，所以他就成了所有矛盾的焦点，英国当局也就乘机把一切怒火和怨气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1774 年 1 月 8 日，富兰克林被通知出席枢密院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听取麻萨诸塞议会要求撤销哈钦森和奥利弗职务的请愿书。他当即与麻萨诸塞参事会的代理人、英国律师威廉·博兰进行商议，决定暂不聘请律师。然而两天后（即听证会的前一天），他才接到通知，称哈钦森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迪特要求请律师并得到了许可。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处在了一种很不利的位置上。

1 月 11 日，富兰克林按时出席了听证会。当他和博兰步入会议厅时，发现当局己指定现任副俭察长、臭名昭著的“政府谩骂大师”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为哈钦森等人的辩护律师。韦德伯恩是个善于投机钻营、品质恶劣的势利小人，他在英国政坛上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凭着一副灵牙利齿和如簧之舌而升至高位，他一向对北美殖民地和富兰克林本人怀有一种天然的敌意，而与惠特利兄弟则打得火热。指定这样一个劣迹昭彰的人物充任哈钦森的律师，当权者们的险恶用心也是昭然若揭了，他们是想借机使富兰克林名誉扫地，彻底否定麻萨诸塞的请愿书，严厉压制北美人民的反英运动。可见，在听证会之前麻萨诸塞的请愿书就早已被英国当局否定了，而听证会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并给那些仇恨富兰克林的人一个发泄愤恨情绪的机会而已。

宣读完了麻萨诸塞的请愿书之后，委员会要求富兰克林提供证据。富兰克林请求由博兰出面作证，但遭到了委员会的拒绝。此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成了听证会上唯一受攻击的目标了，于是他提出了聘请律师的要求。这样，听证会定在三周后进行。

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证会召开的时候，1 月 20 日，报纸上刊载了“波士顿茶案”发生的报道。这一消息的传来不啻是火上浇油，更增添了英国统治集团对富兰克林的憎恨，他们要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这个北美总代言人的身上，让他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第二次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实际上是以被告的身份被推上了审判席，因为威廉·惠特利己正式对他提出了起诉，控告他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了其兄长的信件，并非法印刷传播，从中牟利。

1 月 29 日，听证会在枢密院会议厅里如期举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一张长桌的两旁就坐，首席的位子上坐着本次会议的主席高尔。由于没有准备多余的椅子，其余的与会者只能随意站在厅的各处，但大厅里仍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政府要员都受到了邀请，枢密院的顾问们几乎全部到会，其阵容之庞大整齐是前所未有的。开会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但都把目光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麻萨诸塞正、副总督的辩护律师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一位地地道道的美洲绅士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侧的桌旁，以便随时可以用手敲桌面，像一只蠢蠢欲动的凶猛猎犬那样对富兰克林虎视眈眈。会场里充满了一种战斗爆发前夕的紧张神秘气氛。

听证会开始了。首先宣读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默斯的一封信、麻萨诸塞

的请愿书和议会决议，以及哈钦森的那些信件。然后，由富兰克林的律师、前检察长约翰·邓宁做辩护发言。邓宁指出：殖民地的请愿书和议会决议并不是法律诉讼，而是殖民地人民表示不满的证明，他们寄希望于国王的贤明和仁慈，希望能撤换总督，使殖民地的动荡得以平息，恢复和平团结的局面。这个讲话十分精彩严谨，恰中问题的要害，但却未能引起会议主持人和韦德伯恩的丝毫关注，因为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狠狠打击富兰克林的“嚣张气焰”，彻底败坏他的声誉，而不是听取他的辩护词。对于这一点富兰克林是有所预料的，但他却未曾估计到这场暴风雨到底会有多么猛烈。

下面轮到本次会议的真正主角韦德伯恩发言了。这哪里是什么会议辩论，分明是一种泼妇式的骂街和歇斯底里患者的大发作。韦德伯恩以最肆无忌惮的语言攻击了殖民地议会和富兰克林，实质上是对整个美利坚民族进行了恶毒的咒骂。他首先指出：今天听证会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王室有没有权力雇佣忠实可靠的官员来管理殖民地的重要问题”。他在追述了哈钦森和奥利弗在麻萨诸塞的从政经历后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懈可击的，并不是他们的请求才促使英国派兵到北美，而是殖民地议会的恶劣行径使然，而议会之所以厌恶哈钦森等人则完全是富兰克林阴谋策划的结果。接下来，这位不知疲倦的“谩骂大师”在大庭广众之下声色俱厉地历数了富兰克林的“滔天罪行”。

