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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六章 十字军（1095-1291 年）*
在十一世纪之前，西欧人大部过着一种农村生活，每一地区和它的邻近地区分隔着。他们同穆罕默德教徒很少发生关系，除非遇到他们的侵入或者冒险的基督徒参加对东方的战争。穆罕默德教徒所占领的是那些保存最高度的古代文明、工艺和科学的地区。地中海地区和西部亚洲的穆罕默德教国家走在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前面。十世纪阿拉伯文明在东方和在西班牙发展的最高峰，正是西欧最野蛮而又是贫困的时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纪末期，这种隔离状态结束了：这两种人民间已建立恒久的接触，主要在下列三个地区：十字军所建立的公国、西班牙和西西里。
十字军是最有趣地也最伟大地表现那在十一世纪中觉醒着的集体意识， 或集团心理的运动。这种意识已如此多样地显示出来：集体进香、圣迹崇拜、教堂建造、教会命令暂时停止私斗、农民骚动、经济上的不满、商业冒险、异端集团、共产精神最早时期的鼓动。十字军运动鲜明地印上集体性质的烙印。对这一点，当代的锐敏作家已经看出。曼兹柏立·威廉写道（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不管多么辽远，多么偏僻，没有一个国家未曾出过力⋯⋯土地荒废，无人耕种，房屋无人居住，竟有整个市镇一起迁移的。”也许历史上再也找不出象这种暗示作用传染性的例证。从心理来看，十字军表明了大批群众怎样在强烈的情绪刺激的压力下，竟会一起染着神经错乱症或癫狂症的。
十字军象任何其他伟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
* 地图：锡培德：《历史地图册》，第 66—67，70—71，73 页。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许多个别运动逐渐汇合而成的顶峰。十字军的根苗已深植于中世纪的历史土壤里。其中最长而又最深的根苗，是朝拜“圣地”的惯例，这是早往第四世纪已经开始的惯例。
教会也要求以朝拜圣地作为忏悔某种罪行的行为。因为朝拜圣地是一个路途遥远、艰苦、用费浩大、有时还冒着危险的旅程。关于这种赎罪行为， 有着两类方式。大朝圣，是到罗马城、康波斯提拉。圣詹姆士寺院以及耶路撒冷圣地。小朝圣，是到距离较近地方的神殿去。可是要从象漫游僧侣、逃亡丈夫和私奔妻子、托钵僧、走江湖者这一类的游荡者中区别出忠诚香客， 向来是不易的。747 年，圣邦尼非斯向坎特布里·卡司柏特诉说，“脸蒙面纱的妇女们正在往罗马城去；”跟着他还说，“在伦巴第、在法国或在高卢， 很少城市没有一个属于英格兰族的娼妓。”未婚的妇女以及没有丈夫陪伴的已婚妇女都被禁止出去朝圣。其他一些离奇的社会道德纠葛也发生了。有时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朝拜圣地的人出门已久，妻子认为他已死去，因而再嫁，但后来那个远游的丈夫回来了。即使那个朝拜圣地的人不曾回来， 在那个时代也难于证明他是否已经死亡，特别是因为出门朝圣本来是一个遗弃配偶的好方法。我们可看到一批诺曼妇女在 1068 年写给她们离家丈夫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他们不立即回家，她们就要另嫁了。
朝拜圣地者数以千计地来来往往，所以大路上的寺院里早已附设旅舍和招待所，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各山路上寺院里。弗尔达的寄宿所是出名的。哈德良一世曾向查理曼恳切地说明关于阿尔卑斯山中需要旅舍；虔诚者路易在塞尼山路上曾建造一所旅舍。855 年皇帝路易二世曾下令修理所有阿尔卑斯山中的旅舍。在十世纪中，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的掠夺破
坏了很多旅舍，可是下一世纪的建筑狂和朝圣热使这些旅舍很快地修葺起来，而且有新的旅舍建造起来，例如，著名的圣伯尔纳德旅舍。在匈牙利人接受基督教（1000 年）后，当到东方去的多瑙河路线开放的时候，有很多寺院和旅舍，象麦尔克旅舍，为了接待香客而出现于沿途了。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近代是落后的，但我们不该就认为它们在过去一向是如此的。奥托曼土耳其人在十五世纪中几乎破坏了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密、条件最优的国家——叙利亚。它在希腊人、罗马人和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下，在工商与农业方面，是一个繁荣的省。正是由于这项财富，使它成为哈里发国家和拜占廷帝国的一个战场。在那里，小地主的数目比别处多得多。帝国法律说明：在十和十一世纪，皇帝曾竭力保护小地主防止大地主和教会的兼并过程。大庄园是由农奴和奴隶劳动来耕种的，但是大量土地却由实际的所有人，就是，自耕农、橄榄和葡萄种植者来耕种的。
第七世纪阿拉伯的统治，在风暴过去以后，尤其是在阿巴斯时代，是和缓而又公平的。的确，教会和大地主曾丧失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归于穆罕默德教国库、伊斯兰教寺院以及高级文武官员所有。但是，当地的基本民众很少遭受骚扰。阿拉伯政府所课的土地税和人头税，和过去拜占廷帝国所征的，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新的变更是所有的贡税都由非穆罕默德教臣民来缴付的。可是，叙利亚人的繁荣和工业的发展足以使阿拉伯人的课税不成为一种负担。叙利亚的自由农和农奴，在穆罕默德教的统治下，都没有感受过什么过度的痛苦。我们可以适当地说，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阿巴斯朝统治下的内部和平与繁荣，优于在拜占廷统治下的情况。在耶路撒冷曾由奥米耶朝所建立的年市集，吸引了大批西欧商人和朝圣者云集东来。在《圣阿丹南传》里，对下列情况表示了惊讶：“来自各国的无数商人群众，常聚集于耶路撒冷来互相进多瑙河中游地区（奥地利和匈牙利）到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和朝圣通路行买卖。”①给圣地送去定期的捐款，早已成为西欧的惯例。在这方面， 法王虔诚者路易实现了他父亲的愿望；他从王室领土的每一庄园征收少量捐税来支持圣地；他还同耶路撒冷主教长通过信。在 870 年，约翰八世趁着耶路撒冷三个修道士来到罗马之便，赠送一笔捐款；他还抱歉地说：因受“异教徒的破坏”，捐款的数目微小。另一方面，耶路撒冷教长也没有错过机会来请求这种帮助，他所派遣的代表“遍走欧洲”。他们走到英国，又走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领取了君士坦丁“合法继承人”的礼物。881 年， 教长赫力阿斯三世曾给“查理曼世系的全体国王和西欧僧侣们”写信，介绍吉斯柏特和雷拿德两个僧侣作为收取补助金的代表，为的是要弥补耶路撒冷教会由于重建很多圣殿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十世纪中，在西欧捐赠基金给圣地寺院的惯例已经风行；耶路撒冷的僧侣们从这些基金里获得了收入。下面就是 993 年时多斯加纳侯爵休格和他的夫人朱丽德所捐给圣墓的礼物。奥微亚托、索瓦那和阿奎彭登特三州中的岁入，用来维持耶路撒冷的圣马利拉丁寺院的僧侣们以及他们所招待的朝圣者们。在这时期，查理曼所建立的教会还存在着。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也把类似的礼物赠给圣墓，也给赛那的几个寺院。每年有几个僧侣从巴勒斯坦来到卢昂，他们带着礼物而返。在十一世纪初期，圣墓的教会在意大利和南法拥有大量土地。从上述的事实，可看出：
① “ diversarum gentium undique prope innumera multitudo…inHie-resolymis convenire solet ad commercia mutuis venditionibus et emptonibus peragenda.”
在十一世纪之前，阿拉伯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没有遭受骚扰。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 869 年写给君士坦丁堡的同僚易格那提阿的信里，赞扬了萨拉森人的大政策，因为他们准许基督徒建造教堂并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过活。信里说，“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那些朝谒圣地的西欧人只要经常注意承认当地的法律并向所路过的城市当局呈验通行证后，可无阻碍地继续通行。高僧伯尔纳德从 866 到 870 年曾住在东方，他的记载是很有代表性的。在离开意大利之前，他和两个同伴曾到巴利去（从 840 年起它已隶属于萨拉森人），领取了一张正式通行证；证内载明他们的情况以及他们旅行的确定目的。他们从他林敦搭船启程，到达亚历山大城，在那里，他们为了登岸必须缴纳六个奥莱。他们每次进入一个新市镇后，必须调换新通行证，为此每人须付十三便士。如果遗忘或昧于这种规矩， 他们将在“巴比伦”（开罗）受到短期禁锢的处罚。这种征税果然是苛重的， 但比起在同一时期西欧所征的税要少；由此可见那里是事态正常的。在下面一段文字里伯尔纳德盛称旅客在这些国家里所可享有的安全。
如果那只驮载我疲瘠身躯的租来的马偶然死于路上，又如果我把我行李抛在那里无人看管而到附近村庄去找另一只乘马，在回来时，我会看到一切东西都完整无缺。这就是他们所维持的太平状况。但如果有人在城内、在海上或在路上无论夜里或白天游荡着而没有一张盖着那里某王公或某长官的印章的证件或通行证，他就要被禁锢，直到确定他不是一个间谍为止。
从十世纪初期起，到圣地朝拜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史家所记载的，只有世俗的或教会的大人物。这些行动是和封建社会的冒险精神相符的。有的是由于在危险情况中起誓许愿的结果；其他是由于想要瞻仰圣徒的遗迹；有时，他们想看看东方国家的好奇心里夹杂着宗教的考虑；有时，他们把朝圣作为必要的赎罪方式。试把这一时代的重要香客列举出来，那当然是乏味的， 但足以表明西方和巴勒斯坦间接触频繁情况。约在 920 年，君士坦士主教康拉德曾三次朝谒圣地；965 年，北方大侯爵格洛的姊妹，斯瓦比亚女伯爵喜尔达，在朝圣的时期，死于耶路撒冷；970 年，鄂图大帝的弟妇朱狄司也作过同样的旅行。帕马·圣约翰到过耶路撒冷六次；阿利热摩斯的弟兄、卡西诺山寺院的住持利奥，从圣地携回了一个真十字架；贝尼温敦的约翰，后来是这同一寺院的住持，也参谒过圣地；阿梭斯山寺院、斯达维洛特的住持波波在 990 年到圣地去朝圣；凡尔登伯爵腓特烈在 997 年去；可畏的安如伯爵
佛尔克·涅拉的第一次朝圣是在 1002 年；非基克寺院住持罗哲尔的第一次朝
圣是在 1005 年。所有这些朝圣者的旅行似乎都很顺利而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他们也没有组成大队，但只结合着几个同伴偕行而已。所以在十世纪末期在穆罕默德教国家里，那使高僧伯尔纳德感到惊奇的安全状态，依然存在着。当时，很多西欧人的脑子里萦绕着到圣地朝圣的思想。那些无力作长途旅行的人们采取下列办法聊以自慰：阅读全欧风行的游记，瞻仰由耶路撒冷带回来的圣物；在按圣墓圆型教堂式样所建造起来的欧洲教堂里做祷告。朝圣运动，连西欧的极远地区，也被波及。在十世纪末期，我们看到第一批从斯堪的那维亚来到圣地的朝圣者，其中还有来自冰岛的。
在十一世纪中期以前，朝圣行动是属于个别朝圣者的，至多是小集团的性质。然而，在这以后，情况改变，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少数人的朝圣集团而是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旅行集团。 1011 年当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间关系还是和睦的时候，安如伯爵佛尔克涅拉随身只带由教皇写给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介
绍信，作为他的全部安全保证。在君士坦丁堡，那里供给他向导来引导他到达圣地；在耶路撒冷，他必须缴付捐税，那是穆罕默德教徒对那些愿意进城的基督徒所课的贡赋；他还援助了一批穷苦的朝圣者；他们因为缺少现款进不得城。约在同一时期，特累甫的大主教迈因哥尔德，只由一个人伴随着到耶路撒冷去，那个伴随，就是隐士圣西缅；他是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由于常到东方，成为一个优良向导。在十一世纪中期，乌尔立喜，后来担任泽耳寺院的院长，同他的仆人往“圣地”去，两人同乘一马；每天他在上马之前， 背育一首赞美诗。1058 年，编年史家赫斯斐尔德·蓝伯特曾不告住诗而离开了他的寺院。他横越大陆，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回到原地。
匈牙利人在圣史梯芬时候（997—1038 年）皈依基督教，经由多瑙河的一条路对朝圣大为便利。因此，未来十字军所穿越的大陆道路，已经开放； 在这条路上已有许多显贵为了供给朝圣者的休息所建造的旅舍。奥得里克·维塔利斯举出一所这类的建筑物，位于“巴伐利亚人和匈牙利人之间的边疆上”，据珀茨的话，位在奥地利的摩尔克，由一个已受圣职的诺曼骑士掌管， 名叫安斯哥特；他是托厄尼·罗哲尔的一个亲戚，所以，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已开始有了一种新组织。
但是除了上述个人个别所作的旅行之外，我们还看到开始组 织远行队； 这些队伍横越欧洲和东方，有时已被卷入同当地居民的敌对行动里。第一批这类朝圣队之一，是圣瓦内寺院住持理查所率领七百个朝圣者的朝圣队，其中包括很多诺曼骑士。这一队伍是在 1026—1027 年间出发，由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出资；而后者对有关圣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很热心的。同一年，安科赖伯爵威廉，由很多西法兰西住持和一大批贵族跟着，经过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到达了耶路撒冷；这批朝圣者曾受到甸牙利国王的款待，并顺利完成了他们的旅行。下一年，若干西欧贵族，由于受到他们例子的鼓舞，进行了一次新的旅行，波亚蒂尔和里摩日主教以及安如伯爵佛尔克·湼拉又一次前往圣地去。据劳伊尔·格拉伯的话，1033 年时，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级和各等级的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没曾有过的事情：有些贵族，大批贫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许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们的故乡去。”若干年后，在 1035 年，著名的诺曼底公爵罗柏特魔鬼，在凑集为置备礼品所必需的金银以后，启程到巴勒斯坦去，“带着他的大群臣民”同行。他在返国途中死于尼西亚并埋葬在那里。但在所有这些远行队中，最著名而又最重要的， 是 1065 年南部日耳曼的若干主教和骑士在班堡的主教冈瑟领导下所进行的远行队，人数达一万一千多人。为了这大队的旅行，曾在事先准备好寄宿所。
显然，在真正的第一次十字军前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已可看到一个新的现象。统计数字还会使这一事实更加清楚。第八世纪有六次朝圣，第九世纪有十二次，十世纪有十六次，十一世纪则有一百一十七次了！这些都是有记录可查的。到了十一世纪，圣地从作为一个朝圣地点来看，已经开始代替康波斯提拉城古老的圣詹姆士圣殿和罗马城。巴勒斯坦旧的游览指南，数量激增，而新的指南书也编写出来，以便利旅行者，甚至也为便利来自冰岛的朝圣者们。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连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扎克·得·维特里曾写道，“有些人为了做生意，别的人为了宗教热忱与旅行；”①太尔·威
① “ Alii causa negotiationis tracti，alii causa devotionis et peregrinationis.”
