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年级新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按照事先的安排,搬到了拉耶夫那里共住一个房间。

拉耶夫是从法国人阿莱家租下这个房间的。它位于戈罗霍夫大街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大楼里。房间相当宽大,有两张当作床用的长沙发, 五六张椅子,一张旧写字台和一个上面堆满书籍的书架。

拉耶夫即将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此人有点干巴,很矜持,过于谨慎;具有适应京城官吏生涯的素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喜欢,但也无处退避;他只好对这些作风保持缄默。后来,由于两人习性相去太远,分歧加深了。拉耶夫表示,他从不同意这位亲戚的政治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爱把事情说得好些。在给父母的信中,他一再说,住在这里很合算,好处多多。因为房主是法国人,可以不花时间和学费,就能学会法语。其次呢,白天除了老女仆,屋里没有别的人,非常清静⋯⋯ 其实,房主人一早就去上课,夜里十一点才回家,根本听不到他说法语。女主人在外当家庭教师,每天上课回来时,总是拉开嗓门唱歌,没完没了地和儿子聊天。总而言之,一个劲地妨碍自己的房客,压根儿就没有一刻安宁。

同样,他在信中向父母谈及有关饮食起居的话,千万别都当成是真实的。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免除他们的悬念,打消他们的忧虑。后来随着他的精神世界日益独立、与家庭的传统观念越来越远,家书中的这种矛盾,也就越来越明显。——可是,要摆脱同家庭的精神联系传统习惯,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内心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母亲离开彼得堡的第二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学校教堂的隆重祈祷仪式。然后听了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首次训话——此人当年是著名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好友。

接着正式上课。大学的一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吸引住了。他按时听课,慢慢和同学们熟悉了,习惯了学校的秩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办事一丝不苟。他已经计算出从宿舍到学校的精确距离:费时 16 分钟,跨 1920 步,折合 1 俄里 300 俄丈(1 俄丈等于 2.134 米)。比在萨拉托夫时,从家里到教会中学稍远一点。这不光是个习惯问题,而是那种思考专注、心无旁骛者的共同特点。和在萨拉托夫时一样,他在这里也经常走错家门。

他在日记里如是纪录: “我一出门,走的总是戈罗赫大街或涅瓦大街,经过海军部大厦,

然后到达学校。除了版画和石印画商店墙上不断更换的图画,我什么新东西也没看到。”

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安排那每月 20 卢布的生活开支。确定吃饭、买蜡烛、文具、日用品、乃至洗澡等,各要多少钱。还为自己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小时乃至每一分钟,都有条不紊地去生活⋯⋯

他的心情很兴奋、愉快;不过很快就被对事物的清醒估计所取代了。开学没几天,他给父亲写信提到:

“这里的课似乎不值一提。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您写。怕您要为我担心了。不过,我以前不也是这样谈论教会中学的功课吗?但我何尝旷过一次课?还得公事公办嘛。怎么想都可以,但还得老老实实坐下来听课⋯⋯这里多少有点像萨拉托夫的情形,谢天谢地,也还有点儿不同。”就这样,他坐在课堂里听啊听啊。内心却认为,教授讲课的方法很

落后。不如某些大学,教授讲得不多,只限于评述本门学科的参考书目。因为教育的真正手段,是阅读图书,而不是听演讲。没有阅读能力,学生只跟着阿贝拉尔(法国烦琐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荒漠中瞎转, 是没多少用的。

几乎上课不久他就这样设想。在一周的 21 堂课中,只有 5 堂课值得注意:两堂库托尔加上的通史,两堂菲舍尔上的心理学,和一堂卡斯托尔斯基上的斯拉夫方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内容太简单, 他已掌握的比这多得多。他也瞧不起赖科夫斯基上的神学课。在这个具有丰富神学知识的教会中学学生看来,赖科夫斯基对神学的了解,实在过于肤浅。

18 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家庭给予他的宗教偏见。他请父亲给他寄一份记录各种斋戒和斋戒日的单子,他好恪守斋戒。不过,他的内心正在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观念。

还在入大学之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社会道德问题就很关切。从教会中学到彼得堡这一过渡时期里,他勤奋地追求知识,充满着理想主义。读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和席勒的作品读得入迷。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单是欣赏诗情画意,还为其崇高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到了彼得堡,他这种思想倾向,进入了一个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他经常给尚在中学读书的表弟佩平,用拉丁文写长信,信中往往涉及一些不便用俄文写的事情。信里提到可能要出现农民问题。

1846 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交给佩平一项任务:将几行拉丁文诗句,翻译成俄文,且不得破坏原诗的韵律和意境。佩平翻译出来,发现了一个危险的秘密:

愿谎言和暴虐消失若正义得不到伸张就让苍穹倒塌⋯⋯ 让正义得胜

或叫世界毁灭

瞧,这个一年级大学生,从别人的诗句中挑选了什么样的“口号”! 这就是表兄的思想趋向。

在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读到了著名作家欧仁·苏新的长篇小说

《捡来的儿童马丹》。他急忙把作品的内容和涵义,写信告诉表妹柳波芙·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他对《捡来的儿童马丹》之所以如此感兴趣, 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描绘法国农民的苦难境况。

读了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车尔尼雪夫斯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一部极为高尚的小说,真正用耶稣爱的精神写成。就思考:能否使那些被社会环境毁坏了的人,在道德上复活。他已经看到,人类陷入了污泥浊水,他们在受苦难,遭折磨。但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他甚至考虑运用耶稣的教义来净化人类的社会环境。

看得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开始在这位一年级大学生心里萌芽;而又奇妙地和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 18 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

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

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