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某种诈骗性的手段”得到哈钦森先生的信件的，即偷窃得来的，因此“他应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梁上君子——‘三只手’，意即小偷”。而他的这一卑鄙行动不仅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侮辱了已经故去的托马斯·惠特利先生，而且差一点断送了威廉·惠特利先生的性命。韦德伯恩接着指出，富兰克林把这些窃取来的信件寄送给北美的政治阴谋集团，唆使他们广泛传播，并肆意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致使整个殖民地出现了严重的骚动。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韦德伯恩始终板着一副狰狞的面孔，不时用手砰砰地敲击桌面，并用那双死鱼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富兰克林，就像一只饿狼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一只小羊。他告诉在场的听众们：富兰克林的真实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大美利坚共和国”，“以致他时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个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干了许多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勾当，并已经导致了许多不幸事件的发生。讲到这里，他的嗓音突然变得十分高亢尖厉：富兰克林已经使殖民地议会成了他手中的工具。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做了许多卑鄙的事情——对反对派通风报信；在政府内部挑拨离间；在国王的臣民中煽风点火，唆使他们反对国王任命的总督；希望建立一个比罗马帝国还要大的僭主政治国家，而富兰克林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垮现任总督，由他取而代之。声色惧厉的演说终于在砰砰的敲桌声中结束了。委员会决定立即向枢密

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议会的请愿书。虽然韦德伯恩的讲话中充满了谎言、谬误和不堪入耳的咒骂，但令人诧异的是会议主持人竟然未加以制止，反而给演说者以赞许的目光。大多数与会者对韦德伯恩的讲话不断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和掌声，一些官僚贵族甚至高兴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只有富兰克林的朋友们和个别真正的英国绅士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被韦德伯恩的恶劣表演深深震惊了，对富兰克林的处境极为同情。但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中，他们只能用沉默和对韦德伯恩的蔑视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攻讦垢骂之中，富兰克林穿着他那件带有图案的曼彻

斯特天鹅绒大氅静静地站在壁炉旁边，犹如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似乎连脸上的表情也全部凝结住了。虽然这是他第一次遇到的难堪局面，有些措手不及，但他毕竟是一位年近古稀的睿智长者，多年的公务活动已使他养成了忍辱负重，处乱不惊的脾性。早在年轻时，他就时常以“愚人的心在口中，而智者的口在心里”、“有耐心就有一切”、“迎风吐唾沫的人将弄脏自己的胡须”这样富有哲理的格言勉励自己，劝导别人。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面临突发的险情，他都能镇定自若地找出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案，用幽默深邃的微笑面对变幻莫测的世道人心，用谦和宽厚的神态缓和严峻的局势。在韦德伯恩铺天盖地而来的诽谤谩骂声中，富兰克林强压住怒火，隐忍不发，表现了一个卓越政治家所具有的豁达宽广的胸怀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非凡气度。他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轻率地进行抗辩只能招来更大的灾祸，最明智的做法是对施暴者表现出一种无畏和轻蔑——那便是无言，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况且从长远看，沉默还有可能使自己在双方的对抗中逐渐转化力强者，它可以唤起众人的同情心，使人们更能看清事实真相和诬陷者的丑恶嘴脸，诚如他在事后写的《哈钦森信件短论》中所说的那样：“烂泥巴接连不断地抛在我的身上，但我并不想千方百计竭力清除它们，我相信一句民谚的正确性：一旦干了，它们就会纷纷脱落。”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韦德伯恩对富兰克林的恶毒攻击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北美为富兰克林彻底恢复了名誉。由于富兰克林长期滞留在英国，频频出入官场为缓和英美矛盾而斡旋，因此许多北美人士对他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他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影响，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奉行中庸之道，对英国的反动政策一味妥协退让，对北美的利益不像以前那么关心。而韦德伯恩对富兰克林的肆意咒骂使得北美人改变了看法，使富兰克林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北美反英运动的领袖，成了一个为维护北美利益而遭受炼狱之火煎熬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北美人民对他更加尊敬信赖了。

听证会后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了解除其北美邮政副总监职务的通知。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突然。自从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以来，虽然他也时常考虑个人事业的成败得失，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怎样为人类创造财富，为北美人民谋取福利，为了实现这一宿愿，他苦苦奋斗了大半生，虽历尽艰辛坎坷也无怨无悔，因此对于被解职一事并未感到有多么大的遗憾。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怒的是枢密院于 2 月 7 日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意味着英王驳回了殖民地的请愿书。面对英国统治者的这种固执愚昧态度，富兰克林感到北美与英国和解的可能性又大大缩小了，而他本人对英国国王和政府所寄予的良好希望也变得更加渺茫，因为他一贯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禁止流露不满情绪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明智的政府总是宽容地接受请愿书，哪怕它们只有少许道理。那些认为受到了统治者伤害的人有时会因为一个温和慎重的回答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错误。但是，如果抱怨成了一种罪过，希望也就变成了绝望。”