廉也说过，［他们］“具有宗教热忱或商业动机，或两者兼有”②。十二世纪的歌曲和记事诗，“并不象人们一度所曾设想的那样，是依据中世纪早期的诗歌和英雄故事而来的，当时的文学，大部分是为了⋯⋯在朝圣大路上的旅行群众，即朝圣者和市集常客而编写的。既然是由旅行者并为旅行者而编写的，所以，它们必须就罗马城和康波斯提拉城的情况，予以解释；同时，原来被认为显有差别的社会阶层，在旅途上却表现出极其密切的合作精神”。这些远行队，还不得算作十字军。它们除了参加者人数较多之外，同普
通朝圣没有什么不同之点。然而，它们在十字军起源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们使西欧人熟悉到巴勒斯坦路上的各站；那有助于决定后来十字军所采取的路线；它们还鼓起了欧洲人对圣地的狂热心理。
但是，我们看到另有一批把宗教和贸易紧密联合着的朝圣者。他们是意大利商人；其中最早的是阿马斐商人。在十世纪末期，阿马斐商人利用拜占廷帝国给他们的保护来建立了他们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摩里和判塔里奥尼的两富族，在意大利同拜占廷的经济关系上起着巨大作用；从它们在安提阿和在耶路撒冷建造旅舍方面看来，它们已表现出对圣地的热忱。在1080 年，它们曾建造圣约翰医院，那就是后来十字军救护骑士团①总部所在地。这医院不加歧视地接待所有来自西欧的朝圣者。西欧的捐款或多或少定期地送到巴勒斯坦去，而在 1083 年后，东方的这类新组织在南部法兰西，尤其是在阿尔比的主教区，获得了固定的土地赠与。
在同一时期，地中海上海权的比重已有转变，过去将近三百年间伊斯兰教国家的海上优势，现在由于热那亚和比萨舰队的海战胜利而失掉。这种形势，又由于诺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 年）而肯定下来，因此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的商业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乌尔班二世在第一次十字军队伍出发之前，已向热那亚呼吁使用它的船舶，这不是没有意义的。
已经说过，虽然这些运动还不是十字军，但应指出：在第一次十字军之前，即在十一世纪中，欧洲事实上已有过三次具有十字军性质的行动。在前面几章内已经提过：卡斯提尔的反摩尔人战争（1072—1099 年）、诺曼人征服亚浦利亚和西西里（1016—1090 年）和诺曼人征服英国（1066 年），这些都是真正的十字军；它们的动机和后来促成大规模的正式十字军的动机大部是在程度上的差别。这三件大事，以它们的榜样和影响感染力，曾刺激西欧民族的好战精神和经济欲望。有大批参加过上述事件中某次远征的冒险分子，后来也参加了十字军的东征。
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诚然，他们的幻想由于朝圣者的艰苦景象和神圣地点被污辱的情况而燃烧起来；可是他们也热中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的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故事⋯⋯人们愈加乐于接受这项号召，因为欧洲人口尽管有时疫和战争，却已增加到这样的程度，收获递减律已开始使人们遭受痛苦。那成为以后五百年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幼子问题
② “ Devotionis aut commerciorum aut utriusque gratia.”
① 它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所组织的骑士团；它的主要目的，是看护十字军兵士中的患病或负伤者和接待外地来的朝谒圣墓者。——译者
①⋯⋯已经出现。在土地继承权已经确定而又没有荒地可开辟为新庄园的地方
上，幼子被迫用他的宝剑来寻找生路了。在实施土地再分割惯例的地方上， 封建主所保有的土地，越来越小，以致他们不再能维持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但尽管如此，许多封建地主还是负债累累，陷于绝境。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发生了社会骚扰和不靖状态；于是，无土地的和贫困的各阶层的人们，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只要有希望免除苦难的话。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十字军看来确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了②。
皇帝亚历修在曼西克特惨败之后，向法兰德斯伯爵请求西方援助的“呼吁书”，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伪造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重视其中所说的“爱好金银和喜欢美女”的诱惑力③。
在产生欧洲好战精神的这项过程里，我们不该忽视停止私斗运动对十字军精神发展上的影响。当这个运动力图抑止私斗恶习的时候，那些提倡的僧侣们同时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为使战争的矛头转向于外，教会，尤其是克里尼教派，把反对伊斯兰教战争理想化为正义战争。西班牙是这种新性质战争的第一战场。“吉拉特·得·鲁息雍”歌曲清楚地指出了在十一世纪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十字军运动由于给贵族提供了无可限量的前程，会做到停止私斗运动所未能做到的事情。
早期教会曾反对一切战争。从罗马帝国和教会结合之后，它承认了：那些保卫国家和财产的战争是合法的。但从查理曼征服萨克森人时期起，反对异教——不信上帝的——人民的战争，也被认为是正义的。在封建制度发展的时代，欧洲是一个内战的世界，而停止私斗以及对西班牙和对圣地的十字军运动，大有助于它摆脱这种局势。十字军把战争看作神圣的，而这观念最后约在 1150 年的格累细亚“诏令”里确立起来，“当时，军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侣和军队汇成为宗教-军事团，而上帝战争代替了上帝休战了。”而且，迟至第二次十字军时期，圣伯尔纳德还抱怨说：“根据什么任性的决定把我推选为这次出征的将领和领导人呢？我为什么竟来负责一营， 走在武装兵士的面前呢？”
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转到外地去，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 那无疑地是僧侣们之所以提倡十字军的一个动机。为了这个目的，在十字军开始前的好多年，西班牙半岛上的战争曾受到一种灵巧而又有组织的宣传的支持，而这宣传方法，当十字军兴起的时候，也得到更巧妙的利用。
刚在十字军之前和十字军时期中，宣传品泛滥欧洲；其中包括有教皇的训谕、传阅文件、外交文件、官方布告、十字军战士的信札、记事、传说、诗歌，数量庞大。这些宣传品很多是纯粹虚构的、临时捏造的，旨在鼓起兴趣；例如，教长西缅写给乌尔班二世和西欧诸王公的信件，叙述污辱圣墓和对朝圣者的暴行，又如，所谓关于发现神枪的故事。所有这一切，不管真伪如何，都属于所谓“鼓 动文学”这一类型，并且是富于词藻的文章。
从西欧到东方的朝圣者们，对于所受到的待遇，没有正当理由来发出怨
① 按当时的法律，长子享有继承遗产权，而幼子没有继承权。——译者
② 《政治学季刊》第 15 卷，第 600 页。
③ “ amor auri et argenti et pulcherimarum feminarum voluptas.”
言。在 969 年前，他们也没有发出过怨言。在那一年，由于战争的变化，叙利亚再度转到拜占廷统治之下，于是帝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朝圣者课征了特别捐税。在这以后，直到 1071 年土耳其人占领叙利亚和耶路撒冷为止，所有西欧人的诉苦，都是完全针对着拜占廷的。
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没有多大变动。他们主要的新负坦，就是加在土地上的新税，以维持土耳其驻防军的经费，而这些军队是用以保卫国土，以防御拜占廷从小亚细亚或从海上来进攻的。正在十字军运动爆发之前，关于朝圣者在东方遭受土耳其人虐待的痛苦之大部分流行的传说，是由于反伊斯兰教的宣传而起的；这种宣传利用了群众的轻信心来煽起群众的狂热。的确，小亚细亚的基督教居民受苦深重， 但那是因为拜占廷帝国还在和土耳其人争夺那些省区的控制权的缘故。在那里，连绵的战争和劫掠状态继续存在，直到曼西克特战役惨败之后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的权力崩溃为止。但是在圣地和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土耳其的统治，已是一个既成事实。
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廷历史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在塞尔柱统治下的基督徒比在拜占廷帝国中部的基督徒，要幸福些，而最苦恼的，是拜占廷边境上的居民，在那里他们蒙受继续不断的侵掠。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不可能不作出结论：许多基督徒已成为穆罕默德教徒①。
我们来分析研究一下，第一次十字军的开始时，教皇乌尔班二世在 1095 年所发表的演说，是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了教皇怎样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可以鼓动的动机。教皇的演说，是由四个听讲的人记录下来的，所记的不是教皇原来的话，而是他所讲的大意；我们还有其他没有直接听讲的人所记的演说词。演说中所引基督徒在东方的痛苦、土耳其人的“暴行”以及狂热的语调和完全赦罪的允诺，当然可打动一切人的情绪；冒险的爱好、战争的希望以及采邑的前景，感动了封建主阶层；商业的机会和贸易的扩展，虽然在演说中没有谈到，但在教皇为请求海上援助写给热那亚人的信里，却是明白地说出了。最有意思的，是教皇在讲到法国的领土时说：它“太狭窄不够容纳它的稠密人口；它的财富也不多；连它所产的食粮也几乎不够供应它的种田的人们。因此，你们互相厮杀吞噬，你们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家中，不止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曾观察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动机；宣传者花言巧语，是瞒不过他们的。
因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从此来终止他们的贫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们的债务，要逃避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们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罚。只有少数人，没有屈服于流俗所崇拜的东西， 而是由一个神圣目的所激动起来的。
十字军，对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农民，在经济上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大批平民以非常的热情，投入了运动。基柏特·得·诺根特，一个目赌的人， 在下面一段精彩的文字里，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饥荒；接续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腾上涨。唯
① 拉姆塞：《弗里加的城市和主教区》，第 1 卷，第 27 页，《当代评论》第 90 期。
利是图的商人们，按照他们的惯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贵，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饥。十字军突如其来地喊声一起，立刻到处得到响应，仓库的大门打开了。于是，原来价格贵得不得了而无人能买的食品，而现在当大家被激发起来而要出发远征的时候，就不计什么价格出售了。我们曾看到七头羊只售五便士。饥荒情况消逝，富饶景象接踵而来了。因为大家都急切要走上十字军的道路，大家赶快把旅程上所不需要的一切东西转换为现款；于是出售的价格，不是由卖者而由买者来规定。最值钱的物品是旅程上所需要的东西，但其余的东西，则不计什么价钿而卖掉了。
在分析这一段记载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法国这种饥荒情况，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是由于粮食商投机行为的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十字军的号召打破了这项垄断居奇行为，因而价格暴跌；那使行将要离去的人们受到严重损失，而使留下的人们获利。在这一时期奥拉·伊克哈德住在德意志，他写道：法国农村遭受着私战的痛苦；国内发生了饥荒，而与此同时，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有力而又贤明的统治之下，则是繁荣的。他还扼要地说，“他们
［指法国封建主——译者］ 荒废了自己的土地来贪得无厌地争夺别人的土地。”基柏特·得·根特在他的《圣战史》里写道，“在这个时候，骚乱使整个法兰西王国四分五裂；到处有盗劫、交通阻断和放火行为。”在西欧， 尤其是在封建暴力最强横的法国，当看到这批穿着盔甲的捣乱分子向东方驰骋而去的时候，人们一定会立刻深为庆幸的。好战的本能，已由停止私斗运动部分地压制下去，而现在又找到了新的活动场所。关于这种庆幸情绪，我们从苏哲尔简洁的信里，获得鲜明的证据；他是法国的宰相，当路易七世为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而长期留在东方的时候，他写信给国王请他返国。信里说，“亲爱的国王陛下，我必须请您听听全王国的呼声。当您王国的男爵和贵族们已经回来，您为什么还逗留于野蛮人［穆罕默德教徒］ 中间呢？您王国的捣乱分子又进入了王国，而应捍卫王国的您，反而象放逐般地逗留在外。您把羊群交给了豺狼，把领地交给了暴徒。我们恳求陛下，我们本着对您的忠诚提请您注意，我们祈求您怜惜，我们请求您恩宠。请勿逗留在外。请即返国，要不然的话，您在上帝的目光中，将犯有破坏您登极时的宣誓之罪了”
①。
第一次十字军空前地需要现款，这一点终于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自然经济”状态。当然，对一个要到东方去的十字军士兵来说，完全不可能把足够的物品随身携带来在路上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是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货币，由住持、主教、贵族、甚至农民，拿出来得重见天日；数量可观， 足以驳倒西欧货币的缺少是由于货币外流到东方去之论点。真正的原因，是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和早期封建的不靖状态所发生的混乱局势，曾使人们把他们的货币窖藏起来。
参加十字军须先准备现款，也就是说用抵押财产或用出售财产来获得现款。“神圣道路”不是供穷汉走的。为此，很多贵族、很多自由人负债重重， 无以自拔。凡愿参加十字军的人，贵族也好，农民也好，无论从什么地方， 用什么方法，必须获得行装和现款；所从，他们出售或抵押财产，或掠夺犹太人。基柏特所描写的十字军士兵出发前的情况，表明了经济上的明显混乱。
当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现象。凡在路上可以应用的现款和动产是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27 期，第 767 页。
“高价的”，而不动产和不可搬运的财产，尤其是土地，是“廉价的”。因为十字军兵士的财产几乎全都是土地，所以他们必须用不动产来换取现款。因此，地产的价值跌到远在它的通常水平之下。在十字军热忱最高的地方， 房屋和田亩几乎售不出去。普通贸易陷于停滞。那些有现款的地主，特别是寺院，在有利的抵押条件下，攫取了这种财产。福伊克斯伯爵把他的部分土地让出来以应付开支；黑诺特·鲍尔文把他的大批庄园抵押给利格主教。摩雷斯姆寺院所做的交易例子，有意义地表明了领主为了到耶路撒冷去怎样获得必要的经费。有一个地主出售他的土地给僧侣，获得二十七镑，两个弟兄出售他们的财产，一个获得一头骡，另一个 获得三十先令；另有一个抵押他的庄园，获得十六镑。我们很有趣地注意到：在这种财产的转移中，有很多是和小土地有关系，完全是自由地的范围。“我们不致作出结论说：宗教机关依靠十字军兵士的需要来大发其财，或十字军运动使土地变为市场上的滞销货。但是明显的，十字军造成了对现款的新需要，富裕的人们由于拥有多余的钱，得从这运动里获得利益。”法国腓力一世以一千五百银马克，从布尔日伯爵那里购得布尔日郡。罗伯特·柯托斯把诺曼底抵押给他的弟兄，英国威廉·鲁佛斯。
很多农夫利用空前需要现款的机会来从农奴制中购买他们的自由，或者想法使麻烦而变化无常的庄园租税改成为固定的货币租；许多村社整村整村地受到团体精神的鼓舞，从它们的领主那里购取了特权状。
这些交易对于那些手中有现款，又够聪明而留在家内的人们，是有利的， 因为他们利用牺牲他们邻人的宗教热忱来获利。可是这变动对犹太人是不利的。在这以前，犹太人曾是社会中被轻视而又受到宽容的成员。在十字军之前，大部商人可能都是犹太人，而犹太社会，在很多城市里，尤其是位于象莱茵河和罗尼河商路上的城市里，是富裕的。因为法律禁止犹太人住在乡村里或购置土地，他们曾完全依靠贸易和放款来过活。所以，在十字军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欧洲唯一出名的有相当数量现款的阶层。由于这个缘故，在这以后，西欧犹太人成为经济上广受妒嫉的牺牲品，因为这种妒嫉心理，由于当时的宗教狂热，更加厉害。反闪族主义是在十字军运动里诞生出来的， 起于经济的妒嫉多于宗教的仇恨。于是犹太人到处受苦深重。群众痛打他们， 屠杀他们，都成为家常便饭；我们可把这个时期作为中世纪城市里犹太人区的开端。
