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陷囹圄

为了搜集“罪证”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警察第三厅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几乎想尽了各种恶毒办法，使出了各种卑鄙招数。

他们不断书写匿名恐吓信，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住所四周安插便衣密探，日夜监视其行动和往来接触的人员。重金收买他家的佣人，充当官方的耳目。更有一帮御用文人为虎作伥，挥舞如刀之笔为政治迫害大造舆论。其中有一个卡特科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疯狂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

“你不杀人放火、你不打不砸，但是，在你的可能的限度内，你就做出完全和这些相当的行动。你有着⋯⋯各种各样的狂暴行动的本性⋯⋯”。

也不知是官方的走狗或是别有用心之徒，给第三厅投送黑材料故意伪造民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青年的头目，⋯⋯是个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

者⋯⋯如果你们不把他除掉，必然会酿成大祸，就会要流血。俄罗斯不应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哪儿都是危险分子⋯⋯为了公共的安宁，把我们从他的手下解放出来吧！”

有的则公开叫嚣：

“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伙以及《现代人》一起消灭掉⋯⋯这是社会的敌人，而且是极端危险的敌人——比赫尔岑更危险！”

更有毒辣阴险的一招。三厅暗中派遣一个名叫斯托马罗夫的文化特务，不时给《现代人》投寄几首翻译诗歌。逐渐混进杂志的作者队伍，从内部伺机进行破坏。

1862 年 5 月，彼得堡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火灾起因不详，大火蔓延很快殃及大片街区，烧毁了很多房屋和设施；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家产悉化灰烬。很快传出一种谣言，说这次灾祸乃是激进大学生和对政府不满分子纵火而起。有了借口，警察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在学生和知识界逮捕了很多嫌疑分子。同时强行封闭星期日成人学校、国民阅览室和象棋俱乐部。6 月份，《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杂志被查封，勒令停刊 8 个月。

到了夏天，一个机会来了。

秘密警察在边境检查站发现一个可疑入境者。那人由英国伦敦来，从他的身上搜查出一封赫尔岑给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信函。内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准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这里或者在日内瓦出版

《现代人》。刊登这个建议吗？你以为如何？⋯⋯”

警察当局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以为这下终于抓到了把柄，立即层层报告上峰。最高层批准后，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决定迅速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

月 7
日深夜出动大批宪警突击抄家，搜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全部书信和手槁。最后用马车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逮捕押走。

这时候宪兵司令和第三厅才如释重负：这件事干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市民群众，没有引起抗议骚动。他们立即向上峰汇报邀功请赏：

“感谢上帝，昨夜全市平安无事，⋯⋯逮捕进行得很成功。”

消息传到国外，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赫尔岑感到非常震惊。这时的赫尔岑，回想起他们三年前的那场争论，真是后悔莫及。他诅咒沙皇政府，他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争取祖国人民自由的斗士、最优秀的俄国政论家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赛三角堡中。这地方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政治犯，有“俄国巴士底狱”之称。他被关在第 11 号牢房，这是一间石室，狭小、阴暗、潮湿而寒冷。

为了审理这一案件，政府成立了专门审讯委员会。可是令委员们大为尴尬的是，除了在边境获得的那封赫尔岑的书信，从抄家搜查得来的大量文稿和信件里，竟再也找不出任何顶用的“罪证”。警察机关软硬兼施，提出条件要求他与政府合作。只要含含糊糊承认有罪，便可从轻发落释放出狱。车尔尼雪夫斯基凛然不屈，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当局马上无条件释放。在狱中他抗议当局对他的非人待遇，他 10 天拒绝

进食，首开俄罗斯政治犯绝食斗争的先例。双方僵持不下，官司就拖延下去。这一拖就拖了将近两年，他被关在阴暗、潮湿而寒冷的 11 号牢房

里，被折磨了整整 678 个日日夜夜。

沙皇政府必欲置这个危险的政敌于死地，费尽心机继续搜集证据、罗致罪名；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最后黔驴计穷，竟使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官方伪造证据。

第三厅收买了一个叛徒 B.柯斯托马洛夫。此人是个自由主义作家，曾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有过交往。由他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迹，伪造了一些犯禁的信件。为了做得更牢靠一些，又收买了一个无赖汉雅科夫略夫充当证人，让他庭审时证明这些假信的真实性。