富兰克林对英国内阁、国会和国王都丧失了信心，于是迫切地希望尽快返回家乡，回到那熟悉亲切的黑土地，在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中安度桑榆暮年，尽享天伦之乐。此时，他多么渴望能喝上一杯妻子为他煮的香茶，与她同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旁静静地消磨时光呵——他们已经有整整 10 年没见面了！每当想到这里，一种去国怀乡和感叹人生的悲凉情怀便会涌上心头，富兰克林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用略带优伤的笔调写道：“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仿佛就在昨日，转瞬间都老了。但我们还是应该高兴，我们大半生的生活都是幸福的。”

当富兰克林把他被撤去邮政副总监职务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夫人和女儿的态度是明朗乐观的。她们认为，这件事除了会给英国的邮政业带来损失之外，对她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终于又能够团聚了。只有儿子威廉的态度有些暧昧不清，他因父亲冒犯了当权者而颇有烦言。富兰克林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似乎正在与自己背道而驰，变成了一个看政府眼色行事的“朝臣”。这更加重了他尽快返家的想法，他要跟儿子好好谈一谈，希望他们父子的关系能恢复到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

但是，富兰克林还是未能离开伦敦。因为此时，大洋两岸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作为北美殖民地事实上的总代理人，他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的恩怨和私事离开战斗的岗位，而必须忠于职守，善始善终地完成肩负的神圣使命。

“波士顿茶案”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及其政府，使他们暴跳如雷。因为在他们眼中，与“波士顿惨案”相比，“茶案”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前者是愤怒的英国士兵同失去理智的波士顿暴民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则毁灭的是财产，而且是茶叶。要知道，当初英国之所以决定在废除一切商品税的同时仅仅保留了茶税，是因为他们把茶税作为一种象征，即：它象征着宗主国的尊严，表明宗主国享有在殖民地征税等特权。因此英王政府认为，“波士顿茶案”是反对英国统治的有计划的行动，必须进行严惩，遂蛮横地颁布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关闭波士顿港直至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得到赔偿；取消麻萨诸塞的自治权；由英王直接任命议会议员，加强皇家总督的权力；被控在北美犯罪的英国官吏不受殖民地法院审讯；授权英军可以在北美的旅馆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中驻扎，等等。同时，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将军为麻萨诸塞总督，并调集军队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

上述法令明显地剥夺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并造成了波士顿等地的经济严重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北美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于这一年的 9 月

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大计。

自从那次听证会之后，富兰克林就很少再与内阁打交道了，但他的生活一如既往，他的心则始终与自己的故土——北美洲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虽然他的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到脱离母国独立这一点上来（如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北美政治家一样），但他已经不再对英国目前的当政者抱有希望了。他此时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北美人民的英勇斗争促使英国内阁发生更迭，使开明的政治集团上台执政，修正其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反英斗争的持续高涨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使大洋两岸的同胞兄弟骨肉相残，生灵涂炭，出现不可收拾的人间惨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竭诚努力，既能够维护北美人民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使各个殖民地沿着团结繁荣的方向稳步发展，又不至于出现大的流血冲突，除此之外，此时他尚未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设想。因此，富兰克林在英最后期间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进行的。当然，即使在最忙碌的时期里他也没有停止他毕生最喜欢做的事情——科学研究和写作。

1774 年 2 月 12 日，富兰克林与卡利斯的主教普里斯特利·普赖斯等人一起观看了戴维·哈利特先生做的“房屋防火实验”。

月中旬，他写信给贝卡利亚，谈论了有关电学领域的新发现。几天后

还制订了一份关于“逐步废除奴隶制度”的计划。

月 10
日，他给普里斯特利写信，谈论了利用沼气的问题，并做了有关的实验。

月份，他应邀访问了查塔姆勋爵，讨论了有关美洲危机问题。他在讨论中指出：英国政府当前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部分人的利益，英国的有识之士应该发挥作用，修正错误政策，恢复英美之间的团结和睦。这一看法得到了勋爵的赞同。
月 30 日，富兰克林把托马斯·潘恩先生介绍给了费城的一位友人，称他是一位“有智慧和值得尊敬的青年⋯⋯希望能尽力帮助他了解情况，熟悉环境，因为美洲对于他是完全陌生的”。