乌尔班二世原来计划：第一次十字军队伍完全由欧洲武装骑士来组成。但是，他没预见到下层群众在这运动里已经大大地觉醒。教皇委派一批正式传教士到欧洲各地向骑士阶层宣传十字军运动，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自告奋勇的、无知而又狂热的马路演说家，象臭名昭著的彼得隐士那样；他们跑来跑去，在市场上，在十字路口，向农民鼓吹十字军运动。结果，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法兰德斯及莱茵兰，出现了农民的自发队伍；而他们原来是顺服地忍受着农奴的命运的。当十字军的号角一声响起，成千也许上万农民群众离开了他们所附着的土地，摆脱了他们所负担的庄园义务，离乡背井，走上了十字军道路。由于这自下而来的压力，封建社会的陈腐外壳迸裂了。基柏特·得·根特以下面的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些组成所谓“农民十字军”的可怜而又受迷的徒步旅行群众。他说道：“再也没有如此令人伤感的事情， 象我们看到这些可怜人的情况那样：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行李和他们的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一个城市，孩子
们伸出他们的手问道，这是耶路撒冷吗？”在中世纪社会下层群众间这种大骚动中，古老的民间传说、旧日耳曼的异端邪说、法国古老的督伊德教迷信① 又重新出现了。有人告诉我们说：农民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寻找圣地；他们除了用绳牵着的山羊或雌鹅（条顿神话中的神圣禽兽）作为响导外，再也没有别的响导；农民还把灯笼挂在橡树枝上来占卜吉凶；那是导源于督伊德教崇拜橡树的仪式的。
然而，对于农民队伍混乱状态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必须记牢， 几乎所有的编年史家都是僧侣或贵族；而他们无例外地是敌视任何农民的行动表示的。那些跟着彼得隐士和华尔特穷汉走的群众，在开始时一定曾带着现款，因为保加利亚人曾在尼西附近，劫夺彼德隐士的钱箱。当这队伍不复有钱来购买食品而开始沿途掠夺田舍农庄之后，纪律遂荡然无存了。这些农民“军队”没有一队曾经到达耶路撒冷那里。这队伍由于贫困、疾病和殴斗， 在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已死伤很多。这些可怜队伍的残余分子，又由于饥饿和土耳其人的进攻，大部死在小亚细亚。
在农民队伍出发几个月之后，武装贵族和骑士也走上了征途。但他们一到君士坦丁堡，就以贪婪和妒嫉心理来注视这个大城市。的确，在西欧方面， 再也没有一个城市，如此宽广，如此富饶，如此富于壮丽的宫殿、教堂、广场、街道、浴场象君士坦丁堡那样。沙脱尔·富耳奇惊欢地喊着，“多么伟大的城市，多么华丽，那里有这样多的寺院和富丽堂皇的宫殿。这城内的制造业，使人一看就感到惊奇。如果我把城内一切好东西，黄金、白银和贵重衣料怎样丰富的情况叙述一番，那会令人吃惊的。它的港口时时刻刻有船进口，满载着一切为人类所需用的东西。”这些情况使十字军兵士油然想起： 这样的一个首都竟落在宗教分裂派的希腊人手里；从而他们很快就对这些人显露着轻蔑的态度；另一方面，希腊人也把西欧人看作可怕而粗暴的野蛮人。法国人的饶舌，还使他们感到惊讶。波希蒙德是那个曾阴谋占领黄金角畔城市①的可畏罗柏特·基斯卡的儿子。他最垂涎欲滴地注视着这伟大首都，并在六年之后曾白费心机地企图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志。
关于十字军军队在小亚细亚的进军以及围攻安提阿（1097 年 10 月 20 日
—1098 年 6 月 28 日）时所遭遇的艰难情况，我们无须论述。但在这里应提及十字军兵士第一次尝到甘蔗这一回事。曼兹柏立·威廉写道，“在围攻过程中，霪雨连绵，困苦突增，很多可怜人冻死，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换，又在连续好多天里不能找得避风雨的地方。当时，帐幕和木头都感缺少。但他们为了稍减饥饿，经常咀爵他们叫做‘蜜茎’的甜芦，即甘蔗。”亚斯·艾伯特还说道，“这一类草，是每年费了巨大劳力来种植的。在成熟以后，他们把它改在石臼内捣碎，绞出它的汁液，再把汁液倒入锅内使它凝结而硬化， 直到状若白雪或白盐为止。他们把它的碎屑调入面包内或溶解于水里。这种茎，他们称之为“苏克拉（zucra）”。
十字军相继蹂躏了叙利亚、以得撒和巴勒斯坦；1099 年 7 月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即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欧洲封建制度扩展到它本部以外，而在很古老东方的领土上建立了
① 督伊德教是古代高卢人的信仰。教徒认为五点花样（Druid’s foot ）具有奇效；现在欧洲咒语中还使用它。
——译者
① 指君士坦丁堡。——译者
一个基于封建原则的国家。在那里输入了古怪的官衔，象安提阿亲王、的黎波里伯爵、以得撒伯爵，半寺院性半军事性团体，象圣殿骑士团和十字军救护骑士团；外国封建制度的政治组织，外国法律、外国风俗、外国习惯、外国语言等等。
从地形上看来，耶路撒冷王国是地中海东岸的一条又长又宽的地带；它原来是一系列有古老历史的省分（现在叫做男爵领或封邑）。它最宽阔的地带，是在北部，在那里以得撒连接着上幼发拉底河；在南部，它的保护权扩展到赛那的寺院和红海畔阿利亚小港那边。但在东方，十字军兵士始终未能占领阿勒波、哈马，尤其是大马士革；后者象予头一样，对着拼凑成的王国领土中最脆弱的环节。附属于安提阿侯国的，有西里西亚，即小亚美尼亚。耶路撒冷王国所处的危险地位，从来没有被解除过。在东边，有一个敌对的穆罕默德教世界；在南边，埃及不断地进行威胁；在西边，拜占廷帝国一向对它抱着半敌对的态度。
从经济社会史的观点看来，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行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即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世中，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张， 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
诺曼人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英国所获得的经验和那些支援西班牙基督徒而定居在那里的几千法国人所获得的经验，作为先例看，对十字军解决叙利亚和圣地的殖民问题，都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诺曼人及其他法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居留地，迥然不同于南意大利和英国的诺曼殖民地，也迥然不同于 1204 年巴尔干半岛上和希腊的法-意殖民地。因为在这些地方尽管在种族、语言、风俗和文化上分歧很大，但所有被征服的居民，总是基督徒。然而，在东方则不同，穆罕默德教和基督教的欧洲文明没有什么共同之点。它是敌视西方文明的。至于他们所看到的当地基督教居民，主要是叙利亚人，虽对十字军士保持外表的中立，但实际上他们和穆斯林人是友好的。
上述封建政府的建立，使土地的原主遭受剥夺。在封建等级制里，穆罕默德教地主和叙利亚地主都没有什么地位。这项措施的不智和不公平，注定要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在不到百年期内归于毁灭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这批被剥夺的地主（其中很多是基督徒）被迫投入穆罕默德教阵营，而成为十字军的死敌。十字军使这种敌对情绪更剧烈化，因为他们把本地基督教居民和“异教徙”相混淆，一概加以屠杀。这种残暴行为，注定要在叙利亚种下祸根。有一篇论文里说，“的确，异教部族逃到山上和荒野里，离开住宅、茅舍与充满各种财物的堡垒。”①富裕的叙利亚财主，是主要的受难者。小土地所有者在新地主的土地上沦为农奴，或潜伏于港口城市内，在那里他们设法充当夫役和手艺人以求糊口，直到征服的初次风暴过去为止。
农奴不是叙利亚人，便是阿拉伯人；但其中极大部分是叙利亚人。农奴的境遇比西欧的还要困难，因为在西欧，到了 1100 年时，由于租税的规定、实物租改为货币租及有关农奴的法令和农奴的释放，使农奴的生活状况达到
① “ Pagana vero gens fugiebat in montes et in valles et dimittebat domos et casales et castella plena omnibus bonis.”
可以容忍的地步。农奴不复是一个“可任意被课税”的人。但是在东方，我们看不到这种减轻负担的特征，这一事实自然使叙利亚的不自由阶层回想到拜占廷或阿拉伯时代是个黄金时代，并使他们成为东方边境外穆罕默德教政权的秘密朋友。而且，教会土地上的叙利亚农奴的命运也不见得比世俗土地上的要稍微好些。教会在亚洲和在欧洲一样，是硬心肠的税吏。
基督徒和阿拉伯人通婚所生的子女，被称为“杂种”，象印度的“欧亚” 人或半种姓的人那样。“法兰克语”是一种混杂语，包括法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象中国的洋泾浜英语一样；它是商业用语。在非本地人和非奴隶的人们中间，希腊人系最低阶层。十字军轻视希腊人，因为害怕他们同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有所勾结。但他们的营业技能、他们的熟练语言、他们的和蔼态度，使他们成为有用之人。亚美尼亚人的地位较好。小亚美尼亚还保持着它的独立地位，它的国王又是十字军的同盟者。亚美尼亚人善于做官，而且经商也是非常成功的。在整个王国内，有着好几千亚美尼亚人； 他们的望族和十字军的望族互相通婚。叙利亚和圣地的犹太人，人数不多， 但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差的；和这个时候他们在西欧所经受的待遇相比，有天渊之别。这批犹太人是商人、手艺人和手工业者（染色业几乎完全在他们手里）、货币兑换商、征税员、庄园的管帐员和管家。他们保存了他们的宗教集会和学校。犹太人虽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也得到容忍。
王国的东境上的贝督英部族是很活跃的；他们饲养无数的牲口群，马匹、羊、骆驼；他们不断地从一个牧场移到另一牧场；碰上他们敢于或能够行动时，他们对基督教领土进行掠夺侵袭。他们当中有少数部族比其他部族较少游牧性，但它们都是“强悍而冒险的部族”，并对基督徒的敌人，有默契的倾向。萨拉丁在 1187 年举行大进攻时，善于利用这些部族；因而占领了耶路撒冷。
欧洲人的源源流入，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军事力量，是很少稗益的。因为其中大部分是朝圣者、旅行家、僧侣、商人。王国经常急切需要有力的军队； 军队力量不足，显然是十字军为什么未能征服叙利亚内地、占领大马士革和阿勒波的主要原因。在占领“圣城”之后，很多十字军士，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而遄返本国了。还有更多的人，离开那里，因为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或者因为他们在大规模的占夺土地中，运气不佳。因此，不多年以后， 只有一小撮贵族留在那里。如果这支军队不是不时地由十字军的新队伍来补充，耶路撒冷王国的军事效能将会十分减弱，连征服加黎利和那普鲁斯也将成为不可能了。除在非常紧张的时期，象在 1146—1147 年和 1187—1190 年穆罕默德教的威胁达到顶峰的那样，真正十字军对固定人口的增加，所补无多。他们和朝圣者一样时常来来往往。真正移入境内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层。因此，商业兴旺起来，但这是唯一的繁荣象征。政府无能，政治腐败。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涌而来，而他们是最坏的分子；就是，西欧社会的渣滓：码头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陆上小偷和水面小偷、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释许可状的犯人、逃犯、释放犯。扎克·得·维特里曾写过一篇精彩文章来描写这一批家伙。
为了移民于受到破坏的地区，国王鲍尔文一世曾力图吸引一部分住在约但外部的基督徒移入。在 1182 年，马伦教派①虽在安提阿教长面前宣誓要放
① 由叙利亚僧侣马伦（Maron）所创立；这一派基督徒住在黎巴嫩山侧。——译者
弃他们的旧信仰，但拒绝离开他们在黎巴嫩山上的要塞。在耶路撒冷王国内， 亚美尼亚人、查科拜派②、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消极地接受了拉丁统治，但是他们没曾宣誓要放弃他们原来的基督教宗教形式。这些居民在城市里构成了又活动又聪明的中等阶级；他们享有保持财产之权，并在他们自己长官（叫做“雷斯”）的管理下，享有行政自治之权。
叙利亚的基督教殖民地在十二世纪时，尽管它们的政治组织是不稳固的，但还是欣欣向荣地发展着，这一状态对欧洲的一般文明是有贡献的。主要是因为大批意大利移民从事于经商的活动。在占领的初期，港口各城市民阶层被禁止占有土地。但这项禁令不久废止了。要阻止聚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法兰西人、意大利人、佛来铭人、日耳曼人、英国人在城市中获得小块土地作为花园、葡萄园、果园和住宅，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东方形成了一个专心致志于贸易而不能作战的市民社会，这一社会很快地抓住太尔、西顿、凯撒利亚、亚克、贝鲁特、扎发、亚实基伦各城的商业。这里，由于需要和坏境关系，还不得不撤销封建法律，因而不事战争的人口日益成长起来。贵族阶层，尤其是在军队任职的骑士，由于高傲的习气，不愿同平民军队并肩作战；而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市民军队在作战方面已表现得很好，象伦巴城市的市民军队，1176 年在累格纳，1214 年在布文所表现的那样。
连被轻视的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到后来也象从西欧来的有钱者那样，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在这一类的居民中，有着甚至比意大利人更为锐敏的商人，因为他们是本地人；但是他们在军事方面，比西欧商人更少有影响， 因为他们被疑是同情于敌人的；他们固然不愿意去作战，即使他们愿意去的话，在战场上，也不会被信任的。这个市民阶层在东方颇有势力。当十字军队到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已看到拜占廷政府的大批民法依然有效，因为阿拉伯人曾很聪明地保留它作为臣服基督教徒的法律。这种法律后来大量地并入一种特别法典，叫做“市民法院法令汇编”，这是在 1173 和
1180 年间编订的。这一法典值得一提，因为当这类法律在西欧方面，还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时，它已是一部完备的市民法典。当时，在西欧所有的少数城市宪章，还远不能认为是市民政府的完备组织法。只有 1183 年伦巴城市的大宪章最为近似。
十字军队的侵入“圣地”，原来是经由陆路的，所以必须获得海口来维持通达欧洲的交通线。意大利城市的舰队之所以帮助他们这样做，不是由于什么宗教的观念而是由于要获得商业利益的动机。对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来说，十字军似乎是替它们“开放门户”。它们从开始时起，即抓取这种机会；当十字军使用它们的舰队，不论用在战斗象在进攻太尔城那样，或用在西欧的运输时，它们就要索取大量报酬。意大利城市舰队曾给予很多极其有效的帮助。1101 年 4 月 25 日，鲍尔文一世曾和热那亚人缔结了条约，规定热那亚在每个由于他们援助而占领的港口城市里，可获得一个“居住区”和1/3 的战利品。于是，十字军立即开始对叙利亚海岸港口的进攻，而且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被占领——1101 年占领阿苏夫和凯撒利亚，1106 年占领阿帕米亚，1109 年占领雷奥狄西亚，1124 年占领太尔。甚至还在征服之前，他们已对这些土地作了瓜分！热那亚首先援助了波希蒙德，即当时的耶路撒冷国王， 来占领的黎波里；因此，它在安提阿、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各获得一个“居
② 即一性派，由查科布斯（Jacobus）所创立。——译者
住区”。比萨因援助耶路撒冷国王而获得了扎发的一个“居住区”。威尼斯也曾帮助过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
拉斯金在《圣马克墓》①一书里，生动地描写威尼斯在有力的总督多米尼谷·迈克尔领导下，怎样在太尔获得了最大部分的战利品：