这个雅科夫略夫，口袋里有了钱就天天进酒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开庭那天，他又是酩酊大醉。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柯斯托马洛夫当面对质，他义正词严，驳斥得叛徒无言对答。轮到证人作证时，也不知是醉糊涂了或是良心发现，雅科夫略夫竟把受人收买如何奉命作伪证的事合盘托出。这一来弄巧成拙，那些审讯官出乖露丑，一个个狼狈不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庭宣称：

“无论把我关多久，即使我头发斑白，即使老死狱中，我决不会承认有罪！”

可是，枢密院依然根据业已破产的假证据，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并上演了本书《引言》中描述的那场假死刑闹剧。

沙皇没有忘记论功行赏。他批示让打入《现代人》杂志的文化特务发一笔小财：

“皇上特旨，给予 B.柯斯托玛洛夫一次性嘉奖 500 银卢布，直接从国库开支，以示奖励。”

过了两年，第三厅决定让这个“犹大”继续扮演文学家的角色。作出一个决定：

“为嘉奖 B.柯斯托马洛夫的功绩，公款出版他的《全集》。所需的1366 卢布 35 戈比经费，全部由我厅担负⋯⋯”

财政部长拟定了一份收买叛徒杀害革命者的财政计划。1863 年 8 月5 日，他用暗语写信通知内务部：

“杀害激进的乐队指挥者，明晚 9——11 时，可从Φ.Τ.Φ.处领取

1000 卢布。他必须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先准备好一张收据；但不过，其母亲不应该知道此事的具体内容⋯⋯”

再说铁窗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起 10 年前的往事。

记得和未来的妻子的几次谈话中，就预感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曾对她说：

“每天都可能被逮捕⋯⋯从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可是却把我当作重大嫌疑犯。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沉默，沉默。可是，却缠住我不放，这是很使人讨厌的。如果我大胆而激烈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么，就很难出狱了。”

可见他早就有了随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如何应付的策略。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身陷囹圄并不等于解除武装停止斗争。他准备长期坐牢，他的斗争武器就是笔、墨和纸张。

在等候审讯的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一个正当而又合理的要求：你

们知道我完全是靠卖文■口的。而今被捕在押，家属孩子无以为生，因此要求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不能再写政治论著，总还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写一点无关政治、纯粹是家庭生活的消闲文艺小说之类罢。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侦查委员会正而八经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白

说：

“顺便说说，我早就想成为一个文艺小说作家。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不宜在年轻时代从事文艺创作，过早了也不会有成就。如果不是因为被逮捕中断写政论，因而非常缺钱，我也不会在 35 岁的年龄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要知道，卢梭和英国作家戈德温都是大器晚成。小说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是一种严肃而郑重的事业。它形式的灵活性，是通过厚实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所以，我搜集材料是为年老时搞创作而准备。”

他的这个请求，表面看来近乎天真；而暗中却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机谋。

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及早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不是信中陈述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当初他是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唯物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目下他更不只是为了金钱才要求写小说。如今他身囹圄，只有选择写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在它的掩护下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刚好歪打正着，他的这封信骗过了侦查委员会的眼睛。警察们专心一意要寻找的是反政府的“罪证”，根本没把秀才做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情。上面批准同意；但文章须经过委员会审阅。

于是，身居囚室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认真真做起文章来。在等待判决期间，他加紧翻译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名著。如像卢梭的《忏悔录》、贝朗瑞的自传片段、圣西门的回忆录片段、麦考利《英国历史》的个别卷、施洛谢尔的《世界史》、格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史》、纽曼的《美国史》、金莱克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都是在被监禁的 1 年零 10 个月期间翻译完的。当时为写卢梭传记准备的大量材料还保存至今，其中有上千页的卢梭文章摘录，和他所作的批注。后来因流放西伯利亚，《卢梭传札记》的写作被迫中断了；有关的手稿以及卢梭的著作，又没有寄往西伯利亚。

铁窗内的小说创作也大获丰收。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完成了《阿尔菲利耶夫》，《小说中的小说》，《自传片断》和《小小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长篇名著《怎么办？》

据统计，在 678 天里他总共写出了 200 多个印刷页的著作。当他的表弟佩平到监狱探望，替他送出大包手稿时，简直对他的超人毅力和写作速度感到万分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