11 月，富兰克林写了一份题名为《打算说的话》的演说辞，冷嘲热讽地以英王的口气对局势的发展进程做了预测。虽然该文稿未公开发表，但富兰克林的预言后来都得到了证实。

在这一时期，除了与查塔姆勋爵等开明人士保持着频繁接触外，富兰克林还与另外一些英国官方人士有密切的往来。

月份，银行家戴维·巴克利博士拜访了富兰克林，试探性地要求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与英国和解的初步方案。当晚富兰克林又与达特默斯的私人医生福瑟吉尔和巴克利举行了会谈，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

几天后，双方再次会晤，富兰克林提出了“十七点”对话要点。他主张，在商业上，只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北美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支持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在殖民地权利问题上，北美可以承诺对英国的义务，但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把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保证和平时期不征税。他还表示要坚持捍卫殖民地人民的法律和宪章，为此不惜付出生命和一切代价。会谈中，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英方仍然认为从中“见到了一线光明”。

经友人牵线搭桥，富兰克林在圣诞节那天会晤了豪勋爵，向他陈述了殖民地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伤害。豪对此感到“震惊”，他要求富兰克林拟一份实现和解的方案。

月 18 日，大陆会议的请愿书送到了伦敦，富兰克林携同博兰和阿瑟·李把它递交给达特默斯，由他转呈英王。次日，富兰克林又把请愿书的副本呈送查塔姆勋爵，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勋爵赞扬了这份请愿书，并表示愿意在上院为北美殖民他讲话。

几次会晤协商之后，查塔姆勋爵于 1775 年 1 月 21 日向上院提交了一个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该议案请求英王从波士顿撤走军队，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肯定了北美人民反抗压制性法令的行为，并指出：北美人民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即捍卫英国的自由。该法案虽然获得了上院部分开明人士的高度赞赏，但却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抵制，表决结果以 18 票对 68 票遭到了否决。

但意志坚定的查塔姆勋爵并未气馁，经过一番周密认真的筹划，他又于2 月 1 日在上院提出了一份关于实现英美和解的计划，其内容包括：英国国会有权约束各殖民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英王有权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是，只有北美人可以在北美征税，殖民地的宪章和宪法不可侵犯，并建议承认大陆会议的合法地位并使之成为常设机构，国会应该中止那些受到殖民地反对的法律，等等。查塔姆精彩雄辩的发言使包括达特默斯在内的许多人

士都深受感染，但由于遭到多数代表的激烈反对，这一方案又遭到了否决。此后，富兰克林又与豪勋爵、巴克利和福瑟吉尔等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和

磋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成妥协，解决日益严重的北美危机。但由于英王和内阁要员们固执己见，毫无诚意，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就在富兰克林为解决危机进行最后努力的日子里，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诺思首相已在着手做对殖民地镇压的准备，大批军队被派往大洋彼岸。英国国会则经过表决决定：全面停止新英格兰与大不列颠、爱尔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纽芬兰的渔业权也被取消了。

1775 年 2 月下旬，富兰克林突然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妻子因病去世

了。自从进入 1774 年秋季以来，德伯拉一直感到不适，身体似乎在迅速衰竭，她凭自己的直觉告诉儿子，如果父亲在冬天还不回来的话，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12 月 14 日，她终于病倒了，并于 19 日悄然离开了人世。

得到这一噩耗后，富兰克林感到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必须尽快返回北美。于是，他与豪勋爵、巴克利和福瑟吉尔等人进行了礼节性的会面，此后便终止了在英国的全部使命。富兰克林在英国的最后一天是与普里斯特利先生一起度过的。普里斯特利后来回忆到，富兰克林当时虽然十分思念远方的亲人，并为夫人的去世而悲痛不已，但他考虑最多的仍是美利坚民族的命运问题，他为战争的即将爆发而感到忧心如焚，并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但他认为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为了避免这场战争已经竭尽了全力，并深信：北美人民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3 月下旬，富兰克林乘驿车前往朴茨茅斯，在这里搭乘宾夕法尼亚邮轮

返回美洲，同行的有孙子坦普尔，此时他已是一位 15 岁的英俊少年了，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承认。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渐渐模糊的英伦三岛，富兰克林不禁怆然泪下。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的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爱妻；是为了他曾深深热爱却不得不与之彻底决裂的母国；还是为了那些无法躲避战火煎熬的苦难的北美同胞？

再见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