总督留他的儿子负责国政，自己率领四十只大艇及二十八只有铁嘴的战舰，启程往“圣地”去⋯⋯每只有铁嘴的战舰各有一百支桨⋯⋯它们引诱萨拉森舰队出海，而后予以猛攻⋯⋯在这次战役之后⋯⋯跟着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激烈辩论：应围攻太尔，还是应围攻亚实基伦。因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事情提给上帝判断。他们把这两个城的名字放入一只签筒内⋯⋯ 太尔中签⋯⋯当时，它尚是一个光荣的城市，尚是海上财宝的王后；它主要以玻璃和紫袍出品而出名，它控制一个富饶的平原，水量充足，灌溉完善； 它也以出产甘蔗而著名⋯⋯为了援助这次大围攻，威尼斯人提出条件：在每个隶属耶路撒冷国王的城市里，威尼斯人应获得一条街道、一块广场、一个浴场、一所烘面包房⋯⋯以及饮水和面包的适当控制，全部免税；他们应使用自己的天秤和度量衡⋯⋯于是，法国十字军士和威尼斯人就分段围攻太尔城；前者从陆上，后者从海上进攻⋯⋯其时，他（总督）所带发给水兵的饷银，已经用尽。但他并不想要依靠汇款来接济。他制造一种革币，上面盖着圣马克和他自己的盾牌印章。他允诺他的士兵说：每个这样盖着印章的革币将来在威尼斯可换兑一个金币⋯⋯这样，围攻继续进行，直到太尔人绝望而乞降时为止。于是太尔人获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证；但这使基督教兵士深为愤怒，因为他们原来想要劫掠太尔城的。后来，太尔城分为三部分，其中二部分给予耶路撒冷国王，而第三部分则给予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在他们所得的部分内指派了一个文官来管理民政，一个武官来负责军事⋯⋯这样一来，威尼斯国家在亚洲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殖民地⋯⋯而殖民地同萨拉森人能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在十字军之前，马赛似乎已是在南部法兰西富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唯一城市；它名副其实地是意大利城市的劲敌；它把十字军早期的部分贸易拉到自己的港口。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关于马西利亚人①在拜占廷帝国内有过什么机构的遗迹，我们也找不到有任何马赛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获得特权的记载。但我们有着各种资料，说明马赛在巴勒斯坦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它参加十字军的情况。1117 年，鲍尔文二世曾认可马西利亚人在耶路撒冷组织一个由他们单独居住的“居住区”。国王鲍尔文的继承人佛尔克，因为他们对他服务有功， 准许他们在耶路撒冷王国全境内豁免捐税。1152 年，鲍尔文三世赐给他们巴勒斯坦各港口的商站，连同惯例特权在内。在“圣城”失去以后，在 1190 年，盖羽·得·拉西格南回复了马赛人的所享有的特权；他们的船只，不论大小，一概豁免港口税；他们在圣贞德城设立了自己的法院。这些事件，说明马赛在亚洲的商业里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利益了。1190 年，马赛已有充分的海上权力，能够运输大批跟着狮心理查到东方去的十字军队。
在所有的王国港口内，意大利城市获得了大量的完全特许的租让权和封建义务的豁免权。这些权利表现在“居住区”赠与方式上，“居住区”是母
① 拉斯金（1819—1900 年）是英国艺术家与文学家；他所著《圣马克墓》（“St.Mark's Rest”）是叙述威尼斯的历史的。——译者
① 即马赛人。——译者
国在“圣地”领域内一块脱离王国管辖权的领土。每个集团有着自己的官吏、郊区、货栈、浴场、教堂，并使用自己的度量衡。在这些西方商人集团中， 有的甚至还捞到一批地方税收。例如，热那亚人在太尔、亚克、雷奥狄栖亚和圣西缅，征收 1/3 的港口税。马西利亚人在 1117 年得到耶路撒冷的一块“居住区”，后来，在 1152 年得到太尔的一块“居住区”；在这两块“居住区” 内，他们享有征收捐税之权。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太忠心于它们的母国，太不信任耶路撒冷王国政府的封建性质，太爱钱若命，因而他们不容许它们的丰富收入被课税。它们要求完全脱离王国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因为十字军极需依靠它们的舰队，所以不能拒绝这项豁免权的要求。这样一来，在叙利亚和“圣地”港口上出现了独立的“商站”即外侨居住区（Fondachi），北京的使馆区和上海的租界区，就是这些商站的近代抄本。“Fondaco”（单数） 这个名词从希腊字“pando-cheion”（意指一个贸易地点，或者象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商站”的旧意义）得来；这个名词阿拉伯人改为 Funduk，而意大利人改为 Fondaco。
“商站”是一个基本上为了商业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但它在外国领土内保留着它的居民在母国所享有的社会利益和活动。在围墙内，往往占有面积很大而经常沿着河边的地方，有一所教堂、一条街道或一所市场、一块广场、几所浴场、烘面包房和酿酒作坊、一所办公室以及其他住所，还有几所储藏货物的大储栈。这种居留地有时竟包括一个市镇或一个城郊的整个地区。外国商人在他们自己法律的管辖下住在那里。这项治外法权经常载入特许状里；有时还有一项条文：凡本地人和外人间的诉讼案件，概归外人法院并按外人法律审理。意大利商人依靠这种特权的保护，易于垄断利凡得的商业。除经营商业之外，殖民地上的行政，是由母国政府派专员来掌管，叫做“领事”（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或叫做“监督”（威尼斯人）。这些职位由意大利最大望族来充任，在尊严和财富方面，堪与近代英属印度各省的总督相等。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港口上，“三巨头”——威尼斯、热那亚、比萨
——不是完全势均力敌的，但象在太尔和亚克这一类的最重要海港上，它们都有“居住区”，其中亚克城最为重要。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各港口的商业活动，比在“东方”还要大；在叙利亚和“圣地”内， 热那亚占第一位，比萨占第二位，而阿马斐占第三位，直到马赛赶过它为止。利凡得港口是古代商路的终点；这些来自波斯湾一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商路，自古代以来，都辏集于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两地构成一种类似亚洲和地中海间的缓冲国，经过这里，它们和欧洲维持接触。从海岸向后，有两座平行的山脉，两山之间是又深又宽的盆地。这双重的屏障，有时被横截的山路所切断，主要是在阿勒波和安提阿之间、在霍姆斯和的黎波里之间、在大马士革和太尔之间；商路就是通过这些地点的。象哈马和波斯特拉这一类的内地城市，因为成为从穆罕默德教腹地来的商路上的中途站而获得利益。后来，无孔不入的意大利商人，渗入这些内地市场； 甚至在阿勒波和大马士革也设立了支店。我们也应谈到有些象米丹和伊布林那样的季节市集。在拜占廷和阿拉伯统治时代很出名的耶路撒冷九月市集， 仍由十字军继续举行。从香宾市集来的商人们都会集在圣贞德城里。
东方流通的货币，和人口的复杂情况一样，种类繁多。当十字军征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看到那里不仅使用着拜占廷帝国货币，也使用
着穆斯林人货币，为的是使贸易关系不致中断。此外，十字军也从西欧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大量货币。耶路撒冷国王和王国的大男爵不久也建立他们的造币厂。但市面上最流通的货币，还是拜占廷和阿拉伯货币。主要金币，是希腊“贝占”币（值一百八十银便士）和阿拉伯地那币。银币中，有希腊银币、法国图尔银币、的黎波里银币以及安提阿银便士。十字军国家没有铸造过铜币，只把自己的图案刻在拜占廷和阿拉伯铜币上面。“耶路撒冷宪章”列举“贝占”、“地那”、“银马克”、“苏”（即苏里德，等于十二便士）各种货币；还有小辅币：阿拉伯第伦（dirhem 从希腊文 drachma 得来）、卡洛布（kharoub 从希腊文 cheration 得来）以及抗波因（rabouin）。银马克不是一种货币，而是一种计算价值的标准，象今天英国的基尼①那样。贝占、地那和法国圣路易金币是差不多等价的金币，它们的实价约合十先令或美元二元五角，但它们的购买力在中世纪时代远超过这个数额。银币折合美国的五角币，或者约合英国的半皇冠币（二先令，六便士）。但是，也须注意到购买力方面的差别。在十三世纪中，威尼斯和热那亚百合币②和佛罗伦萨百合币出现于利凡得。为了便利内地贸易起见，曾铸造出一种特别货币，叫做“萨拉塞那”（sarracenat），一面刻着基督教象征和文字，另一面刻着穆罕默德教象征和阿拉伯文字。这种汤克勒德①所发行的货币，今天是世界上最稀罕的一种货币。
这种东方贸易中所包括的商品，有当地产品和进口货两种。叙利亚在农业方面出产橄榄、葡萄酒、食糖、枣子、无花果。黎巴嫩的杉木提供有价值的木料。叙利亚棉织品和丝织品是很珍贵的。生丝出产于安提阿、的黎波里、托托萨；安提阿的锦缎、太尔的玻璃器和金属器、灯盏、杯盆、陶器、珐琅品，都是出名的；金线布和帷帐在亚克制造；有很多染坊，设在的黎波里、拉塔奇亚、萨基塔、希伯伦和耶路撒冷；太尔是一个制糖业中心。在约但河出口处气候近于热带的冲积平原地，我们还可看到十字军制糖厂的遗址，但现在已荆棘丛生。肥皂在安提阿、托托萨和亚克制造；甘露酒、果浆到处都有；耶路撒冷有一所制造一种叫做啤酒的酿酒坊。食盐是在死海沿岸煮炼的。
利凡得商品，主要是属于奢侈品的贸易。关于这一点，有保留下来的税册可资证明。这些商品中包括有棉织品和丝织品、金银线织成的衣料、太尔玻璃、陶瓷器、锡兰珍珠、印度宝石、象牙、染料木、药材、阿拉伯香粉、香料、香味及香料酒。还有装饰品、香粉、调味品等等。这些产品除在利凡得外，不能从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象胡椒、丁香、麝香、肉桂和生姜这一类的东西所可获得的唯一地方，是巽他群岛。所以和利凡得进行贸易是必要的； 所转运的商品，容量小而价值高，但可有巨大的利润。
在交换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下列原料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出口：谷物、奴隶、羊毛、皮革和毛皮。所以，所有贸易上的差额，经常用金银的出口来抵消。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十二世纪中引起了现款的巨大需要， 因而刺激了贵金属的流通。由于这个缘故，封建欧洲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 而它的地位开始被货币经济所接替；这样，在十二世纪中，欧洲的整个生活上发生了复杂的革命。
① “基尼”的价值规定为二十一先令。——译者
② 百合币（florin）是表面上印有百合花纹的金币。——译者
① 第一次十字军中诺曼人的领导人。——译者
我们容易看出：什么东西需要最大，而这种需要的动机是西欧对那些有吸引力的奢侈品之欲望。但是，我们不能很容易地确定：这种欲望在十一世纪末期是否完全是新的，即是否是由十字军所创造并刺激出来的。换句话说， 历史家在讨论这一段重要历史并企图就有关的力量作出相对的估价时，茫然不知：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十字军是造成这种欲望呢？还是这欲望刺激了十字军呢？对于这个不能理解的问题，没有明晰的答复。
我们很惊异地发现：耶路撒冷国王没有好好利用他们周围的这些财富而获得了利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源，确然比当时西欧君主所拥有大得多。从本地人用阿拉伯文字所写并保存着的关税章程看，各港口所课的关税，似乎已给他们很庞大的进款。还有向队商征收的通行税，以及按拜占廷先例而在工业方面所实施的很多专利事业。铸币权完全属于国王、属于安提阿亲王、属于的黎波里和以得撒的伯爵。国王有权订立或撤销赋税，他占有港口最有利的关税（亚克的关税包括一百十四项东西）；他课征船税和队商税；他收集穆斯林人和犹太人的人头税；王室领地，范围广大，包括森林、葡萄园、果园、矿产、采石场。可惜国王不善于使用这笔大财产，而把它浪费于教会和军事寺院团方面；不使用它来雇佣兵士保卫王国而让它从他的手指间落到贪官污吏手里；甚至让唯利是图的资产者也分沾其中一部分。
教会在东方所得的利益最多，而所给予社会的报答却最少。当十字军进入巴勒斯坦后，希腊教会被推翻。希腊教长逃亡在塞浦路斯岛上。新建立的寺院收到大批土地赠与，因而在东方和在西方早已存在的情况那样，僧侣也成了大地主。他们甚至在欧洲也拥有庞大数量的地产。1178 年时，耶路撒冷的郇山寺院所拥有的财产包括：郇山及其附属地，城内的一个完整的“居住区”和开放一个城门的权利，叙利亚、亚实基伦、扎发、那普鲁斯、凯撒利亚、亚克、太尔、安提阿的乡村地产，太尔的若干房产和一所教堂，西里西亚的阿达那河上航行免税权。此外，在欧洲下列各地区内，都有教堂和房产： 西西里的格尔真提和喀大尼亚主教区内，意大利的亚尔巴诺和巴费亚的主教区内，法国的奥尔良、布尔日、波亚叠、瓦伦斯等的主教区内。
几乎所有的东方寺院以及军事寺院团在西方也有规模很大的领地，这是在十字军首次热潮里象阵雨般地赠给寺院的捐赠；拉丁圣马利寺院、郇山寺院和约瑟发特圣母院所收到的特别多。那为保护朝圣者而建立的意大利圣雅科波·达尔托帕沙寺院团，在巴黎拥有财产。关于这种领地的巨大规模，我们可以十字军救护骑士团的例子来说明。它们在西方所占有的土地，数量上这么多，以致把欧洲划分为七省，叫做“方言区”，再分成为修道院区。这种按方言的划分法，不是没有意义的。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包括产权证、租簿、什一税簿、登录册、地产帐簿等等形式以及关于这些财产的管理，数达几万件之多。单就奥汾涅“方言区”来说，这些文献有四万多件。在这些卷册内，列满着骑士团的采邑表。下列事实可说明对军事寺院团的热潮达到了多么高涨的程度：亚拉岗和纳瓦尔国王阿尔凡索一世在 1131 年逝世时，把他的整个王国留给圣墓教会、神庙骑士团和十字军救护骑士团；这一赠予由于国内各等级的反对而未曾实行。
与其说教会是王国的一个砥柱，不如说它是王国的一个弱点。教会的财产，包括土地、葡萄园、果园、市场权利、港口特权已这么多，后来虽欲用法律来限制给教会的赠与亦属徒然。这些财富激起了贵族和军事寺院团的贪得无厌心理，因而王国的统治力量比前更加分裂而互相敌对。而且，教会采
邑在“圣地”不象在西欧那样，是不负担军事服务的。这些土地租给小农、园丁等等，或者由不自由的劳动力来耕种。教会的领地日益靠着牺牲贵族和国王的领地而增长起来，但男爵与国王是王国的当然捍卫者。
军事寺院团，虽是王国外部穆罕默德教敌人的可畏仇人，但它们却也是一个内部衰弱的根源。它们完全脱离政权而独立，只对教皇负责，好象纯粹的寺院团那样；它们保有土地而不负担军队服役义务的。实际上，军事寺院团和教会一样，已构成国中之国。它们的财富是庞大的——整区的领土、广阔的领地、城市、堡垒、要塞、葡萄园、果园、羊群和牲畜场、矿场、采石场、市场权利、港口豁免权；此外军事寺院团在基督教欧洲每个国家里还拥有类似的赠地。然而，据说，它们的土地比僧侣的或男爵的土地管理得好， 耕种得精细。它们从欧洲土地上的收入，大部送到东方去，来建造宏大的城堡；这些城堡的遗址，今天在耶路撒冷王国的旧边境上，还使游客们惊羡不止。
其时，当东方出现上述的事情时，在西欧方面，第一次十字军也产生了一些奇怪而又出乎意料的效果。封建欧洲的整个社会被投入了一种流动的状态里。旧的情况开始迅速消逝，而新的事物也接踵而来。普遍浮动状态渗入所有的阶层，部分由于宗教的激动，但大多由于新的不习惯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引起。自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欧洲从没看见过有这么多货币在流通着。成千上万的农奴已得到自由，而那些仍被奴役的人们则满腔不满而有贰心。骑士和贵族继续押出他们的土地以求现款；寺院以及那些窖藏现金的狡猾之徒因此获利；高利率到处流行；抵押期满还款拖延；因而债主拒绝承认赎回权而占取了抵押品。城市正在要求特许状；市民阶层成长为一个人数众多而突出的阶级。僧侣阶层势力膨胀，世俗君主大为震惊，因而对教会改革者所竭力提倡的“教会自由”，比前更加侧目而视。参加十字军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热心的亲戚朋友往往以金钱、马匹和盔甲等礼物，慷慨地馈送给行将出发的十字军战士。在上述的影响和因素里，所谓“十字军的特权”产生了一种又新又不调和的状况。乌尔班二世对十字军曾允许消除罪孽，也许还曾允许物质利益。确然，物质利益不久就给予那些参加十字军的人们；可是这也发生了不得人心的反射作用。这批人在离开的时期，不得因为债务而受到控诉；他们终身或在某一时期内豁免付税；他们无须领主的同意可转让他们的土地；他们不得被传唤到世俗法院去受讯，而在法律程序方面，获得僧侣特权。十字军战士的妻子、儿女、财产和所有物，受到每个主教区主教的保护。这使封建主阶层深为愤慨；他们认为：他们的监护权遭受了侵犯， 而这监护权对他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在十字军战士返国前，或在死亡未证实前，对他们的财产，不得提起任何诉讼。教会曾宣布一项十字军战士延付债款的命令。1145 年尤金三世曾发布命令说，“如果任何欠债的人愿诚心走上神圣旅程，他们得不付已经到期的利息；又如果他们或别人曾宣誓过付利息的话，我们以我们使徒的权力来解除他们的誓约。如果他们的亲戚或他们所住土地的领主不能或不愿供给他们必要的现款，他们无须获得他们领主的同意，得把他们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典当给教会、僧侣或其他的人。”
当然，教皇这种高压手段的立法会触恕世俗王公的，因为那是对宗主的封建特权，进行了大胆的侵犯；而且，这种立法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不公平的，因它剥夺了债主阶层的合法进款和收入，也没有按法定程序而取消了债务者阶层的义务。准许附庸没有获得他们宗主的同意得处理他们的土地这
一办法，动摇了封建政府本身的基础。除这些怨言之外，还有农奴要求自由作为走上十字军道路的报酬，如果受到拒绝，他们就一走了事。
腓力奥古斯都，刚在 1190 年第三次十字军离国之前，制订了法律来取缔这种债务上的流弊；规定未来的十字军战士可展期两年清偿他们的债务；但附有一项条款：1/3 的债款必须在出发前交付，1/3 在一年后，最后一批在第二年底。凡有土地的债务人，可把土地转交给他们的债权人；领主对此行为， 不得加以阻挠，除非他们已和附庸的债权人亲自协商妥当。僧侣和骑士，没有土地或其他财物作抵押者，在出发往东方之前，必须提出保证人。在债务人离开的时期，债主不得对他提出诉讼，除非诉讼在债务人参加十字军前， 已经开始。如果有任何十字军战士抵押或转交他的土地，定期若干年，债务人在第一年应收取土地上的产物或收入；但债权人为了取得这一年的补偿， 在这抵押或转交的产业满期后还可继续保持一年。然而，如果债权人耕种这抵押的土地，他得收取收获的一半作为劳动的报酬。
