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超越自我大飞跃

1 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 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 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 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 17 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 年 7 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 1793 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 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

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某位同乡获悉这桩争执后，一五一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双亲作了报告。远在萨拉托夫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急坏了，连忙写信问儿子： “你在学校闹了什么事？”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语文学、斯拉夫方言和通史等三门课。尼基坚科的课，公认“合乎教育原理”。课上得很活跃，因为课堂

主要是分析学生的作业，宣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讨论各种文学问题， 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

车尔尼雪夫斯基打算选择尼基坚科提出的课题——分析《当代英雄》。这部作品的每个情节，他都仔细读过不知多少遍。曾经一页一页地抄写过这部小说。尽管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但仍和当时一样，感到它的巨大魅力。不过后来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想写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题目——《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这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当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抽象”的题目，后来使他蜚声文坛。他写作的这篇硕士论文，在校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反响，把读者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赞扬他，另一部分人抨击他，进而仇视他。

不过，那次他并没选这个题，也没有选关于《当代英雄》的题目， 而是动手写另一篇东西。结果使他后来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的成员哈内科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手写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很着重心理分析。他刚读了《诗与真》的原著，印象深刻。

1848 年 11 月的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尼基坚科的课上，宣读了自己那篇题为《论歌德的利己主义》的论文。当他走出教室到存衣室时，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走到他跟前，问他：

“刚才好像是您在宣读自己的论文？” “是我。”

“这么说来，您对揭开歌德性格之谜很感兴趣啰？” “是的，当然很感兴趣。” “得啦，这事在学术上已经有人完成了。” “您指的是仅用十行字来描绘诗人性格的黑格尔吗？” “不，我说的是傅立叶。他找到了 12 种最原始的激情，一切性格的

基础，都是由这 12 种激情及其派生的情绪构成的。”

这个青年人叫哈内科夫，彼得堡人，曾是东方系的学生。去年因“行为危险”被开除学籍。他二十三四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

他们并肩走出校园。一路上，哈内科夫继续谈论傅立叶的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哈内科夫所谈的一切，车尔尼雪

夫斯基感到新鲜而陌生。特别是满口的新名词术语，听起来有点古怪： 诸如社区，集体劳动组织，协会，法伦斯泰⋯⋯

真是闻所未闻。最初，他觉得哈内科夫讲得有点冲动和杂乱。“莫不是这个过于狂热的新信徒在吹牛吧？”

但他马上又责备自己，不该急忙作出带有偏见的结论。从哈内科夫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傅立叶学说的信仰之深。他认为这位法国思想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和人类本身！⋯⋯

“这不是梦想！⋯⋯不是乌托邦！⋯⋯”哈内科夫高声说道。“请读一读他的《普遍统一论》。那里面一切都作了精辟的论证。读完之后您就会同意，法伦斯泰尔里最糟糕的一个劳动者，也比最强大的一个统治者幸福。

“傅立叶的思想，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界，包含了数不清的财富。我问您，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的人，总是要反对新思想的。然而不能对此感到害怕。他在自己的祖国得不到理解和重视，但他的论述在世界上引人瞩目。在我们这块黑暗沉闷的地方，也有不少的人在追求光明、探索真理。”

哈内科夫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国戴着镣铐，专制和无知窒息了它， 但变革这种状况已为期不远⋯⋯”

他们在马厩大街的拐角处又停下来。哈内科夫讲起了那些不堪虐待的自由逃民，谈到历史上多次发生起义的诺夫哥罗德城。告别时，哈内科夫若热情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还说：

“如果您想读，我可以把傅立叶的书借给您。我住在基罗奇纳亚大街上梅尔策的房子里。星期六晚上来找我，我等您。”

他和哈内科夫的交情，其实还不深，更没有发展成深刻的思想联系。哈内科夫介绍的傅立叶的思想，倒是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不过他的洞察力很强，很快就明白那多半是空中楼阁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的小说《怎么办》里，在《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这一章里，关于理想国的描写，就是从这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