可是，教廷继续恪守那早期不公平的和破坏性的政策，即照顾债务人而损害债权人的政策。1215 年时英诺森三世规定：所有的十字军战士概将豁免捐税、关税及其他的赋税；如果有人对十字军战士的财产进行诉讼，将处以宗教谴责的处分。到期的利息积累，连利息的欠款在内，都被专横地取消。“如果有债权人勒索利息，应以宗教惩罚方法迫使他退还所收的利息。”犹太人当然由于这不利的教会立法而倒霉。“我们命令：世俗政权应责成犹太人退还利息；在他们退还利息之前，一切忠实基督信徒不得和他们来往，违者将处以驱逐出教的处罚。世俗政府为无力归还犹太人债款的人，规定一个有效的延付时期；使他们在启程之后不将为了付息而蒙受不便，直到对他们的死亡或回来已经确实知道时为止。还应责成犹太人在扣除必要开支之后， 把其时从抵押的财产所收到的进款算作归还的本金，因为这一种偏袒，即延缓归还而不撤销债务，看来不会产生多大损失的。”
毫无疑问，教廷所颁布的这种横暴而不合商业常规的立法，使欧洲的统治阶级、拥有产业的阶层以及爱钱若命的中产阶级对教廷的不满情绪大大地加剧起来。教廷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那项声名狼籍的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后来流弊丛生，以致较稳健的分子都起而反抗。1303 年，邦尼非斯八世的垮台， 是这些弊端的累积所引起的。教皇的财政政策对欧洲有产者和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对商业又是有破坏性的，但穷人，负债者阶层当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批人乐于一笔勾销了他们的债务或减去了他们债务的一半。教廷以这种措施来献媚于群众，但它对商业的稳定性和任何稳固的社会来说，是有破坏性的； 所以教廷终于收获了它浅见的、诡诈的、不公平的政策的果实。
其时，在十二世纪后期，东方的形势，更为恶化。1144 年，以得撒的丧失加速了第二次十字军的东征，但完全失败了。只有在圣伯尔纳德到过的地方，才对第二次十字军有着狂热。他的火焰般的激烈演说，使成千上万的听众陷于情不自禁的状态。当他讲话的时候，听众从他身上撕下布条，做成十字架。他写道，“我张口讲话后，城市村庄顿变荒地。大家到处只看到寡妇， 而她们的丈夫还活着。”情况更恶劣的是，在大马士革有一个新的可怕的穆罕默德教国家形成起来，在那里总督努勒丁脱离了巴格达哈里发国家，自立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并不久控制了巴格达劲敌埃及法提马朝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的这一联合使耶路撒冷王国陷入老虎钳口当中了；因为过去当埃及和巴格达互相敌对的时候，圣地可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保障。努勒丁的继
承人，是库尔德族酋长萨拉丁；他是十字军时代最伟大的穆罕默德教首领； 在 1187 年他占领耶路撒冷，并蹂躏了“圣地”；但对基督教叙利亚没有进攻。他是个公正而又崇高的人物。
萨拉丁在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准许基督徒携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并给予四十天期限使他们拣选所愿意拿去的东西。阿拉伯作家举出例证来说明这项准许曾被利用到什么程度。易宾·厄尔·阿提尔说道：“法兰克人的大教长离开城市的时候，携带教会的财宝数量惊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财宝的总值。”伊马德丁当看见教长带走基督墓上的金银饰物时，向萨拉丁谏诤说， 墓上“现有价值二十万金币以上的东西。您给基督徒的安全是为保障他们的财产的，而不是为保障他们夺去教会的饰物”。萨拉丁回答道：“让他们去吧。要不然的话，他们会指责我们的背信。他们不懂得条约的真正意义。让他们有机会来赞扬我们宗教的宽宏大量吧。”
为要了解耶路撒冷王国的不幸的来由，我们必须从比王国内部衰弱和分裂更远的根源来寻找其原因。王国的保卫，不仅依靠军事寺院团、骑士及其他军事附庸的力量，而且依靠那由十字军所产生的海权之维持与完整。但这项海权，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在商业上是激烈的竞争者。
显然，没有充分的财富可满足所有这些贪得无厌的商业城市的；它们各想要求垄断地位；结果，比萨人对威尼斯人开战（1099 年）；比萨人劫掠阿马斐城（1135 年）；阿马斐的商业权力从此垮台；热那亚和比萨在叙拉古作战。圣伯尔纳德在第二次十字军前对热那亚和比萨的冲突的调解，暂时得告成功，但不久以后，它们之间又爆发敌对行动。1155 年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打过一次仗；在 1156—1158 年间，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之间在亚克打仗。参加这些冲突的还有：加达鲁尼亚人和圣约翰骑士团，他们是支持热那亚的；布罗温斯人、教长、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他们是站在威尼斯方面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主要竞争者。威尼斯享有最大部分的对通过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廷帝国各港口的贸易，而对埃及的贸易几乎获得垄断的地位。太尔的威廉说过，亚历山大城是“两个世界的市场”。重要性次于亚历山大城的是达米伊塔，也在尼罗河三角洲上。
威尼斯在埃及多年来所享有的垄断地位，不能持久。在十二世纪后半期， 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渗入了亚历山大城和达米伊塔，在那里，他们也获得了商站。至于个别的商人，他们从各地蜂涌而来。西班牙犹太人杜德拉·本杰明
（死于 1173 年），游遍东方各地，他举出有二十八个国家或城市的商人出现于亚历山大城的商站和商场上。由于商业竞争的缘故，海权国家间互相分裂对峙；这就是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大弱点。威尼斯和埃及秘密勾结，来阻止亚实基伦的占领；这一事件表明一个基督教国家多么严重地背叛了十字军的事业。
耶路撒冷的陷落加速了第三次西方对东方的大出征。英国理查一世、法国腓力奥古斯都和德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这三位国王联合行动。可是，虽没有象第二次十字军那样遭到大失败，第三次十字军也未获成功。皇帝溺死于西里西亚。法国腓力不久返国，理查在表现惊人的勇敢以后，即使不是失败而归，也是狼狈返国的。所有第三次十字军所真正完成的，只是克服亚克而已。
在第三次十字军的历史里，我们得窥见一种属于经济性质的有趣味情
况。叙利亚、小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对于“圣地”的丧失， 并不和西欧一样地感到遗憾，因为这事件使贸易稍微移转到它们方面。威尼斯过去对于亚克的丧失，曾庆幸热那亚所受到的打击，因为在那里热那亚比它更有势力，现在亚克的克服使它感到愤怒。其时，威尼斯在太尔的势力比热那亚要强。至于拜占廷皇帝，在这个时期由于很怕威尼斯人在黄金角的傲慢态度，1189 年同萨拉丁进行谈判。在第三次十字军里，十字军队势力的集中点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沿海岸城市，因为它们对意大利城市是很需要的。由此可见，城市的经济自利心超过十字军宗教动机。克服“圣墓”和“圣地”，不复是主要的目标了。
据一个阿拉伯史家的记载，当腓力奥古斯都和狮心理查来到圣贞德城的时候，围攻已进行了两年之久而未有结果，虽然在那里集结着六十万大军。在基督徒军队中，纪律和统一指挥一向是缺少的。在盖羽·得·拉西格南和蒙斐拉侯爵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们各想把新来的人拉入自己方面作战。另一方面，十字军营阵，以其全部长度，已成为一个大市镇，建造得几乎象一个永久性的城市一样，有教会并有陈列着一切东方商品的市场和商场。按兵不动是对军队纪律的一个致命伤。在初冬，那完全经过海道送来的军粮供应中断了，因而对十字军队来说，开始了一个饥饿受苦时期。在 1190
—1191 年冬季，他们不得不宰杀军马作为食物；有些基督徒甚至逃入土耳其人营阵，而成为穆斯林，以求一饱。他们搜集树皮草叶来作汤羹。当时有两个中士所有的财产，只剩一个安泽芬便士；他们商量好久之后，决定用它来买一些蚕豆；商人给他们十三粒蚕豆来换取他们的便士，他们发现其中一粒是虫蛀的；一个中士不惜走了很长的路程来调换它。还有疫疾，跟着饥饿而来；冬季雨水泛滥营帐，并引起了流行病。“每个人开始咳嗽而变成声哑， 两腿开始浮肿，而头也如此。牙齿脱落。”最后，到了春季，有几只运粮船开到，而在下一天，麦价就从每担一百贝占猛跌到四贝占了。
在这长期围攻里，获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在战斗间歇期中， 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建立了几乎是亲密的关系。他们彼此懂得尊重对方，有时他们们互相开开玩笑。“圣战史”的作者，尽管害怕萨拉森人的宗教，但情不自禁地赞扬他们。商业关系也依然继续着；贵重的奢侈品，经过双方协议，得通过战线；这一交易使穆罕默德教徒和基督徒都得到好处。
在一次停战时期，萨拉丁同理查一世约定：商业契约和商业应继续进行。1191 年 7 月 13 日，亚克被围的穆罕默德教守兵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乃投降。依照下列条件，守兵获得自由出城的权利：萨拉丁应付二万贝占赎款，归还“真正十字架”和释放基督徒俘虏。关于条约执行，规定四十天的暂时停战期；被围者交出二千人质作为执行条约的保证。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恢复了他们原先的“居住区”。一个当时代的历史家写道，“兑换商人及其他做生意的人，在城内公开市场里获得了营业所；这些营业所是在他们每年缴付适当租金的谅解下，由国王官吏配给他们的。”
显然，到这一时期（1190—1192 年），十字军已有深刻的变化。基督徒的进攻，不是针对耶路撒冷，而是针对意大利城市所殷切需要的港口城市。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业利益和商业兢争已成为左右局势的最高力量。在十字军队中间，新的不睦不断发生，使进军耶路撒冷的每次企图成为
不可能。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互争霸权，而蒙斐拉侯爵和勃艮第公爵之间还公开打起仗来。
在这个时期，业已迁到亚克城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延长了寿命，并经历着“海上的又丰富又奇异的事物的转变”。理查一世在他的前进途中，已占领塞浦路斯岛，在那里有一个叛乱的拜占廷省长曾建立政权，而自称“皇帝”。这项占领，在理查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把这个“地中海上的产铜王后”售给圣殿骑士团，换取十万金贝占，其中四万贝占当即支付。但圣殿骑士团无力续付其余的款子，因而理查按同一条件再度出售这个岛给盖羽·得·拉西格南，即那被逐的耶路撒冷国王。他约定：支付六万金贝占给英王，并归还四万金贝占给骑士团。
盖羽·得·拉西格南颇有见识，在塞浦路斯岛努力吸引殖民来到岛上； 他用慷慨赠与土地和赐给封建性与商业性特权的方法，成功地吸引入了那批被萨拉丁的征服而弄得无家可归的移民。太尔的威廉的门人说道：“我们看到穷苦的制鞋匠、石匠以及那批只依靠代书谋生的公共代书人，突然在塞浦路斯岛上成为骑士和大业主了。”不久，法国殖民遍布岛上，他们在本地居民中间，构成了关系紧密的集团。法文成为整个岛上的通用语，甚至上层希腊人也说法文，而希腊文反而降到一种土语的地位。法国建筑师把他们的地方性的建筑式样，传入塞浦路斯岛上，而教堂和城堡似雨后春笋地出现岛上， 这些遗迹今天还可证明西欧人的影响。
十二世纪中，使意大利颤动不已的激烈、复杂、竞争和商业的生活，到了下一世纪，精力充沛地表现出来了。那是从它过去一切活动自然地产生的一个给人印象极深的高峰。在十三世纪，教廷正在极盛时代；当它对半个欧洲政治命运挥舞威风凛凛的大棒时，威尼斯控制着大部分意大利和利凡得的商业命运。
1187 年“圣地”的丧失和第三次十字军恢复“圣地”的失败，对意大利沿海共和国的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都受到了损失。但威尼斯很现实，并不徒然悲伤，因而它鼓足勇气要取得比以前更大的利润来回复元气。于是它着眼于征服拜占廷帝国，因为皇帝亨利六世，于 1190年兼任西西里国王后，重温起罗伯特·墓斯卡和罗哲尔二世的大胆梦想，要征服黄金角的城市，它就更加兴奋；这项计划差一点就实现了（1197 年）。拜占廷帝国，在一个又无能又腐败政府下，又在叛乱时起的状态下，急
剧地趋于瓦解。海军已衰败，贸易已落在意大利人手里并远比以前大大萎缩了。因为叙利亚、小亚美尼亚和“圣地”在第一次十字军后所经历的“繁盛” 已把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拉去了。西欧商人，宁愿通过利凡得的较多特权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据估计，在十二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比原来数量跌落了1/3 到 1/2。拜占廷货币的贬值，也与此有重要关系，而且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拜占廷货币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是欧洲和世界上最稳定的钱币。由于它的贬值，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金币和后来佛罗伦萨的百合币逐步取其位而代之。昆尼诺斯朝末代诸帝不是很弱就是很坏。这皇朝的权力原来是依靠着地主贵族和威尼斯的友谊的支持。但安德洛奈卡皇帝（1183—1185 年）改变了政策，转而依靠那些憎恶威尼斯商业优势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和商人阶层。更坏的，他残暴地削减封建贵族的力量，而建立了恐怖统治。安德洛奈卡曾企图改革行政，象制止官场的贿赂、整顿各种赋税、采用省长定额俸禄等；但这些改革所产生的良好效果，都被他所树立的敌人打消了。甚至当他由于害怕诺曼人的攻击再度向威尼斯人请求缔结联盟并给予新特权的时候， 威尼斯对他尚未释然于怀。威尼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在它的实行之前二
十年已经制定。
另一方面，尽管帝国政府又衰弱又腐败，但帝国内有些省区城市还是兴盛的。底比斯在诺曼人劫掠之后，已恢复元气，它的丝绸制造业又恢复了重要地位。哈尔米洛斯，是一个大商场。萨罗尼加位于瓦尔达耳河口的海湾， 是在多瑙河贝尔格莱德和爱琴海之间摩拉瓦-瓦尔达耳河水道之终点，它的重要性不见得亚于君士坦丁堡本城。拉里萨出产无花果和葡萄酒；帖撒利平原是首都的谷仓。地峡上的科林斯和阿克洛科林斯，以靠交叉贸易而兴盛起来， 而科林斯还是出产生丝和小葡萄干的中心［小葡萄干（currants）就是从科林斯城（corinth）这名词得来的］。在伯罗奔尼撒的西岸上，佩特拉斯的商业相当发达，并有范围很大的犹太人殖民地；它的重要地位可从下列事实获得证明：威尼斯人在同希腊帝国最后签订的一项商约里，曾要求那里的贸易便利。斯巴达附近维发那六月市集，每年吸引着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上大批人到那里。威尼斯垂涎于黑海和爱琴海的有利贸易。当时拜占廷帝国困难重重： 新保加利亚政权被英诺森三世所煽动威胁着它；威尼斯越来越多地要求商业特权，剥削着它；内忧外患同时并发；在这样的情况下，看来它已濒于瓦解。在所有的希腊省内，在各岛屿上，在小亚细亚区内，地方权力继续扩张，对于它们，中央政府已束手无策。
按照教皇所拟定的计划，第四次十字军的目的地，原来是在埃及；通过征服埃及，西方国家希望获得军事基地来对占有“圣地”的穆罕默德教徒进战斗。但威尼斯，关于它所要扮演的角色方面，有着自己的秘密打算。在 1201 年，有六位使臣来到威尼斯同总督亨利·丹多罗谈判运输条件，其中包括有第四次十字军未来历史家维里哈道在内。我们知道，丹多罗又瞎又老，但狡猾得很，他迫使法兰克人接受苛刻条件，“如此不利于我们方面”①。他无需乎取得“资本家的精神”，或从任何人吸取剥削的经验。依据 1201 年 3 月签订的条约，威尼斯政府同意运送四千五百骑士、九千骑兵和二万步兵连同九个月的军粮到东方去。而十字军承担对每匹马付出四马克，每个人付出二马克的费用，总共八万五千马克，并把所有未来可能征服的领土的一半移交给威尼斯。但十字军的人数比预计的要少得多。因此，不能付出条约上所规定的总额。于是，威尼斯总督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提议“延期支付三万四千银马克的欠款，直到上帝保佑我能靠征服来获得这笔款项时为止”。他的意思是：十字军应帮助威尼斯克服扎拉；这是在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的竞争对手，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属于匈牙利王国的。于是签订了条约，1202 年 11 月，远征队乘船出发。扎拉遂被征服。
十字军的征服欲，由于这次胜利而加剧，因而他们成为威尼斯诡计的顺服工具。威尼斯急于要使原拟定的出征改变方向，不往埃及去，因为在那里它和穆罕默德教徒有着巨大商业利益与和平交接。正在这一时期，它为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很感焦虑。君士坦丁堡新近所发生的革命，已严重地损坏了威尼斯在拜占廷帝国内的优势。亚历修三世袒护比萨人；他不仅限于违反和威尼斯所签订的条约条款，还对威尼斯商人课以新税。另一方面，威尼斯支持一个皇位觊觎者②来对抗他。
① “tant con nostre compaignie durra.”
② 指亚历修·安泽拉（Alexius Angelus），爱撒克二世的儿子，他从狱中逃出到西欧请求援助，以求争夺拜占廷的皇位。——译者
威尼斯与十字军间的合同，直到征服扎拉之后，才正式签订。阴谋家公然不顾教皇要把进攻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人们驱逐出教之警告，加紧进行他们的计划。十字军总司领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虽未参加出征扎拉之役，但不久就到达那里的十字军营幕里。于是，威尼斯舒展了巧妙的手腕。它使皇位觊觎者允许付给十字军士二十万银马克巨款，亲身参加十字军以求恢复“圣地” 并在那里维持一个五百骑士的队伍。这种安排是聪明的，因为威尼斯可披着十字军的外衣来掩盖它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虽然教皇已识破这项阴谋， 并断然禁止了十字军进攻希腊帝国的行动。1203 年 6 月 12 日，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口外。维里哈道在他的出色一章里①，描述帝国首都对西欧人所产生的深刻印象。1204 年 4 月 13 日，这个大城市成为十字军的牺牲品。抢劫情况，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基督教国家中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一个大城市代表。现在，几乎全部珍奇遗产都被破坏无遗。我们知道，在这以前，大部分古代希腊文学和很多希腊艺术品还是存留着的。物质的毁坏虽比不上人类所遭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损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图书馆、宫殿和浴场化为瓦砾场所。维里哈道是一个目睹者，又是一个军队的指挥官；他写道，“所得的战利品，多得不得了，没有人能够告诉你究有多少。黄金、白银、器皿、宝石、锦绣、银线布匹、长袍、灰鼠皮、银鼠皮以及各种最精致的东西，散乱在地上⋯⋯。自从世界创造以来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城市，可获得这么多的战利品的。过去的穷汉，现在又富又豪华了。”在 1204 年 3 月，刚在第二次围攻之前，威尼斯和男爵们间所签订的合同上，有着下列的规定：在占领之后，战利品将平均分配；由六个威尼斯人和六个法国人所组成的选举团将推选一个新皇帝，而新皇帝将获得 1/4 的征服地和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宫殿。在分割的拜占廷帝国内其余 3/4 的土地中，威尼斯将获得一半，所剩下来的部分，将按照西欧的模型，用封邑的形式来分配给军队的将领。后来“拉丁”皇帝获得了君士坦丁堡城的 5/8，威尼斯获得了 3/8 和圣索非亚大教堂。蒙斐拉的邦尼非斯获得了帖撒罗尼迦和马其顿；法兰德斯的亨利成了阿德拉米兴的领主； 布腊的路易成了尼西亚的公爵①，勒尼尔·得·特列茨成了菲利波波利的公爵；圣波尔的休格成了迪狄摩太春的领主。小块封地，按照每个指挥官的等级和随员的人数，分成 100 个、60 个、501 个、40 个骑士封地等直到十个骑士封地来分配的。
威尼斯人为自己的共和国，保留了那些可保证它的海上优势的部分领土
——摩利亚半岛上的摩敦和科隆港（以洋红出名）、伊庇鲁斯、阿卡内尼亚、爱奥尼群岛、伯罗奔尼撒、爱琴海中岛屿、科孚、过去叫做优卑亚、现在叫做涅格勒滂的大岛、色雷斯港口（就是，加利波利和罗多斯陀），连同内地的亚得里雅那堡。根据 1204 年 8 月和蒙斐拉的邦尼非斯所签订的秘密条约， 威尼斯还获得了将要占领的克里特岛的产权。威尼斯人由于他们商业上的狡猾成性和由于他们较多熟悉地方情形，在瓜分条约里，曾获得所有利凡得的最优良港口、岛屿和市场。几乎没有一只战舰，没有一只商船，在驶入“多岛海”②、黑海或亚速夫海时，不被科隆和摩敦港口上的威尼斯守兵所看到的；
① 指他的名著《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内的一章。本书叙述 1198—1207 年的事件。——译者
① 他从未获得过这块领地。
② 即爱琴海。——译者
这两港很合适地被称为“共和国的眼睛”③。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上，象百年前在巴勒斯坦那样，施行着拉丁的封建统治。法国语成了宫廷上的谈话用语和法律用语。在希腊所建立的“新法兰西”（用教皇霍挪留三世写给王后布兰奇的信里所用的确切说法，和威尼斯政权并肩而立。鄂图·得·拉洛士夺取了雅典；赭弗理·得·维里哈道曾征服了摩利亚。威尼斯的优势增加了。它从“禁海”里逐出每个商业竞争者， 尤其是热那亚。它对本地居民所进行的彻头彻尾的剥削行为，需要武力的支持；所以它利用了往东方去的十字军士和军事冒险家，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1209 年，威尼斯借口教皇已批准十字军出征克里特岛，征服了它。马立诺·萨纽杜自己出资组织一次海盗式出征来征服昔加拉第群岛；他夺得那克索斯并充任该岛的公爵；他把邻近岛屿以封邑的形式分给他的战友们。优卑亚起初是以蒙斐拉的邦尼非斯的名义获得的；但威尼斯却派遣一个官吏去统治。
十二世纪，是中世纪希腊在商业上非常活跃的时期。帖萨罗尼迦几乎堪与君士坦丁堡争雄。它在 10 月市集里，最为热闹，届时，在它的街道上拥挤着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看来，这些人在城内可能是保有财产的。克里特和罗得西亚岛的港口，是到东方去的路上的半途站，它给一切国家的船舶提供避风暴所这就更不待说了。
从罗马衰亡到 1498 年到印度去的航路的发现之时期，第四次十字军对利凡得贸易史上进行了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使威尼斯成为近代第一个殖民帝国。意大利沿海共和国，在叙利亚和“圣地”，已形成这一种制度的要素， 但一个商业帝国还需要更深更广的基础。
威尼斯所获得的新领土，对“共和国”来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元老院竟想要总督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去。对比萨，而非对热那亚，准予保留它的旧“居住区”以及在希腊皇帝统治时期所享有的权利。阿马斐殖民地在拉丁帝国时代也勉强维持着。伦巴人、丹麦人、布罗温斯人、西班牙人和安科尼坦人也去补充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但所有这些人，都靠着威尼斯的恩赐而留在那里，现在它的一句话等于皇帝的一道诏令。威尼斯是城内的支配权力，它享有绝对的贸易自由，并收取从这些商业区所得的 3/8 的进款。
威尼斯人由于占据坚固设防的加利波利，由于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 3/8 面积，获得了黑海航行的垄断地位。到 1223 年时，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已建立若干“商站”。
那些滨黑海北岸的地区，是君士坦丁堡的谷仓。而且，还有一部分印度和亚洲的贸易达到尤克辛海（黑海）。威尼斯人熟悉黑海地区的资源。他们的航海家有的已侵入那里，因为 1196 年威尼斯曾派遣一个舰队开到亚密苏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它也设立若干商业机构。他们的国旗飘扬在多瑙河、顿河和法息斯河各河口上。他们在顿河口曾建立一块殖民地，命名为塔那， 这就是今天的亚速夫。这块殖民地成为亚洲商业的一个主要商埠。商队转运印度商品，从恒河口横穿广大无边的大陆，达奥克斯河（即阿姆河）岸，从那里货物用船装运到里海，在阿斯脱拉罕卸下——因为在十三世纪奥克斯河流入里海，而不是注入咸海的。从阿斯脱拉罕，货物用骆驼转运到塔那，从那里把货物分散到黑海各港口去。威尼斯和亚洲内地的蒙古族王公所签订的条约使威尼斯人得和这些游牧部族进行有利的贸易。
③ W. 密勒：《拉丁人在利凡得》。
但当威尼斯人举杯饮胜利酒的时候，杯中有着一滴苦酒。他们还没有占领小亚细亚。拜占廷帝国的残余分子在下列两地建立了政权——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亚洲尼西亚和在黑海畔的特勒比遵德。征服尼西亚，为在陆路上取得和叙利亚的交通线是必要的，而特勒比遵德把一大部分横穿亚洲的贸易拉到它的港口去，这样，使威尼斯共和国在尤克辛海上本来可完全垄断的贸易受到了阻碍。正是在 1215 年，当拉特蓝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徙和穆罕默德徒通商时，威尼斯同爱科尼安苏丹签订了同盟条约来反对狄奥多·拉斯卡立斯。1219 年同爱科尼安苏丹阿丁签订了另一项条约，依这条约，威尼斯商人在苏丹所有的省内获得了一般的安全保证，并对某种物品所征收的关税也明确规定；而且特别指出：珍珠、黄金和精细羽毛不在此限。
威尼斯虽然不能占领特勒比遵德，但它成功地垄断亚美尼亚商业也可作为部分补偿。据史载，亚美尼亚国王和威尼斯之间签订了两次通商条约：一次在 1201 年，另一次在 1245 年。亚美尼亚的葡萄酒贸易是相当大的。亚美尼亚首都陶利斯，是一条通东方商路的终点（这一条路经过伊思巴汗、巴尔克和布喀拉），也是那些沿底格里斯河折向南方商路的终点。1229 年，威尼斯还同阿勒波苏丹签订了条约；由于这项条约，它得吸取横贯亚洲大陆的队商贸易。这项条约还赋予威尼斯人在阿勒波享有一个商站、教堂和领事裁判权的权利。
威尼斯在获得君士坦丁堡和垄断爱琴海和黑海贸易的辉煌功绩，使热那亚的仇恨达到疯狂程度。这两个海洋国家为争夺利凡得的贸易控制权而起的冲突，是十三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突出的商业事件；几乎所有大海沿岸的国家， 都被卷入漩涡。
教皇的野心、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安如·理查的成功或亚拉岗诸王的成功，都是依靠并集中在这两个大海军国家身上；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地中海的主人翁。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作战的时候，要进行十字军的出征，是不可能的，因而教皇费了无穷的时间、加以耐心劝解和恫吓以求和平的实现。路易不能从亚格-摩特开船，除非获得这个或那个竞争者的帮助。亚拉岗国王的登陆以及同理查的冲突是依靠热那亚的帮助的。可是，对于这些事情，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毫不介意。它们各专心致志于遏制对方，如属可能，还要粉碎对方。什么能使它们真正感到兴趣的是：它们的海军司令，象它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将携回亚克的热那亚塔上的石头到威尼斯来，携回君士坦丁堡 的威尼斯宫殿上的石头到热那亚来。达达尼尔海峡口，对它们来说，比“圣墓” 还要宝贵得不知多少倍。
热那亚痛恨威尼斯，因为它被挤出于黑海之外。威尼斯也极其担心于丧失那项贸易的可能性，所以尽其全力来维持它。这两个国家的竞争震动了每个港口。在这斗争里，比萨因为和热那亚在利古里亚沿岸有着商业竞争，成了威尼斯的同盟，因而热那亚对它愤怒的程度，几乎和对威尼斯不相上下。可是，威尼斯毕竟是更可怕的仇敌，所以热那亚就以战争来迫它。
1255 年，在圣贞德城，情势发展到一个危急关头。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竞争占夺那里的一所宫殿和一所教堂。热那亚人在战斗里，击沉了几只威尼斯船，并占领了一座属比萨人的塔。威尼斯舰队不久即出现于亚克城前。它们烧毁了三十二只热那亚船。热那亚人遭到惨败而被迫退到太尔城。十字军救护骑士团站在热那亚方面，而圣殿骑士团站在威尼斯方面。据说，有二万人死于这次战争里。亚克被看作一个征服的城市；从那里所夺取的战利品，
不可胜计。教皇进行干涉，也无效果。最后，1258 年 6 月 24 日，热那亚舰队在亚克停泊处全部毁灭，而被俘的热那亚人被迫宣誓：三年之内不回到叙利亚。亚克的热那亚“居住区”，分给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后来，这两个交战国继续苦战；这项战争扼杀了十字军运动并终于使“圣地”完全丧失。
1261 年 1 月，热那亚晴天霹雳般地反攻威尼斯。尼西亚的皇帝迈克尔·巴列奥洛哥欣然接受热那亚所提关于签订反对威尼斯同盟的建议；在奈法昂条约里皇帝允诺：如值拉丁帝国推翻，热那亚人得享有威尼斯人 1204 年前在拜占廷帝国内所曾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当威尼斯舰队正在围攻黑海畔的一个城市的时候，迈克尔的将军亚历修·斯特拉特哥波洛，在 1261 年 7 月 25 日，进入了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威尼斯的权力被推翻，迈克尔实行了条约上所规定的条件；给予热那亚人圣丹教堂、威尼斯人的卫城以及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墓地。热那亚人得意洋洋地拆毁这个卫城，把它的石头作为战利品运到热那亚去。热那亚人还在下列城市内获得了“居住区”：士麦拿
（因为土耳其人的侵入，存在不久）、阿德拉米兴、卡散德拉、凯奥斯、列斯堡、克里特和涅格勒滂。直到 1267 年迈克尔和他的同盟间发生了龃龉之后，热那亚人才获得加拉塔①“居住区”，那里的塔楼事先被毁坏，作为一项预防措施。1303 年以后，安德洛奈卡·巴列奥洛哥二世，扩大了这个“居住区”。迈克尔只给热那亚人以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自由。从这个时期起， 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占着优势，而威尼斯则永远不复能恢复它以前所享有的最高权力了。热那亚继承了黑海的贸易，虽然它没有能够维持象威尼斯所曾享有的严密的垄断地位。从这事件开始，标志着热那亚在利凡得的优势。通过 1317 年的法津，我们还可看到关于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居住区”城垣内所过生活的大概情况。由热那亚所指派的长官，对所有住在希腊帝国境内的热那亚公民和领事，有着最高的管辖权。他对皇帝举行宣誓，并参与宫廷的活动，好象他已是一个大使。他的行政责任，由一个大会议和一个小会议分担着。除了特殊少数案件外，他对所有的热那亚公民间所发生的纠纷，进行判理。对贸易是有限制的，因为黄金和白银不能输出。热那亚人在帝国境内不得经营食盐或乳香的贸易；从 1304 年起，麦子的出口也被禁止。他们得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在“考古家”时代，其他参加君士坦丁堡贸易的城市有： 安科纳、巴利、特拉尼、阿马斐、拉古萨、巴塞罗纳、马赛，也许还有蒙特皮列和那旁。在黑海，热那亚的主要基地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古代罗马狄奥多西亚城旧址的附近；在那里他们曾建立卡法殖民地。这殖民地后来是很兴盛的。它建立的准确年代，已不能确定，但可以断言：那是在希腊人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不久的时期，也许是在 1266 年时。起初，卡法只不过是用木栅围绕的一个市镇，为了建造它，非得鞑靼汗的特殊准许状是不行的。后来，用城垣和城池来围绕它以防当地部族的抢劫。它隶属于以一个领事为领导的市政府；领事从热那亚派出，任期一年。从这一地点，热那亚人把他们的商业活动扩展到利凡得去。卡法成了外国产品的交易地点。在那里有皮货市场， 也出售波斯制造的丝绸和棉织品，也出售经过阿斯脱拉罕运来的印度产品。热那亚人甚至在高加索地区，也建立了商站，那里的丰富矿产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即在今天，我们还可看到他们在山间所设立的工场遗迹。据称这些工场，在卡法于 1475 年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之后，还继续了三百年之久。
① 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译者
关于黑海上冒险、探险和殖民的荒诞而浪漫的故事，有乘阿哥船远航觅金羊毛者的故事的情调。在这地区，热那亚和威尼斯继续着它们的冲突，它们也许甚至认为这是它们的主要战场。在这一地区，除了特勒比遵德帝国以外，大部分是在希腊势力之外，和鞑靼人保持接触。世界上很少地方的历史， 能比黑海北岸的这些港口的历史更激起人们的幻想。这些地方从前是古代希腊人的殖民地，他们称之为克索尼萨斯；后来它们是米斯理帝国的首都所在地；再后，它们落入罗马手里，后来又落入拜占廷手里，而在查士丁尼时代， 它们成了重要的贸易地点。在第九世纪，基辅和诺夫哥罗得的瑞典人占领了它们；此后，它们转入比瑟尼格和库曼蛮族之手，后来由拜占廷帝国克服， 而在 1204 年，帝国对那里的贸易又丢给威尼斯，而在 1261 年热那亚又从威尼斯夺得了那里的贸易。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这些古代世界的很多地点还有留存，虽然它们的名称已经改变。例如，近代的巴拉克拉瓦是热那亚的塞巴洛和希腊的帕拉开昂；英克曼是古代的狄奥多罗；俄国的非奥多西亚是古代希腊的狄奥多西亚；近代的克契是中世纪的伏斯波罗（或博斯普鲁斯），也是希腊人的帕第克比姆。第聂斯德河口的塔那以及塞科，是在中世纪建立的。在所有这一些地点或在它们的周围，今天还可找出热那亚人的城墙、堡垒和塔的断垣残碣。
几乎在它丧失君士坦丁堡的优势的同时，威尼斯赶快同埃及苏丹马列克- 厄尔-阿达尔签订了一项新条约。这类性质的许多条约也跟着产生了，但加上了各种补充条文。所有以前条约中所确定的主要条款，也都予以重申。在这类条约中，第一次条约所注明的日期，是在 1262 年，正是威尼斯被逐出于君士坦丁堡后的下一年。这项条约包括二十八条款，给予威尼斯人关于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证，关于他们享有房屋、货栈、教会和浴场的权利；还规定他们所应付的各种赋税。后来的一项条约，在 1303 年签订，扩充了这些规定条文。在威尼斯人方面，他们保证不再骚扰苏丹的运输。关于在这个时代埃及和威尼斯间商业的状况和性质，在马立诺·萨纽杜所著的《忠实信徒的私议》一书里说得最为清楚；该书是献给教皇，作为克服埃及和“圣地”的计划的。在其第一部分里，作者以一个目睹者的身分，详细叙述了亚历山大城及其他港口的贸易情况。从印度，由海道运来胡椒、生姜、白桂以及一些丝绸和棉织品，虽然大部分丝绸是由陆路运来的。还有从马拉巴沿岸和锡兰岛运来的珍珠、香木等等。其他大部分香料、香草、豆蔻实、毕澄茄，似乎是经由巴格达运来的。红海口的亚丁，是印度货物的第一贸易站。特别有一种作香料用的珍贵树脂，是从阿拉伯半岛运来的。威尼斯船只把这些货物以及谷物、枣子、糖和棉花从埃及运往欧洲；而威尼斯方面运去生铁、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建筑木材以及来自德意志北部的而不象从前那样来自罗斯的毛皮，作为交换品。
威尼斯在不断找寻新贸易和新贸易路线的过程里，甚至侵入巴巴利沿海港口，而这些港口是几百年来为热那亚和比萨商业活动的特殊场所。而且， 这些大胆的威尼斯商人还不以这些港口上的商业为满足。他们的商队曾冒险冲入内地；在 1320 年同突尼斯王马索斯所签订的一项条约里，他们获得了下列权利：他们的商队得自由出入境内，如遇劫掠可获得赔偿，他们的牲畜可得免费牧场，任何威尼斯的信使不得被扣留或耽误，此外，还约定：穆罕默德教政府依据他们领事的要求，对他们的商队给以保护。关于这些商队所经过的路线，我们只能作些推测，因为没有什么正确资料。意大利城市对巴巴
利海岸的这项贸易，至少可以说，是十字军的一项间接后果。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叙利亚和“圣地”来研究它们在十三世纪的历史。所有上述的庞大无比的商业，是十字军的丧钟。教廷咆哮如雷地曾颁布禁止同穆罕默德教贸易的命令，但无效果；它终于废止了禁令，除了那项绝对禁止的奴隶贸易以外。然而，连这项禁令，也是具文。到了这个时候，十字军已蜕化为单纯的冒险行动，或者成了悲惨的出征，象“儿童十字军”那样；或者在绝望的冒险中，一败涂地，象圣路易在埃及的十字军（1245—1248 年） 那样。由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之间的商业竞争和海军战斗（在这些战斗里，比萨最后和威尼斯结成同盟），每次为进攻伊斯兰教所作的军事努力， 变成无效。当时，太尔是在威尼斯的控制下；马西利欧·佐哥在 1240 年充任全叙利亚的威尼斯行政官；他留下关于威尼斯在太尔周围所占有的二十四个庄园的帐册，这些产业从海岸延伸到高地，呈现一片广阔无限的田野、菜圃、葡萄园、橄榄园、无花果园以及大块甘蔗地。这些土地是由叙利亚人来耕种； 他们取得 2/3 或 3/4 的收获——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此外，所有太尔港口捐税的 1/3，也归于威尼斯所有。
但是，亚克还是占着太尔的上风。在这里，安科纳似乎第一次在东方有着一块独立的居留地，包括教堂、货栈和宫殿。在这里，在十三世纪也可找到佛罗伦萨人、卢奇塞人、塞亚那人的居留地。亚克的商业，非常兴旺，所以欧洲银钱业在那里设立了分号。在这个国际性城市里，马赛和蒙特皮列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和教会，并享有豁免纳税之权。这个城市还庇护一个英商的居留地。从下一事实，在这个时期从基辅到大马士革，到处都有亚克商人的足迹，可见亚克势力之大。在安提阿，热那亚和比萨，他们仍保持着“居住区”，1264 年的一项文件表明：热那亚人还控制它周围的地区。约在 1222 年时，热那亚人由于比萨烧毁他们在亚克的居住区而未能获得赔偿，愤而离开该城往贝鲁特去；后者在 1197 年已由基督徒重行占领，并注定要比亚克和太尔维持得更为久远。而且，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儿子曼夫勒德给热那亚人在西西里的许多特权，他们在岛上享有最惠国的待遇。甚至在威尼斯势力很强大的希腊，热那亚人在雅典和底比斯也有“商站”（1270 年），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公所，受自己领事的裁判，并经营丝织制造业。
法兰西南部诸城市在十二世纪中在叙利亚已得立脚点，而在十三世纪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马赛在布罗温斯伯爵统治下很繁盛。“红皮书”（1255 年？）内容包括有该城的法律，它谈及不仅和叙利亚而且和非洲的贸易。在利凡得的各城市里，它没有什么巨大“居住区”，只有货栈。虽然关于马赛情况我们所知的很不够，但似已看清楚，只要叙利亚继续在基督教统治下， 马赛在那里的财产和特权，能够维持下去。次要的城市是圣齐尔兹、那旁和亚格-摩特。
西班牙人很少参加十字军，但在十三世纪中巴塞罗纳的商人却在太尔出现。然而蒙特皮列甚至比巴塞罗纳更加重要。在这个时期，它受亚拉岗国王的统治，而亚拉岗的商业是很大的。在亚克和的黎波里，它享有特权并委派一个领事；虽然它来得最晚，但它可与任何竞争者并驾齐驱。远在十三世纪中期以前，已可清楚地看出基督教东方摇摇欲坠征象。甚至早在 1201 年，耶路撒冷的救护团团长在写给英国的骑士团采邑区的信里，说道：“我们由于萨拉森人的无限资源而感到战憟，当他们财富又由很多商人运来的商品而增加起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这一情况使我们异乎寻常地感到震惊。”
当十字军的失败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欧洲哀诉式的宣传达到歇斯底里的状态；荒诞无稽的“残暴”故事到处流传。在 1245 年，连一个最博学的历史家马太·帕理斯，也记载了那种谰言：“萨拉森人在运到西方的胡椒中放置毒药，因而很多法国人被毒死。”另一荒诞的谣言是：商人自己捏造反对新运来的胡椒的传说，因为他们的货栈里还堆储着尚未出售的陈胡椒的。1245 年时，里昂会议枉费心血地继续咒诅一切同穆罕默德教徒做铁、造船木材、战争机械等禁品生意的人们，或咒诅一切象很多基督教兵士那样替穆罕默德教政府的舰队和陆军服务的人。会议的命令说：“教会的怀抱，不会给这样的人们敞开，除非他们以从这种该死的贸易所得的全部利润，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财产的相等数量来援助圣地。”
在这个时期叙利亚的各个公国，实际上已被西欧抛弃而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它们越来越加危险了。没有西欧的支持而它们再能继续半世纪之久，只是因为穆罕默德教政局的动荡。大马士革的苏丹同埃及的曼麦琉克朝发生冲突。后来，蒙古人在征服巴格达（1258 年）之后，跟着又征服阿勒波和大马士革（1260 年），于是，蒙古人在这斗争里，构成了第三种势力。在阿勒波和大马土革的陷落之后，小亚美尼亚国王就承认蒙古人的宗主权。如果利凡得的其他基督教公侯也表示同样慎重的政治态度，情形将会好些； 因为蒙古人对基督徒是容忍的，而曼麦琉克朝则反是。
在蒙古人和曼麦琉克朝的战争里，“圣地”的港口和叙利亚的城市腹背受敌。下列事件是对它们的不幸：旭烈兀，即巴格达、阿勒波和大马士革的蒙古占领者，由于大汗逝世的消息，被召回到远东去。旭烈兀留守的将官被埃及曼麦琉克朝指挥官俾巴斯击溃杀死。俾巴斯出身蒙古族，作为奴隶出售到埃及；他成了一个狂热的穆罕默德教信徒，后来也成了一个凶猛的军事首领。在蒙古将官失败之后，俾巴斯成为叙利亚以及阿勒波和大马士革的主人翁，于是他梦想把东方基督教国完全推翻。凡是萨拉丁由于智慧和容忍态度所未做的事情，这个可怕的狂人企图予以完成。他以勒索性的关税横加在通过亚历山大城的地中海和印度间的贸易身上，因而汲取了庞大无比的进款。俾巴斯完全明白基督教国家的弱点；刚在统治埃及之后，他即准备进攻
它们。1261 年 11 月，他离开阿勒波，对安提阿的领土加以蹂躏。次年，波希蒙德的舰队在塞琉细亚港口被焚毁。此后，年年有着一次新的侵犯。1263 年，圣贞德城破攻击。热那亚原拟援助俾巴斯来挫折威尼斯，但毕竟不敢这样去做。基督徒向小亚美尼亚的海敦及蒙古人乞援。俾巴斯在 1267 年占领凯撒利亚和阿苏夫作为报复；海敦企图以禁止羊毛、铁及其他必需品从西里西亚出口来打击埃及，结果哈马总督侵入境内，大肆烧杀。1267 年太尔进贡埃及一万五千金币。1268 年扎发被征服，俾巴斯不久出现于安提阿城前，在两天之内即攻陷它。于是的黎波里、西顿和亚克互相分隔了。
1277 年，俾巴斯的逝世，使这种危险的局势化为乌有。属曼麦琉克朝的大马士革省长，原来由俾巴斯委任的，现在反叛埃及的新苏丹，而向蒙古人求助了。1281 年埃及军和蒙古人在奥伦梯河两岸上的埃麦萨地方进行决战； 蒙古人惨败。“圣地”上基督教残余领土在被西欧遗弃的情况下，面临着埃及人的暴怒。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王国已只剩下列领土：亚克城及七十三个村庄、西顿城及十五个村庄、凯法斯与卡麦尔及七个村庄、贝鲁特的领地、马加特的城堡以及的黎波里郡。1291 年 5 月 28 日在一次英勇抵抗之后，圣贞德城被埃及的穆罕默德徒占领。1291 年 7 月，凯法斯、太尔、西顿、贝鲁
特或被占领或被放弃。“耶路撒冷王国除了一段光荣的史迹外，没有留下什么了。”
可是，谁也不需要为叙利亚的基督教国家的复亡而哭丧。即使有理由来为十字军作辩护——那是有问题的——欧洲由于愚笨、由于虚伪、由于不公平，失掉了对东方要求任何权利的根据。由十字军带来的移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堕落的事实，已是无可争辩的。最伟大的近代英国历史家写了下面一段周详的文字：
腐化和瓦解的过程，由于地方的和偶然的情势而加速起来。首批移民在他们的新土地上，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他们的在这地方出生的孩子们，是一个退化的种族。在十二世纪中，耶路撒冷共有十一个国王。头四个国王都是出生于欧洲的，在他们的时代，国家是在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后四个国王是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在他们的时代，气候的影响和东方习俗的沾染，已很明显；在这四个国王中，三个人在未成年时即位，另一个还是麻疯病患者。贵族家族，象王室一样，没有从欧洲吸收新成员来补充，他们老早已陷于柔弱腐败的深渊。在当地出生的法兰克人的一般性格，就是他们欧洲祖先的缺点与那些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民族的缺点相结合而形成的。虽然从个人来说， 他们是勇敢的，因为在下一世代里，赭弗理和波希蒙德的遗风尚在；可是， 一般讲，他们既残酷又柔弱，既狂暴又无信义，既奢侈又贪婪，所以，他们的榜样所产生的影响是：诱使新来的朝圣者陷入不名誉和堕落的迷途，可能远多于指导他们走上胜利的道路，或使他们朝气蓬勃的精力纳入正轨；在这里，他们理应以自己的经验来教导他们说：西方国家的方针，如果是有真实性的话，必须使之实行⋯⋯生命的短促和朝不保夕的情况，是不可救药的病源，而它的效果，也是无法补救的⋯⋯。在王国内，唯一健全的因素，是军事寺院团的组织。它们从欧洲经常获得新鲜而又健康的血液的补充；它们的成员，都是年壮力强，没有未成年者来充数；它们的私利同王国的强大是分不开的⋯⋯。如果巴勒斯坦曾采用这种组织。它可能继续留在基督徒手里， 或者至少能和塞浦路斯王国①继续到同样长久。甚至那后来用以统治利凡得国家的威尼斯制度，也可能保证王国的一个较长寿命；因为这制度可获得新血液的注入，而可避免巴勒斯坦历史上足以垂戒的祸害；事实上利凡得也没有灭亡，直到威尼斯已十分衰老无力再来支持它为止⋯⋯但是，还另有一个原因，⋯⋯十字军军队的宠杂成分：它们缺少共同的或统一的组织，在队伍中夹杂看大批非战人员的大群朝圣者；这批人只要有工资，愿为任何主人服务； 他们靠着十分不稳定的收入来糊口。他们衣食不周，而又无所依靠，所以， 成为十字军的一个经常负担，又是一个经常饥馑和疾病的来源⋯⋯［它是］ 一个内部互相敌对的王国，在一个毫无权力的外国人统治下，充满着封建贵族；而这批贵族对欧洲基督徒的畏恨心理比对穆斯林还要厉害⋯⋯它被一般衰败过程压碎了⋯⋯当地居民，不是被歼灭，便是互相敌对⋯⋯世袭的贵族既堕落又分裂，注意于他们的私利远多于注意于他们的国家或他们基督徒的品质②。
在这以后，小亚美尼亚和塞浦路斯，是基督徒在东方的硕果仅存的据点。
① 在 1291 年十字军在东方的最后基地亚克城被占领后，塞浦路斯国王改称为耶路撒冷国王；在十五世纪末期，王国被并入威尼斯版图。——译者
② 斯达布斯：《案卷丛书导论》，第 343 页及以下。
小亚美尼亚维持它的独立地位，直到 1375 年被穆罕默德徒征服为止。塞浦路
斯王国持续到 1489 年；它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商业争霸的牺牲品，它也受到埃及和奥托曼土耳其人的威胁。1489 年，威尼斯完全占有塞浦路斯岛，并继续保持着该岛，直到 1571 年它被土耳其人占领为止。
在叙利亚利亚克丧失之后，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港成了西欧人在利凡得区最大商埠。在这里，意大利城市有着商站，附有教堂、货栈、浴场和烘面包房，完全象我们在叙利亚所看到的那样。热那亚起初所享有的特权，比威尼斯要大。它的一个全权代表保护热那亚人在全岛上的权利（从 1329 年起）； 它的执行官吏甚至有权审理有关死刑案件，而且它是不缴付关税的。1306 年，亨利二世也免除威尼斯人缴纳一切商业税，并在购买土地而不建造炮台的条件下，允许他们在岛上三个主要城市里，建立货栈、教堂等等。在意大利城市中，安科纳、比萨、佛罗伦萨和墨西拿同法马古斯塔港有着贸易关系； 在那里，法国是由那旁和蒙特皮列，西班牙是由巴塞罗纳、塔拉哥纳和萨拉哥撒等城市代表的。
十字军失败的各种原因，从刚开始起，已经蕴藏在内。所有跟着而来的困难，东方移民的不公正，统治阶级的利益分歧，激烈的商业竞争，蜂涌而来的欧洲侨民所表现的轻浮、图利或腐败作风和欧洲血统移民的德性沦丧（他们丧失西方习惯的、传统的禁忌）；这一切都是失败的基本原因。而且，那如此长久地煽起了十字军火焰的狂热，已经衰退。最后，只有教廷还保持着这种热情。
但是，十字军所从出的西欧情况，也是有着影响的。欧洲的幻想已经破灭。新生的世俗文学——不是浪漫派的抒情诗人和弹唱诗人的文学，而是讽刺家和寓言家的文学——损伤了十字军士的动机和行动了。律特柏夫所写的
《一个十字军士和一个骑士的辩论》可作为一个例证，作者是十三世纪的一个平民出身的朱未那尔①。
到了十三世纪，那由英雄歌曲所激起的高度热忱和第一次十字军的狂热已冷下来了。单纯感情的呼吁已不行了。僧侣们必须说服听众。除了靠象“国王的军旗”歌和“再会吧，神圣十字架”歌这一类的煽动尚武精神的歌曲以外，还必须同听众争辩一番。于是，出现了一批伟大的辩论家：扎克·得·维特里、埃田·得·波旁、罗曼的杭柏特，他们的演说词是经过精密准备好的而又富于争辩性的论文。这些演说家特别企图驳倒那些以各种借口和遁词来逃避教会所加的义务的人们。这些借口包括有健康的和财产的理由、或家庭关系或缺少现款的理由——因为到了这时期，如上文所说，十字军出征已变成资本家的事业似的，需要大量金线来予以维持；同时，那在早期赠给十字军士现款、马匹和行装的热潮也已退落。这些怀疑的听众甚至对宣传者戏弄讥笑——“他们以碎布做成的十字架成为各色各样的可笑资料”①。
因此，教会对那些愿意去的人们添加恩惠，并增加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利益，而对那些拒绝去的人们加重了所加的处罚。教会广泛赐给完全的和特殊的恩惠，精神处罚的撤销、过去所加的驱逐出教处分的取消、财产税和人头税的豁免以及契约或其他约言的解除等权利。
这些出征的开支是浩大的。我们有很完备的统计资料，可大概算出 1248
① 律特柏夫是法国的弹唱诗人，生于 1230 年；朱未那尔是罗马的著名讽刺诗人。——译者
① derisiones multimodas faciunt de assumentibus crucem.
年圣路易的十字军使法国所消耗的经费。国王的开支达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图尔镑”②；我们就货币购买力的今昔之差别来折算，这一笔巨款约可折合三千五百万美元。跟随国王去的大贵族和骑士所花费的，可能和国王所花费的相等；所以，这次十字军使法国总共消耗了大约七千万美元。不难理解：这类性质的一次出征怎样损伤了法国财富，并怎样使很多人贫困化。而且，这些数字，并没有包括全部费用。因为它们还没有包括那笔为赎回国王所付的巨款，也没有包括那笔为赎回在曼苏拉战役里被俘的法国俘虏所需的数目。柏格尔估计，赎金的总额按照现代货币计算，约合四亿美元；他说， 在曼麦琉克王朝手里约有一万二千个法国俘虏。有一船现款，由卡斯提尔的布兰奇送出，沉没海中。法国僧侣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把原来可用以援助法王的金钱，输送到罗马去。教廷曾怂恿这次十字军的出征；但现在，他要粉碎腓特烈二世比帮助路易九世更为殷切。王后布兰奇抗议：英诺森四世在法国宣传组织十字军来反对康拉德四世；因为当时法王还在东方做俘虏。
乔伊维尔是圣路易的最忠心的臣仆，在他所著的《圣路易传》里，有一段出色的文字，反映这种幻想的破灭和理性的回复。他写道：
法王恳切地劝我去参加十字军出征（这是关于 1270 年法王的第二次十字军出征）；走上朝圣的十字道路。但我回答他说，当我以前在国外替国王服务的时候（1246—1250 年），国王的官吏对我族人如此勒索压迫，使他们穷到这样地步，我不能想象无论他们或者我将会从这损失里恢复元气。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再一次走上十字军的道路，我可怜的人们将会整个地完蛋；而且，我已听到很多人说，那些倡导十字军的人们犯了大错，并造了大孽。其时，欧洲的旧商路已经扩展，许多路加以修整，象在阿尔卑斯山中的
那样，还有许多新路，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的，也已开辟。海上力量已变得很重要。对一切阶级来说，旅行已变成普遍事情，而且，比以前要舒适些。正式的海上航路已经规定出来，而某种定期的航行已经建立。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建造了各种类型的和大小不等的船只。普通类型的船舶是帆桨并用的。只在顺风行驶的时候，才利用船帆。航海技术已有很大进步，而最灵便的船只，采取直线航路，来代替沿海岸航行，或从一角到一角、一岛到一岛的航行。在气候良好、海面平静的条件下，帆桨并用的船只从马赛到亚克，需时十五天。“船舶法”建立了海员和乘客中间的纪律。
关于十字军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关于所转运的商品种类，上文已讲过。这项贸易在开始时，原象一条小溪那样，而后来汇成一条宽阔的大河；商品源源不绝地流遍全欧，连冰岛也被波及。例如，在扫桑普敦的市政录里充满着关于同威尼斯通商的资料。进口货物，原来是奢侈品，而现在变为必需品了；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标准。新织品，象棉布和丝绸一类， 新食品，象砂糖、香料、胡椒、生姜、东方的蜜饯水果一类，至少改变了欧洲的上层阶级的卫生和饮食，也有助于居民物质享受的提高。浴池的使用（一个东方的习俗），虽然永未普遍化，但至少对于富裕阶层已更加寻常化了。
十字军虽没有建造西欧的城市，但他们刺激了城市的生活，使城市扩大并富裕起来。
十字军的一个重要创造，是关于营业方式的发展。拜占廷商人象意大利城市的商人和银行家那样，是资本家。威尼斯、热那亚、马赛的出口商人、
② “图尔镑”是图尔城所铸造的货币，值十便士。——译者
圣殿骑士团以及一切宗教团体也都是如此；犹太人也不例外。有重要意义的， 亚历山大三世在 1176 年给热那亚城大主教的一项训谕里，禁止高利贷并特别谈到香料一项；当时，热那亚正在同比萨争夺地中海的商业霸权。中世纪的兑换商由于营业的发展，成为银行家；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银行营业的方法和规程，当时已被采用。兑换商在设立现款存储所后，经过相当时期，就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家了。起初，他们经营象收付钱款这一类的单纯商业营业； 后来，他们兼营仓库业，代替他们顾客间汇划帐款，代收钱款等等。于是， 银行家变为交换商品的中间商；他们接受那些存在保税仓库内的货物，并把它们转运到其他的国家去。早在十二世纪银行营业上发生了类似革命式的改变：就是，以象征移转来代替真正移转，以收据来代替真正货币；这种收据， 就是汇划票。佛罗伦萨人和大部伦巴人专门做这类汇划生意。伦巴人是法王和英王的财政代理人。在十三世纪，银行家开始效法犹太人，收取利息，经营放款和贴现营业。
因为高利贷被禁止的，所以不得不采用权宜的办法。放款人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出面，来掩盖自己的身分。这办法是有危险的，但它可保护个人。这样一来，遂出现了股份公司。在十五世纪，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便是一例。简言之，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制度，象领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银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军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意大利银行家，成了国王、大王公和教皇的不可缺少的财政顾问。十三世纪末期，在法国腓力四世和英国爱德华一世的政府中，我们可看到这类官员。关于这种“新财政”对政治史的影响，还有待于研究很多史料。例如：爱德华一世，在从“圣地”返国途中，到奥微亚托访问教皇；然后他又
前往波伦亚和佛罗伦萨，他在有一处获得了一个大法学家，因而他能够进行司法改革，在另一处，获得了一项充分的财政支援，这大有助于他的冒险事业，尤其是对苏格兰的战争。贵族们当然憎恨任何使国王无须依赖他们资助的事情，起来反对爱德华二世，并立刻逐出多斯加纳的财政专家；而他们后来由于急欲恢复他们的优势，再资助爱德华三世的远征；后者带领大部从黑诺募来的外国佣兵，渡海到法国。①
在十字军开始时，没有贸易习惯法的。商业法的制订和编纂，是由十字军迫出来的。在这种发展上，象在银行与财政方面那样，意大利人也是先驱。他们在西欧首先编订管理商业来往的习惯法。其他国家采用并模仿他们的法律。于是，商业法院和通商法出现了，而商业法的大部分，是从拜占廷法律和出名的“罗得西亚岛法典”得来的。
为了管理它们国外的商业殖民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派遣了叫做领事的官员；领事同时受命管理它们在外国的臣民并代表国家同驻在国的元首办理交涉。今天的领事还保留着这两种任务，但是这种任务的重要性已倒置了。在中世纪时代，一个领事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和执行法律，因为殖民地就它所在地区的范围内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在近代，领事已失掉这项权力； 他的主要地位，是一个代表者的地位。所以，最先的制度，是领事馆制度。为了判理商务案件，设立了特别领事法院，它的程序，它的法律是异于封建法院的；角斗、神意裁判和宣誓证明制都没有；裁判是根据证据的；每个意
① 《曼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的日记》，第 1 卷，第 306 页（同历史家 J .R.格林的谈话记录）。
大利城市都派遣它的商务领事，他享有一种特殊管辖权。这项制度，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都予以采用。到今天，还有称为领事法官的官员。
还有一种国际惯例的体系逐渐建立起来；这些惯例，是关于公海上冲突事件的，或关于各国的船主间或其他官员、水手、商人之间的冲突事件的。海上贸易所需要的法律与规程稍稍不同于陆上贸易的法律与规程；又因为海洋主要是属于国际性的，所以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从海上法发展出来的。最早出现的海上法典中有：比萨的“习惯法”（1160 年）——它的前身可能是阿马斐的简直象传说的“表法”——特拉尼的“法典”（1183 年）， 蒙特皮列的“习惯法”（1223 年），马赛的“习惯法”以及威尼斯的“航海条例”（1255 年）。比这些法律出现较后而内容更加完备的（虽然大部从它们得来的）是：很出名的加达鲁尼亚（巴塞罗纳）的“海上管辖权”、“鄂列伦的案卷”以及再后来，在十四世纪里北欧的最早商业和航海法典：律伯克、不来梅和维斯比的“法典”。
在对所谓十字军的结果作出评价时，我们所感困难的，是区别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于十字军的；哪些现象是在十字军时出现，但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军所产生的。换句话说来，有时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前因， 什么是后果；也不可能确定哪种力量占优势和断定它们之间的关系。西欧人对东方奢侈品的嗜好——这问题上文已提过——激起东方的商业呢？还是东方的贸易关系激起这种嗜好呢？
下引两段话，可以表明：历史家在解释方面的意见，有多么大的分歧。“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出一个政治的、军事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
艺术的、甚至宗教的生活领域，没有从东方获得某种影响而丰富起来的。”
（库格勒语）
“毫无疑问，十字军对基督教社会果然有些一般影响，但对所有这些结果，西欧人自己中间，却有着更积极、更有效力的原因。”（塞诺波斯语）十字军的间接刺激，似可说由于变换了欧洲的空气，比十字军的直接影
响，可能具有更大的积极效果。也许引用下面的说法，会更接近真实性：与其说“十字军的后果”倒不如说“阿拉伯和拜占廷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来区别：什么文明是从十字军产生的，什么文明是在十字军时期发展起来的。还有其他的——也是较少关于物质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是有关历
史上不可衡量的东西的，一句话说，它们就是使西欧人的智慧和道德方面改换面貌，产生了新的社会理想。东方人原来有着一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礼节、不同的风俗；西欧人同他们接触以后，必然会睁开眼睛看到这一真实：东方存在着有智慧而又有文化的民族，而且有着一种等于甚至超过封建欧洲文明的文明。十字军创造了一种新的看法。
除了旅行和广大接触所产生的扩展眼界的效果之外，十字军也把成千累万的西欧人带来同异教徒和不信神者直接会面；这批异教徒，按正宗教义的说法，一概不能获得灵魂的救渡；因为只有在一个真正“教会”的范围之内， 人们才可获得救渡。但在君士坦丁堡，西欧人看到了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财富、权力和豪华景象以及一种文化和文明比他们自己的还优越得很多。他们又看到，甚至那些被鄙视又被憎恨的异教徒，在许多方面，也是属于恶魔的蔼然可亲的孩子们。在巴勒斯坦，至少也有若干人，认真地联想到当年基督和使徒们的生活和服务，想到他们的贫困和微贱地位；这些都是和现在西欧教会上层的财富和骄矜态度截然不同的；人们就会奇怪：怎样会有这种
情形呢？伊斯兰教不仅使人感动，而且使人改变信仰。因为我们看到对基督教“叛徒”所提的控诉说，他们竟抛弃十字架来换取新月；连僧侣阶层的成员，也有这样做的。有一个被派到非洲去的法兰西斯派传教士，变成了穆罕默德教徒。此外，穆罕默德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又庞大而又有利的商业关系也促进了宗教容忍态度的成长，因为国际商业需要宗教的容忍。宗教狂热是不利于贸易的发展的。
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可以看到：即欧洲人怎样在东方会忘掉他们过去的宗教狂热和他们反对穆罕默德教徒的种族的与社会的偏见。政治的仇恨果然还有，但这些观感已经消逝。乌尔班二世会感到伤心的，只要他知道了下列情况：在占领“圣城”后的一世代之内，穆罕默德教商人在耶路撒冷王国境内到处自由来往；伊斯兰教寺院依然存在；在安提阿和的黎波里，古兰经还在伊斯兰教学校里讲授。十字军士的第二代说阿拉伯语，象他们说本国语一样地流利；他们穿着东方服装，他们模仿阿拉伯人的礼节，他们用东方的家具、挂帷、地毯来布置他们的房屋和别墅，他们还用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品和图案来装饰这些地方。
东方的灿烂文明，在基督徒看来，是如此新鲜，如此不同于他们在西欧城堡里所过的窄狭而又单调的生活，所以，不久他们向它屈服了。东方的宽大服装，在他们看来比他们的民族服装似乎是更适合于气候。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缠着阿拉伯头巾，即一种防御日光的绕头巾；他们力求穿用金线或珍珠来装饰着的丝绸衣服，着弯曲足尖的鞋子；他们对于精细的烹饪、对于奢侈的室内布置以及对于东方人的豪华宴会，也已习惯而成自然。总之，西欧人已知道使自己适应于他们新的生存条件。
在这种半东方化的服装下（除修道士外，连僧侣也如此），那些属于军事寺院团的留须而戴帽的骑士，一定会显出一种严肃的神态：圣殿骑士穿红色十字的白色外套；救护骑士穿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在 1190 年建立起来的条顿骑士，穿黑色十字的白色外套。
封建式的而又好战的西欧之粗鲁方式让位给东方文雅态度了。战士典型的好斗的男爵转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有优良的（虽非典雅温柔的）风度的绅士。贝鲁特老翁就是这些在第二代里文明化的贵州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个叫做约翰·提柏林的著名作家称之为他的“老伯伯”。这个文质彬彬的老贵族，是伊柏林、阿苏夫、扎发、兰勒各封邑的所有人，也是贝鲁特港的领主； 他研究艺术、爱好文学，又是一个大法学家。不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这些贵族东方化、叙利亚化了；而跟着时间的进展，他们成为一个簇新而又特殊的贵族阶层，他们是本地人而非外人，是容忍异教的基督徒，而又是熟练世故的文化人；在他们看来，辽远法国内的堂弟兄似乎是陌生人，正象那里的堂弟兄也把他们当作陌生人那样。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由于十字军在东征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而活跃起来。对东方的兴趣以及东方的商品引起旅行家的东游，象马哥孛罗那样。科学研究也获得了一大刺激。西欧人对于奇异的植物和走兽，发生高度趣味， 因而他们设立了植物园和动物园。十字军导入了一个航海和发现的时期，那终于导致新世界的发现。总之，十字军增加了欧洲人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兴趣，刺激了他们的思想。如果没有十字军，文艺复兴不会蓬勃发展，不能象它所表现的那样的。
甚至教会也受到影响：欧洲人对它的尊敬已经丧失，而对它的畏惧也开
始下降。当欧洲的其余部分已转向于一个更宽大的容忍态度时，教会和教廷却依然是旧的宗教狂热的堡垒，还在策划组织更新的、更锐利的不容忍形式。教会一倍一倍地增加恩典，并允许提高报酬来鼓起人们作进一步的努力去反对伊斯兰教，教会竟然对献金的人和对投效参军的人都一样给予赦免权；由此可见教会注意于搜集资金多，而注意于提倡新出征则少。更恶劣的，教会竟掉转它的狂热和武装队伍来反对发尔多教派、亚尔比教派及其他异端教派，把十字军完全糟蹋、污辱了。郎基多克的掳掠和土鲁斯与贝稷亚的大屠杀，多密尼克教派的疯狂宣传以及宗教裁判所的采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十字军的不良后果。历史的讽刺，再也没有比在这些事件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了。教廷一向是十字军最热心的提倡者，而现在亲眼看到它所提倡的运动反过来竟然打到自己头上了。
